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領軍”模式的創立和發展是 20 世紀中國軍政關系演變的重要產物。與國民黨黨軍體制有所不同，中國共產黨強調“黨指揮槍”,并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為建軍的根本原則與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軍模式有著許多獨特的創造。這種獨特的創造，自然來自于獨特的環境與獨特的條件。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劃時代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
即使說，每一個科學原理的產生不僅有自己深刻的思想淵源，同時也必然有著自己特定的現實土壤等時代條件。尋找這些條件，必須把歷史定格在特定的時空。一般認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形成過程，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覺醒于大革命失敗，開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形成于古田會議。分析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原則形成的歷史條件，主要應考察這三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建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本文從黨為什么必須要擁有武裝力量，軍隊為什么必須由黨來領導，黨對軍隊的領導為什么必須是“絕對”的這三個遞次推進的理論認識問題，探討中國共產黨領軍模式產生的思想根源與特定環境。對上述問題的解答將有助于我們深刻把握推動中國共產黨這一建軍根本原則與制度形成的歷史邏輯與內在力量。
一、近代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特點決定了黨必須擁有武裝力量才能取得革命成功
近代中國，反動力量異常強大，專制勢力十分頑固，根本沒有合法斗爭改造中國途徑。鴉片戰爭以來，太平天國、義和團等農民運動的失敗，皆因強大的中外反動勢力的絞殺；資產階級維新派等主張的改革一再破產，皆因封建專制勢力的頑固阻撓。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專制王朝，但并未真正在中國建立起民主共和之國。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盵1]
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中國有民國之名，無民國之實。軍閥是強大的反動與專制力量，在軍人專制與軍人割據情況下，中國根本沒有議會等合法斗爭手段。民國之初，大大小小的政黨社團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但這些政黨社團大部分都碌碌無為自生自滅，多黨制在中國無法生存。20 世紀 20 年代，中國民眾運動也因軍閥的鎮壓而失敗，如著名的二七大罷工的失敗，再次說明了合法的斗爭在近代中國歷史舞臺上根本沒有出路。
中國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的主要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而不是爭選票、奪議席。這說明，在社會轉型、內亂不斷的時候，武力成為接濟法律之窮的主要手段。革命者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須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
中國共產黨正是在血的教訓中認識到掌握武裝力量的重要性。黨在革命伊始，深受俄國革命模式的影響，主張革命黨人首先應當到民間去，做宣傳工作，發動群眾，待群眾發動起來了，時機成熟，再舉行起義，建立革命軍。因此，在北伐之前，黨基本上是以民眾運動為主，極重視宣傳與組織工作，相對忽視軍事武力。不僅如此，當時黨內也普遍有這樣一種錯誤觀念，認為當軍事指揮員是“軍閥”思想，只有做政治工作才是革命化的，不愿意去當軍事指揮員。
當時黨還規定不準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黨的組織，不接納國民革命軍中的團以上軍官入黨。因此，當蔣介石背叛革命的時候，在我們幫助下建立起來的國民革命軍，轉眼之間就成了鎮壓我們黨的工具，革命成果幾乎喪失殆盡。據中共六大時的不完全統計：從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 31 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 26 000 多人。革命的工會、農民協會等也到處被查禁或解散。共產黨領導的工會會員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 280余萬人減至幾萬人。擁有近 1 000 萬會員的農民協會大多被解散。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使我們黨對近代中國特殊的國情和中國革命特點有了深刻認識。中共“八七會議”和“六大”對武裝斗爭和軍事工作進行了總結，將軍事工作視為關乎革命成敗、能否取得政權的關鍵，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黨正是從血的教訓中，深刻認識到黨對軍隊的領導權就是黨和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
二、近代中國軍權私有化弊端決定了軍隊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才能成為革命力量
軍權私有化是近代中國軍隊的一個重要特點。自清王朝被推翻后，國家權力出現真空，中央集權不復存在，社會秩序混亂，軍隊變得四分五裂，難以駕馭，軍事權威大面積地支配了國家的政治生活。軍人政治的出現，與民族危機加深和國家兵力弱小密切相關，人們普遍希望軍隊能夠成為重建社會政治秩序的有力工具。但是，舊中國這些軍隊帶有宗法性，在軍事權威主導下的社會秩序，軍事化嚴重泛濫。隨著半私軍和私軍性質的軍事社會關系的不斷發展，正式的軍事系統組織遭到了嚴重的削弱，惡性發展為宗法式私人裙帶關系。大大小小的軍閥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成為唯一的效忠對象，究其原因，都同舊軍隊領軍方式有關。舊中國的軍隊領軍方式是封建式的，“兵歸將有、兵隨將走”是這一領軍模式的必然結果。這說明，鏟除軍閥政治，廢除軍權私有，成為辛亥革命后軍隊建設的主要問題。
政黨領軍是克服軍隊私有化的有效途徑。中國歷史上就有“以文制武”的傳統，“文主武從”的傳統政治文化是中國保持大一統的關鍵所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曾出現過軍人專制與軍人割據現象，但一般都出現在社會動亂時期。國家統一時期，國家體制整體上都是“文主武從”.文官對武力的掌握，有效避免了武力的私有化和封建割據的出現。這種文官治軍的做法，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普遍的。西方國家為了克服軍隊私有化，采用的是文官制度，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實質上有相通之處。到了近代，政黨政治成為世界普遍現象。政黨不同于個人，它是某個階級的代表。
政黨對軍隊的領導，能夠消除以往集團化軍隊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統一的武裝力量，使軍隊由附屬于一定個人或派別轉向服從組織機構嚴密、具有統一意識形態、紀律嚴格的政治組織，擁有了一個恒久性忠誠對象和組織控制機制，從而成為克服軍隊私有化弊端的重要途徑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革命到處碰壁之后，開始學習用政黨來統治軍隊。孫中山在革命早期，要么依靠會黨，要么依靠軍閥，一直沒有建立自己控制的軍隊。在護法時期，孫中山曾嘗試組建一支“黨軍”,交由其部下陳炯明統領，并使其全體官兵宣誓入黨。然而，這種僅靠官兵入黨的方式，并未能保證這支“黨軍”效忠孫中山及其國民黨。1922 年陳炯明的反叛，證明孫中山組建“黨軍”的失敗。這次失敗使孫中山深刻認識到，只有革命主義的軍隊，才能助革命成功。此后，孫中山開始注意蘇俄體制。1924 年，在蘇聯的援助和指導下，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訓練和建立蘇俄那種意義上的黨軍，在軍隊中建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制度。這是政黨領導軍隊這種新型軍事領導制度在中國的最初萌芽。
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卻在軍隊廢除了黨代表制與政治部，使軍隊重新淪為軍閥爭權奪利的私有工具。
真正完成軍權私有化改造，把軍隊建設成為革命力量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積極參與了孫中山的建軍實踐，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黨代表中有許多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逐步加深了對軍隊中黨的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大革命失敗后，黨在獨立領導武裝力量的伊始，就主張通過加強黨的領導，克服舊軍隊的弊端，建立新型的革命軍隊。在八七會議上，我黨特別強調“,革命戰爭，必須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br>
“這種軍隊之中要有極廣泛的政治工作及黨代表制度，強固的本黨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實于革命的軍官，---這是現時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盵2]340至此，共產黨人走上了探索創建政黨領導下的新型軍隊的道路。
三、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決定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必須是“絕對”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加上了“絕對”二字，同我黨在建軍初期對黨在軍隊中的地位與作用的不同認識有關。建軍之初，中國共產黨受蘇俄軍事體制影響，認為黨不應直接領導軍隊，黨組織在軍隊中的作用主要是政治指導。1927 年 10 月 24 日，中央為葉（挺）賀（龍）失敗事件發出通告第十三號，通告雖然指出“黨的作用高于一切”,但對黨的作用方式均用“指導”一詞，如“前敵的指導，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真正代表工農”[2]401,“必須有黨的指導”,“政治指導集中于黨是非常之重要”等[2]404.1928 年，中共六大則明確提出“紅軍一定要在蘇維埃政府指揮下，絕不能單獨受黨直接指揮”[3]91,要“鞏固軍隊中黨的指導”[3]97.而處于軍事斗爭前線的毛澤東根據實踐需要，在他領導的紅四軍實現了黨組織對軍隊的直接指揮。毛澤東的做法曾受到紅軍一些軍事領導者的指責，并在紅四軍內部引發了一場爭論。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一封信中，贊賞了江西紅軍獨立二、四團是“指導員支配軍官的”“一個子彈不問過黨不能支配”,認為那才是“絕對的黨領導”[3]338“,絕對”二字由此而來。實踐證明，毛澤東的做法符合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實際需要，很快得到黨中央的認可，后來在黨和紅軍的正式文件中，開始出現“絕對領導”的表述?？梢?，“絕對領導”,實際上就是針對軍內存在的單純軍事主義等觀點，強調黨直接全面領導軍隊的一切。
實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同中國革命特殊道路密不可分的。中國革命道路是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進入農村后，面臨的形勢與任務發生了新的變化，客觀環境十分艱苦、擔負任務更加多樣、隊伍農民化問題相當嚴重，促使黨不斷創新自身的領軍制度。
首先，革命轉入農村后，紅軍面臨的客觀環境十分艱苦，作戰任務頻繁，需要黨的絕對領導。革命轉入農村后，紅軍一方面面臨惡劣的生存條件，另一方面又常常處于游擊戰爭之中。這種情況使得剛剛從城市轉向農村斗爭的部分官兵很難適應新的環境，難以形成戰斗力與凝聚力，部隊出現大量人員逃跑現象。面臨這樣的問題，處在不同地域環境下的黨的精英，幾乎同時通過加強黨組織建設，對部隊進行整編。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敗后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朱德在南昌起義失敗的途中進行了著名“贛南三整”.這表明，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不是歷史的巧合，是共產黨人順應形勢對治軍規律的自覺探索。其中，三灣改編是最為成功的，有兩大創新點：一是把支部建在連上，把黨的基層細胞與行政基層組織結合起來，實現了黨對軍隊有力的領導；二是建立了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朱德與毛澤東會師組建紅四軍后，由于作戰指揮頻繁，紅四軍內部開始實行前委統一領導。對于紅四軍黨委領導軍隊的做法，時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向中央匯報說：“這個組織，我們很覺得法，很能適用于斗爭”[3]188.陳毅談到這一制度形成的原因時也說，戰事緊急而頻繁情況下，“由前委直接指揮兩個團委，（以）及特務營委及軍部特支，頗覺便利敏捷，同時前委權力超過特委，軍隊行動脫離了地方主義的束縛?！盵3]243可見，支部建在連上和黨委直接領導軍隊是紅軍在艱苦環境下進行革命斗爭的必然選擇。
其次，革命轉入農村后，紅軍擔負多樣任務，理順軍政關系，需要黨的絕對領導。中國革命進入農村后，革命軍隊的任務異常復雜艱巨。紅軍不僅執行作戰任務，還要發動群眾，擔負著宣傳與組織等工作。當時，一些從舊軍隊過來的軍官大多有舊的軍事教育背景和軍事經歷，單純軍事觀點思想較為嚴重，認為軍隊軍事重于政治，進而要求軍事機關領導政治機關。毛澤東根據紅軍性質及所處的環境，認為軍事戰斗只是紅軍眾多任務中重要的一項，“紅軍之打仗不是為打仗而打仗，乃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幫助群眾建設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宣傳組織武裝政權等目標，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根本失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泵珴蓶|提出，要完成多樣化的任務，軍事系統和政治系統必須“在前委的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
黨委直接領導的好處在于，黨部的決策是充分考慮到各行政機關的意見的，“每次會議，政權負責同志都是到會的，而意見也參加了，而且許多問題是要這些負責同志提議才能討論的（如作戰計劃、官兵訓練計劃等），大家都參加了問題的討論和表決了，會后拿去執行起來”,因此，“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3]220.1929 年，古田會議決議確認了毛澤東的主張，確立了黨組織在軍隊的核心領導地位，建立了雙首長制。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雙首長分工負責制比較成功地將共產黨與軍隊的關系限定在黨內關系范疇，既實現了黨的絕對領導，又確保了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平衡關系。
最后，革命轉入農村后，紅軍農民化問題相當嚴重，建設無產階級新型軍隊，需要黨的絕對領導。中國是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依靠農民。中國革命轉入農村后，黨和紅軍的主要成分大部分是農民。以紅四軍為例，據統計，1928 年 5 月，全軍 8 000人，其中黨員 1 324 人，其中工人 311,農民 626,小商人100,學生 192,其他 95,工人與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對百分之七十七[4].至于非黨員官兵，幾乎都是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農民出身的軍人有許多優點，但由于小農經濟的影響，使他們不僅本身存在著保守、散漫、缺乏政治遠見等弱點，而且容易受雇傭觀念、地方主義、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影響。毛澤東曾對非無產階級的小團體主義有過形象描繪，他指出：“軍隊的習慣，一班，一排，一連，一營，一團，生活各為一集團，農民的自私關系，自然要劃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團體主義的色彩就很濃重，各團為各團爭利益，各營為各營爭利益，各連為各連爭利益?！薄坝绕涓鬟B還有同鄉關系，廣東人，湖南人，北方老鄉，他們總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盵3]339這些弱點不足，影響到軍隊的性質，影響到軍隊任務的執行，甚至關系到軍隊的生死存亡。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全面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只有通過把黨的意志全面滲透到紅軍的思想、政治和行動之中，才能把農民和小資產者改造成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改造成為堅定的革命戰士。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能夠把農民軍變成無產階級的新型軍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這支軍隊遵循了完全不同于其他軍隊的原則，即黨的絕對領導，從而具有一種獨特的核心競爭力和難以限量的生長潛力。
黨必須擁有軍隊、軍隊必須由黨領導和黨對軍隊的領導必須是“絕對”的，這三個問題的解答遞次闡釋了推動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形成的歷史邏輯與內在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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