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科技倫理學是關于軍事科技道德的本質及規律的學問，它產生于軍事斗爭實踐并為之服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界在軍事科技倫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已不能滿足當前軍事斗爭準備的需求。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者應當乘世界新軍事變革加速發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深入展開之東風，與時俱進地拓展和深化軍事科技倫理研究。
一、歷史的邏輯：軍事科技倫理研究隨著軍事斗爭準備的發展而發展
軍事斗爭準備是“為滿足軍事斗爭需要而進行的準備。核心是戰爭準備”。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際戰略格局和軍事斗爭形勢發展，我國軍事斗爭準備經歷了一個由防止和遏制戰爭，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到做好應對可能發生的局部戰爭和突發事件，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等過程。
近年來，隨著我國國家利益的拓展，黨和國家領導人反復強調要做好軍事斗爭準備。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適應國家發展戰略和安全戰略新要求，著眼全面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貫徹新時期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與時俱進加強軍事戰略指導，高度關注海洋、太空、網絡空間安全，積極運籌和平時期軍事力量運用，不斷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提高以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的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p>
軍事斗爭準備的發展要求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與時俱進。從定位上看，軍事科技倫理研究作為軍事斗爭準備的重要環節，是為推進軍事科技發展而進行的精神輿論準備，它隨著軍事斗爭準備的發展而發展；從性質上看，軍事科技倫理研究屬于意識形態研究，必須服務于我國的經濟、政治、軍事現實，并隨著軍事斗爭準備的發展而發展；從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看，軍事科技倫理屬于理論，發展軍事科技、進行軍事斗爭準備活動則是實踐。這就要求軍事科技倫理研究以軍事斗爭準備實踐為基礎、在實踐中發展自己。隨著軍事斗爭準備的展開，在分析解決新情況、新問題的過程中，人們的軍事科技倫理認識能力會逐步提高，這也會促進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發展。
歷史證明，軍事科技倫理研究是隨著軍事斗爭準備而發展的。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為防止和遏制戰爭，強調要做好軍事斗爭準備。他們十分重視軍事科技的發展，因而倡導在發展軍事科技中發揚團結協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精神。1953年8月26日，毛澤東在給軍事工程學院的訓詞中說：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創辦，對于我國的國防事業具有極重大的意義?！盀榱私ㄔO現代化的國防，我們的陸軍、空軍和海軍都必須有充分的機械化的裝備和設備，這一切都不能離開復雜的專門的技術。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并使我們的技術能夠得到不斷的改善和進步”。他要求學院上下“保持和發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特別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這在你們的學院，是和全軍一樣，必須充分領會和一刻也不可忘記的”，“希望你們團結一致，辦好學院，尊重顧問，努力學習，為完成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給予你們的光榮任務而奮斗”。
這些論述涉及軍事科技工作者應當如何處理與黨、國家、人民的軍事科技倫理關系的問題，意義是重大的。只是受當時軍事科技及倫理研究發展水平的限制，學界還沒有從軍事科技倫理視角展開理論研究。
1985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后，我軍把軍事斗爭準備基點轉到了應付局部戰爭和突發事件上來，這“使我軍軍事領域的所有工作都從長期的應急、應付狀態為主轉到了謀求軍隊的長遠建設為主上，使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走上了健康發展的正常軌道”。隨著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軍事科技倫理理論研究開始起步。第一，當時風行一時的軍人倫理研究關注了軍事科技倫理問題。如有學者指出：“在今天，以電子計算機、生物工程、空間技術、光導纖維、激光、海洋開發等為特征的新的技術革命，已經并將繼續對軍事領域和未來戰爭產生巨大影響?！嗣窠夥跑姀V大指戰員的科學文化素質也在不斷提高。這些變化，必將對軍人的道德生活產生影響?！?/p>
這反映了作者認識到了軍事科學與軍人道德有著內在聯系。當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其缺憾是明顯的：只以“軍人”為道德主體，而認識不到一些從事軍事科技研究的人并非都是軍人，他們也可以成為軍事科技道德主體；只從“科學文化”而不是從“科學技術”角度去看待軍事科技倫理問題，從而使理論研究未能進入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殿堂。第二，核武器倫理研究興起。由于人們對我國曾經遭受過的核威脅、核訛詐記憶猶新，美蘇兩國又擁有足以毀滅人類的核武庫，再加上西方學者對核武器倫理比較充分的研究可為我國的相應研究提供有利條件，因此，核武器倫理研究成了當時我國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一個亮點。1992 年國內即出版了倪世雄先生撰寫的專著《戰爭與道義：核倫理學的興起》，該書雖然把“核武器倫理”稱為“核倫理”，未能區分核武器倫理與和平利用核能的倫理，也雖然有大量的篇幅是在介紹西方的核武器倫理思想，但它畢竟是中國較為系統的一本核武器倫理專著，從一個角度反映了當時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進步。第三，軍事科技倫理成為軍事倫理學術研討會引人關注的內容。如在 1989 年底召開的全軍首次軍事倫理學會學術討論會上，有學者提出了應當研究“進行什么樣的戰爭、采用什么樣的戰爭手段或使用什么樣的武器才是符合道德的，以及是否應該使用核武器，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使用核武器才是道德的”等問題。
1991 年海灣戰爭爆發，美國運用高技術武器裝備全方位打擊伊拉克的做法充分展示了軍事科技在現代戰爭中的巨大作用?！昂硲馉幍氖聦嵳f明，隨著高技術在軍事領域的運用，武器的打擊精度、作戰強度空前提高，突然性、立體性、機動性、快速性和縱深打擊的特點十分突出，擁有高技術優勢的一方明顯地掌握著更多的戰場主動權。在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如果不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努力增強國防實力，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武器裝備水平，在現代技術尤其是高技術條件下的作戰能力不強，一旦發生戰爭，往往陷于被動挨打的地位，國家利益、民族尊嚴和國際威望就要受到極大損害?！?/p>
有鑒于此，1993 年，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做出決策：“必須把未來軍事斗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可能發生的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1995年12月，中央軍委明確提出實施科技強軍戰略。在此背景下，軍事倫理學者開始全方位思考高技術戰爭的倫理問題，推出了一批有質量的成果。在此基礎上，2004年顧智明先生主編出版了《當代軍事倫理學》一書。書中指出：“所謂高技術戰爭，就是指參戰各方或者至少一方大量運用具有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航天技術、海洋技術等當代高、新技術水平的常規武器裝備和與之相應的作戰理論、作戰方法所進行的戰爭?！?/p>
“高技術廣泛運用于軍事，運用于戰爭，不僅改變著軍隊結構和戰爭形態，同時沖擊著倫理道德，加強對高技術戰爭倫理道德研究，成為當代軍事倫理的重要課題?！?。該書全面研究了高技術戰爭凸現的倫理問題、對待高技術武器的倫理原則、軍事網絡中的倫理道德、科學家的軍事倫理責任等問題。高技術戰爭倫理從屬于軍事科技倫理范疇，該書全面論述了居于當時軍事斗爭準備最前沿的軍事高技術倫理問題，因而在軍事科技倫理學發展史上極具價值，為其后人們對“高技術戰爭道德”進行抽象并形成“軍事科技道德”概念提供了理論基礎。
2004 年 6 月，中央軍委正式提出了要把軍事斗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這一轉變基于這樣的判斷：“新軍事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軍事信息化革命。高技術戰爭，是以信息化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正在成為軍隊戰斗力的倍增器。正因為如此，發達國家都把信息化作為新世紀軍隊現代化建設的主要目標?？梢灶A見，信息化戰爭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戰爭形態?！?/p>
這表明了我黨對軍事科技在戰爭中的重要性的認識更加深入了。以此為背景，2005年軍內學者高學敏主編出版了《軍事科技倫理學教程》。該書的貢獻有三，第一，探索了“軍事科技倫理學”的內涵。
書中指出：“軍事科學技術是指人們為了軍事斗爭的需要，認識探索自然所獲取的系統化、規律性的理論成果，利用自然物、自然力和自然規律創造的物質手段以及有關知識、技能的總和”，“軍事科技倫理學，或軍事科學技術倫理學，是關于軍事科技界職業道德的學說，是研究軍事科技道德的職業倫理學”。第二，以馬克思主義軍事倫理學基本原理為指導，系統研究了軍事科技與道德的關系、軍事科技道德原則、軍事科技道德規范、軍事科技工作者的理想人格、軍事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責任、軍事科技道德評價、軍事科學技術的價值、軍事科技研究的道德原則、武器技術發展的倫理等問題。
第三，提出了道德原則規范體系。該書作者認為，軍事科技道德原則包括獻身國防科技事業、科技強軍、愛國報國、維護世界和平等；軍事科技道德規范包括聽黨指揮、愛國奉獻，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嚴謹求實、勇于創新，學術民主、爭鳴自由，謙虛謹慎、團結協作等。該書的出版是我國軍事科技倫理學研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表明了中國軍事科技倫理學研究已由分散走向系統、由不成熟走向成熟。
二、現實的呼喚：當前軍事斗爭準備對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新要求
軍事科技倫理研究隨著軍事斗爭準備實踐發展而發展的事實，要求它必須隨著我國軍事斗爭準備的拓展和深化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并有所作為。
（一）展示我國發展軍事科技、推進軍事斗爭準備的道義自信
道義是道德與正義，在軍事活動中起著引導協調內外關系、激勵軍心士氣等作用。隨著軍事科技在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中的作用日益增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日新月異，軍事科技倫理學應當深入研究發展軍事科技的道義性質，論證其道義的合理性。軍事科技倫理研究應當表明：我國發展軍事科技的努力既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科技倫理的要求，也與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軍事科技道德要求相一致。我國發展軍事科技、加強國防建設的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和平發展以及維護世界和平，指導思想是提倡以“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處理國際倫理關系的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胡錦濤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在現實軍事斗爭準備實踐中，在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過程中，在武器裝備研發、使用中，我國都展示了維護人類利益的國際道義形象與關心人類前途和命運的道義風范。我國發展軍事科技，既有利于維護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有利于維護其他國家人民的長遠利益，因而是合乎道義的。
軍事科技倫理研究應當指出，一些國家和勢力攻擊我國發展軍事科技的企圖是荒謬的。近年來，我國軍事科技水平不斷提高，武器裝備的更新、軍事斗爭領域的拓展、軍事戰略思想的深化招致了一些國家、勢力的忌恨，他們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道義攻擊。他們指責我國發展航空母艦、進行太空探索、開發網絡空間等努力是在威脅世界和平，大肆宣揚“中國軍事威脅論”；以“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否定黨對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領導，從而否定我國發展軍事科技的正當性；以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普世價值觀”否定我國發展軍事科技的指導思想，即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胡錦濤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指責它違背了人性、人道主義。軍事科技倫理學研究者對此要保持足夠的警覺，洞悉它們詆毀我國軍事斗爭準備國際道義的國家、民族極端利己主義動因。
（二）解決當前軍事斗爭準備中軍事科技倫理具體問題
近年來，我國軍事斗爭準備不斷拓展和深化。航空母艦等武器裝備的制造領域，海洋、太空及網絡空間的安全領域，國內、周邊乃至全球的各個地區，都與我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關。這要求軍事科技倫理學研究由此帶來的軍事科技倫理關系的新變化，拓展和深化相關研究。
在海洋領域，軍事斗爭準備的推進要求軍事科技倫理學展開海洋軍事科技倫理研究，形成具有我國特色的海洋軍事科技倫理學。后者要解決什么是海洋軍事科技倫理學、研究海洋軍事科技倫理學的意義和方法、海洋軍事科技倫理的本質及規律是什么、服務于我國軍力向深海及遠海投放的軍事科技倫理的性質是什么、海洋軍事科技道德應有怎樣的行為規范等問題。在海洋軍事科技倫理研究中，我們應當把重點放在當前亟待解決的航空母艦倫理問題上。目前，我國海軍已列裝航空母艦。為充分發揮航母在軍事斗爭準備中的作用，軍事科技倫理學要展開航母倫理研究。研究航母倫理就是要從軍事科技視角全面分析圍繞著航母形成的倫理關系，揭示我國研制、使用航母的道義性質，探索航母倫理的一般要求及道義選擇、評價標準，思考艦上官兵應有的道義意識及這種意識的教育、培養等問題。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道義保障我國航母的研制與使用，使艦上官兵形成一個與擁有先進武器裝備的物質航母相稱的精神航母。后者由航母官兵上下一心、崇尚正義的精氣神凝聚而成，是航母戰斗力的倍增器，無往而不勝的精神堡壘。
在太空領域，軍事斗爭準備的推進要求軍事科技倫理學展開太空軍事科技倫理的研究。太空是地球大氣層以外的宇宙空間，和平利用太空有利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意愿。隨著軍事科技的發展，太空在現實軍事斗爭中的重要性凸顯。由于太空飛行器作為作戰平臺可用于偵察、對地攻擊、干擾及攻擊對他國航天器、為地面導彈導航等，太空的軍事作用愈益引人注目。我國以建設和諧世界為己任，希望和平利用太空。但面對近年來個別國家在太空的軍事利用上越走越遠的事實，我們只能未雨綢繆地做好應對準備，否則就會在軍事斗爭中陷于被動，甚至吃大虧。這要求軍事科技倫理學全面研究我國維護太空安全的道義問題：研究維護我國太空安全的道義依據，解決遵守和平利用太空的國際道義要求與維護我國太空安全之間可能產生的矛盾，揭示一些國家試圖引發太空軍事競賽的非道義性，力爭在國際協商的基礎上形成和平利用太空、和諧處理太空關系的倫理規范，為維護我國太空安全提供有力的道義支持和良好的外部環境。
在網絡空間領域，軍事斗爭準備的推進要求軍事科技倫理學加強網絡空間軍事科技倫理的研究。在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美軍非常重視網絡戰，它“采取了多項舉措，如成立網絡司令部、組建網絡部隊、發布《網絡空間行動戰略》、研制多種網絡武器、實施網絡空間攻防演習等”。為此，軍事科技倫理研究必須關注網絡戰倫理問題，解決下述問題：如何判斷網絡技術軍事應用的正義與非正義性質、網絡戰是否合乎道義、網絡對抗的范圍與手段有無道義約束、如何才能在應對網絡戰中占據道義的主導權等。與此相應，軍事科技倫理研究還應關注網絡信息安全倫理問題。隨著網絡的發展，世界各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種狀況雖然有利于各國的交流，但也帶來了網絡信息安全問題。
當前全球信息安全形勢日趨嚴峻，“有人統計，現在世界上已有2000多萬人具有網絡攻擊的潛力，‘黑客’運用的軟件工具已達 1000 多種。信息安全已經對國家整體安全形成了巨大影響”。據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目前我國與因特網相連的網絡管理中心有 95%都遭到過境內外黑客的攻擊或侵入”。這種情況的存在使得網絡信息安全保密成為戰斗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發展軍事科技、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的必然要求。這要求軍事科技倫理學全面研究網絡信息安全的本質及倫理內涵、各國圍繞著網絡信息安全展開較量的道義性質、網絡信息安全保密要求與國際道義的關系等。在此基礎上，概括出既適合我國軍事斗爭準備需要，又符合國際道義要求的網絡信息保密安全道德規范，并以此為重要突破口，帶動軍事科技網絡倫理建設的全面加強。
當前軍事斗爭準備不僅要求軍事科技倫理學研究海洋、太空、網絡空間倫理，而且要求研究核武器倫理、定向能武器倫理、動能武器倫理、次聲武器倫理、反裝備武器倫理、氣象武器倫理、基因武器倫理、反物質武器倫理等問題。軍事科技倫理學只有全面、深入研討這些問題，才能為我國武器裝備的發展提供可靠、有力的道義支持。
（三）創新軍事科技倫理體系
適應軍事斗爭準備拓展和深化的需要，軍事科技倫理研究應當在理論體系上有所創新。具體而言，要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科學界定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科技倫理的內涵，指出它是依靠國內國際社會輿論、傳統習慣與人們內心信念維系的，用以調節軍事斗爭準備中科技倫理關系的思想意識、原則規范和行為活動的總和，并說明其中的軍事科技倫理關系是指圍繞著軍事斗爭準備形成的個人、集體、國家及國家間的倫理關系；研究軍事科技倫理與軍事斗爭準備實踐之間的關系，指出軍事科技倫理研究是現實軍事斗爭準備的一部分，軍事科技倫理是應軍事斗爭準備實踐要求產生、隨之發展并為之服務的，軍事斗爭準備的道義性質規定了軍事科技倫理的性質。而軍事科技倫理有利于促進軍事科技及軍事斗爭準備的發展；揭示軍事斗爭準備科技倫理的起源、本質及規律，認清它的意識形態本質及它起源于軍事斗爭準備實踐、為之服務并隨之發展的事實；概括軍事斗爭準備科技道德原則、規范，力爭形成適應當前軍事斗爭準備的軍事科技道德規范體系；解決軍事斗爭準備所關注的海洋、太空、網絡空間倫理問題；探索軍事科技道德教育與修養的途徑與方法。軍事科技倫理學應當指出軍事科技道德教育、修養在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中的重要性，尤其要強調軍事科技工作者在軍事斗爭準備中肩負著重大責任。要把軍事科技道德教育、修養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核心價值觀及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教育結合起來，引導人們正確處理個人與黨、軍隊、國家的關系，以創造和諧的軍事科技倫理關系。
三、未來的擔當：在強化“四個意識”中拓展和深化軍事科技倫理研究
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者應以天下為己任，積極思考當前軍事斗爭準備的軍事科技倫理問題，為我國軍事科技的發展提供道義的支持。這要求軍事科技倫理研究適應現實軍事斗爭準備的需要，強化研究的責任意識、創新意識、視角轉換意識、意識形態斗爭意識。
（一）強化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責任意識
當前，軍事科技倫理學者大都能以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為指導研究軍事科技倫理問題，但毋庸諱言，也有一些學者熱衷于從抽象的人類理性或脫離具體國家的全人類利益出發去思考問題。這一現象在武器裝備倫理的研究中顯得尤為突出。如有學者認為，隨著軍事科技的發展，武器的殺傷破壞力會越來越大，因此舉凡發展軍事科技，研制新的、更具威懾力的武器裝備的企圖都是惡；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各國應放棄這種企圖。這種觀點是與唯物史觀相違背的。
軍事科技倫理學應當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堅持從維護國家安全的現實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脫離現實的、抽象的人性和人道立場出發研究問題，否則研究就會陷于空洞。因為，善惡是一種道德觀念，而“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在現實世界中，人們用以判斷軍事斗爭準備善惡的標準是歷史的、階級的，各個階級、國家總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討論善惡問題。而所謂全人類的利益、全人類的善惡之類說法，只有與具體的階級、國家聯系起來才有意義。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軍是人民軍隊，我國的軍事斗爭準備既符合中國工人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也符合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需要，因此，是善的。當前，我國武器裝備的科技含量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這要求軍事科技倫理學為我國軍事科技的發展鼓與呼，而不是貶與抑。
軍事科技倫理學者不應僅僅滿足于呼喚各國在武器裝備研制、使用上的自我約束和克制，而更應清醒地面對現實，為論證我國發展軍事科技、維護國家安全的合乎道義性而殫精竭慮。
從抽象的人道立場出發研究軍事科技倫理的做法是與我國軍事斗爭準備對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要求相脫離的，對我國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的準備也是有害的。有鑒于此，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者要清醒地意識到：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絕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現實軍事斗爭準備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者應當對自己肩負的責任有明晰的認識，以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為己任，始終站在維護我國國家安全利益的立場上思考軍事科技倫理問題，把研究目標聚焦于“能打仗、打勝仗”
與有效履行使命上來。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者要充分認識到，武器裝備在軍事斗爭準備中極為重要，是國家綜合實力和軍隊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是我軍遏制戰爭和打贏戰爭的重要物質技術基礎，是促進人民解放軍戰斗力生成模式轉變的關鍵因素。當前，“我軍裝備建設的主要矛盾是武器裝備現代化水平與打贏信息化戰爭、有效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的需要不相適應，武器裝備整體創新能力與形勢任務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全軍官兵必須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和緊迫感，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攬，以貫徹落實全軍裝備工作會議精神為契機，在更高的起點上推進我軍裝備建設又快又好地發展”。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者只有為我國武器裝備的發展提供了道義支持，才能實現自身價值，盡到理論研究的義務。
（二）強化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理論創新意識
軍事科技倫理學要在現實軍事斗爭準備中充分發揮作用，其理論就應當具有創新性。為此，軍事科技倫理研究應當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梳理現有成果，打牢理論創新的基礎。理論的科學性是理論創新的前提。當前，我國的軍事科技倫理學理論存在著一些有待完善之處。如《軍事科技倫理學教程》把“軍事科技倫理”界定為職業倫理學。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為，軍事科技道德主體除了以軍事科技為職業的軍事科技工作者外，還應當包括政治家、一般軍人與民眾。政治家做出發展軍事科技的決策、軍人應用軍事科技的成果、民眾對軍事科技的態度都具有軍事科技倫理意義?！盾娛驴萍紓惱韺W教程》認為，“維護世界和平是軍事科技道德的最高原則”，并進一步解釋道：
“軍人和軍隊是為了戰爭而存在的，但戰爭不是最終目的，和平才是人人向往的目標。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軍人、軍隊、戰爭只是維護和平的手段，以軍人和軍隊的存在抑制戰爭，換取和平。我軍科技工作者獻身國防科技事業、貫徹科技強軍戰略，是愛國報國的具體表現，也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
從這個意義上說，維護世界和平是軍事科技道德的最高準則”。這種認識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各國對世界和平的追求是建立在本國利益基礎之上的。就我國而言，我國維護世界和平的目的是要為謀求我國人民的利益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軍事科技倫理學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會影響軍事科技倫理學作用的發揮，因此，軍事科技倫理研究應當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的梳理，以確保理論的科學性。
第二，加強軍事科技倫理史的研究，增加理論創新的歷史厚度。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創新需要豐厚的歷史底蘊。目前，我國對中西方軍事科技倫理思想史、馬克思主義軍事科技倫理思想史等的研究還相當欠缺，迄今還沒有一部相關專著問世。這不利于我們探尋軍事科技倫理的本質及規律、借鑒歷史文化遺產。列寧曾指出，馬克思主義“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一種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恰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他的學說的產生正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極偉大的代表人物的學說的直接繼續”。
今天的軍事科技倫理思想是人類社會軍事科技倫理思想合乎規律的產物，軍事科技倫理研究只有卓有成效地開展中西方軍事科技倫理思想史及馬克思主義軍事科技倫理思想史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軍事科技倫理的本質及規律，更好地服務于現實的軍事斗爭準備。
第三，關注現實軍事斗爭準備，增強理論創新的力度。理論的創新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的。
近年來，學界對海洋倫理、太空倫理、網絡空間倫理等有了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績，發表或出版了《海洋倫理學研究對象及其框架體系建構初探》
《航天技術與太空倫理的主要規范》《網絡倫理》等著作和論文。只是頗為遺憾的是，它們并沒有從軍事科技倫理角度去系統思考相關問題。今天，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要求軍事科技倫理學從軍事科技倫理角度審視現代科技成果的發展，關注海洋、太空、網絡空間的軍事科技倫理，展開基因武器、電磁武器、氣象武器、核武器、反物質武器的倫理研究，展開軍事科技工作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核心價值觀、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教育修養的研究，在創新研究中全面發展軍事科技倫理學理論。
（三）強化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視角轉換意識
第一，由專注國內向國內國際并重轉變。在以往的軍事科技倫理研究中，一些學者只重視國內倫理的研究，而對國際軍事的研究不足。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家利益的拓展、所擔負的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任務的愈益繁重要求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者具有世界的眼光。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者應當審時度勢，認清全球化背景下我國軍事科技的國際交流日益密切的事實，把國內的軍事科技倫理研究與國際的結合起來，以全球的視角審視現實的軍事科技倫理問題，積極探索我軍同各國加強軍事合作、增進軍事互信，參與地區和國際安全事務中的國際軍事科技倫理。如在海洋軍事科技倫理的研究中，我們既應立足于本國利益，也要尊重國際軍事科技倫理的要求，更要認清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展示國際海洋軍事倫理的內涵、本質與規律、原則與規范、教育與修養等，加強對海洋軍事科技倫理借以起作用的國際輿論的研究，弄清國際輿論的本質及發展規律、爭取國際輿論的方式方法等問題，為贏得國際輿論對我國拓展海洋利益的道義支持提供理論指導。
第二，由被動應對惡意攻擊向主動展示道義的視角轉變。在以往的軍事科技倫理實踐中，每當我國軍事科技有重大決策或取得重大成果時，如增加經費投入、試爆核武、發展航母、發射“天宮一號”，都有一些國家和勢力以“中國軍事威脅論”加以攻擊。以往的軍事科技倫理研究面對這種攻擊，往往只是被動地思考如何澄清是非、說明我方的正義性問題，其后果是我國軍事科技倫理理論探索的視線往往被對方牽著走。這既不利于我國軍事科技倫理理論的發展及其實踐運用，也不利于我國爭奪國際輿論的主導權。今天，我國的國力、軍力有了極大的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目標“要求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有一個大的發展”，“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實現“中國夢”“強軍夢”。這要求軍事科技倫理研究有敏銳的政治意識和軍事意識，一旦黨中央、中央軍委宣布發展軍事科技的重大決策，就應當以輿論主導者的視角，全面思考如何主動地向世界宣示正義性的問題，牢牢把握國際輿論的主導權，而不使敵對國家或勢力獲得貶損我國道義的先機。
第三，由國際規則的恪守者向規則的主導者的視角轉變。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我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事務，包括參與國際軍事科技法規的制定。而國際軍事科技道德大量地存在于國際法之中。為此，軍事科技倫理學應當研究我國如何在制定國際法、形成公平公正國際軍事科技倫理關系的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問題。
軍事科技倫理學要適應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的需要，改變研究不深的現狀，從國與國平等的觀念出發，以國際規則的主導者、制定者的視角審視國際法制定與實施的問題，力爭掌握與我國身份、地位相一致的話語權，以確保國際軍事科技法律所包含的道義公平公正。
（四）強化軍事科技倫理研究的意識形態斗爭意識
如前所述，我國發展軍事科技、進行軍事斗爭準備的努力不斷遭受一些國家和勢力在道義上的攻擊，如他們動輒叫囂“中國軍事威脅論”。對于這類攻擊，我們不能就事論事，而要將其與當前國際意識形態斗爭聯系起來，認識到這些國家、勢力對我國發展軍事科技的攻擊是對我國發起的意識形態挑戰。其實質就是要通過否定我國發展軍事科技的正義性來否定黨對軍隊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導思想，削弱中國，搞垮中國，謀得自身利益。軍事科技倫理研究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自覺擔當起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職責，深入思考如何“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和主導權，堅持正確導向，提高引導能力，壯大主流思想輿論”等問題，揭露鼓吹“中國軍事威脅論”的國家和勢力的非道義性及其不良用心，為我國贏得意識形態斗爭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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