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70多年前的鴉片戰爭，使中國歷史進入近代階段。但整個社會對這場戰爭的失利，并未痛定思痛。道光帝在戰爭中忽戰忽和，猶豫不定；而以林則徐、琦善、耆英等為代表的封疆大吏則從嚴禁煙片、剿辦英夷，到中后期主和簽約，這一系列變化雖有因戰事失利而心生憂憤，但是整個官僚集團及其最高決策者的皇帝仍以天朝上國自居，把簽訂合約作為對外夷的羈縻之策。甚至在戰爭后的幾年里，夷夏之辯在社會思潮中占據絕對地位，他們在心態的變化上也鮮有波瀾。然而，士大夫們卻開啟了中國早期的啟蒙，介紹西方地理、政治、軍事、社會等方面知識，并主張學習西方。
關鍵詞：鴉片戰爭；心態；官僚士大夫。
170多年來，無論官修還是私撰都對鴉片戰爭進行了持續研究。早在戰爭結束時就有很多著作問世；尤其改革開放以后，對鴉片戰爭的研究成果可觀。前人的著述從不同角度解讀鴉片戰爭，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重從鴉片戰爭對上層社會心態的影響上著墨，試圖從另一個視角淺析鴉片戰爭。
1道光帝的心態變化。
鴉片戰爭清廷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歸咎于武器的陳舊？政治的腐??？還是社會的遲滯？許多學者都思考過這個問題。應該說這三者之間是相互關聯的：社會的遲滯導致政治的腐敗，政治的腐敗使得武器陳舊。官僚帝國的興衰罔替、改朝換代幾乎無一例外都因積重難返的弊病難以支撐社會的維系。乾嘉時期，這種跡象已經顯現。然而，社會矛盾的集聚，除了傳統的原因以外，還多了一層外敵因素，首當其沖的便是鴉片。
清朝以前的中國天災人禍常有發生，但這種因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吸食鴉片而導致天下巨害則史無前例。從當時的資料記載來看，鴉片流入中國的數量是逐年遞增的。從19世紀初的前20年平均每年鴉片的輸入量約在2818箱左右，而1839年到1840年則達到3.25萬箱[1]461.這的確是很有價值的史料，扼要的說明鴉片流入中國數量之巨。
社會的糜爛則從側面反映政治的昏暗腐敗。鴉片的流入無疑使本已矛盾叢生的帝國雪上加霜，而處于政治頂端的道光帝對這場戰爭作如何反應？展現出怎樣的心態？清政府在與其他各國交往中，繼承并發展明代以來的朝貢體制，把自己視為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視其他國家為仰慕天朝的番邦。一旦番邦不聽教化，則拿出以往制夷馭夷的戰、守、撫三端。正是這種觀念使得道光皇帝在戰與和之間左右搖擺，反映在政策上就是恩威并用，剿撫兼施：“若其輸誠教化，則懷柔遠人；若其桀驁鴟張，則大張撻伐?！?br>
早在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帝在給鄧廷楨的廷寄中說道：“傳諭該國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無許托詞逗留。并確查窯口巢穴所在，悉數按治，毋稍姑息，以塞弊源而挽頹風?！盵2]201838年，他再次給鄧廷楨的廷寄中又說道：“現派林則徐前往專辦此事，該督自當益矢勤奮，進抿畛域。應分辦者，各盡己責，應商辦者，會同奏聞。趁此可乘之機，力救前此之失，總期積習永除，根株斷絕，想卿等必能體朕之心，為中國祛此一大患也?！盵2]133從這兩次廷寄中可以看出道光帝起初是主張禁令鴉片，且態度堅決，很想在禁煙上有一番作為。但在1839年3月他在鄧廷楨的《通諭各國夷商人稿》奏折中寫下批：“正大周到?！盵3]從中卻也能窺探此時的道光帝在心態上仍以“天朝上國自居爾不過化外蠻夷”.1839年11月，道光帝給林則徐的廷寄中寫道：“如果該夷等畏罪輸誠，不妨先威后德。倘仍行桀驁，或佯為畏懼，而暗行戈矛，是該夷自外生成，有心尋釁，既已大張撻伐，何難再示兵威？”[4]可以看出道光帝對待外夷是恩威并用，不放棄使用武力剿伐。從1839年3月到1840年四五月份各地督撫的奏折以及廷寄和上諭中可以看到，無論是禁令煙片、嚴防各口，還是查拿英夷、懲辦漢奸，都進展得很順利，朝庭官僚集團和封疆大臣對英夷的鬼蜮伎倆、反復無常也有所體會。
然而，風起于青萍之末。林則徐在給道光帝上的片文中寫道：“傳聞該國有大號兵船，將次到粵等情。臣等思此等傳聞，無論虛實，總當于粵洋各要口，加意嚴防?！盵5]50這并沒有引起道光帝的重視，他只是在 批中寫道：“無論虛實，總當不事張皇，嚴密防范，主客之勢自判，彼何能為也？”[5]50而后，英軍北上圍攻定海，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急奏“惟定?？h孤懸海外，被圍甚急……現在定海情形，日日不同，臣心急如焚”,道光帝在廷寄中批道“何致縱令登岸有三四千人之多？似此偶遇事端，文武大吏即張皇失措，浙江營伍廢弛，不問可知”[2]319-320,但仍認為“此等丑類，他何能為”,直到定海被攻陷，道光帝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于是在回給鄧廷楨的廷寄中寫道：“探問該夷于城內，張貼招商，銷售鴉片等語。逆夷明目張膽，抗違禁令，深切痛恨……朕意分兵兩路：一路燒毀船只，斷其歸路，一路攻復定海，聚而殲旃，庶足伸天討而靖海氛?！盵2]361-362但對英吉利為何啟釁的根由仍茫然無所知。在他給伊里布的廷寄中寫道：“惟致寇根由，傳聞各異，有云絕其貿易，有云燒其鴉片。究竟啟釁實情，未能確切?！盵2]362.
而當道光帝聞得英吉利是“求討皇帝昭雪伸冤”而來，則立刻顯示天朝上國心態。在回英國照會公文中寫道：“大皇帝統馭寰瀛，薄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上年林則徐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當?！盵6]55并在給林則徐所奏折子的 批中寫道：“外而斷絕通商，并未斷絕；內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凈，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6]55當英國得到懲辦禍首的承諾而啟棹南旋時，道光帝又流露出得意洋洋之氣：“好在彼志圖貿易，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之師耶？”[7]
在處理林則徐一事當中，不僅可以看到官僚帝制中的皇帝本人心態的變化，更深層次的是專制極權制度下的游戲規則。臣下辦理得力時，做君的要賞：“覽及此，朕心深為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于域中化外矣！”[8]一旦遇到危機或是辦理不善，則斥為：“該督折內既稱不值與海上交鋒，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辦，前后自相矛盾？”[9]從而“重治其罪”.對林則徐如此，對之后的琦善等亦是如此。這種帝王之術，造就了專制帝王對內永遠是圣明的，反映在心態上則是偏聽偏信且又獨斷乾綱；對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皆是王臣”,表現在心態上則是天生的傲慢自大、目中無人。
然而拍著腦袋解決不了問題。當英軍船艦逼至江寧之時，道光帝不得不失望地在《耆英等奏連日與英人會議粗定條約并請鈐用御寶折》的 批中寫道：“可惡可恨之至！”[10]75在《欽差大臣耆英奏為所議條款如不鈐蓋御寶英必決裂片》的 批中，無奈的寫道：“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難言！”[10]76終于在1842年8月29日，中英簽訂《江寧條約》，標志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自視為天朝上國的最高統治者，被遠道而來的區區英吉利大敗，其個中體會和心態演變恐怕只有道光帝能說清楚。大底也只能從“羈縻外夷”中尋找一絲安慰，好“不失國體”,繼續“撫有萬邦”.
2封疆大吏心態的轉變。
除了道光帝，中國的官僚集團又是如何反應的？從小接受儒家文化，學而優則仕的他們是否嚴守華尊夷卑的觀念，是否繼承孟子的“用夏變夷，而非以夷變夏”?在這場戰爭中，處于事件中心的幾任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的 林則徐、琦善、耆英又 有何等表現？
170多年前的鴉片戰爭，使中國歷史進入近代階段。但整個社會對這場戰爭的失利，并未痛定思痛。道光帝在戰爭中忽戰忽和，猶豫不定；而以林則徐、琦善、耆英等為代表的封疆大吏則從嚴禁煙片、剿辦英夷，到中后期主和簽約，這一系列變化雖有因戰事失利而心生憂憤，但是整個官僚集團及其最高決策者的皇帝仍以天朝上國自居，把簽訂合約作為對外夷的羈縻之策。甚至在戰爭后的幾年里，夷夏之辯在社會思潮中占據絕對地位，他們在心態的變化上也鮮有波瀾。然而，士大夫們卻開啟了中國早期的啟蒙，介紹西方地理、政治、軍事、社會等方面知識，并主張學習西方。
關鍵詞：鴉片戰爭；心態；官僚士大夫。
170多年來，無論官修還是私撰都對鴉片戰爭進行了持續研究。早在戰爭結束時就有很多著作問世；尤其改革開放以后，對鴉片戰爭的研究成果可觀。前人的著述從不同角度解讀鴉片戰爭，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重從鴉片戰爭對上層社會心態的影響上著墨，試圖從另一個視角淺析鴉片戰爭。
1道光帝的心態變化。
鴉片戰爭清廷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歸咎于武器的陳舊？政治的腐??？還是社會的遲滯？許多學者都思考過這個問題。應該說這三者之間是相互關聯的：社會的遲滯導致政治的腐敗，政治的腐敗使得武器陳舊。官僚帝國的興衰罔替、改朝換代幾乎無一例外都因積重難返的弊病難以支撐社會的維系。乾嘉時期，這種跡象已經顯現。然而，社會矛盾的集聚，除了傳統的原因以外，還多了一層外敵因素，首當其沖的便是鴉片。
清朝以前的中國天災人禍常有發生，但這種因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吸食鴉片而導致天下巨害則史無前例。從當時的資料記載來看，鴉片流入中國的數量是逐年遞增的。從19世紀初的前20年平均每年鴉片的輸入量約在2818箱左右，而1839年到1840年則達到3.25萬箱[1]461.這的確是很有價值的史料，扼要的說明鴉片流入中國數量之巨。
社會的糜爛則從側面反映政治的昏暗腐敗。鴉片的流入無疑使本已矛盾叢生的帝國雪上加霜，而處于政治頂端的道光帝對這場戰爭作如何反應？展現出怎樣的心態？清政府在與其他各國交往中，繼承并發展明代以來的朝貢體制，把自己視為萬國來朝的天朝上國，視其他國家為仰慕天朝的番邦。一旦番邦不聽教化，則拿出以往制夷馭夷的戰、守、撫三端。正是這種觀念使得道光皇帝在戰與和之間左右搖擺，反映在政策上就是恩威并用，剿撫兼施：“若其輸誠教化，則懷柔遠人；若其桀驁鴟張，則大張撻伐?！?br>
早在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帝在給鄧廷楨的廷寄中說道：“傳諭該國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無許托詞逗留。并確查窯口巢穴所在，悉數按治，毋稍姑息，以塞弊源而挽頹風?！盵2]201838年，他再次給鄧廷楨的廷寄中又說道：“現派林則徐前往專辦此事，該督自當益矢勤奮，進抿畛域。應分辦者，各盡己責，應商辦者，會同奏聞。趁此可乘之機，力救前此之失，總期積習永除，根株斷絕，想卿等必能體朕之心，為中國祛此一大患也?！盵2]133從這兩次廷寄中可以看出道光帝起初是主張禁令鴉片，且態度堅決，很想在禁煙上有一番作為。但在1839年3月他在鄧廷楨的《通諭各國夷商人稿》奏折中寫下批：“正大周到?！盵3]從中卻也能窺探此時的道光帝在心態上仍以“天朝上國自居爾不過化外蠻夷”.1839年11月，道光帝給林則徐的廷寄中寫道：“如果該夷等畏罪輸誠，不妨先威后德。倘仍行桀驁，或佯為畏懼，而暗行戈矛，是該夷自外生成，有心尋釁，既已大張撻伐，何難再示兵威？”[4]可以看出道光帝對待外夷是恩威并用，不放棄使用武力剿伐。從1839年3月到1840年四五月份各地督撫的奏折以及廷寄和上諭中可以看到，無論是禁令煙片、嚴防各口，還是查拿英夷、懲辦漢奸，都進展得很順利，朝庭官僚集團和封疆大臣對英夷的鬼蜮伎倆、反復無常也有所體會。
然而，風起于青萍之末。林則徐在給道光帝上的片文中寫道：“傳聞該國有大號兵船，將次到粵等情。臣等思此等傳聞，無論虛實，總當于粵洋各要口，加意嚴防?！盵5]50這并沒有引起道光帝的重視，他只是在 批中寫道：“無論虛實，總當不事張皇，嚴密防范，主客之勢自判，彼何能為也？”[5]50而后，英軍北上圍攻定海，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急奏“惟定?？h孤懸海外，被圍甚急……現在定海情形，日日不同，臣心急如焚”,道光帝在廷寄中批道“何致縱令登岸有三四千人之多？似此偶遇事端，文武大吏即張皇失措，浙江營伍廢弛，不問可知”[2]319-320,但仍認為“此等丑類，他何能為”,直到定海被攻陷，道光帝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于是在回給鄧廷楨的廷寄中寫道：“探問該夷于城內，張貼招商，銷售鴉片等語。逆夷明目張膽，抗違禁令，深切痛恨……朕意分兵兩路：一路燒毀船只，斷其歸路，一路攻復定海，聚而殲旃，庶足伸天討而靖海氛?！盵2]361-362但對英吉利為何啟釁的根由仍茫然無所知。在他給伊里布的廷寄中寫道：“惟致寇根由，傳聞各異，有云絕其貿易，有云燒其鴉片。究竟啟釁實情，未能確切?！盵2]362.
而當道光帝聞得英吉利是“求討皇帝昭雪伸冤”而來，則立刻顯示天朝上國心態。在回英國照會公文中寫道：“大皇帝統馭寰瀛，薄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上年林則徐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當?！盵6]55并在給林則徐所奏折子的 批中寫道：“外而斷絕通商，并未斷絕；內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凈，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6]55當英國得到懲辦禍首的承諾而啟棹南旋時，道光帝又流露出得意洋洋之氣：“好在彼志圖貿易，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之師耶？”[7]
在處理林則徐一事當中，不僅可以看到官僚帝制中的皇帝本人心態的變化，更深層次的是專制極權制度下的游戲規則。臣下辦理得力時，做君的要賞：“覽及此，朕心深為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于域中化外矣！”[8]一旦遇到危機或是辦理不善，則斥為：“該督折內既稱不值與海上交鋒，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辦，前后自相矛盾？”[9]從而“重治其罪”.對林則徐如此，對之后的琦善等亦是如此。這種帝王之術，造就了專制帝王對內永遠是圣明的，反映在心態上則是偏聽偏信且又獨斷乾綱；對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皆是王臣”,表現在心態上則是天生的傲慢自大、目中無人。
然而拍著腦袋解決不了問題。當英軍船艦逼至江寧之時，道光帝不得不失望地在《耆英等奏連日與英人會議粗定條約并請鈐用御寶折》的 批中寫道：“可惡可恨之至！”[10]75在《欽差大臣耆英奏為所議條款如不鈐蓋御寶英必決裂片》的 批中，無奈的寫道：“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難言！”[10]76終于在1842年8月29日，中英簽訂《江寧條約》，標志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自視為天朝上國的最高統治者，被遠道而來的區區英吉利大敗，其個中體會和心態演變恐怕只有道光帝能說清楚。大底也只能從“羈縻外夷”中尋找一絲安慰，好“不失國體”,繼續“撫有萬邦”.
2封疆大吏心態的轉變。
除了道光帝，中國的官僚集團又是如何反應的？從小接受儒家文化，學而優則仕的他們是否嚴守華尊夷卑的觀念，是否繼承孟子的“用夏變夷，而非以夷變夏”?在這場戰爭中，處于事件中心的幾任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的 林則徐、琦善、耆英又 有何等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