一、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定義研究
我國“農業推廣”一詞的應用，始于上世紀 30 年代的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后改用“農業技術推廣”.上世紀 90 年代制定、2012 年最新修訂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法》明確指出：“農業技術推廣，是指通過試驗、示范、培訓、指導以及咨詢服務等，把農業技術普及應用于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全過程的活動”.在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及農村經濟社會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眾多學者持續關注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改革與創新問題，從不同角度對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內涵與外延進行了界定。
1. 功能角度
黃粟嘉（1985）、劉春仁（1991）、黃光政（2009）等認為農業推廣通常是指農業技術的推廣，即把農業科技傳授給生產者，引導農民廣泛應用農業先進經驗和科學成果于農業生產的活動過程，有時還包括促進農業人力素質的提升、推廣農業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先進經驗。這種觀點主要強調農技推廣的功能，具有強烈的目標性，較少關注農技推廣的過程及主體分析。
2. 社會角度
毛彥軍（1993）、王平（1996）等將農業技術推廣看做是一種將先進適用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社會化服務，認為農業技術推廣過程是一種社會行為過程，是推廣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一種社會互動，即推廣者與生產者之間通過溝通媒介而進行交互影響、交互作用的過程。這種觀點從社會學角度對農技推廣體系的內涵進行剖析，重點關注農技推廣過程中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
3. 信息角度
何子陽（1993）等從信息學角度提出，農業技術推廣不只是農業科技知識的簡單轉移和接受，更是一個涉及農業科技信息獲取、處理、傳遞、利用及反饋的復雜循環系統。這種觀點強調農技推廣過程中相關信息的準確性、及時性、適用性、通俗性及反饋性，將“信息”置于農技推廣過程的核心位置。
4. 系統角度
顧琳珠（1998）、于水（2009）、蔣和平（2010）等指出，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是一個以政府為主體、主群結合，涉及推廣隊伍、推廣經費、推廣內容和形式、農業推廣立法、農業推廣中科研、教育、推廣部門三者關系處理等問題的多元體系和復雜系統，農業技術推廣體系能否有效傳播農業科技，取決于這一系統的運行機制是否合理及系統內各接口間是否準確有效。
二、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功用研究
1. 提升農民科技素質
吳躍民（1996）認為無論是在傳統農業經濟社會中，還是在現代農業經濟社會條件下，或是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階段，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始終是農業技術推廣的最重要目的；唐永金（1999）等通過對四川丘陵地區的射洪縣和鹽亭縣以及成都平原的新都縣和廣漢市 640 戶農民的實地調查，得出鄉鎮推廣人員意見是農民采用創新的第一直接原因，而且是農民采用種植業創新主要直接原因的結論；趙淑杰、盧樹昌（2007）從天津市農民素質培養與農業科技推廣相互適應的需求調研和實證分析入手，研究了二者相互適應的要求，提出農業技術、推廣模式、農民之間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紐帶關系；李奇峰等（2008）對東北糧食主產區榆樹縣 245 戶農戶進行的分層隨機抽樣調查發現，38.4%的農戶獲取農業新技術主要來源是農業技術推廣；羅松遠（2009）利用調查數據，運用 logistic 模型論證了農業技術推廣人員對農戶選擇技術進步類型影響比較顯著。
2. 增強農業經濟效益
王巨飛（1998）等指出，農技服務體系作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利于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有利于促進“一優兩高”農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農業低效益問題。廖西元等（2008）以全國 18 個省 （區、市） 47 個水稻科技入戶示范縣 （市、區、農墾局） 的 454 名農業技術人員和 4259 個農戶的電話調查數據為依據，對農業技術人員的推廣行為和推廣績效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農業技術人員的指導次數越多、下田越頻繁、指導時期越及時、農戶的熟悉程度越高、推廣內容指導得越好，農業技術推廣績效就越好；薛海霞、黃明學（2008）通過測算農業技術推廣效果，分析農業技術推廣效果和農業產值增長率的關系，得出了我國自 1978-2006 年 29 年間農業技術推廣對農業經濟增長有著很高的貢獻率。實證研究表明，1%的農業技術推廣效果可以提高 0.719%的農業產值增長。
3. 促進生態農業發展
王昕、陸遷（2011）基于對陜西省渭南市大荔縣、蒲城縣、合陽縣和韓城縣 500 個農戶的調查數據，采用 Logistic 模型，對農戶生態行為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業技術推廣程度對農戶生態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劉詠梅等（2011）以浙江省循環農業發展實踐為例，認為創新農業科技推廣體制對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發展循環農業具有重要作用；鄧正華等（2012）通過對湖南省洞庭湖濕地水稻主產區六個鄉鎮的調查，將農戶生態影響感知具體化為土壤、水源、身體健康和水稻四個方面的感知，并運用 Tobit 模型探討了影響農戶生態感知的主要因素。研究結果表明：強化農業技術推廣能提升農民生態環境感知。
三、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問題研究
1. 職能定位不清
陳守倫等（2012）認為，我國農技推廣機構，特別是基層農技推廣機構公益性定位不明確。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一是法律上對農技推廣機構的職能定位不夠清楚，二是相關政策落實不到位。鄭家喜等（2013）也指出，當前我國基層農技推廣機構的公益性與經營性沒有完全分開，有些農技人員在按合同承擔公益性技術推廣的同時，還開展以創收為目的的生產資料經營活動，重經營創收、輕農技推廣現象比較普遍。邵喜武等（2013）通過對吉林省長春市農技推廣站的調研發現，由于職能定位不清，導致按崗定責、績效考核難以實施，嚴重制約了基層農技推廣工作的有效開展。
2. 管理體制不順
王新亞等（2004）指出，我國農技推廣機構的主要職能仍是完成各級政府的技術推廣任務 （而非考慮農民是否最需要這些技術）。同時，按專業設站、條塊分割、多頭領導的管理體制嚴重削弱了農技推廣的效率，部分地方的農技推廣體系甚至因此而名存實亡。周開洪等（2005）調查發現，江西省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除區域站不存在雙重管理以外，專業站和農業綜合服務站都存在著縣鄉雙重管理情況，雙重管理 1596 個，占 38%.
高子清、朱玉芬（2012）的調查也認為，黑龍江省農技推廣體系存在省級機構設置條塊分割，體系內部各推廣專業分工過細，推廣、教學、科研和公司企業分工不明確，整體綜合服務效能差，市縣鄉級推廣機構完全依附行政區劃或行業設置，不適應現代農業生產區域化發展趨勢等管理體制不順的問題。
3. 資金投入不足
樊啟洲和郭猶煥（1999）在對農業技術推廣障礙因素排序的研究中發現，推廣經費不足是造成農業技術推廣率低的最主要的因素；李立秋等專家指出，1999 年以來，我國的農技推廣總投資中，中央投資僅占總投資的 9%,遠低于美國的 25%、日本的 40%和荷蘭的 60%;周開洪等（2005）的研究也發現，江西省鄉鎮農技推廣體系所有機構的資金來源中：財政全額撥款1500 個，占 36%;差額撥款 1954 個，占 46%;自收自支 765個，占 18%.2000 年至今，我國農業技術推廣經費增加的幅度較大，農技推廣的財政投資強度 （農業推廣投資與農業 GDP 的比例） 也逐年遞增，現在保持在 0.8%左右，但仍未達到上世紀80 年代初的國際平均水平 （石晶、肖海峰，2014）。
4. 人員素質不高
閻守寅和焦辛其（1990）、韓學軍（1995）、雷懷志（1995）等很早就指出，基層農技推廣體系的主要困境在于科技人員編制少、農技人員分布不合理、在編人員整體素質不高且真正懂技術的少；唐文金和周紅兵（2007）、錢小珍等（2007）、薛旭初（2007）、楊麗紅（2007）、石敏和曾國珍（2009）、黃季焜等（2009）分別對四川、江西、浙江、云南、廣東等省的調查發現，各省的基層農技推廣體系均存在人員數量龐大、專業素質低、非專業技術人員過多等諸多嚴重問題，技術推廣人員能力嚴重偏低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基層農技推廣效能發揮的重要瓶頸。此外，當前還存在兩種情況：一方面，進修學習條件限制了年輕農技推廣人員科技文化素質的提高；另一方面，年齡高和職稱高的人員有脫離生產的傾向，即“在編不在崗，在崗不懂行”現象十分突出 （張玉珍、尹振君，2007）。
5. 關注市場不夠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把農技推廣工作搞活，僅靠國家單一的投入機制遠遠不夠。判別農技推廣工作有沒有活力，能不能或者是不是得到了發展，關鍵是其在推動農村商品經濟和幫助農民進入市場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和效果 （廣言，1994）。
當前，我國農技推廣體系缺乏市場銜接 （興連娥，2005），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 （陳志堅等，2004），與農村經濟發展新趨勢不相協調 （李宗如，2005），農技推廣服務供給與農民需求的偏差較大 （鄭紅維等，2011），農技推廣服務效率不高，效果不好（陳守倫等，2012）。
四、公益性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研究
農技推廣的社會公益性是其內在特性之一 （汪仕勇，1996）。無論從“三農”的大背景，還是從農技推廣的職能和地位，或是從主體、客體的角度和從效益的角度，農技推廣都具有公共產品特征，政府應該按照“財權與事權對等”的原則，供給農業技術 （匡遠配、曾福生，2007）。農技推廣事業的社會公益性質，不僅現在依然需要，將來也不能改變而且還應當強化 （郭立，1999）。
1. 引入市場機制
李艷軍和康國光（2002）分析了公益性農技術推廣的市場性，揭示了公益性農技推廣中市場缺位的主要表現及后果，提出了引入市場機制，實行公益性農技推廣的市場化運行，以加速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初步構想；沈貴銀和顧煥章（2002）提出對農資供應、動物疾病診療以及產后加工、運銷等能通過市場完成資源配置的可控性農業科技研究、開發、推廣和經營性服務工作，要從國家農技機構中分離出去，通過社會化服務組織去承擔，實行按市場化方式運作；吳春梅（2003）針對公益性農技推廣過程中如何協調其中的公益性計劃目標與利潤最大化的市場化目標這一難題，分析了公益性農技推廣市場運行機制中的條件制約，提出通過公益性農技推廣產業化經營、培育公益性農技推廣競爭主體、建立政府主導型市場運行機制等方式，實現公益性農技推廣與市場運行機制的對接。李艷軍（2004）認為市場經濟環境下，提高公益性農技推廣效率并通過農技推廣體系的高效運行促進科技成果有效轉化的關鍵是在公益性農技推廣體系中引入市場機制，實行公益性農技推廣國家投資與市場化營運的有效對接，并探討了公益性農技推廣市場化營運的具體路徑，如政府間競爭、合同承包、消費者自由選擇等。
2. 政府作用
吳春梅（2003）認為公益性農技推廣與經營性農技推廣相比，在技術特性、價值取向、市場主體特征與市場機制作用程度等方面具有典型差異。目前傳統公益性農技推廣機制中還存在不少突出的問題。公益性農技推廣主體應多元化，實行政府與市場并重，通過政府強化公益性農技推廣的市場機制作用。周曙東（2003）提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農業推廣有市場和政府兩種推動力量。前者是指市場的各種主體按照市場運行法則，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向農戶提供科技服務。后者主要是針對市場不能夠解決的問題而進行宏觀調控或提供市場不能夠提供的科技服務等公共產品。智華勇、黃季、張德亮（2007）在大量的實際調查基礎上，通過計量經濟模型的實證分析，揭示在不同的管理體制下，基層農技推廣人員從事公益性技術推廣職能與政府投入的關系。其研究表明，目前我國基層農技推廣體系難以發揮其公益性技術推廣職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周青（2009）認為當前農業技術推廣中的高風險性和公益性特征、技術產權難以得到保證、農業部門收入低下、政府在農業技術推廣中公共服務職能的弱化，都對政府在農業技術推廣中應發揮的作用提出新的要求。曠浩源和應若平（2011）認為企業主導的“雙重屬性” （兼具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的屬性） 的農業技術推廣因收益外溢而困難重重，并分別從采納者農戶和推廣者企業的角度分析困境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雙重屬性”的農業技術推廣需要外部經濟形成者與被影響者之間的博弈以及政府的支持與間接參與。
3. 公益性職能與經營性服務分離
陶官軍（2006）提出了實行公益性職能與經營性服務分離；何小凡等（2007）進一步指出公益性職能和經營性職能的劃分是我國新一輪農業推廣體系改革的核心，公益性職能的強化深受公共財政供給強度和供給方式的影響，而良好的農戶需求表達機制則是保證推廣部門經營性職能正常發揮、提高推廣部門工作效率的必要條件；黃武（2008）從對改革的認識、人員激勵和農技推廣的“物品”屬性等方面對公益性和經營性農技推廣難以分離的真正原因進行了深入辨析。分析結果表明：公益性和經營性相分離的農技推廣改革的指導原則是正確的，實踐中出現的困難來自于改革的復雜性而不是改革目標本身的問題。鄭明高和蘆千文（2011）在對公益性農技推廣體系市場化運營做了可行性探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種發展公益性農技推廣體系的路徑，即政府主導型農技推廣體系的構建、公益性農技推廣體系的市場化運營、農業院校和科研單位主導的農技推廣；廖祖君（2011）介紹了成都市在農技推廣體系的改革過程中，通過明確政府、市場的職責和分工，促使公益性服務和經營性服務相對分離，強化公益性服務、放活經營性服務，推進公益性和社會化農技服務綜合體系的完善與健康發展的經驗。
五、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運行機制研究
1. 政府主導型
尚志斌和史忠新（1989）認為我國早期實行的官辦“四級農科網”農業科技推廣體制在特定歷史時期和背景下具有積極作用，但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后，亟需轉換運行機制；李伯川（1998）指出，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政府獨導型”農技推廣模式存在諸多缺陷：科研、推廣、生產三部門之間缺乏應有的聯系和溝通；三個部門都不同程度存在著自主性差、責任心不強等問題；農民作為推廣活動二重主體之一，其主體地位不被承認，積極性很低；趙佳榮（2004）、安芳（2013）、李俏和王建華（2013）認為，要想重新激活政府主辦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政府部門必須首先轉變自身角色，即由傳統的服務提供主導者、競爭規則制定者和強制推行者向服務參與者、網絡構建者和合作促進者轉變；孫雄松等（2012）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購買公共服務經驗基礎上，將建構我國政府購買農技推廣服務體系的思路概括為：“一個定位 + 兩個轉變 + 三個整合 + 四個強化+ 五個結合 + 六個一流”;李霞和李萬明（2012）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以政府為主導的農業技術推廣模式為研究對象，對比分析了兩者模式，模式的運行機理，評價了兩者在交易費用、激勵機制、推廣效率方面的差異。
2. 大學服務型
聶海和郝利（2007）、何得桂（2013）、陳四長（2013）等認為大學農技推廣的“西農模式”在推廣載體、推廣目標和推廣機制等方面具有較強創新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體制壁壘，實現了農業科技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直接對接；李保會（2004）、陳煥英（2005）、任士福（2008）等研究總結了河北農業大學農業綜合開發科技推廣模式的現實意義、運行機制、存在不足及改進措施；湯國輝（2005、2008、2012）、許朗和朱世桂（2007）、王珊等（2011）研究探討了南京農業大學農技推廣服務新模式-專家負責制的實踐經驗、存在問題及對策建議；黃英惠（2007）、趙文忠（2011）介紹了東北農業大學在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創辦的“農業專家在線”網站運行的特點，產生的效果與作用，以及對其可持續發展提出的若干思考；黃國清等（2010）梁均平（2012）、張社梅和蔣遠勝（2013）對我國現有幾種典型的大學農技推廣模式，即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實驗示范站載體服務模式、河北農業大學的農業綜合開發模式、南京農業大學的“科技大篷車”模式及東北農業大學的農業專家在線模式進行了分析比較，認為盡管這幾種模式各具特色，但都還存在定位模糊、組織系統化程度低、隊伍不穩、激勵不利及與傳統管理體制不協調等問題。
3. 企業或合作社帶動型
任晉陽和柏長青（1997）認為農村專業技術協會是廣大農民群眾為滿足專業技術的需求創造出的農民自我推廣服務組織。這種組織上聯政府農業科研、農業推廣單位，下傳千家萬戶，采用研究者、推廣者和采用者相結合的方式，形成了一種嶄新的需求型技術推廣機制。這種機制使推廣中的單向信息傳遞轉變為雙向信息溝通，改善了農業科研、推廣、生產相互脫節的狀況；張錫金（2007）等以新特新葡萄產銷合作社為例，探討了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等涉農組織在當前的農業技術推廣活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建立和發展已成為農業產業化的助推器，農民進市場的連結器，農業科技成果推廣轉化的孵化器，農民增收的穩定器。史金善和季莉婭（2008）認為構建以農業龍頭企業為主體的現代農業技術創新擴散體系是將來我國農業技術推廣的重要途徑之一；李圣軍和孔祥智（2010）針對龍頭企業農技服務運行機制的特點和存在問題，提出了扶持龍頭企業發展、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保障農戶經營決策權、合理界定相關利益主體關系等對策措施；李東等（2011）基于美國企業顧客滿意度理論（ACSI）模型構建了農戶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技推廣活動滿意度測評模型，并以河北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農技推廣活動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滿明俊等（2011）基于對陜甘寧三省區的農戶調查資料，選取三種不同種類的技術，分析四種不同技術推廣主體的特征及其對農戶采用新技術的影響。結果表明，目前在西北地區農技部門仍是農業技術推廣的最重要主體，企業、科研、農民合作型技術推廣模式起輔助性作用，且各種技術服務不能滿足農戶需求。農技部門和科研單位在推廣公益性強和復雜技術上具有優勢，企業和合作組織在推廣商業性和經濟收益高的技術上具有優勢。農戶從認知技術到獲取技術再到采用技術的過程中對組織化程度要求越來越高。其中，農技部門和科研單位的在前兩個階段作用較大；合作社和企業對農戶的促進作用在技術采用階段得以顯現；高建梅和何得桂（2013）探討了涉農企業主導型基層農技推廣“大荔模式”的基本特征，認為該模式以企業為主體，以滿足農民生產需求為導向，技企結合、技物配套，把政府的公益性推廣職能與企業的利益追求聯為一體，解決了農技推廣體系持久的動力問題。
六、農業技術推廣體系評價研究
1. 指標體系設計
邵法煥（2005）認為農技推廣績效評價包括推廣能力、推廣水平、推廣效率、推廣效果、創新能力與推廣的可持續性等五個方面，根據推廣體制、組織形式和評價對象的不同，績效評價可分公益型農業技術推廣績效評價、市場型農業技術推廣績效評價和混合型農業技術推廣績效評價；李憲松和王俊芹（2011）從基層農技推廣機構和農技推廣人員兩個層面，構建了涵蓋內部管理制度、硬件設施、創新能力、農技推廣人員的個人特征、學習能力五個方面內容的基層農技推廣行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王建明等（2011） 從農技員技術指導次數、指導時期、指導內容、指導方法、指導態度和指導技能六方面來評價農技員的技術推廣行為。
2. 典型實證分析
黃武（2009）利用江蘇 320 戶種植業農戶的調查數據分析農戶的技術服務需求發現，農戶技術需求與技術供給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現有的農技推廣體系尚無法完全滿足這些需求；張蕾等（2009）基于農戶的視角獲取基層農技員的推廣行為，實證分析基層農技員推廣行為對推廣績效的影響。研究表明，基層農技員推廣行為綜合得分越高對于農戶水稻產量增加、種稻知識技能提高以及農技服務滿意度評價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廖西元等（2012）基于對中國 14 省 42 個水稻科技入戶示范縣所轄的 566 位農技人員及其對應指導的 4729 位農戶進行廣泛調研的數據，研究發現：農技員個人特征、管理體制、運行機制中的收入分配、工作安排、考核激勵、機構發展等機制對農技員推廣行為和推廣績效均有顯著影響；申紅芳等（2012）通過對全國 8 省 24 縣的基層農技推廣人員及其指導的農戶進行調查，分析了農技員和農戶對基層農技推廣人力資源管理機制的主客觀評價；欒立明（2012）通過對吉林省部分地區農戶進行調查，采用多元回歸計量模型，對吉林省農技推廣和服務的績效及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農戶的主體屬性、農技機構自身屬性以及運行環境影響農技機構績效的評價結果。
七、研究展望
2004-2015 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 12 年為“三農”文件，這些文件中多次出現有關“不斷提升鄉鎮或區域性農業技術推廣等公共服務機構的服務能力”、“繼續實施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與建設項目”等觀點的論述，充分說明了黨和國家對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未來改革與發展的關注和重視。在新的歷史時期，隨著我國農村改革的持續深化以及農業現代化的逐步推進，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應該加強從制度、技術、管理方面進行創新研究：
1. 制度創新
21 世紀的競爭是制度之間的競爭，制度短缺或制度供給的滯后日益成為制約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性因素。制度作為約束個體行為、形成人類相互作用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North,1990），既是一種規范，又是一種稀缺要素，具有“資產專用性”,不能由資金、技術、勞動力等其他要素來替代。與此同時，制度還具有“歷史的規定性”,是特定歷史時期和階段的產物，應隨著時代變遷和歷史發展而調整。當前，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方面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但現有改革大都停留于對傳統計劃經濟環境下形成的體系的簡單調整，較少關注當今市場經濟環境下體系運行的制度環境應如何改變，部分地區的改革雖涉及了制度調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可推廣性尚不明確。有鑒于此，未來應從以下幾方面加強對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改革的制度創新探索：一是轉變思想觀念，樹立“大推廣”概念，從制度環境層面探討推動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向“農業推廣體系”發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二是順應時代要求，立足新時期農民新特征及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新定位，探索保障體系有效運轉的治理制度；三是開展體系制度創新的案例研究，歸納總結在體系制度創新方面取得的成功經驗，并探討其可普及性。
2. 技術創新
近年來，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穩步提高，2014 年達到55.6%,但仍遠落后于發達國家 70%以上的貢獻率水平。究其原因，除了農業科研與生產脫節、農業科技創新體系不健全等因素之外，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在推廣應用先進農業科技成果方面的低效率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因此，加快推進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技術創新是未來進一步提升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的重要舉措之一。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技術創新既包括推廣設施、設備等硬件創新，也包括推廣人員知識、觀念等軟件創新。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以及市場意識的增強，廣大農民對新型推廣方式、手段、內容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未來研究一方面應大力探討信息網絡技術與農業技術推廣相結合的動力機制、資源保障、結合形式等農技推廣體系的硬件創新問題；另外還應積極關注新型農技推廣人員的思想觀念轉變、知識結構更新等農技推廣體系的軟件創新問題。
3. 管理創新
職能定位不清、管理體制不順、運行機制不暢、激勵措施不力是當前制約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穩定與發展的最為關鍵的幾個因素。圍繞這些因素加大管理創新研究是進一步深化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改革的重要方向和領域：一是政府相關部門應根據新時期特點積極創新法律和政策措施，從根本上明確體系的公益性和經營性職能的區別并做好分類管理，以有效解決體系職能定位不清的問題；二是應把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條塊共管，以塊為主，按專業行政區劃層層設置”
的農技推廣體制弊端作為未來研究的努力目標，以有效緩解體系管理體制不順的難題；三是結合區域實際進一步深入探討我國“政府主導、一主多元”理念指導下的農技推廣體系運作的創新模式及其特征，以有效應對體系運行機制不暢的困境；四是基于“資源觀”展開農技推廣體系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研究，建立健全體系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科學、公平、公正的“選”、“預”、“用”、“留”機制，以此來逐步消除體系激勵措施不力的影響。
綜合來看，我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在上述三個方面的創新實質上構成了一種相互支撐的“鐵三角”關系：制度創新是激勵機制，是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的基礎，只有首先從制度上進行創新，才能最終實現體系的持續有效運轉；技術創新是技術保障機制，是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物質條件，只有始終堅持技術創新，才能有效保障體系緊跟時代步伐，與時俱進；管理創新是能力保障機制，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組織保證，只有不斷加強管理創新，才能持續提升體系服務“三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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