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世紀著名的法學家胡果 格老秀斯曾警告世人戰爭中交戰方千萬不可相信"無可為",也不可以相信"無不可不為".其中"無不可不為"可以解釋為任何的戰術均可以運用于戰爭之中.而"無可為"遵從基督教神學觀點,認為戰爭是一種不道德行為,因此任何相關行動都是應該被禁止.
當然格老秀斯也明白交戰中單方堅持"無可為"或是"無不可不為"均無法保持戰爭的進行.因此,在綜合兩者的可取因素之后,格老秀斯提出了一個實施戰爭的可行法律框架.該框架在"無可為"和"無不可為"兩者之間謀求中間地帶,在肯定正義戰爭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同時對戰爭行為的具體方式進行了限定.這個框架不僅奠定了格老秀斯的盛名,推動了 20 世紀的法律發展,還對 20 世紀之后戰爭沖突的進行產生了一定限制作用.
但是當現代作戰的形式和參戰人員發生改變的背景下,格老秀斯的法律框架是否適用于現代戰爭,尤其在混合戰背景下對法律戰的實施是否依然存在指導作用,還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一、未來戰爭形式
格老秀斯在探索"無可為"和"無不可為"之間的中間范疇時遇到各種困難.而在當今戰爭形式發展多樣的情境下這些困難尤為明顯.從軍事理論角度來講,有些理論家認為未來戰爭依然屬于"不等稱"的戰爭.不等稱戰爭通常指力量上不對等的作戰雙方進行的沖突.沖突中力量較弱方使用非傳統或間接戰術攻擊對方的薄弱環節.然而還有一些理論家不贊同不等稱戰爭之說.他們認為在亞洲軍事化程度加強,中東宗派糾紛,非洲民族國家分裂的背景下,國家部隊之間的傳統戰爭,或稱為"國際武裝沖突"才是未來的戰爭形式.
以上兩種關于未來戰爭形式的觀點代表了學術界對未來戰爭性質界定的兩個派別.但現實是當今世界的沖突融合了與傳統概念毫不相關的戰爭形式特點,因此很難對未來戰爭戰法和戰術進行明確的界定.比如,交戰國家部隊力量懸殊時,部隊經常使用非等稱戰爭的間接戰術,模糊作戰人員和平民之間的界限.實施網絡襲擊,針對非國家作戰人員定點清除單個人員以獲得戰略優勢.或者利用法律作為為本國贏得戰爭優勢的武器策略.比如伊拉克戰爭之初,伊常駐聯合國代表就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譴責美國攻打伊違反了國際法準則,要求安理會就此展開辯論.戰爭開始后,伊新聞部長多次譴責美英聯軍的大規模轟炸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指控美英領導人為"戰犯".
同樣,在信息化程度不斷加強的現代社會,武器不能成為界定未來戰爭性質的重要因素.非國家武裝部隊以及叛亂分子也積極采用傳統戰爭中的武器對抗國家部隊.此外,現代沖突涉及多方人員,這也增加了對現代戰爭進行分類的難度.比如,人們經常發現戰爭中在同一地理區域當中既存在國家級軍隊、叛亂分子還存在跨國恐怖主義組織.因此,如果把戰爭的各種形態以全頻譜顯示的話,不等稱戰爭和傳統戰爭只能算是處于頻譜兩端的極端例子.在現代戰爭當中不可能存在純粹的傳統戰爭或是不等稱戰爭.而混合戰則融合了兩種戰爭特點.
當然,無論是能力原因還是意愿問題,如果國家忽視不斷顯現的混合戰爭威脅,在現代戰爭中依然可以依據以前傳統戰爭和非等稱沖突積累的戰爭經驗和軍事理論進行戰爭.但是忽視這種新型戰爭趨勢勢必會給國家在未來各種武裝沖突中帶來巨大損傷.現在很多國家滿足現狀、不去改進陳舊的軍事理論,其財政預算沒有適應現代戰爭要求,導致資源不合理分配,限制了技術創新,從而導致部隊無法適應當代戰爭的發展演變.因此,雖然有些國家時刻準備打最后一場戰爭,但是他們的部隊卻遠遠無法應對當今混合型沖突體現的全新挑戰.
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已經意識到了此種風險.美軍在《陸軍頂層設計---在沖突不斷的時代面對不確定因素和復雜環境時所必須具備的作戰能力》一文中對未來所應該具備的能力進行了描述."軍隊必須做好準備擊敗任何混合型對手:
敵對國家和擁有各種武器和具備常規、非常規、恐怖主義戰術能力的非國家敵人."[2]
雖然說這些描述提及了戰爭的混合特征,并對戰爭參與者和參與方式進行了一定的限定,但是這種描述還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在重視武器裝備和戰術能力的同時卻忽視了人力資源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運用法律規則方面.
二、法律戰在混合戰中的運用及問題
所謂法律戰,就是依法用兵、以法為兵,運用法律武器支持軍事作戰行動,打擊敵人,保護自己,促成戰爭勝利及其政治目的的實現.
戰中的法律較量, 雙方主要圍繞敵方是否違反了戰爭法規, 包括是否使用了非法作戰手段和方法等問題展開, 擠壓敵方軍事行動的自由和空間, 為維護自己國家和軍隊的形象、贏得國際和國內輿論的支持創造條件.海灣戰爭中,美國多方外交獲得對伊使用武力的通行證,并與其他 41 個國家聯合采取軍事行動,實現強權和法理的有機結合.伊拉克、南聯盟雖然在武器、軍事實力方面不及對手,但是通過法理揭露的戰法,也曾使得美軍形象受損.
法律戰的核心為"法"."法"指的是法理性,它主要是運用法律武器\\(國際法尤其是戰爭法原則\\)對敵展開斗爭,對戰爭的性質、戰爭的合法性等問題提出法律依據,做出法理性判定.法律戰的攻擊目標是對方的軍事行動、外交努力和經濟發展.其目的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削弱對手國家采取軍事行動的意愿和能力.即便對方擁有絕對的必要性采取正義的行動,也可以通過對其國內領導人、軍事指揮官或者士兵采取法律訴訟打擊其作戰士氣.二是對敵軍實施"斬首行動".主要是通過法律途徑牽連其政治和軍事領導人,致使其被捕或被起訴.三是降低目標國家的軍事和科技能力.主要是通過起訴與目標國家有貿易往來的公司和投資方實施.四是從外部控制目標國的法律系統.主要是通過尋找目標國家國內法律制度漏洞,以獲得正當理由對其被指控罪名進行獨立調查的機會.五是在國際輿論上爭取民意.主要通過羞辱、妖魔化對手等策略.
法律戰的各種策略總是先于武力打擊,貫穿整個戰爭過程.法律戰的實施為贏得戰爭主動權產生了重要作用.同時法律戰也是實現軍事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徑.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高技術戰爭改變了作戰的樣式,法律戰卻獲得了更大的空間.因為武器裝備的優劣并不能決定法律戰的強弱,武器裝備處于劣勢方依然可以在戰爭中爭取優勢.
隨著現代社會技術、人文等因素的不斷發展,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戰爭的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外延也在不斷擴大.國際社會運用武裝沖突法對交戰雙方進行制約,已成為法律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社會也運用武裝沖突法對交戰雙方進行制約.比如,美英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發動伊拉克戰爭,被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以違反《聯合國憲章》關于"在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的規定為依據,認定為違法.開戰后,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多次呼吁交戰雙方嚴格遵守國際人道主義法\\(系武裝沖突法的一部分\\),保護平民、傷兵、戰俘、記者和醫院等.他還特別引用《日內瓦第四公約》關于"任何領土上的有效控制方有義務滿足相關人口的人道需要"的規定,挫敗了美英兩國把對伊平民的人道援助責任都推卸給聯合國的企圖.對于法律的運用在冷戰之后逐年增加.國際法起訴戰犯的條款制定得非常詳細,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在過去的 20年中將司法權移交到包括永久國際刑事法院在內的國際法庭的案例從 8 個上升到了 28 個.
然而,作為混合戰概念的提出者霍夫曼認為未來戰爭是多模態的,不可能簡單地將戰爭行動化為正義和非正義兩類.這一觀點在美軍軍事理論界廣為認可.在模糊正義與非正義的界定后,如何運用法律成為需要考慮的問題.
混合戰爭中平民與參與戰斗人員界限的模糊,這對于法律約束力運用范圍產生了極大的沖擊.比如美軍在伊南部重鎮納西里耶準備接受伊軍部隊投降時,卻突然遭到其發起的突襲式圍攻,數名美軍士兵被打死.伊軍士兵有時假扮平民,裝成歡迎美軍的樣子,然后進行伏擊.美軍中央司令部則通過新聞發言人多次指責這種行為,并聲稱對于假扮平民者,一旦被抓獲將不被視為戰俘.美國政府官員還將這種行為歸類為戰爭罪行,認為其破壞了《關于保護國際性武裝沖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第 37、38 條規定中關于保護傷者、病者、戰俘、平民和特殊標志等規則.伊軍則認為,美軍發動侵略戰爭本身就是違法行為,而伊軍這樣做只是戰爭中的詐術,如同使用偽裝、佯動、假目標和假情報等一樣.
"法律戰"的實施,為戰爭正名,對于民眾有很大的迷惑作用,這對于反法律戰戰術提出很大的挑戰.因為不論戰爭正義與否,戰爭雙方都會不遺余力地開展"法律戰",找出或制造發動戰爭的法理依據,證明自己進行的戰爭合理合法.民眾作為旁觀者很容易被迷惑.在海灣戰爭中,美國大量引用聯合國憲章、安理會決議等法規文件,廣泛宣傳自己進行戰爭的正義性,結果有三十多個國家的軍隊參加了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還有十多個國家向美國提供戰爭捐款,使美國結成廣泛的反伊聯盟.在科索沃戰爭中,美國違反國際法,繞過聯合國對南聯盟實施軍事打擊,但美國仍引用北約共同防御條款等法規,大肆宣傳其行動的"合法性",蒙蔽了西方國家的許多人,使科索沃戰爭在西方世界成為"合法"的戰爭.
三、混合戰對國際法的挑戰
武裝沖突法,也就是國際人道主義法和戰爭法,是國際法中專門管理和控制沖突參與方的法律.由協約法和習慣法組成,該法律對所有國際沖突或非國際沖突中的參與方均有約束作用.既出于人道主義也出于實際功能考慮,沖突法保護受到戰爭傷害的平民、戰犯或者難民等,同時還詳細闡明了參與沖突時可以采取的行為和必須禁止的行為.
作為針對特殊領域的國際法,設定了國家職責和個人職責,也明確了違反法律的后果,例如國際制裁或戰爭罪訴訟.
然而,武裝沖突法的有效性和可執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律條款在現代復雜沖突環境下闡釋的清晰度、被理解度和接受度.關于關塔那摩無限期羈押人員的爭論、無人機的使用、戰爭中平民參與者的保護問題等等凸顯了國際社會在武裝沖突法問題上缺乏統一度.人們逐漸發現武裝沖突法所包含的條款已經無法解決現代戰爭中凸顯的各種法律問題.
現代戰爭的混合型特點使其問題尤其凸顯.如果武裝沖突法在現代社會不做任何改變,其條款可能會產生多種誤解、缺乏可信度,最終被時代所遺棄.當法律權威消失,觸犯法律者不受任何懲罰,只有民眾的道德感來限制戰爭中的行為.而國家部隊以及非國家戰爭人員則會認為繼續遵循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法律將會讓自己在戰爭中處于劣勢.
因此,沖突方會打著自衛的旗號忽視武裝沖突法中設定的責任,或者出于戰略原因操控法律,實施法律戰.
法律戰,意味著從戰略層次使用法律作為發動戰爭的一種形式,近年來進入了國際法律詞典.在歷史上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下學者和法律從業者意識到運用法律可以破壞其他處于優勢地位國家發動戰爭的能力.
無論沖突參與方濫用法律作為戰爭手段或者無視法律,在國際上產生的后果將極為嚴重.當法律的重要性逐漸消退,沖突方將逐漸強化軍事需要的重要性--采取各種措施以完全制服敵人.當軍事需要成為最高追求時,參戰方遵循法律的道德感將無可避免下降.現有的法律動機--當戰斗人員按照法律規定實施合法的行為,則不受法律制裁,同樣也保護受沖突所累人員,這在軍事需要和人道主義之間創造了一定的平衡.但是適應現代戰爭形態的法律缺失將直接導致軍事需要和人道主義之間的失衡.
當混合戰爭成為一種新的戰爭趨勢,國際社會必須考慮現有趨勢下武裝沖突法的有效性和實用性.無視這種趨勢,并相信現有法律能夠足夠應對現有情況,將會削弱法律公信度.國際社會應該采取措施修訂法律條款以適應混合戰爭條件下人員保護.
四、格老秀斯的啟示
未來沖突形態處于不斷發展之中,如果處于監管地位的法律無法吸收現代戰爭特點將無法勝任其約束作用.當代戰爭理論家必須效仿格老秀斯,避免拘泥單一的不等稱戰爭或是傳統戰爭理論,努力在兩者之間尋求中間地帶以最大限度地預測未來戰爭形態,并在合理的預測之下尋求國際法的發展.
參考文獻:
[1]Karma Nabulsi. Traditions of Justice in War: TheModern Deb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StathisN. Kalyvas, Ian Shapiro, and Tarek Masoud \\(eds.\\)Order, Conflict, and Violence, [C]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8.
[2]United State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Command. TRADOC Pam 535-3-0, The ArmyCapstone Concept--- Operational Adaptability:Operating under 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 andcomplexty in an era of persistent conflict,2016-2028.[R] Department of the ArmyHeadquarters, 21 Dec, 2009.
[3]俞正山.關于法律戰的幾個問題[J].西安政治學院學報, 20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