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改變，東西方文化劇烈地碰撞，我國某些傳統的觀念慢慢發生了變化，譬如傳統的華夏夷狄觀、本末義利觀、人才觀等都出現了新的因子，因此，鴉片戰爭對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是巨大的、深刻的，探討這種影響對于全面認識鴉片戰爭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鴉片戰爭 中國傳統觀念 影響。
面對鴉片戰爭這一從未有過的變局，中國最先覺醒的思想家開始認識到要想適應社會變遷，必須轉變某些傳統的落后的觀念。因為鴉片戰爭不只是中國輸給了英國，更是古老的東方輸給了發達的西方。自此之后，中國和他國的傳統關系發生了變化，中國不再是“天朝大國”,中國人不得不睜開眼睛看世界，探索救國救民之路。
一、鴉片戰爭對中國傳統夷夏觀念的影響。
中國封建社會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不了解世界，不少朝廷官員錯誤地認為，中國是天朝大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都是蠻夷之邦，對于西方的先進技術嗤之以鼻，甚至某些開明人士譬如梁廷柟也沒有對西方先進的技術有正確的認識， 他的觀點是西方發達的科技其實是源于中國，因此，向他們學習沒有道理[1].
然而，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天朝大國的優越感，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割地賠款，不得不重新了解自身和世界。 對于那些親身經歷了鴉片戰爭的官員以及知識分子而言， 鴉片戰爭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不少人的思想開始覺醒，對傳統的夷夏觀念有了質疑，有的人慢慢地意識到，“夏”不一定在任何方面都強過 “夷”,例如英國的軍事技術遠遠超過中國，“夷”其實有很多長處。在這種背景下，人們的國家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最明顯的例子是道光二十年之后，“天朝”這個詞的使用次數減少，“中國”這個詞的使用次數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清朝漸漸明白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而是世界眾多國家中的一員，在中國整個近代化的進程中，這種思想變化是伴隨始終的[2].
“師夷長技以制夷” 這個口號在魏源的 《海國圖志》中被提出，從思想史的角度進行分析，這是第一次有人大膽地挑戰了國人傳統的夷夏觀念，在那個封閉的時代，可謂石破天驚。林則徐、魏源對西方先進的軍事科技以及生產技術的認識較為深刻，說明他們意識到了科技和軍事對于一個國家發展的意義。 不過，他們的認識仍然是朦朧的，不了解西方社會之所以獲得發展的關鍵原因是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或者資產階級改革[3].
與傳統夷夏觀念的轉變相關，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主啟蒙思想得以發展。盡管中國的仁人志士沒有深刻認識到西方國家發達的制度原因，但是他們中的有些人向中國人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譬如三權分立制度、君主立憲制度等?！端闹拗尽贰逗鴪D志》 等地理著作介紹以及傳播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利于中國的思想啟蒙。
二、鴉片戰爭對中國傳統本末義利觀的影響。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傳統的義利觀開始發生改變， 主要表現為從重義輕利逐漸轉變為義利并重。根據觀念形態來劃分，“本”是農業、風俗教化、修明的政治，對于統治者而言，這些是國家得以建立和興旺的根本；“末”是工商、技藝、器物等，統治者認為這些對于國家的發展是無足輕重的，因此，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重農輕商、重義輕利、重道德輕器物的觀念占主導地位。比如對于義與利兩者關系的認識，從孔孟時代開始，統治者就將兩者的關系對立，不支持言利。西漢之后，愚昧的封建士大夫大力標榜仁義，諱談財利。但是實際上，統治階級是愛財的，他們倡導的義利觀的根本出發點是鞏固自身的封建統治，對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會產生不利影響。到了中國近代，重義輕利的觀念嚴重阻礙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發展[4].
盡管中國是通過鴉片戰爭被迫打開了國門，但是中國的仁人志士也因此有了機會接觸到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看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給社會帶來的巨大變革。 開明的士人意識到了傳統義利觀念的弊端和束縛。譬如親歷過鴉片戰爭的林則徐就非常關注財利的問題。林則徐在廣州禁煙的時候，對于道光皇帝不計關稅的做法相當不滿， 他認為應當進行正常的貿易，從而用關稅增強國防力量。林則徐支持商人正常的貿易活動，他積極向皇帝反映沿海商人想要進行貿易的心愿，而且還希望朝廷能夠采取有效的措施對商民的利益進行保護。與林則徐相比，魏源的主張的時代特色更加明顯。盡管他對于財利的主張同樣是與增強國家財富有關，不過他將國家的利益與商民的利益看成是一體的，同等對待，而且更加重視私利，公開為商和民爭取利益，在他看來，要想利國，應當首先便民，換言之，就是政府應當支持商民致富，在此基礎上，國家才可能強大[5].
從秦漢開始，我國政府都認為農業是本業，大力提倡重農抑商。鴉片戰爭對舊有社會經濟秩序的沖擊使得人們重新思考農業和商業的關系。19 世紀初的時候，包世臣率先認識到在國計民生中農業與工商業同樣重要，同樣不可或缺。20 年代之后，包世臣意識到了人心趨末富的社會現實，認為朝廷應當提倡本末皆富。
鴉片戰爭沖擊了中國傳統的本末義利觀，在鴉片戰爭爆發前，由于重本抑末以及傳統夷夏觀念的影響，不少清政府的官吏以及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與其他藩屬國進行貿易是一種恩賜，所以，在戰爭之前，有的清朝官員為了防止鴉片的流入，認為應當斷絕中國與外國的貿易。從理性的角度進行分析，這種想法和做法不夠理性，也不可能實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清政府官員與知識分子不夠了解西方國家甚至對西方國家存在嚴重的誤解，進一步，對中外貿易的認識過于偏頗。然而鴉片戰爭后，中國市場被英國打開，使中國不得不與西方進行貿易，改善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系。
關鍵詞：鴉片戰爭 中國傳統觀念 影響。
面對鴉片戰爭這一從未有過的變局，中國最先覺醒的思想家開始認識到要想適應社會變遷，必須轉變某些傳統的落后的觀念。因為鴉片戰爭不只是中國輸給了英國，更是古老的東方輸給了發達的西方。自此之后，中國和他國的傳統關系發生了變化，中國不再是“天朝大國”,中國人不得不睜開眼睛看世界，探索救國救民之路。
一、鴉片戰爭對中國傳統夷夏觀念的影響。
中國封建社會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不了解世界，不少朝廷官員錯誤地認為，中國是天朝大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都是蠻夷之邦，對于西方的先進技術嗤之以鼻，甚至某些開明人士譬如梁廷柟也沒有對西方先進的技術有正確的認識， 他的觀點是西方發達的科技其實是源于中國，因此，向他們學習沒有道理[1].
然而，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天朝大國的優越感，鴉片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割地賠款，不得不重新了解自身和世界。 對于那些親身經歷了鴉片戰爭的官員以及知識分子而言， 鴉片戰爭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不少人的思想開始覺醒，對傳統的夷夏觀念有了質疑，有的人慢慢地意識到，“夏”不一定在任何方面都強過 “夷”,例如英國的軍事技術遠遠超過中國，“夷”其實有很多長處。在這種背景下，人們的國家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最明顯的例子是道光二十年之后，“天朝”這個詞的使用次數減少，“中國”這個詞的使用次數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清朝漸漸明白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而是世界眾多國家中的一員，在中國整個近代化的進程中，這種思想變化是伴隨始終的[2].
“師夷長技以制夷” 這個口號在魏源的 《海國圖志》中被提出，從思想史的角度進行分析，這是第一次有人大膽地挑戰了國人傳統的夷夏觀念，在那個封閉的時代，可謂石破天驚。林則徐、魏源對西方先進的軍事科技以及生產技術的認識較為深刻，說明他們意識到了科技和軍事對于一個國家發展的意義。 不過，他們的認識仍然是朦朧的，不了解西方社會之所以獲得發展的關鍵原因是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或者資產階級改革[3].
與傳統夷夏觀念的轉變相關，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主啟蒙思想得以發展。盡管中國的仁人志士沒有深刻認識到西方國家發達的制度原因，但是他們中的有些人向中國人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譬如三權分立制度、君主立憲制度等?！端闹拗尽贰逗鴪D志》 等地理著作介紹以及傳播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利于中國的思想啟蒙。
二、鴉片戰爭對中國傳統本末義利觀的影響。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傳統的義利觀開始發生改變， 主要表現為從重義輕利逐漸轉變為義利并重。根據觀念形態來劃分，“本”是農業、風俗教化、修明的政治，對于統治者而言，這些是國家得以建立和興旺的根本；“末”是工商、技藝、器物等，統治者認為這些對于國家的發展是無足輕重的，因此，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重農輕商、重義輕利、重道德輕器物的觀念占主導地位。比如對于義與利兩者關系的認識，從孔孟時代開始，統治者就將兩者的關系對立，不支持言利。西漢之后，愚昧的封建士大夫大力標榜仁義，諱談財利。但是實際上，統治階級是愛財的，他們倡導的義利觀的根本出發點是鞏固自身的封建統治，對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會產生不利影響。到了中國近代，重義輕利的觀念嚴重阻礙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發展[4].
盡管中國是通過鴉片戰爭被迫打開了國門，但是中國的仁人志士也因此有了機會接觸到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看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給社會帶來的巨大變革。 開明的士人意識到了傳統義利觀念的弊端和束縛。譬如親歷過鴉片戰爭的林則徐就非常關注財利的問題。林則徐在廣州禁煙的時候，對于道光皇帝不計關稅的做法相當不滿， 他認為應當進行正常的貿易，從而用關稅增強國防力量。林則徐支持商人正常的貿易活動，他積極向皇帝反映沿海商人想要進行貿易的心愿，而且還希望朝廷能夠采取有效的措施對商民的利益進行保護。與林則徐相比，魏源的主張的時代特色更加明顯。盡管他對于財利的主張同樣是與增強國家財富有關，不過他將國家的利益與商民的利益看成是一體的，同等對待，而且更加重視私利，公開為商和民爭取利益，在他看來，要想利國，應當首先便民，換言之，就是政府應當支持商民致富，在此基礎上，國家才可能強大[5].
從秦漢開始，我國政府都認為農業是本業，大力提倡重農抑商。鴉片戰爭對舊有社會經濟秩序的沖擊使得人們重新思考農業和商業的關系。19 世紀初的時候，包世臣率先認識到在國計民生中農業與工商業同樣重要，同樣不可或缺。20 年代之后，包世臣意識到了人心趨末富的社會現實，認為朝廷應當提倡本末皆富。
鴉片戰爭沖擊了中國傳統的本末義利觀，在鴉片戰爭爆發前，由于重本抑末以及傳統夷夏觀念的影響，不少清政府的官吏以及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與其他藩屬國進行貿易是一種恩賜，所以，在戰爭之前，有的清朝官員為了防止鴉片的流入，認為應當斷絕中國與外國的貿易。從理性的角度進行分析，這種想法和做法不夠理性，也不可能實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清政府官員與知識分子不夠了解西方國家甚至對西方國家存在嚴重的誤解，進一步，對中外貿易的認識過于偏頗。然而鴉片戰爭后，中國市場被英國打開，使中國不得不與西方進行貿易，改善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