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進入近代以來，中國的西學東傳活動呈現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時代特征，不僅與清末明初的西學傳入不同，與鴉片戰爭前些年的西學東傳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的時代特征：一是西學東傳傳播基地的變化。鴉片戰爭前的傳播基地在海外如馬六甲、澳門等地，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勢力入侵中國，西學東傳的重要傳播基地轉變為五個通商口岸。這是時代帶來的變化，也是鴉片戰爭后 20 年特有的局面。二是中國人主動譯書的出現與西學東傳目的的改變。鴉片戰爭之后，意識到己不如人的清政府開明官僚，開始從事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目的的學習西方活動，這些活動中的一部分重要內容就是進行西方政治、歷史、社會知識的翻譯和介紹。這也是近代西學東傳的一個重要特征。三是西學翻譯活動本身的進步性。這種進步性體現在翻譯內容的寬泛、印刷技術的進步、譯書組織的出現以及翻譯方式的轉變，具體來說，就是翻譯的內容中，宗教著作的數目減少，翻譯方式由西人為主開始轉變為中西合譯。譯書組織的出現改變了以往個人譯書的單打獨斗，出現了西方組織的教會系統譯書以及中國官員組織的譯書活動。下面我們分別將這些特點進行介紹。
（一）近代西學東傳基地的變化：通商口岸
1840 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西學東傳活動集中在南洋（當然，明末清初南京、北京曾有過西學東傳活動，但那屬于近代以前）。自西方完成地理大發現，向全球尋找原料產地和世界市場以來，傳教士懷揣傳播福音的夢想，將足跡邁向東方。鴉片戰爭之前，西學東傳的主體是傳教士，內容是基督教教義、資料為主，受眾是潛在的教徒。因此我們以傳教士的西學東傳活動為例。
鴉片戰爭前，來華西方傳教士的活動區域主要是南洋。例如最早來華的馬禮遜、米憐，經過考察之后，將教會資助他們創辦的英華書院設在了馬六甲。之所以設在馬六甲，并不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不合適，他們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將英華書院打造成了基督教新教向中國傳播福音的東方基地，中國內陸，無疑是最廣闊的市場，然而，英華書院一直在馬六甲存在了 25 年，從 1818 年奠基到 1843 年，直到 1842 年鴉片戰爭結束，《南京條約》簽署，香港被割讓給英國之后，英華書院于次年遷至香港。由此可見，英華書院設在中國內地的愿望是非常強烈的。之所以成立之初，設在南洋，原因之一便是中國的閉關鎖國。在整個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西學東傳活動，以馬六甲、澳門、香港、以及廣州為主，馬禮遜、米憐、郭實臘、裨治文，這幾位鴉片戰爭前來華并且有西學東傳作品產生的傳教士，他們的著作出版范圍都不超出上述的幾個地方。正因為他們的活動范圍以南洋為主，因此他們的譯著在大陸能看到的可能性就小，他們對中國的影響，也就相對有限。
鴉片戰爭以后，情況立刻為之一變，香港割讓、五口通商后，廣州、廈門、寧波、福州、上海五處，立刻成為傳教士們西學東傳的核心所在。就廣州來看，《天文略論》、《全體新論》等一大批富有影響力的譯著在廣州出版，并迅速傳播，得到認可。另一個典型城市是寧波。寧波在鴉片戰爭之前，從未有傳教士在此活動，更別說是西學東傳活動，然而在開埠之后，隨著華花圣經書房的建立，寧波從 1845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的1859 年，在“14 年零 3 個月中，華花圣經書房共印 51762283 頁”,“14 年共出書 1217767冊”,①這個規模，較鴉片戰爭前，有天壤之別。在當時的中國，除了上海憑借其天然的地理優勢，迅速成為通商口岸中第一大對外交流城市，擁有墨海書館及傳教士近 500 人外，其他地方的西學東傳活動，均沒有寧波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關于五口的出版書籍數目，在前文中筆者曾有提及，除去開埠通商的這五口，其他各地的西學著作出版情況，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出，鴉片戰爭后近代中國西學東傳的第一個也是最為顯著的變化是西學東傳傳播基地的變化。這種變化毫無疑問是與鴉片戰爭直接相關的。鴉片戰爭對于中國近代西學東傳的特點改變，從此處可以略知一二。鴉片戰爭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對傳教士自由傳教的支持，對五口通商的規定，使得西方勢力迅速涌入中國。西學也隨之而來。由南洋走向五口，這是西學走進中國大陸的嚴格意義上的開始，從此，西學逐漸由中國的東南沿海開始向國人頭腦中滲透，終于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由五口滲透到了長江流域乃至京師。這是近代西學東傳傳播基地的變化模式。
（二）國人主動介入與師夷長技的目的
鴉片戰爭對于中國來說，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這種意義對中國思想界的知識分子而言，鮮明的體現在他們對待西學、對待西學翻譯的態度。盡管持有這種思想的知識分子數量相對而言還是少數，邁出的步子也只不過是謹小慎微的試探性的，但是他們內心中已經切實認識到西方的強大，也認識到了西方強大的根本在于西學的進步性。不僅如此，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摒棄了天朝上國思維，轉而認識到需要學習西方“長技”,這樣一來，近代中國的西學東傳中，中國知識分子主動的走向前臺，意識到學習西方的重要性，同時他們肩負著一個新的重要的使命：“師夷長技”.這個使命，整整影響了近代中國 100多年。近代西學東傳中，中國官僚知識分子的主動參與和東傳目的和使命的改變，是鴉片戰爭后的一個重要的時代特征的體現。
中國人主動介入西學東傳，從鴉片戰爭將要爆發時就開始了。林則徐在擔任欽差大臣之時，就認識到“夷情叵測，宜周密探報也”,并說“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為譯出?！雹贋榱肆私庖那?，林則徐主動走到前臺，林則徐的這種舉動，是近代官方第一次主動認識到西學東傳的重要性，是官方主動介入到西學東傳活動中，也是抱著刺探夷情的目的，客觀上起到了師夷長技的作用，因為林則徐下令購買西方戰艦。這些都體現出鴉片戰爭后西學東傳帶來的新特點。
就主動介入西學東傳而言，最具代表性的還是科學家李善蘭。李善蘭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嚴格意義上非因教會影響主動參與到西學東傳工作中的中國人，他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科學家。李善蘭，浙江海寧人，1811 年生，年幼時，李善蘭的數學造詣已經很深。
鴉片戰爭后，李善蘭主動到上海傳教士開辦的墨海書館，將他對數學的研究呈現給傳教士偉烈亞力，受到賞識，開始與西方人接觸，進行西學翻譯工作。李善蘭之所以主動接觸西學東傳工作，是因為他認識到，鴉片戰爭后，“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為中國邊患。
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學明也”.他曾研讀徐光啟譯的《幾何原本》上半部，意識到西方科學水平高于中國，他想通過向西方人的學習，提高自己科技水平造詣。依他之見，“異日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國，令震攝，奉朝貢”.②李善蘭的西學東傳，存在著強烈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
最鮮明的通過西學東傳體現“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當屬《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強烈意識到了西學翻東傳紹的作用，他說：“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始”.③魏源指出，鴉片戰爭中“不師外夷之長技，使兵咸遠見輕島夷，近見輕屬國，不可也?！?/p>
他鮮明的提出，對待西方知識，要“塞其害，師其長，彼且為我富強；……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雹谠诋敃r的環境下，“茍有議翻夷書，剌夷事者，則必曰‘多事’”.③魏源能夠如此鮮明的提出西學翻譯的目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具有強烈的時代前瞻性。
當然，在鴉片戰爭之后，國人主動介入和接觸西學翻譯知識的，還有許多，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目的的西學東傳活動，幾乎存在于每一個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心中，這種主動參與和西學翻譯目的的改變，是鴉片戰爭之后一個嶄新的時代特征。
（三）翻譯活動本身的進步性和時代性
鴉片戰爭之后，隨著西學逐漸被更多人接觸，中國人認識到西學的威力，以及鴉片戰爭后的不平等條約的一系列規定，使得西學翻譯活動本身體現出很大的進步性和鮮明的時代性。這種進步性體現在翻譯內容的寬泛、印刷技術的進步、譯書組織的出現以及翻譯方式的轉變。
翻譯內容方面，相比鴉片戰爭前，戰爭后一個重要特點是科技類和史地類的作品迅速增多。戰爭前幾乎全部都是宗教類著作，間或有字典類，而戰后，從五個通商口岸的出版成果來看，除去廈門，其他幾個地方所刊西學著作中，科技類與史地類大概占到兩到三成。
印刷技術的進步方面，前文曾說到華花圣經書房。書房的傳教士自己澆灌鉛字，制銅模，用以印刷。等到印刷行家姜別利負責主持書房工作時，大大改進了字模，他們先以黃楊刻字，間接鍍鑄，后改以鉛字刻坯，直接電鍍紫銅并鑲以黃銅外殼，這在中國是首創。姜別利的這種中文字模，能雕刻極小的字號，他們制作了大小七種漢字字模。制成的七種鉛字曾銷售海內外，被稱為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姜別利還統計了常用的印刷品漢字用字頻度，將漢字區分為常用、備用、罕用等種類。
翻譯工作的組織方面，分為傳教士和中國兩種組織，傳教士方面如墨海書館、華花圣經書房書房，可以有很大的資本和人力，以教會為主，前面已經說過。而中國人組織的鴉片戰后大都是政府方面，比如林則徐的翻譯班子，當時在林則徐府中的主要譯員一共四位：亞孟、袁德輝、林阿適、梁進德。亞孟是林則徐赴廣州時即隨帶的通事；袁德輝曾在馬六甲受過西方教育，是林府主要譯書者；林阿適即亞林，早年留學美國；梁進德即亞秩，被認為是四個主要譯員中最精通英文的人。①林則徐給他們的待遇比較優越，他們的翻譯工作多是為政府官員服務，這種組織性的翻譯，較以往個人翻譯，在選材、正確性、速度、規模上擁有許多優點。
翻譯方式的轉變主要是指中西合譯的出現和發展以及專業性人才的出現。在鴉片戰爭之前，西學翻譯以傳教士以及他們培養的中國學徒為主，西方傳教士僅能粗通中國大譯，對中文的造詣相對較差，翻譯出的成果，要么語句不通，要么會出現誤解。比如將總統翻譯成皇帝等，不能清晰地表達意思。鴉片戰爭之后，隨著外國人可以進入通商口岸，中國人參與到西學東傳中的人逐漸增多，這其中不乏李善蘭、張文虎這樣的科學家，他們利用自己的知識背景，與西方傳教士合譯了一批不朽的科技著作，創造性的新創立了很多科技術語和名詞。這種中西合譯的過程中有探討，有交流，極大地改變了以往西述中譯之的溝通不便，輾轉失意的缺點。
近代西學東傳之所以呈現出這許多特點，是與當時翻譯前提的變化密不可分的：列強入侵與經世致用。前提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從鴉片戰爭前開始的，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不斷刺探中國虛實，國內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明確認識到清政府的衰敗，他們紛紛提倡經世致用，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這種環境的變化經過鴉片戰爭的刺激后，鮮明的體現在了西學東傳的過程與內容之中，使得鴉片戰爭后的西學東傳活動，呈現出上述的時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