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李泰國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摘 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中英《天津條約》談判過程中，李泰國的主要任務是作為英方的翻譯，但也曾經單獨同中方官員進行談判，并取得很大成果。由于李泰國在上海擔任稅務司之緣故，中方官員曾奢望其會幫助中國降低英方要求，但李泰國在談判過程中囂張跋扈，使中方官員的想法灰飛煙滅。即使如此，在上海稅則談判中，中方還是沒有放棄利用李泰國，但事實證明，李泰國始終為英國利益服務?？梢哉f，李泰國是作為英國侵略者的一分子積極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其各種活動都是為英國利益服務的，而且這種侵略行徑是沒有任何遮掩的。
[關鍵詞]李泰國；額爾金；桂良；《天津條約》
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1842年來華。1855年6月1日，李泰國由上海英國領事館代理副領事成為上海海關英國稅務司，開始了在中國海關的經歷，后成為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直到1863年被免職。1858年4月1日，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James Bruce Elgin）寫信給李泰國，讓其陪同前往天津，進行中英修約談判[1]（p.134）。額爾金之所以看重李泰國，一方面是因為他熟知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技巧，并熟練掌握漢語；另一方面，是因為李完全熟悉海關體制[1]（p.134）。李泰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外交活動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參加有關中英《天津條約》的談判；一是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海關稅則》的談判。
一、李泰國與中英《天津條約》
1858年4月中旬，額爾金到達天津白河口，并于 4月24日致函直隸總督譚廷襄，要求其將自己寫給文華殿大學士裕誠的快件轉交。額爾金在快件中稱，準備在大沽與由皇帝授權的大臣會談[1]（pp.139-140）。4月30日，譚廷襄回函稱，已將額爾金函轉交，并奉旨為欽差大臣，會同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負責與額爾金談判[1]（p.148）。同日，額爾金函詢譚廷襄，是否被皇帝授予相應的權利，能夠獨立談判，便宜行事。譚廷襄據此邀請額爾金于5月1日進行會晤，但由于譚廷襄并未回答額爾金的問題，額爾金拒絕與之會晤。5月6日，額爾金命李泰國與英方翻譯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向譚廷襄面遞信函一封[2]（p.277），該函要求譚廷襄在6日內取得與1842年耆英、伊里布同璞鼎查會談時相同的便宜行事之。但清政府拒絕了額爾金的這一要求。隨即額爾金于5月20日，先是要求譚廷襄交出大沽炮臺不果，繼而讓英法聯軍攻占大沽炮臺。
大沽炮臺失守后，清政府于1858年5月28日諭令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赴天津?？谵k理修約事宜。但是，額爾金仍堅持清政府所派之員具有全權便宜行事之權。5月31日，額爾金派人送交譚廷襄其給裕誠的照會，告知此意，如其要求得不到滿足，后果自負[3]（p.315）。6月1日，清政府不得不頒布上諭，賦予桂良與花沙納便宜行事之權[2]（p.360）。6月2日，桂良與花沙納到達天津，并于6月4日與額爾金會晤[2]（p.365）。6月2日，清政府起用革職已久的耆英，賞侍郎銜，派辦夷務[4]（p.857）。因耆英為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之人，所以，清政府對其寄以厚望，于6月3日諭令桂良與花沙納待耆英到津后，再與英方會談， 即日又諭所有議撫事宜，專歸耆英辦理[4]（p.866）。
1858年6月5日，桂良、花沙納在照會額爾金時說：“覽閱閣下政府于2月11日致大學士裕誠函中所包含各款，我們發現有幾點我們不是十分清楚，特要求閣下派閣下政府的漢文副使李泰國于本月6日早晨約8點鐘到我們這兒來，以為咨詢并做出確切安排。據我們所知，李泰國已在上海多年，聰慧過人，漢語流利?！盵1]（p.200）額爾金認為，桂良與花沙納只有直接與某個完全熟悉兩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并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漢語的人接觸，才能夠清楚地認識到所要求的性質，或理解他們處境的嚴峻性。李泰國不僅在這兩方面最具資格，而且曾在上海為了中國政府的利益執行海關稅務司的任務時，所表現的忠誠使其有權要求得到中國官員的信任。因此，額爾金同意桂良與花沙納的要求[3]（p.334）。6月6日，李泰國如約到達后，桂良與花沙納希望李泰國能夠盡全力幫助他們。李泰國轉而同中方談判委員們商討有關事宜，委員們要求李泰國解釋額爾金于2月11日致裕誠函中的幾款，但李泰國發現這幾款并沒有不清楚之處。當提到“如果外國公使能夠到北京”一句時，李泰國告之，這是必須讓與的一點，并相信目前只有指派公使永久駐京，才能夠阻止再次產生誤會。對此，委員卞寶書認為，皇帝絕不會同意一個外國公使駐京，沒有什么可以誘使皇帝出讓這一特權，如果英方堅持，就只有開戰。李泰國告知，兩天前一艘輪船派往南方運輸軍隊，如果喜歡戰爭，英法聯軍將奉陪到底。卞寶書轉而懇求李泰國，利用其所有影響使額爾金取消此款。李泰國稱，對于此事他必須保持沉默。
卞寶書即詢問英方還有其他什么要求。李泰國將英方的要求簡要歸納如下：1.公使駐京；2.賠償戰爭費用，以及廣東的損失；3.開放長江；4.允許英國臣民在護照制度下游歷全國；5.允許基督教傳教；6. 成立委員會搜集資料并安排新的稅率；7. 中國政府配合鎮壓海盜；8.將來所有給中國當局的公文都使用英文。李泰國補充說，除非第一條得到解決，否則談論其他各條已無必要。李泰國認為，中國過去自認為是“天朝上國”,對于現存富強國家的無知，使其視非華人為不在文明之內的“夷狄”,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必須改正，必須從此與西方國家的習慣一致。李泰國相信，鑒于目前中國的狀況，改善與列強的關系將會使中國受益匪淺，列強并不想奪取中國的領土。如果中國聰明的話，會使英國成為自己的朋友，也就不必害怕其他列強。
卞寶書重復前面所說，皇帝寧愿戰爭，也不會同意公使駐京。李泰國答稱最好嘗試戰爭，但可以肯定皇帝最后會屈服，與其等到將來都城充滿外國軍隊，還不如現在屈服。隨后，李泰國要求與桂良本人，就公使駐京問題進行商談。桂良希望知道，如果允許英國公使駐京，是否有必要接受其他三列強的公使。李泰國認為，有此必要，并認為多個公使比僅僅允許一個公使駐京好。卞寶書請李泰國認真考慮此點，還建議英國公使和他的隨從除重大場合，平時穿戴中國服飾，以免驚嚇國人，并請求李泰國也認真考慮此點。對此，李泰國強忍捧腹，答應照辦。最后卞寶書要求李泰國第二天12點再來拜訪。李泰國臨行前，卞寶書和同僚保證，他們信任李泰國的友好感情[1]（pp.201-203）。對于此次會晤，桂良在奏折中說：“二十五日遣該國漢文副使李泰國前來，聲言必須允其進京駐扎，方能在津議事，否則仍直帶兵入都。經委員等開導再三，志在必行，萬難轉圜?！?[2]（p.369）
6月7日，李泰國再次拜訪桂良，桂良向他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桂良認為，李泰國是“我們的一員”,希望李泰國能盡其所能，幫助中方克服目前的困難。桂良稱，他知道英方所受對待與其有權享受的對待大相徑庭，這完全是中方的錯。桂良保證各省官員不會再有南方（指廣州）那樣的行為，并會采取措施保證這種行為不再發生，對此李泰國指出，文華大學士裕誠故意違反所定條約，使英方對于中國的承諾失去信心。桂良辯解稱，裕誠已是暮年，老朽昏聵，對于外國之事一無所知，不會那樣做。而且根據中國的法律，作為一個部的負責人，沒有人有權單獨提出任何有關那一部的建議。桂良請李泰國幫助將公使駐京一款撤回，稱允許各國人士自由進京將會給中國帶來災難。桂良進一步解釋說，中方并不反對允許英國公使駐京，但反對四國公使都駐京。他已是74歲老人，如果不能根據皇帝意愿解決這一問題，難免遭到降級和懲罰。所以，桂良再次祈求李泰國調停，至少目前雙方可以取得妥協，取消該款。李泰國稱如果桂良能夠認真考慮各款，并將對于各款的意見告訴他，他會再次拜訪，充分討論所有問題。桂良立刻約定第二天4點再次會晤[3]（p.327）。
6月8日，泰國再次拜訪桂良，受到了卞寶書的接待，卞寶書交給李泰國一份受桂良之命所起草的備忘錄。李泰國發現所有英方的要求都或多或少地被否定了，長江不能開放，對于自由進入內地，代之以建議在沿海開放兩個新的港口。李泰國向卞寶書指出，這純粹是敷衍，他已幾次拜會中方，并已充分討論了每一問題，除非欽差大臣準備讓步，否則再討論毫無用處。長時間爭論后，李泰國拒絕再對公使駐京或廣州賠款問題做任何答復。但李泰國堅持，立刻對以下五條做出明確答復：1.官方信函使用英語；2.允許基督教傳教；3.配合鎮壓海盜；4.修改稅率和海關問題；5.開放長江，允許持照進入內地。李泰國與卞寶書商談之際，耆英自北京趕到，耆英離去后，李泰國開始同桂良會談。李泰國將包含上述五條要求的備忘錄拿給桂良看，并稱同意每一條都是必要的。李泰國稱，他相信桂良會立刻讓他帶走一個肯定的答復，再拖延也無益。如前此他所告知的，軍隊正在來天津的路上，并且除非他準備給予否定的答復，否則他最好出于各方面的考慮，立刻給予肯定的答復。對此桂良稱需要與其同僚相商。桂良與花沙納相商后，告訴李泰國同意所提五點要求。李泰國稱，會將此告知額爾金，但最好是以信函的方式告知。
對于所剩沒有解決的兩點，李泰國詢問桂良的觀點，并稱額爾金肯定會去北京，也一定會覲見皇帝，也會單膝跪拜；此外必須選定一所住房，以供被派往駐京的公使居住。桂良連連稱是，而卞寶書則堅持皇帝面前必須雙膝跪地，極力反對英方現在進京的計劃。桂良也堅持在任何情況下，英方的大使都要雙膝跪倒在皇帝面前。李泰國則堅決反對，因為單膝跪拜是英方最恭敬的禮節，英國不是中國的附屬國，所以，中國的代表不能施行有損本民族尊嚴的禮節。他們最后談話的主要意思是，希望李泰國能夠盡其最大努力取消進京想法 [3]（pp.327-328）。對于6月7、8日的會晤，桂良在其奏折中稱：“連日飭委員與該夷通事李泰國面議條款，隨議隨稟，斟酌輕重緩急，以定準駁?！?[2]（p.388）
[摘 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中英《天津條約》談判過程中，李泰國的主要任務是作為英方的翻譯，但也曾經單獨同中方官員進行談判，并取得很大成果。由于李泰國在上海擔任稅務司之緣故，中方官員曾奢望其會幫助中國降低英方要求，但李泰國在談判過程中囂張跋扈，使中方官員的想法灰飛煙滅。即使如此，在上海稅則談判中，中方還是沒有放棄利用李泰國，但事實證明，李泰國始終為英國利益服務?？梢哉f，李泰國是作為英國侵略者的一分子積極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其各種活動都是為英國利益服務的，而且這種侵略行徑是沒有任何遮掩的。
[關鍵詞]李泰國；額爾金；桂良；《天津條約》
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1842年來華。1855年6月1日，李泰國由上海英國領事館代理副領事成為上海海關英國稅務司，開始了在中國海關的經歷，后成為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直到1863年被免職。1858年4月1日，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James Bruce Elgin）寫信給李泰國，讓其陪同前往天津，進行中英修約談判[1]（p.134）。額爾金之所以看重李泰國，一方面是因為他熟知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技巧，并熟練掌握漢語；另一方面，是因為李完全熟悉海關體制[1]（p.134）。李泰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外交活動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參加有關中英《天津條約》的談判；一是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海關稅則》的談判。
一、李泰國與中英《天津條約》
1858年4月中旬，額爾金到達天津白河口，并于 4月24日致函直隸總督譚廷襄，要求其將自己寫給文華殿大學士裕誠的快件轉交。額爾金在快件中稱，準備在大沽與由皇帝授權的大臣會談[1]（pp.139-140）。4月30日，譚廷襄回函稱，已將額爾金函轉交，并奉旨為欽差大臣，會同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負責與額爾金談判[1]（p.148）。同日，額爾金函詢譚廷襄，是否被皇帝授予相應的權利，能夠獨立談判，便宜行事。譚廷襄據此邀請額爾金于5月1日進行會晤，但由于譚廷襄并未回答額爾金的問題，額爾金拒絕與之會晤。5月6日，額爾金命李泰國與英方翻譯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向譚廷襄面遞信函一封[2]（p.277），該函要求譚廷襄在6日內取得與1842年耆英、伊里布同璞鼎查會談時相同的便宜行事之。但清政府拒絕了額爾金的這一要求。隨即額爾金于5月20日，先是要求譚廷襄交出大沽炮臺不果，繼而讓英法聯軍攻占大沽炮臺。
大沽炮臺失守后，清政府于1858年5月28日諭令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赴天津?？谵k理修約事宜。但是，額爾金仍堅持清政府所派之員具有全權便宜行事之權。5月31日，額爾金派人送交譚廷襄其給裕誠的照會，告知此意，如其要求得不到滿足，后果自負[3]（p.315）。6月1日，清政府不得不頒布上諭，賦予桂良與花沙納便宜行事之權[2]（p.360）。6月2日，桂良與花沙納到達天津，并于6月4日與額爾金會晤[2]（p.365）。6月2日，清政府起用革職已久的耆英，賞侍郎銜，派辦夷務[4]（p.857）。因耆英為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之人，所以，清政府對其寄以厚望，于6月3日諭令桂良與花沙納待耆英到津后，再與英方會談， 即日又諭所有議撫事宜，專歸耆英辦理[4]（p.866）。
1858年6月5日，桂良、花沙納在照會額爾金時說：“覽閱閣下政府于2月11日致大學士裕誠函中所包含各款，我們發現有幾點我們不是十分清楚，特要求閣下派閣下政府的漢文副使李泰國于本月6日早晨約8點鐘到我們這兒來，以為咨詢并做出確切安排。據我們所知，李泰國已在上海多年，聰慧過人，漢語流利?！盵1]（p.200）額爾金認為，桂良與花沙納只有直接與某個完全熟悉兩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并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漢語的人接觸，才能夠清楚地認識到所要求的性質，或理解他們處境的嚴峻性。李泰國不僅在這兩方面最具資格，而且曾在上海為了中國政府的利益執行海關稅務司的任務時，所表現的忠誠使其有權要求得到中國官員的信任。因此，額爾金同意桂良與花沙納的要求[3]（p.334）。6月6日，李泰國如約到達后，桂良與花沙納希望李泰國能夠盡全力幫助他們。李泰國轉而同中方談判委員們商討有關事宜，委員們要求李泰國解釋額爾金于2月11日致裕誠函中的幾款，但李泰國發現這幾款并沒有不清楚之處。當提到“如果外國公使能夠到北京”一句時，李泰國告之，這是必須讓與的一點，并相信目前只有指派公使永久駐京，才能夠阻止再次產生誤會。對此，委員卞寶書認為，皇帝絕不會同意一個外國公使駐京，沒有什么可以誘使皇帝出讓這一特權，如果英方堅持，就只有開戰。李泰國告知，兩天前一艘輪船派往南方運輸軍隊，如果喜歡戰爭，英法聯軍將奉陪到底。卞寶書轉而懇求李泰國，利用其所有影響使額爾金取消此款。李泰國稱，對于此事他必須保持沉默。
卞寶書即詢問英方還有其他什么要求。李泰國將英方的要求簡要歸納如下：1.公使駐京；2.賠償戰爭費用，以及廣東的損失；3.開放長江；4.允許英國臣民在護照制度下游歷全國；5.允許基督教傳教；6. 成立委員會搜集資料并安排新的稅率；7. 中國政府配合鎮壓海盜；8.將來所有給中國當局的公文都使用英文。李泰國補充說，除非第一條得到解決，否則談論其他各條已無必要。李泰國認為，中國過去自認為是“天朝上國”,對于現存富強國家的無知，使其視非華人為不在文明之內的“夷狄”,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必須改正，必須從此與西方國家的習慣一致。李泰國相信，鑒于目前中國的狀況，改善與列強的關系將會使中國受益匪淺，列強并不想奪取中國的領土。如果中國聰明的話，會使英國成為自己的朋友，也就不必害怕其他列強。
卞寶書重復前面所說，皇帝寧愿戰爭，也不會同意公使駐京。李泰國答稱最好嘗試戰爭，但可以肯定皇帝最后會屈服，與其等到將來都城充滿外國軍隊，還不如現在屈服。隨后，李泰國要求與桂良本人，就公使駐京問題進行商談。桂良希望知道，如果允許英國公使駐京，是否有必要接受其他三列強的公使。李泰國認為，有此必要，并認為多個公使比僅僅允許一個公使駐京好。卞寶書請李泰國認真考慮此點，還建議英國公使和他的隨從除重大場合，平時穿戴中國服飾，以免驚嚇國人，并請求李泰國也認真考慮此點。對此，李泰國強忍捧腹，答應照辦。最后卞寶書要求李泰國第二天12點再來拜訪。李泰國臨行前，卞寶書和同僚保證，他們信任李泰國的友好感情[1]（pp.201-203）。對于此次會晤，桂良在奏折中說：“二十五日遣該國漢文副使李泰國前來，聲言必須允其進京駐扎，方能在津議事，否則仍直帶兵入都。經委員等開導再三，志在必行，萬難轉圜?！?[2]（p.369）
6月7日，李泰國再次拜訪桂良，桂良向他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桂良認為，李泰國是“我們的一員”,希望李泰國能盡其所能，幫助中方克服目前的困難。桂良稱，他知道英方所受對待與其有權享受的對待大相徑庭，這完全是中方的錯。桂良保證各省官員不會再有南方（指廣州）那樣的行為，并會采取措施保證這種行為不再發生，對此李泰國指出，文華大學士裕誠故意違反所定條約，使英方對于中國的承諾失去信心。桂良辯解稱，裕誠已是暮年，老朽昏聵，對于外國之事一無所知，不會那樣做。而且根據中國的法律，作為一個部的負責人，沒有人有權單獨提出任何有關那一部的建議。桂良請李泰國幫助將公使駐京一款撤回，稱允許各國人士自由進京將會給中國帶來災難。桂良進一步解釋說，中方并不反對允許英國公使駐京，但反對四國公使都駐京。他已是74歲老人，如果不能根據皇帝意愿解決這一問題，難免遭到降級和懲罰。所以，桂良再次祈求李泰國調停，至少目前雙方可以取得妥協，取消該款。李泰國稱如果桂良能夠認真考慮各款，并將對于各款的意見告訴他，他會再次拜訪，充分討論所有問題。桂良立刻約定第二天4點再次會晤[3]（p.327）。
6月8日，泰國再次拜訪桂良，受到了卞寶書的接待，卞寶書交給李泰國一份受桂良之命所起草的備忘錄。李泰國發現所有英方的要求都或多或少地被否定了，長江不能開放，對于自由進入內地，代之以建議在沿海開放兩個新的港口。李泰國向卞寶書指出，這純粹是敷衍，他已幾次拜會中方，并已充分討論了每一問題，除非欽差大臣準備讓步，否則再討論毫無用處。長時間爭論后，李泰國拒絕再對公使駐京或廣州賠款問題做任何答復。但李泰國堅持，立刻對以下五條做出明確答復：1.官方信函使用英語；2.允許基督教傳教；3.配合鎮壓海盜；4.修改稅率和海關問題；5.開放長江，允許持照進入內地。李泰國與卞寶書商談之際，耆英自北京趕到，耆英離去后，李泰國開始同桂良會談。李泰國將包含上述五條要求的備忘錄拿給桂良看，并稱同意每一條都是必要的。李泰國稱，他相信桂良會立刻讓他帶走一個肯定的答復，再拖延也無益。如前此他所告知的，軍隊正在來天津的路上，并且除非他準備給予否定的答復，否則他最好出于各方面的考慮，立刻給予肯定的答復。對此桂良稱需要與其同僚相商。桂良與花沙納相商后，告訴李泰國同意所提五點要求。李泰國稱，會將此告知額爾金，但最好是以信函的方式告知。
對于所剩沒有解決的兩點，李泰國詢問桂良的觀點，并稱額爾金肯定會去北京，也一定會覲見皇帝，也會單膝跪拜；此外必須選定一所住房，以供被派往駐京的公使居住。桂良連連稱是，而卞寶書則堅持皇帝面前必須雙膝跪地，極力反對英方現在進京的計劃。桂良也堅持在任何情況下，英方的大使都要雙膝跪倒在皇帝面前。李泰國則堅決反對，因為單膝跪拜是英方最恭敬的禮節，英國不是中國的附屬國，所以，中國的代表不能施行有損本民族尊嚴的禮節。他們最后談話的主要意思是，希望李泰國能夠盡其最大努力取消進京想法 [3]（pp.327-328）。對于6月7、8日的會晤，桂良在其奏折中稱：“連日飭委員與該夷通事李泰國面議條款，隨議隨稟，斟酌輕重緩急，以定準駁?！?[2]（p.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