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一些著作在論及抗日戰爭時經常會有這樣的籠統表述：華北的八路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八年的敵后游擊戰。有人產生一種誤解，即整個抗戰期間，八路軍作戰方式均為游擊戰。其實，敵后游擊戰是從戰略上講的，從戰術上講，八路軍作戰方式以游擊戰為主，亦不乏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如在抗戰之初[1],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的作戰方式即為正規部隊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并非人們一般認為的單純的游擊戰。
一、抗戰之初
第一二九師的作戰方式實為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關于運動戰的概念，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曾作如下闡述："所謂運動戰，就它在軍事上的精義說來，應該是叫'機動戰'.一般是使用相當大的數量的正規軍隊來進行的。因為軍隊數量比較大，就必須有協調各部在單一意志之下行動的統一指揮。正規軍隊進行的機動戰，就是指揮軍隊在戰斗之前、戰斗之中和戰斗之后的移動，求得造成便于使用武器的地位，并且利用已得的戰果，發展到完全消滅敵人。
假使敵人在動作中造成不利于我的戰斗條件時，那我們就引退到適當的地點，以求避免其突擊，且就此抓到有利的條件。"而對游擊戰的概念，劉伯承將其概述為："所謂游擊戰，是使用小的隊伍，少至幾個，多至幾百人的隊伍，在敵軍后方活動的。這些隊伍的組成，無論是正規軍派出的或是由民眾政治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或者是由這兩種混合組成的，通常是在敵人的后方，特別是在廣大民眾擁護掩護之中，襲擊或伏擊敵軍，破壞其交通與輜重。其動作方式是機敏靈動，出沒無常，尤其小隊伍在敵軍后方活動緊張情況之下，要求游擊隊長機斷專行，獨立自立地決定行動。"[2]
按上述概念判斷，抗戰之初山西戰場的第一二九師與日軍最初的幾次交鋒，如奇襲陽明堡機場、七亙村伏擊、黃崖底伏擊及廣陽伏擊等戰斗，均為正規軍隊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
這是因為：
第一，從參戰人數來講，運動戰要求人數較多，游擊戰要求較少。1937 年 11 月 7 日的廣陽伏擊戰，我方參戰部隊為第一二九師和第一一五師主力，當時第一二九師的主力為九千余人，第一一五師主力為一萬余人，兩師的參戰人數約為二萬人，符合運動戰使用軍隊數量較大的標準。夜襲陽明堡機場，以整個第七六九團為參戰單位，雖然實施突擊的人數為兩個連，但算上該團擔負牽制、警戒、支援等任務的部隊，則參戰人數在千人以上。正太線附近的七亙村、黃崖底等伏擊戰，情況大致也是如此。游擊戰參戰人數較少，下限為幾人，上限為幾百人，而第一二九師與日軍進行的陽明堡、七亙村、黃崖底、廣陽等戰斗，人數都在千人以上，突破了游擊戰的人數上限。
第二，從參戰單位的性質來看，運動戰要求為正規軍，游擊戰要求為正規軍派出的或由民眾政治斗爭發展而來的小的游擊隊伍。陽明堡機場之戰的參戰單位為第一二九師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團，七亙村伏擊戰的參戰單位為第一二九師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團，黃崖底伏擊戰主要參戰單位為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團，廣陽伏擊戰參戰單位為整個第一二九師，這些參戰單位不僅均為正規軍，而且還是正規軍的主力部隊。如上述的第七七二團，其前身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四方面軍下轄的第九十二師，該師十年內戰中曾在川東創下一個團擊潰對方兩個旅的光輝戰例。[1]
由此可知，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與日軍的幾次交鋒，參戰部隊的性質為正規軍而不是由正規軍派出的或由民眾自發組織的小股游擊隊伍。
第三，從指揮方式來看，運動戰要求有協調各部的統一指揮，游擊戰則要求游擊隊長的機斷專行?？箲鹬醯谝欢艓熍c日軍的幾次交鋒，由于每次戰斗，均有警戒部隊、預備隊等部隊，所以涉及到各部隊之間的協調問題，這就需要協調各部的統一指揮。事實上，這幾次戰斗都是由團長、旅長甚至師長劉伯承對各參戰單位統一指揮，而不是由某支游擊隊隊長獨自決定本隊的戰斗行動。如 1937 年 11 月 2日的黃崖底戰斗，劉伯承親自在戰地附近的山頂上擔任現場指揮。
因此，從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概念來看，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與日軍的幾次戰斗，滿足運動戰的標準，不符合游擊戰的標準。
另外，在《論游擊戰與運動戰》一文中，劉伯承將運動戰基本原則的第二條表述為："集結絕對優勢的兵力，來突擊敵人這一弱點。"[2]在總結抗戰之初與日軍幾次交鋒的經驗時，劉伯承指出，在陽明堡和七亙村兩次戰斗中，因未充分遵循上項原則，即未"集結絕對優勢的兵力"來對日軍進行突擊，而造成戰斗的遺憾，在這兩次戰斗過程中，戰場預留的"預備隊結果未使用上，誠為可惜".[3]
由此可以看出，劉伯承對上述幾次戰斗所作的總結是按運動戰來總結的。據此也可認為，這幾次戰斗的作戰形式總體上屬于運動戰。
第一二九師在此一短暫時期的運動戰，與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8 月在洛川會議上制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并不矛盾，此說之根據為：
其一，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將游擊戰作為抗戰中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主要作戰方式，此一決定是著眼于整個抗戰時期的形勢而作出的戰略決策。全面抗戰開始后，毛澤東即認識到此場戰爭的殘酷性和長期性，以此將戰爭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防御、相持及反攻。根據各階段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確定在防御和相持階段，共產黨領導抗日軍隊的主要作戰方式為游擊戰，當然也并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其二，毛澤東自己也沒有教條執行洛川會議確立的作戰方針，而是根據戰場變化加以調節修整。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取得平型關大捷，該勝利在鼓舞全國軍民的抗日士氣及提高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等方面均有較大的積極影響。另外，在五次反"圍剿"和長征期間，紅軍作戰比較多地采用運動戰，紅軍廣大指戰員當時比較習慣于運動戰，因此向游擊戰轉變需要一個過程。
根據這些情況，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甫進入山西抗日戰場的八路軍的作戰方式進行調整，"現在八路軍采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1]
1938 年春，日軍為進行徐州會戰，將華北的主力抽調南下，造成河北、山東等平原地區兵力空虛，中共中央及時抓住這一時機，作出將山地游擊戰擴展為平原游擊戰的戰略決策："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采取盡量廣大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2]
抗戰進行十個月后，毛澤東根據戰局的實際情況，復將八路軍的戰略方針修正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3]1937 年 11 月 8 日太原失陷后，毛澤東根據戰場形勢的變化及時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4]
11 月 9 日毛澤東給八路軍規定新的行動方針："控制一部為襲擊隊，大部盡量分散于各要地，組織民眾武裝為第一要義。"[5]
11 月 13 日，第一二九師在山西石拐鎮召開干部會議，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指示，確定該師今后的任務為"迅速化整為零，分散到各地開展游擊戰爭".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即"從紅軍時代以運動戰為主，轉到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為主".[6]
此后，第一二九師開始實施戰略展開，主力進行分兵，1937 年 12 月，由第七六九團抽調 1 個連組建汪乃貴支隊；1938 年 2 月，以教導團兩個連為骨干組建先遣支隊。自 1937 年 11月到 1938 年 4 月，第一二九師共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到各地開展游擊活動，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以此可知，第一二九師是在石拐鎮會議后，才開始廣泛組建游擊隊，在敵后進行廣泛的游擊戰。另外，在《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戰史》一書中，將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10月這一時期稱為第一二九師的大發展和根據地的創建時期，在總結該時期的工作時該書寫到："及時地完成從運動戰到游擊戰的轉變"[7],如果把這一時期視為運動戰向游擊戰的轉變時期，那么在此之前的作戰無疑應為運動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