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的發展與中國的停滯
18 到 19 世紀，歐洲經過了中世紀的天主教會的思想壓迫之后，迎來了思想上的春天。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運動相繼發生，人們的思想束縛得到解放。伴隨著思想的解放而來的，是歐洲人長達幾百年的對世界各國的掠奪和侵略。
17 世紀，大航海運動興起。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后是英法等國，他們瘋狂的向外進行殖民擴張，占領殖民地。他們之所以能夠遠渡重洋，開展殖民擴張活動，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1765 年，英國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機，這項發明改變了世界。瓦特的蒸汽機掀起了工業革命的大幕。此后，動力機械廣泛應用于礦山、工廠、航海各個領域，資源被開發的速度加快，造船、航海、制造業迅猛發展，極大地提高了歐洲各國的綜合實力，為他們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
第二，工業革命前后，歐洲的許多小手工工場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城市逐漸形成了小資產階級市民。馬克思曾說：“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他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雹偕唐飞a的不斷發展，使得資產階級不斷尋求新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在這種資本擴張天性的驅使下，歐洲人不斷尋求新的殖民地。
第三，近代西方經濟的發展與西方的科技進步是相輔相成的。西方人的天文學、地理學等伴隨著大航海運動有了極大地進步，其造船業、航海業、工商業都突飛猛進，商業發展、城市興起，經濟、文化、科技、軍事各個方面，處于領先地位，這些都為西方進行殖民擴張奠定了提供了技術支持，尤其是西方的堅船利炮，成為近代中國人的噩夢。
第四，近代以來，西方基督教的奮進運動以及傳教士的使命感，成為驅使歐洲進行殖民擴張的精神因素。我們在后文中可以看到很多基督教傳教士在西學東傳中的作用，支配著他們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因素便是傳教士的使命感，他們希望將福音遍布全球。
第五，歐洲的地理環境影響。歐洲大都面朝大海，海洋文明造就了敢于冒險的精神。當他們從長達幾個世紀的黑暗的中世紀擺脫之后，積聚了幾個世紀的冒險欲望如狂潮般噴射而出。在這種冒險精神的驅使下，歐洲人開始了一次次的對外擴張。
以上這幾點，不僅是近代歐洲人對外擴張、進行殖民侵略的原因，同樣也是整個西方近代以來發展的主要方面?？偠灾?，這個時代的西方，處于一種強勁的上升勢頭。在這種大潮下，歐洲人來到了中國。
在世界迅猛發展的同時，中國卻已經走過了封建社會的最高峰，開始走向衰落。這種衰落，主要表現在清朝的嘉慶時期，但實際上，其衰敗跡象在晚明時期就已經初露端倪，只不過，隨著明亡清立，新的朝廷將明末的危機暫時轉移，在清初勵精圖治的幾位皇帝的努力下，出現了長達百年的康乾盛世的光芒，但這種光芒掩蓋下的社會危機蠢蠢欲動，諸如封建政治的集大成、土地兼并、文化的萬馬齊喑。整個 17、18、19 世紀，對世界來說，是發展的，但對中國而言，是停滯的，甚至是衰敗的。
決定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是經濟。明清時期，盡管我們普遍認為，當時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并且毛澤東也曾經說過：“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p>
但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十分弱小，僅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個別地方、個別行業出現了萌芽。占據中國經濟主體的仍然是封建經濟。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已經嚴重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表現便是土地兼并嚴重。乾嘉年間的大貪官和珅擁有天地八千余頃，富可敵國，以致出現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民謠。和珅只是一例。地主階級憑借瘋狂兼并的土地，殘酷壓榨和剝削農民，農民每年收入的 50%以上被地主奪走。國家稅收和人民生活均處于低水平。
軍事方面，清軍開國所依的八旗子弟早已馬放南山、刀槍入庫，成為紈绔子弟，即便是綠營兵，也因軍備廢弛、裝備落后，戰斗力極差。在面對農民起義時，也已經束手無措，可想而知當他們遭遇更強大的敵人時的下場了。
文化方面，清政府以外族入中原，對反滿思想極為緊張，在雍正、乾隆年間，曾大興文字獄，造成了文化界“萬馬齊喑”的可悲局面。文人士子埋首經文，考據之學大行其道。幾十年來的平安無事，也使很少有人真正關心國家、民族命運，注意到國家民族存在的危機。
政治方面，隨著軍機處的成立，封建君主專制走到頂峰，官員貪污腐化，“十年清知府，萬兩白花銀”,吏治腐敗。這種腐敗甚至直接威脅到國家的生死存亡，如嘉慶年間的和珅，所貪污的數額甚至抵得上國庫的總額。
社會方面，土地兼并引發階級矛盾尖銳，白蓮教等起義不斷，極大的沖擊著清政府的統治，此外，天災人禍頻繁，人民窮困潦倒，清政府卻依然毫無知覺，陶醉在萬世太平的迷夢中。
總而言之，在整個 18 到 19 世紀，以西方為代表的整個世界，處于強勁的上升發展勢頭，與此同時，遠在東方的中華帝國，正逐步停滯并且走向相對落后。這一進一退，便注定著列強向外擴張以及中國遭受侵略的命運。
（二）列強東來與西學東漸
明末清初，鴉片戰爭前的 200 年，是西方國家發現亞洲、侵入亞洲，以及西學東漸的肇始，是鴉片戰爭前后西學東傳的大背景之一，需要我們著重梳理。關于這一時期列強東來與西學東漸問題的研究，學界已有很多成果。①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航海業、造船業進入了新的時代，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幾位航海家的出現，成功的開辟了到達印度的新航線，成功的環繞地球。在財富的刺激以及傳播福音的驅動下，一批批的歐洲冒險家、傳教士乘風破浪，將觸角輻射到世界各地，亞洲自然也不例外。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諸強先后來到亞洲。
就中國附近來看，印度、南洋甚至是中國的一些海島，諸如臺灣等都受到了列強的侵占。起初是葡萄牙、西班牙的時代，大概在 16 世紀；隨后是 17 世紀荷蘭的時代；再然后便是英國的時代。這是就列強的東來而言。至于西學東漸，則始于明末的利瑪竇，止于 18 世紀清廷禁止天主教在華的傳播。
利瑪竇打開了西學東漸的大門，利瑪竇在中國待了將近 30 年，直到 1610 年去世。他將自己徹底融入了中國，穿儒服，說漢話，用中名，他將西學巧妙地中國話，諸如改變原有的世界地圖，將中國置于世界地圖的中心，既滿足了根深蒂固的中國乃萬國中央的心理，又不犯眾怒的將西學傳到了中國。他還積極拓展了天主教在中國內地的活動，將天主教從澳門推向內地，他到處宣講教義、發展教徒，為基督教在華傳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還成功地改變了以往洋人只同下層民眾接觸的局面，成功地融入官僚、士紳階層并且取得了皇帝的支持。他將西方的科學文化及物質文明帶到中國，西洋鏡、自鳴鐘、世界地圖、地球儀等等，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更為重要的是，他開啟了西學東漸，翻譯了一批有價值的西方科學書籍，例如他和徐光啟一起翻譯《幾何原本》，和李之藻合譯了《同文算指》。他在近代西學東傳史上具有拓荒意義，是一個時代的先驅。
利瑪竇死后十幾年，艾儒略、湯若望等傳教士受到了明朝崇禎等人的推崇，他們的西洋歷法、天文算學在明朝大盛。明亡清立，湯若望等人以其輿地屏圖、望遠鏡、天文歷法受到清廷重視。1644 年底，湯若望還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一切進歷、占候、選擇等項，悉聽掌印官舉行”.①這是西洋教士在中國擔任的第一個高級職位。然而順治死后，清廷將湯若望等人定罪，直至康熙親政，重用傳教士南懷仁，為湯若望平反，康熙本人也熱衷西學，此時對西學的東傳達到隆盛時期。
17、18 世紀，因禮儀問題，中國與羅馬教廷、中國耶穌會與其他天主教會之間出現嚴重分歧，于是 1717 年，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會在華活動，后來雍正、乾隆等相繼頒布此類禁令。因為當時西學東漸的主體是傳教士以及信教的士大夫，這樣的禁令，對于西學東漸來說，影響巨大。
一直到 19 世紀初，英國人屢次來華，并發動了鴉片戰爭，隆隆炮聲響徹中國東南沿海，中國士大夫們開始從西學中尋找救亡之道，戰敗后隨著《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商業貿易以及開放口岸的規定，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西學東傳的一個劃時代的新時期拉開帷幕。在這一個時期，西學東傳出現了新的特點，比如說：更多的中國人開始主動地了解夷情，中國人學習西方從被動變為主動；接受西方西學東傳的主體發生了變化，更多的統治階級介入其中；與之相應的是，接受西學的目的的變化是為了師夷長技。而這一切的前提，就外部而言是列強入侵帶來的民族危機感，就內部而言是政府腐敗帶來的社會危機感與責任感，這種責任感的表現，便是經世致用之學的再度勃興。
（三）古老帝國的內部應變--經世致用
經世致用之學是一種學術思潮，它是儒家知識分子在遵守儒學基本教義與信條的前提下，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一種思想。經世即經濟天下，致用即學有所用。這原本是早期儒學應有之義，孔子的儒學，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積極入世，這也是歷代知識分子的信條。然而，隨著儒學發展成為統治階級推崇的正統之學，統治者不愿知識分子過多干預朝政，尤其是宋明時期出現了專講“天理”、講“心性”的宋明理學，學問和社會出現了嚴重脫節，知識分子埋首經書，白首皓經。到明末王守仁之時，其后學幾乎與禪學無異，束手空談。儒學已經偏離了其“經世致用”的方向，轉為大談心性，空談之風大盛。
這種風氣在清朝初期時曾為之一改，清初入關之始，統治者以及一些學者在總結明朝亡國原因之時，一致認為空談誤國，認為需要大力提倡“實學”,實學的核心便是經世致用之學。在明朝中期，實學早已經出現，當時的學者羅欽順、王廷相認為：王守仁的“格物致知”是“局于內而遺于外，神學是矣”.①他們認為世界上一切都是“實”的，人要通過修養鍛煉心性，然后才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東西，不僅要通過學習知曉，還要付諸實踐，這便是經世致用。明末清初的一些學者大力提倡這種實學，并且將其發揚光大。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顧炎武談及明末浮夸的學風之時，曾經痛心疾首的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②針對這一學術弊病，他提出：“故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③為此他足跡遍布北方，積極了解國家社會治亂的原因何在，寫出了《天下郡國利病書》，針砭時弊，經世致用。
到了乾嘉時期，文字獄大興，牽連甚廣，社會上形成一種莫談國事的風氣，考據學大盛，學者大都埋首經書，但即便是在這一考據之學大行其道的時期，經世致用的思想也并未完全消失。著名學者余英時就曾說過：“（乾嘉時期）經世的意識并沒有從中國思想史上完全消失，它仍然深藏在儒學的底層”.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經世致用之學的興盛顯隱與社會的聯系極為密切。社會平穩安定，專制統治加強時，經世致用之學就隱而不顯，當社會出現危機，內憂外患頻仍之際，經世致用的思潮便會勃興。
19 世紀清朝經世致用之學的興起，便是在封建統治衰落、社會矛盾尖銳，內憂外患頻仍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一時期清政府的衰敗，極大地刺激著朝野內外知識分子的心弦，漢宋之學于事無補，于是經世致用思想呼聲甚高。道光帝也大力提倡經世致用，他強調：
“士不通經，不足致用”,“通經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課績考勤，有實心而后有實政”.①在這種環境下，知識分子紛紛從純學術轉向經世致用之學。鴉片戰爭前后的知識分子，他們提倡經世致用，主要是針砭時弊、提倡改革，了解夷情。他們也構成了鴉片戰爭前后西學東傳的主體之一。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鴉片戰爭前后西學東傳的出現，經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勃興是其重要的社會條件與思想條件之一。
鴉片戰爭前后這一時期提倡經世致用的人，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封疆大吏，如林則徐、徐繼畬、陶澍、賀長齡，他們為官清正，關心民眾疾苦，關注社會弊病，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濟世救民。一是潛心研究經世之學的下層官吏，如姚瑩、魏源，他們大多是前一類的助手與朋友，所作所為與前者較為相似。一是科舉不第的學者，比如龔自珍、包世臣、沈垚，他們多以其著作醒世，博得贊譽。
這些人盡管影響力不同，但是他們都是經世致用思潮的積極提倡者與踐行者。他們所做的努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正視并揭露現實社會中的弊病，提倡進行社會改革。
經世派認為，清朝初期之后，士林風氣敗壞，這壓抑了人才的出現。在乾嘉時期大行其道的漢學、宋學以及當時的科舉制度，都被他們看作是導致社會敗壞的原因所在，沈垚在批判“漢學”時便說：“乾隆中葉后，士人習氣，考證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務為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②同時，他們也批判理學家，認為他們“近于鄙俚而不免語錄之習”.③官場腐敗是社會的一大弊病，他們的矛頭也并未將此漏掉，管同就發出過官場“其弊不可枚舉”的哀嘆，科舉制更成為他們集中批判的焦點所在，龔自珍便尖銳的談及朝中：“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這種“萬馬齊喑”的局面使得整個社會死氣沉沉。但是龔自珍在面對這種“萬馬齊喑究可哀”局面的時候，還是希望“天公”能夠“重抖擻”,他還是希望清政府能夠“更法改制”,呼吁“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
與龔自珍的態度相同，更多的經世派掌權的大臣，如林則徐、陶澍等人，他們積極進行改革，整頓鹽務、疏通河道，改革漕運，獎掖人才，做了許多清理積弊，有益民生的工作。同時，一些學者投靠在他們門下，出謀劃策，倡言改革。
第二，了解夷情，開眼看世界。
了解夷情、開眼看世界是這一時期經世派開始具有的一個嶄新的特點。這是經世派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從另一個方面尋求改革時弊、救亡圖存的努力。這其中的主要代表是林則徐、魏源、徐繼畬、姚瑩。
林則徐位于抗擊英軍的第一線，他為了獲得戰爭圣羅蘭，了解夷情，“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①，編譯了《四洲志》；魏源編寫了《海國圖志》，明確提出了“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②的主張；徐繼畬編寫《瀛寰志略》，介紹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文化風俗，了解世界情況；姚瑩寫作《康輶紀行》，是“欲吾中國童叟皆習見習聞，知彼虛實，然后徐籌制夷之策，是誠喋血飲恨而為此書，冀書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免胥淪于鬼域”.③這些舉措，既是經世派救濟時局的主張，同時又是近代中國人開始西學東傳的萌發期，后文還將論及，此處不再贅述。
鴉片戰爭前后經世致用思潮的勃興，不但是中國傳統文化面臨危機時自我更新的努力，同時也是他們自我救贖的開始，放在清朝這個特殊的時期，更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它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社會基礎與思想基礎，是整個近代中國西學東傳活動的鋪墊和萌發期。近代中國接受西方思想肇始于經世致用思潮的勃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