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浙東三城反擊戰，清政府耗費數百萬帑金，調集五六省兵力，欲一舉扭轉敗局，最終卻“圖之數月，隳之崇朝”.戰役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英軍及時、全面的情報活動對戰爭的進程有重要影響。浙東戰役中，英國軍隊通過秘購、分析《京報》以掌握清廷決策動態； 借助傳教士潛入內地搜集軍事情報； 收買漢奸竊取清軍內部情報，從而全方位獲取了清軍的政治、軍事情報。其情報內容從清軍的戰略意圖到戰術安排，從官員個人情況到官員間關系，從軍用物資調配到武器儲備和使用情況無所不至，對清軍戰備情況達到了若指掌的程度。在戰略戰術、武器裝備、軍隊戰斗力等方面，清軍本已處于劣勢，英軍的情報活動更使之雪上加霜，最終導致三城反擊戰的徹底潰敗。
[關鍵詞]浙東戰役； 英軍； 情報活動。
1842 年 3 月，清政府發動了浙東三城反擊戰。此役清政府籌謀數月，耗費數百萬帑金，調集五六省兵力，從軍事學術視角看，是“鴉片戰爭中清軍唯一的稍具組織規模的反攻入侵之敵的作戰”[1]（ P293），是清政府組織的戰略決戰。然而，該戰“圖之數月”,卻“隳之崇朝”,促使清政府由抵抗轉向求和，其歷史原因值得深思。一場戰役的失敗乃由多種因素綜合而成，關于政治腐敗、戰術失誤、武器裝備落后、軍隊戰斗力薄弱等因素，前人均有深入研究，但對于浙東戰役中英軍的情報活動，雖有涉及卻仍略顯不足?；诖?，本文主要依據英國外交部檔案之記載，結合中國官方檔案史料和部分浙東戰役親歷者的日記、回憶錄，重新檢視在浙東戰役之時英軍的情報活動及其影響，從歷史的另一側面反思浙東戰役失敗之因。
一、英軍在浙東戰役中的情報來源。
浙東戰役，英軍遠涉重洋，孤軍深入，本不具備天時、地利、人和之利。占領浙東三城之初，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璞鼎查即對外交大臣阿伯丁報告，稱“獲得準確的情報信息的難度或者說可能性除非親在現場的人是不能理解的”[2]（ P197）。但英軍在其原有情報獲取渠道基礎上不斷開辟新的情報來源，其情報活動迅速展開。
渠道一： 秘購《京報》并分析利用。
《京報》是英國人獲取清政府政治、軍事情報的第一情報源?！毒﹫蟆酚址Q邸鈔、邸報，是由“內閣、傳知各衙門通鈔，即由各該管衙門、行知各直省，或由驛站、或交提塘分遞”[3]（ P836-837）各省的官報，是晚清重要的政治信息載體。與西方的官報不同，《京報》并非公開發行、人人均可訂購、閱讀的報紙。晚清官方認為，《京報》事涉機務，必須秘密。因此，《京報》是以各級官員為閱讀對象，限于清政府政治體系之內流通的官報，是各地官員獲取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非公開發售的報紙。正如戈公振所指出的，“西人之官報乃與國民閱，而我國乃與官閱也”,“官報之唯一目的，為遏止人民干預國政，遂造成人民間一種‘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心理”[4]（ P63）。在政治信息極不透明、中外之防極其嚴格的環境下，外國人購買、閱讀中國書籍都被禁止，閱讀《京報》按例更是違禁之舉。然而在晚清，除提塘發遞各省的《京報》之外，尚有民間報房刊刻之本。清廷對民間刊刻之《京報》“采取默認但置身事外的態度”,不僅使得外國人獲取《京報》成為可能，并且使其成為“獲取中國政治情報的最好工具之一”[5].
早在 1815 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就已經開始了對《京報》的翻譯和介紹，并認識到其具有極高的情報價值。外國人在華報紙如《廣東記事報》、《廣州周報》、《中國叢報》等均對《京報》內容有經常性介紹，并將其視作是了解大清政治動向的最重要渠道。鴉片戰爭前，外國人已經建立了穩定的獲取《京報》的渠道，利用《京報》獲取清政府的政治、軍事信息也成為常態。清政府對此已有察覺，1839 年林則徐即向道光皇帝奏報稱，義律“在粵多年，狡黠素著，時常購覓邸報，探聽揣摩”[6]（ P129），借以刺探情報。但清廷和各地方政府均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英國人借助《京報》獲取情報信息的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防范和制止。因此，在浙東戰役中，《京報》仍為英軍獲取重要情報的來源。英軍翻譯人員郭士立、馬儒翰、羅伯聃等同時也是情報人員，他們浸淫中國文化多年，精通漢語、漢文，可以熟練閱讀、分析中國官方的文件，因此《京報》就成為他們獲取中國情報的重要渠道。浙東戰役中，英軍一方面借助《京報》密切關注著清廷和各地方政府的政治、軍事動向； 另一方面利用《京報》檢驗他們借助漢奸所獲情報的準確性，并將兩者互相對照，對清廷和各地方政府的政治動向進行分析和判斷。因此，英軍借助《京報》獲取了大量情報信息。
渠道二： 借助潛入內地的傳教士。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明令禁止外國傳教士進入內地傳教，但實際上外國傳教士從未停止過秘密潛入內地的行為。1832 年，傳教士郭士立即對中國沿海作了一年半的偵查活動，搜集了大量中國沿海地區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情報。1835 年，傳教士麥都思乘船對中國東部海岸進行了探查。1841 年，英軍占據浙東三城后，潛入各地的傳教士密切關注清政府的軍事、政治動向，并將信息不斷傳遞到英軍手中。1842 年初，潛入京畿一帶的傳教士向英軍報告京津一帶的防御情況。他們的情報顯示，自從寧波被英軍占領以后，清政府即動用一切力量，在英軍可能進攻的道路上布防。為此，他們向英軍強調，“清政府把天津看成是北京的一個海港，因而特別重視天津，希望將天津變成頭等的防御陣地”[7]（ P191）。還有一些傳教士甚至潛入了更遠一些的熱河，四處窺伺，打探消息，向英軍報告清政府的備戰情況。他們發現，“就在這種屬于滿族地區出產生鐵的許多村莊里，鑄成各種口徑為數甚巨的新的鐵炮，而且這些大炮終日源源不絕地向北直隸省輸送”[7]（ P191）。他們不僅向中國民眾打探消息，還流竄至各處窺探，對于各地炮臺和其他防御工事建筑情況的報告尤為詳細。根據傳教士的情報，英軍發覺清道光帝完全誤判了英軍的戰略目標，誤認為英軍將向北京城進擊。他們預料“清朝政府一定要將中國眾多的人力和廣大的資源全部使用出來，抵抗我軍的進攻，從而扭轉它所面臨的危險局勢”,“以此之故，揚子江上游的防御乃完全遭受忽視； 及至他們后來有所發覺，清政府已不及采取恰當的措施”[7]（ P80）。因此，英軍采取避其鋒芒而攻其不備的策略，避開清軍重兵防守的路線，選擇進攻南京，占據運河，切斷南方各省對京城的供應，以此逼迫清道光帝接受他們的條件。
渠道三： 收買利用漢奸。
進攻浙江之前，英軍情報人員已做好了準備。英軍情報官郭士立熟悉福建、廣東一帶的方言和中國官話，而不熟悉浙江方言，所以他們從廣東帶來一些依附于他們的漢奸，以他們為中間媒介招攬浙江當地漢奸，四處探聽、窺伺清軍消息。而一些社會下層的不法之徒和社會中貪圖一時個人私利的下層民眾，如鴉片煙販、鴉片煙鬼、失業水勇和不法商人等，被英軍金錢所收買，成為英軍搜集情報的耳目，或在茶樓酒肆中探聽，或在軍營外窺探，或借助私人關系四處打聽，甚至為獲情報充當鄉勇，為英軍打探了大量清軍的情報。據后來被捕之漢奸供述，每日均有漢奸到英軍那里報告清軍動向，情報官郭士立處每日接到情報“或數十起，或一二十起”[8]（ P136）。
然而，這些貪圖一時之利的不法之徒，不論是其親口供述還是英國人檔案的記載，他們在茶樓酒肆聽聞、“臨營窺探”的方式均不能為英軍提供核心、機密情報。同時，這些人為利而來，為多得金錢，經常會向英軍提供一些不實信息。根據浙東戰役后被清軍捕獲的漢奸方錫洪供述，為在英國人那里討好，他曾編造虛假情報提供給郭士立[8]（ P137）。1841 年12 月至 1842 年 1 月，英軍根據郭士立所獲情報，認為在余姚、慈溪和奉化三地的清軍有大兵力集結，并有大 批 軍 用 物 資 存 儲，分 別 對 三 地 發 起 了 進攻[9]（ P224）。然而最終并沒有發現清軍的大部隊和軍用物資倉庫。顯然，此情報是假的。為了給自己留一點面子，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只得稱： “這次行動雖然從軍事的角度而言沒有經過充分的考慮，但是具有極高的道德和政治效果，不僅證明了英國軍隊不可戰勝的作戰能力，更震懾了身處杭州的中國欽差和浙江省官員?！盵10]（ P44）所以，如果僅僅依靠這些底層的小內鬼，英國人縱使多與金錢，也未必能夠獲得核心、準確、高度機密的情報信息。
[關鍵詞]浙東戰役； 英軍； 情報活動。
1842 年 3 月，清政府發動了浙東三城反擊戰。此役清政府籌謀數月，耗費數百萬帑金，調集五六省兵力，從軍事學術視角看，是“鴉片戰爭中清軍唯一的稍具組織規模的反攻入侵之敵的作戰”[1]（ P293），是清政府組織的戰略決戰。然而，該戰“圖之數月”,卻“隳之崇朝”,促使清政府由抵抗轉向求和，其歷史原因值得深思。一場戰役的失敗乃由多種因素綜合而成，關于政治腐敗、戰術失誤、武器裝備落后、軍隊戰斗力薄弱等因素，前人均有深入研究，但對于浙東戰役中英軍的情報活動，雖有涉及卻仍略顯不足?；诖?，本文主要依據英國外交部檔案之記載，結合中國官方檔案史料和部分浙東戰役親歷者的日記、回憶錄，重新檢視在浙東戰役之時英軍的情報活動及其影響，從歷史的另一側面反思浙東戰役失敗之因。
一、英軍在浙東戰役中的情報來源。
浙東戰役，英軍遠涉重洋，孤軍深入，本不具備天時、地利、人和之利。占領浙東三城之初，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璞鼎查即對外交大臣阿伯丁報告，稱“獲得準確的情報信息的難度或者說可能性除非親在現場的人是不能理解的”[2]（ P197）。但英軍在其原有情報獲取渠道基礎上不斷開辟新的情報來源，其情報活動迅速展開。
渠道一： 秘購《京報》并分析利用。
《京報》是英國人獲取清政府政治、軍事情報的第一情報源?！毒﹫蟆酚址Q邸鈔、邸報，是由“內閣、傳知各衙門通鈔，即由各該管衙門、行知各直省，或由驛站、或交提塘分遞”[3]（ P836-837）各省的官報，是晚清重要的政治信息載體。與西方的官報不同，《京報》并非公開發行、人人均可訂購、閱讀的報紙。晚清官方認為，《京報》事涉機務，必須秘密。因此，《京報》是以各級官員為閱讀對象，限于清政府政治體系之內流通的官報，是各地官員獲取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非公開發售的報紙。正如戈公振所指出的，“西人之官報乃與國民閱，而我國乃與官閱也”,“官報之唯一目的，為遏止人民干預國政，遂造成人民間一種‘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心理”[4]（ P63）。在政治信息極不透明、中外之防極其嚴格的環境下，外國人購買、閱讀中國書籍都被禁止，閱讀《京報》按例更是違禁之舉。然而在晚清，除提塘發遞各省的《京報》之外，尚有民間報房刊刻之本。清廷對民間刊刻之《京報》“采取默認但置身事外的態度”,不僅使得外國人獲取《京報》成為可能，并且使其成為“獲取中國政治情報的最好工具之一”[5].
早在 1815 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就已經開始了對《京報》的翻譯和介紹，并認識到其具有極高的情報價值。外國人在華報紙如《廣東記事報》、《廣州周報》、《中國叢報》等均對《京報》內容有經常性介紹，并將其視作是了解大清政治動向的最重要渠道。鴉片戰爭前，外國人已經建立了穩定的獲取《京報》的渠道，利用《京報》獲取清政府的政治、軍事信息也成為常態。清政府對此已有察覺，1839 年林則徐即向道光皇帝奏報稱，義律“在粵多年，狡黠素著，時常購覓邸報，探聽揣摩”[6]（ P129），借以刺探情報。但清廷和各地方政府均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英國人借助《京報》獲取情報信息的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防范和制止。因此，在浙東戰役中，《京報》仍為英軍獲取重要情報的來源。英軍翻譯人員郭士立、馬儒翰、羅伯聃等同時也是情報人員，他們浸淫中國文化多年，精通漢語、漢文，可以熟練閱讀、分析中國官方的文件，因此《京報》就成為他們獲取中國情報的重要渠道。浙東戰役中，英軍一方面借助《京報》密切關注著清廷和各地方政府的政治、軍事動向； 另一方面利用《京報》檢驗他們借助漢奸所獲情報的準確性，并將兩者互相對照，對清廷和各地方政府的政治動向進行分析和判斷。因此，英軍借助《京報》獲取了大量情報信息。
渠道二： 借助潛入內地的傳教士。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明令禁止外國傳教士進入內地傳教，但實際上外國傳教士從未停止過秘密潛入內地的行為。1832 年，傳教士郭士立即對中國沿海作了一年半的偵查活動，搜集了大量中國沿海地區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情報。1835 年，傳教士麥都思乘船對中國東部海岸進行了探查。1841 年，英軍占據浙東三城后，潛入各地的傳教士密切關注清政府的軍事、政治動向，并將信息不斷傳遞到英軍手中。1842 年初，潛入京畿一帶的傳教士向英軍報告京津一帶的防御情況。他們的情報顯示，自從寧波被英軍占領以后，清政府即動用一切力量，在英軍可能進攻的道路上布防。為此，他們向英軍強調，“清政府把天津看成是北京的一個海港，因而特別重視天津，希望將天津變成頭等的防御陣地”[7]（ P191）。還有一些傳教士甚至潛入了更遠一些的熱河，四處窺伺，打探消息，向英軍報告清政府的備戰情況。他們發現，“就在這種屬于滿族地區出產生鐵的許多村莊里，鑄成各種口徑為數甚巨的新的鐵炮，而且這些大炮終日源源不絕地向北直隸省輸送”[7]（ P191）。他們不僅向中國民眾打探消息，還流竄至各處窺探，對于各地炮臺和其他防御工事建筑情況的報告尤為詳細。根據傳教士的情報，英軍發覺清道光帝完全誤判了英軍的戰略目標，誤認為英軍將向北京城進擊。他們預料“清朝政府一定要將中國眾多的人力和廣大的資源全部使用出來，抵抗我軍的進攻，從而扭轉它所面臨的危險局勢”,“以此之故，揚子江上游的防御乃完全遭受忽視； 及至他們后來有所發覺，清政府已不及采取恰當的措施”[7]（ P80）。因此，英軍采取避其鋒芒而攻其不備的策略，避開清軍重兵防守的路線，選擇進攻南京，占據運河，切斷南方各省對京城的供應，以此逼迫清道光帝接受他們的條件。
渠道三： 收買利用漢奸。
進攻浙江之前，英軍情報人員已做好了準備。英軍情報官郭士立熟悉福建、廣東一帶的方言和中國官話，而不熟悉浙江方言，所以他們從廣東帶來一些依附于他們的漢奸，以他們為中間媒介招攬浙江當地漢奸，四處探聽、窺伺清軍消息。而一些社會下層的不法之徒和社會中貪圖一時個人私利的下層民眾，如鴉片煙販、鴉片煙鬼、失業水勇和不法商人等，被英軍金錢所收買，成為英軍搜集情報的耳目，或在茶樓酒肆中探聽，或在軍營外窺探，或借助私人關系四處打聽，甚至為獲情報充當鄉勇，為英軍打探了大量清軍的情報。據后來被捕之漢奸供述，每日均有漢奸到英軍那里報告清軍動向，情報官郭士立處每日接到情報“或數十起，或一二十起”[8]（ P136）。
然而，這些貪圖一時之利的不法之徒，不論是其親口供述還是英國人檔案的記載，他們在茶樓酒肆聽聞、“臨營窺探”的方式均不能為英軍提供核心、機密情報。同時，這些人為利而來，為多得金錢，經常會向英軍提供一些不實信息。根據浙東戰役后被清軍捕獲的漢奸方錫洪供述，為在英國人那里討好，他曾編造虛假情報提供給郭士立[8]（ P137）。1841 年12 月至 1842 年 1 月，英軍根據郭士立所獲情報，認為在余姚、慈溪和奉化三地的清軍有大兵力集結，并有大 批 軍 用 物 資 存 儲，分 別 對 三 地 發 起 了 進攻[9]（ P224）。然而最終并沒有發現清軍的大部隊和軍用物資倉庫。顯然，此情報是假的。為了給自己留一點面子，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只得稱： “這次行動雖然從軍事的角度而言沒有經過充分的考慮，但是具有極高的道德和政治效果，不僅證明了英國軍隊不可戰勝的作戰能力，更震懾了身處杭州的中國欽差和浙江省官員?！盵10]（ P44）所以，如果僅僅依靠這些底層的小內鬼，英國人縱使多與金錢，也未必能夠獲得核心、準確、高度機密的情報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