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圍剿”戰爭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死決斗
半個多世紀前，我在大學上黨史課時，記得老師都是講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現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黨史新本，分別改為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表述了。 也許是思維形成了某種定式， 我在這里還是按照過去的說法來講這段歷史。 其實， 這個表述并沒有過時，1991 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目錄仍然是按照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說法編輯文章的。
這些年來，黨史研究有很大變化，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突破了過去的許多禁錮，推翻了路線斗爭史的戒律，還了許多重要黨史事件的歷史面目，為不少重要黨史人物正了名，大大提高了黨史研究的科學化水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黨史研究也遭遇到各種非議。 其中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歷史持否定之聲者，比對另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要多。 什么武裝暴動是恐怖主義；1930 年代是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代，中國共產黨打內戰延誤了國家現代化；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分裂國家；等等。 毫無疑問，這些看法，對這段歷史的傳統觀念帶有顛覆性。
考察和研究歷史，首先有一個站在什么立場，持什么觀點，用什么方法的問題。 立場觀點方法不同，對歷史的認知則大相徑庭，乃至南轅北轍。 上述對這段歷史的一些重大基本問題持否定論者，首先是立場觀點方法相左，沒有共同語言，非同道者。 如果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過去對這些重大基本問題的認識完全站得住，沒有什么可非議的。 如果以為提出一些吸引眼球的觀點是思想解放，那就大錯特錯了。
這種觀點完全偏離了歷史的正確軌跡。還是 2007 年 11 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屆全國蘇區精神研討會上，我曾講過這段歷史是革命環境最為艱難、斗爭形勢最為險惡、挫折和曲折最為頻繁、黨和紅軍幾乎瀕臨絕境而又發生生死攸關的轉折的時期。 它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命運。
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發動武裝起義，進行土地革命戰爭？ 首先，從整個國家的層面說，中國近代社會以來的基本矛盾沒有解決。 新建立的國民黨政府依然維護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狀況不僅沒有改變， 甚至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 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和壓榨更厲害了，并且形成和發展了新的官僚資本。 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異常艱難。 那種以為中國可以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道路實現現代化的想法， 是一種不切歷史實際的幻想。 其次，從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具體遭遇言，國民黨反動派實行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殘暴政策。 1927 年 3 月至 1928 年上半年，全國有 32 萬多人被殺害，其中共產黨人有 2.6 萬多人；黨員人數由大革命高潮時的 5.8 萬人銳減至 1 萬多人。 面對這種嚴酷的白色恐怖，中國共產黨人沒有別的選擇， 只能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當然，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單槍匹馬地孤軍奮戰，而是領導著繼續遭受深重壓迫和剝削的廣大工農大眾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鬧革命，特別是地處邊遠的窮苦農村，迅速成為黨開展革命活動的基地。 我記得，連不贊成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胡適發表文章都說：大多數農村所以破產，農民所以貧困，是由于國內政治不良，剝削太苛，搜刮太苦，負擔太重。 現時內地農村最感痛苦的，是抽稅捐太多，養兵太多，養官太多。 納稅養官，而官不能做一點有益于人民的事；納稅養兵，而兵不能盡一點保護人民之責。 剝皮到骨了，血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受一絲一毫的治安幸福。 在這種痛苦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產黨、不做土匪，那才是該死的賤種哩！ 胡適的這段話是對當時歷史的客觀描述，充分說明：革命造反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進行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 實行工農武裝割據， 乃至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都是由此而來；都是為了反抗壓迫和剝削，求得生存和解放。 也就是說，是為了爭取基本的人權而不得不進行的革命斗爭。 這段話有助于認識中國共產黨進行土地革命戰爭的必要性、正義性和進步性。
為什么說反“圍剿”戰爭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死決斗呢？
第一，國民黨反動集團視中國共產黨為“共匪”，把紅軍看作“異物”，必欲徹底消滅而后快，不惜動用大量物力、財力，先后發動了五次大規模的“圍剿”戰爭。 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在 1929 年 1 月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開辟中央蘇區后，不僅中央紅軍力量在不斷壯大，而且其他革命根據地也在不斷發展。 這使國民黨政府深感驚恐不安。 從1930 年秋到 1934 年秋，先后調集 10 萬、20 萬、30 萬、40 萬直至 50 萬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大規?！皣恕?，期間還以數十萬軍隊對鄂豫皖、湘鄂西等蘇區進行“圍剿”。 由于敵我雙方的力量和資源十分懸殊，再加上中央“左”傾領導的錯誤軍事路線，絕大多數蘇區都被國民黨軍占領，各路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方面說，欲置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于死地。 對于共產黨和紅軍而言，進行反“圍剿”戰爭就是一場生死決斗。
第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廣大指戰員絕大多數是目不識丁的勞苦大眾，通過一次又一次反“圍剿”戰爭，逐步學會了在生死決斗中戰勝敵人的本領。 如毛澤東所說：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紅軍指戰員就是從老百姓變過來的。 前四次反“圍剿”戰爭，都取得了重大勝利，“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 后來，“廣大根據地的喪失和紅軍的轉移，這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失敗”。 即使瀕臨絕境，但由于有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領導和運用獨特的戰略戰術，最后還是化險為夷，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再度進行生死決斗時，終于打敗了在反“圍剿”戰爭中被打敗過的敵人。 這個制勝的本領主要就是從反 “圍剿”戰爭中學到的。
第三，通過反“圍剿”戰爭失利后的戰略轉移，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不僅沒有在生死決斗中被消滅， 而且在抗日戰爭爆發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新生， 并在國際社會得到承認。 首先得到了共產國際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承認。 蘇美英等國駐華代表團頻繁與中共代表團接觸， 美國政府還派正式代表訪問延安， 調解國共關系。 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是一個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強大政治軍事力量。 所以有這樣巨大的變化，無疑與經歷反“圍剿”戰爭這個生死場的磨礪息息相關。 或者說，這也算是國民黨反動集團進行“圍剿”的一“功”吧：越是“圍剿”，共產黨和紅軍越是強大，在經歷了磨礪之后終于實現了建立新中國之夢。
二、寧都與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的歷史定位
自 2001 年 11 月參加中央蘇區創建 70 周年活動后，我每年都來贛南走走黨史， 對中央蘇區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發生地，包括反“圍剿”戰爭的歷史遺址或舊址都要作些實地考察。 寧都是我考察次數最多的縣之一。 特別是 2004 年 10月，我考察了歷次反“圍剿”的一些重要戰場后，產生了能否修建反“圍剿”戰爭紀念館的想法。 在哪個地方建比較合適呢？ 我認為不存在所謂“唯一性”，即只能你這里有資格建，別的地方就沒有資格建這樣的問題。 因為反“圍剿”戰爭的主要戰場分布在許多地縣。 吉安、撫州和閩西的一些縣都曾分別是這次那次反“圍剿”戰爭的主戰場。 就贛南來說，除寧都外，還有興國、石城等縣。 要講“資格”，這些地縣都夠格。
關鍵在于，除此之外，還要有建館基礎和積極性。 就寧都來說，這幾個條件都具備。 因此，2005 年 8 月，由贛州市委黨史辦組織和聯系，寧都縣委和縣政府在北京召開了“寧都改（擴）建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紀念館”專家論證會。 我參加了論證會。 與會專家一致同意，在 1970 年建的“第一至三次反‘圍剿’歷史陳列館”的基礎上改（擴）建“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紀念館”的意見，并在會議紀要上簽了名。
我贊同會議紀要對寧都與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關系的定位。一為“寧都是中央蘇區前期的政治軍事中心”。我理解，所謂“前期”，即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之前。 中央蘇區是 1930 年 10 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初步形成的。 1931 年 1 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布正式成立。 這不僅是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機關，而且管理全國蘇區內的各級黨組織， 指導全國蘇區黨的工作。 同時還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此后，蘇區中央局雖隨軍幾經轉移，但還是在寧都境內的時間多些。 直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蘇區中央局才基本長駐瑞金。 因此，說“寧都是中央蘇區前期的政治軍事中心”，是實事求是的。
二為寧都與歷次反“圍剿”都有密切關系。 它是第一次反“圍剿”的紅軍集結地、指揮部和主戰場之一；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決策地和備戰基地；第三次反“圍剿”的主要戰場之一；第四次反“圍剿”的鞏固后方；第五次反“圍剿”的后方基地、阻擊地和最后放棄的核心根據地之一。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縣與歷次反“圍剿”都沒有這樣密切的關系，并能發揮上述重要作用。 三為寧都是反“圍剿”戰爭中一些重要事件的發生地。 如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國民黨第二十六軍在寧都舉行了起義，組建為紅五軍團，壯大了紅軍力量；第四次反“圍剿”前夕，在寧都小源召開會議就前方作戰的重大方針進行了討論；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在寧都成立了少共國際師，蘇區江西省委、省蘇、省軍區都進駐寧都等。 這些都說明寧都與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的關系異常密切。 因此，在寧都修建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紀念館的決策是有充分歷史根據的。
從黨史研究視域看， 寧都最有影響的歷史事件可能還是“兩個寧都”。 即一是寧都起義，二是寧都會議。 這兩者都與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息息相關。 寧都起義是第三次反“圍剿”的戰利品。 1.7 萬人起義加入紅軍，這不僅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絕無僅有， 就是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像這樣大規模的起義也屈指可數。 因此，它震驚中外，是反“圍剿”戰爭的一個奇跡。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寧都起義的紀念活動沒斷，應當。這不必多說。這里著重講寧都會議。過去將黨史扭曲為路線斗爭史，對寧都會議的論述，一是上綱上線，將其說成是嚴重的路線斗爭；二是又神秘兮兮，語焉不詳，究竟討論什么問題不甚了了。 直到 1980 年代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毛澤東著作時查檔考證后才將時間搞清楚，而且地點還搞錯了。 乃至中央黨史研究室 1991 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 上卷還將寧都會議寫成在小布召開的。
所以，2001 年初到寧都，我就急著要先去看寧都會議舊址。陪同人員告訴我是在小源，離縣城比較遠，下了雨，路不好走。 我堅持還是要去。 看后才恍然大悟，原來長期講小布是將兩個“小”混為一談。 看了，也才了解到舊址沒有很好地保護，成了堆放農具和柴草倉庫，一面墻歪裂嚴重，若不搶修有大風雨，就可能倒塌。 我問原因，固然與經費短缺有關，但思想認識上有顧慮，認為這是反毛的會議，怕修復了被人家說是為“左”傾錯誤翻案。 我當即講了黨史情況以解除顧慮。
2004 年 10 月，我第二次去看時，舊址修好了。對寧都會議怎么評價，在學術觀點上可能見仁見智，但也有共識，即會議批毛是錯誤的，這是毛主席在中央蘇區遭受的一大挫折。 如果說在紅四軍七大時被選掉前委書記是在開創中央蘇區時的一“落”，那么寧都會議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則算二“落”了。 但即使如此，寧都會議仍然是黨史上的重大事件，作為黨史遺存應當受到維護，可以用來進行黨史教育。 在中央蘇區開過許多重要會議，但像寧都會議在黨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會議還是不多的。 再換一個視角，從壞事變好事、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來看，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沒有寧都會議就沒有后來的遵義會議。 這可以從周恩來與博古的一次長談中得到佐證。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遭到與會絕大多數人的尖銳激烈批評， 并改組了中央領導。 對此，他沒有思想準備，并對許多人的發言十分惱火。 遵義會議后，心緒不好，少言寡歡。 1935 年 2 月初，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那個地方，要解決中央由誰負總責的問題。 周找他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 周對他說：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領導， 中國工農紅軍要取得勝利， 必須找一個比我們這些人更有軍事才能的人當統帥。 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干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 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 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干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
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 我對他是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 但是，寧都會議后，他離開軍隊，使中央紅軍失去了一個帥才，這就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里。 紅軍不能沒有他。 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 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決心要盡快“去李換毛”。 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 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 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檢討反“圍剿”失敗的領導責任，批評你的錯誤。 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你應想開些。 對毛澤東，你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 周恩來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權，由張聞天負總責，擔任黨中央一把手。 這就說明，寧都會議不只是孤零零的一次會議，從歷史的眼光看，它對黨的歷史發展有深刻影響。
中央蘇區的重心在贛南。 贛南蘇區的全紅縣有 10 多個，而就其作出的歷史貢獻、發揮的歷史作用和產生的歷史影響而言，根據我的考察，最重要的可能是瑞金、興國、寧都、于都 4 縣。 瑞金是中央蘇區首府，其作用不言自明。 興國，有毛澤東授予的“模范興國”為金字招牌。 于都是紅軍長征的集結出發地。 寧都就是上面所說的兩大事件。 因此，我將這四縣稱為贛南蘇區的“金磚四縣”。
三、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紀念館是蘇區精神教育的重要課堂
蘇區精神是全國 13 個蘇區特別是中央蘇區的一個重要政治品牌和精神資源。 2011 年 11 月 4 日，習近平在北京召開的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 周年座談會上對蘇區精神的內涵作了明確概括。 他說：
在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中，在建立紅色政權、探索革命道路的實踐中，無數革命先輩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以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斗、爭創一流、無私奉獻等為主要內涵的蘇區精神”。 寧都“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紀念館”，既是在倡導蘇區精神的過程中修建的，而反“圍剿”戰爭紀念館的建成和對外開放，又是學習、宣傳和弘揚蘇區的重要課堂。
寧都人民為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在紀念館的版面上陳列了 5 個方面：一是積極籌糧籌款；二是堅壁清野，赤色戒嚴；三是配合紅軍殲敵；四是安置傷員，慰勞紅軍；五是踴躍參軍，擴充紅軍。 材料豐富，事跡感人。 最使我感動的，是幾個大的數字，在多次考察中給我深刻印象。 當時的寧都有 32 萬人，參戰者達到 20 多萬人次，真可謂“全民皆兵”。 其中參加紅軍的有 5.6 萬人，犧牲的烈士僅有名可查的就達 1.6 萬多人。 上面說的 “金磚四縣”，一個重要依據，就是這 4 個縣的有名有姓的烈士都在1.6 萬 人 以 上 ， 占 贛 南 13 個 蘇 區 縣 犧 牲 的有 名 有 姓 烈 士10.8 萬人的 60％多。 所以說，贛南這塊紅土地，既有自然生態，更是人文生態。 它是贛南人民作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染就的。 這就是鮮活、實際的蘇區精神。 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紀念館是進行蘇區精神教育的生動現場。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