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全球的互聯互通成為現實，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走出去，利用全球資源創造更多價值，跨文化團隊開始在教育、建筑、金融、服務等各個領域不斷涌現。

跨文化團隊是指一個成員文化背景各異，以任務為導向的工作小組（Marquardt&Horvath,2001）?？缥幕瘓F隊的成員以信息技術為媒介合作完成工作任務，團隊成員可能分散在世界各地，很少或不見面，這種團隊的優勢在于不受地域和時間限制地利用全球資源和信息，完成全球性的工作任務，且多元文化有利于團隊得出創造性的解決方案。然而，文化多元性也給團隊管理帶來更大的挑戰，為提高團隊有效性，必須克服由于文化差異帶來的一些問題如溝通障礙、價值觀不統一等（Stahl?et?al.,2010），這給跨文化團隊領導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團隊互動過程是團隊有效性的主要影響因素，在信息化時代，跨文化團隊的互動過程需要借助信息技術，團隊領導者往往需要通過各種信息技術來影響成員的心理和行為，領導團隊克服障礙，完成工作任務。在此過程中，規章制度只能解決常規性問題，只有依靠領導力才能讓團隊成員充滿激情的發揮潛能。電子領導力（E-leadership）是以先進信息技術為媒介，使個人、團體或組織產生態度、感情、思維、行為或者有效性方面變化的社會影響過程（Avolio?et?al.,2001）。電子領導力如何影響跨文化團隊互動過程進而影響團隊的有效性非常值得研究。本文以適應性結構化理論為基礎，分析了電子領導力對團隊互動的影響過程，并提出提升電子領導力以促進跨文化團隊有效性的建議，這不僅拓展了適應性結構化理論的應用范圍，也為提升跨文化團隊有效性找到了一個新的途徑。

二、電子領導力對團隊有效性影響的理論基礎、模型構建及過程

（一）理論基礎

人的行動由結構引導，結構是指被用來生產與維持系統的規則和資源，其來源于科技、群體內部系統、任務和環境（Avolio?et?al.,2001），群體的產出并不直接從一些變化如科技或任務來，而是群體運用結構的結果，運用是指群體在互動過程中利用、適應、檢驗或者重建結構的方式或方法，也稱為結構化，結構化決定了群體過程（DeSanctis,Poole,1994）。適應性結構化理論（Adaptive StructureTheory,簡稱 AST）從群體運用系統的角度，分析了科技與群體互動的影響（DeSanctis,Poole,1994）?？萍籍a生的結構包括兩部分，一是結構特性，即定義用戶如何收集、操縱和管理信息的特定的規則、資源或能力；二是結構特性的精神，是指隱藏于結構特性背后的主要目標或意圖，結構特性的精神指明了如何規范地解釋或使用一系列結構特性，例如微信的結構特性包括使用戶可以匿名、并行通信，這些結構特性的精神是要通過消除社會交流障礙（比如，害怕被評價、擔心遭到報復或者需要等別人說完話才能說話等）促進用戶參與，類似于參與式領導的精神。同樣，群體的內部系統、任務和環境同科技一樣也會產生指引成員行為模式的結構。文化多樣性是跨文化團隊組建時的關鍵特征，這個特征可以看作是結構的來源會對組建后團隊成員的互動產生影響，而跨文化團隊的互動過程又與科技密不可分，科技產生的結構也會影響互動過程。因此，本文選擇適應性結構化理論作為模型構建的理論基礎。

（二）模型構建

領導力可以看成是嵌入在較大的社會組織系統中的子系統，它包括人們頭腦中隱含的關于如何影響或被他人影響的思維模式，代表組織特征的領導文化以及群體內部的個人和集體領導行為，因此，領導力系統可以被視為能夠指導行動的結構的來源。信息技術可以優化配置全球的智力資本、資源、技術，從而涌現出許多以信息技術為媒介協作完成任務的團隊。由于信息時代領導情境和領導對象發生了變化，領導力也有了新的特征。從領導對象來看，一方面被領導者可能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國籍、信仰、種族、語言和價值觀，電子領導者在工作中想要協調好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合作完成工作任務，順利化解員工互動過程中由于文化差異導致的沖突，就需要理解多元文化差異，具備較高的文化智力；另一方面，同事之間的溝通很多時候需要利用網絡平臺，比如各種即時通訊工具，可以說領導力不是直接發揮作用而是通過網絡技術的應用發揮其影響力，通過虛擬的方式領導團隊協作完成任務，因此，要求電子領導者借助互聯網，影響和改變他人的心理和行為 , 從而促進目標實現，這就是電子領導力者的網絡影響力，它強調電子領導者在網絡環境中的導向作用。從領導情境來看，一方面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等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使信息技術滲透到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企業的商業模式和工作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員工通過網絡，可以隨時和世界各地的同事取得聯系，信息獲取更加便捷、交換更加快速，這些變化要求領導者具備良好的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滲透給企業帶來了新的安全風險，例如，數據泄露、系統崩潰、謠言傳播等，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將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損失，這要求電子領導者在新的情境下要能對跨文化團隊協作過程中可能影響團隊有效性的風險因素（數據泄露、團隊內部沖突、利用網絡散布謠言等）作出預測并科學應對，這就是風險控制能力。

電子領導力是領導力和科技結合的產物，其結構包括技術應用能力、風險控制能力、文化智力和網絡影響力，這些結構的精神是要借助科技手段，在組織中營造良好的交流、合作氛圍，激發成員潛力，從而提高組織有效性。電子領導力提供了能被跨文化團隊運用的結構，這些結構并不是單獨發揮作用，而是疊加、協同地影響跨文化團隊互動過程。顯然，與傳統團隊相比，跨文化團隊中有效交流更難，能否通過發揮電子領導力促進團隊有效交流對于團隊有效性有很大影響（Ran?He,2008）。已有研究表明，成員之間的相互幫助和信息交流對于信任建立很重要，團隊成員關系是否緊密對于任務完成有很大影響，電子領導者可以通過一些團隊建設的技巧影響這一過程（Hart,Mcleod,2003）。

跨文化團隊有效性是指跨文化團隊合作實現預定目標的實際結果，從定量的角度看，是指團隊對組織既定目標的達成情況，例如服務質量、產品產量及品質等；從定性的角度看，包括團隊成員滿意度，即團隊成員對彼此之間的合作及人際關系的滿足程度；團隊成員繼續協作的能力，即完成一個任務后，團隊成員是否認同整個團隊，是否愿意繼續合作，幫助團隊長遠發展。影響跨文化團隊有效性的因素有很多，但就團隊互動過程來說交流、信任建立和沖突管理對跨文化團隊有效性起到重要作用（Ran?He,2008;Ochieng,Price,2009;Abbasnejad,Moud,2012;Barnwell?D 等，2014），因此，以適應性結構化理論為基礎，本文主要從這三個方面，討論電子領導力是如何通過影響跨文化團隊互動過程而作用于跨文化團隊有效性的，具體概念模型如圖 1 所示。

（三）影響過程

1. 通過文化智力影響跨文化交流質量，進而影響團隊目標的達成

文化智力是指人們與來自不同文化的其他人打交道時，采取有效措施以適應新文化的能力（高中華，李超平，2009）。文化智力高的人在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過程中能夠理解不同文化的異同，敏感地意識到其他文化的喜好，并使用正確的語言和行為方式。因此，文化智力是保障團隊有效交流的基礎，發揮文化智力有利于增強交流質量。

在跨文化團隊中，交流是團隊成員共享信息，共同解決問題的途徑和互動過程，交流的目的是要使團隊成員對團隊任務、目標有清晰、一致的認識，因此高質量交流是其他一切活動的前提，是團隊有效性的保障。然而，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員會把已有的習慣、價值觀、態度、認知方式等帶入到交流過程中并且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理解他人傳遞的信息，再加上信息時代跨文化團隊的互動過程多依靠網絡等通信渠道，缺乏非語言信息，很可能出現理解偏差等交流障礙，因此，團隊的文化智力對于團隊能否有效交流會產生很大影響。

具備高文化智力電子領導者不僅自己能夠意識到交流障礙背后的文化差異，還能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其他成員也能認識差異，并且采取相關措施將文化差異帶來的不利影響降低到最小。通過網絡平臺，鼓勵成員相互理解，幫助團隊成員了解不同文化群體的思維習慣和表達方式，使團隊成員跳出固有的思維模式，適應彼此的表達方式，在不斷的溝通交流中利用文化多樣性優勢激發創造力，促進團隊高效協作，提高目標達成率，進而提升團隊有效性。例如，面對存在語言障礙而在發言中喪失話語權的團隊成員，電子領導者可以通過采取輪流發言而不是自由發言方式確保參會成員都能表達自己的想法，提高成員參與度。

2. 通過網絡影響力影響跨文化信任的建立，進而影響團隊的協作

團隊信任是指團隊成員相信彼此不會辜負共同的承諾，每個成員行動時都心懷善意并代表團隊，每個成員都會代表團隊努力工作（Zaccaro,Bader,2003）。信任分為兩種類型，即認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認知信任的建立基于互動過程中對彼此能力、責任心、可靠性的了解和評估；情感信任建立在人際互動中體現出的人格特質和對他人感受的理解之上（McAllister,1995）。信任是團隊凝聚力形成和團隊高效合作的基礎，只有建立起信任的團隊才能保持長期發展，因此，信任建立對團隊有效性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信息化時代，跨文化團隊成員合作主要渠道為互聯網，彼此之間可能缺乏直觀的認識，發揮網絡影響力可以促進成員之間的互動，增進彼此的了解，因此，網絡影響力有利于推動跨文化信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