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全球貿易的時間遠比人們想象的要早。從 1760 年到 1800 年,英國與中國的貿易額增加了 10 倍以上 , 在中國與西方貿易總量中,英國占 78%.在接下來的將近一個世紀中,茶葉與英國,鴉片與中國--兩種上癮品與兩個國家的命運發生了詭異地嬗變。
帝國的鴉片
1834 年,英國的茶葉消費量已經達到 5300 萬磅,對英國來說,與大清帝國的巨額茶葉貿易完全是靠白銀貿易來平衡的。
在白銀時代,英國的“三角貿易”是向美洲販運非洲黑奴,從美洲向中國輸入白銀,中國向英國輸入茶葉。隨著白銀時代的結束,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找到了白銀的替代物--鴉片。鴉片創造了一個新的三角貿易,在這個三角貿易中,英國仍居于主導地位,“印度鴉片輸給中國,中國茶葉輸給英國,英國統治印度”.
早在 1773 年,英國商人就開始將印度鴉片運往廣州。1780 年,東印度公司像壟斷茶葉一樣壟斷了鴉片貿易。在10年之內,東印度公司運往中國的鴉片就翻了兩番,從 1000 箱擴大到 4050 箱。到 1800 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鴉片已超過 24000 箱,主要是運往中國。乾隆時訪問中國的馬戛爾尼使團發現,作為一種奢侈消費,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非常普遍--廣州道臺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聲稱“外國人用這種卑鄙方式,以污穢不堪之物從中華帝國掠去厚利,而吾同胞竟盲目追逐這一破壞性的惡習,中計而不自知,至死而不醒悟,實乃可憎而又可悲”.可是,這位廣州道臺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因為鴉片的出現,使英國-印度-中國之間的三角貿易在近代國際貿易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從此以后,中國茶葉換回的不是白銀,而是鴉片(還有棉花)。沒過多久,鴉片在中國的流通程度就已經趕上了之前的白銀。
印度的鴉片雖然在全世界范圍內銷售,但似乎只有在中國獲得了成功。中國人將鴉片作為享樂性的奢侈品,從而迅速在中國上層社會普及。茶葉和鴉片這兩種外來物品,進入英國和中國社會生活的過程極其相似:從藥品到奢侈品,再到大眾消費品;從皇室顯貴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層平民。雖然都是上癮品,但它們的后果卻截然相反:茶進入英國社會,在民生、道德、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都對現代文明進程產生了積極作用;鴉片進入中國后,則促使中華帝國更深一步地滑向腐朽與沉迷。
正像當年茶葉在英國的增長一樣,19 世紀前 40 年,輸入中國的鴉片貿易量增長了 10 倍;1839 年達到 3 萬多箱,英國占 300 萬英鎊總交易額的 80%.鴉片遠比茶葉更易成癮,利潤更高,而且中國市場也比英國更大,鴉片貿易的利潤高達 900%,這比販奴貿易更加暴利,東印度公司獲得極大貿易出超。英印政府按鴉片成本的 300% 征稅,此項稅收占其財政收入的 10% 以上。此外,與合法的茶葉貿易不同,所有鴉片幾乎都是通過走私進入中國的。東印度的“成功”引發了中國的不安,一是持續貿易入超造成國內白銀緊缺,二是鴉片走私造成大量關稅損失。
當貿易變成戰爭
英國想要中國的茶葉,中國卻不想要英國的鴉片。金錢戰勝了道義,這場貿易爭端最后以一場戰爭結束。中英雙方為鴉片而開戰,但在《南京條約》中卻將鴉片問題付之闕如。人們普遍認為,戰爭的真正原因是白銀外流。茶葉與鴉片貿易的此消彼長,極其準確地體現在白銀的變化上:19 世紀第一個 10 年,英國向中國出口 983 噸白銀;而戰爭后的第一個 10 年,中國反而向英國出口了 366 噸白銀。真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在荷馬史詩中,一個女人引發了一場戰爭。在許多所謂的宏大敘述中,偉大的歷史常常離不開一些微不足道的細節,這在后人看來,既荒唐又可悲。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這兩個位于地球兩端的帝國,竟因為茶與鴉片--這兩個生活中本來最無足輕重的物品,爆發了改變世界近代史的不幸戰爭。一個帝國的成功,也意味著另一個帝國的失敗。
所謂鴉片戰爭,其實是茶葉與鴉片導致的貿易戰爭。沒有茶葉貿易,也就沒有鴉片貿易;茶葉使英國欲罷不能,鴉片使中國不能自拔。后來,英國已經不再需要中國的茶葉,但中國已經離不開英國(印度)的鴉片。當初白銀因為茶葉而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后來則因為鴉片而流出。對英國來說,《南京條約》標志著鴉片這種帝國戰略的成功。
“如同其他成癮性消費品一樣,茶葉和鴉片既是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產物,也是早期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因素,19 世紀中國社會經濟與這兩種特殊商品密切相關?!睗M清中國不僅在武力對抗中不堪一擊,在商戰中也同樣一敗涂地。鴉片進口稅率一直比出口茶葉稅低。以光緒十一年(公元 1885 年)為例,鴉片進口稅為 7.3%,茶葉出口稅分別為紅茶 9.9%、綠茶 11.55%、磚茶 12.45%,茶末更高達 27.1%~54.2%.
對一個沉疴遍地的天朝來說,鴉片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一方面,可以說清朝因鴉片而亡;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清朝又因鴉片而茍延。在 19 世紀后半葉,巨額的鴉片稅成為帝國財政的主要支柱。直至清朝滅亡為止,每年的鴉片厘金都在 300 萬兩以上,1888 年高達 656 多萬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晚清開展的許多“自強”項目,或多或少都與鴉片稅厘有關,甚至就是靠鴉片稅厘來建設的。
清朝末年,鴉片消費幾乎已經成為全民行為,從娼妓乞丐到官吏士兵,乃至慈禧太后,所謂“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方第日中”.同治年間,中國吸煙人口達 4000 萬,將近總人口的 1/10.很多人因此陷入困境,“竭其終歲之操作,不足償暗室之一燈”.中國以世界 25% 的人口,消費了全世界鴉片產量的 85%.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鴉片貿易就在中國合法化了,既然無力阻止鴉片貿易,則不如堂而皇之地征稅。從咸豐八年(公元 1858 年)起開征“洋藥稅”,每百斤納銀 30 兩;光緒二年(公元 1876 年),進口關稅加厘金,每百斤鴉片納銀增至 110 兩。
跟茶葉當年在英國的發展類似,中國每年進口的鴉片迅速增加,從1839年的2700噸增長到1879年的6800噸。
以 1855 年上海海關為例,進口貨物總值 1262 萬兩白銀,其中鴉片占 72%,價值 911 萬兩。在數量增加的同時,價格也直線下降,鴉片從富人的奢侈品變成大眾消費。對農業中國來說,種鴉片并不是什么難事。實際上,鴉片的種植和加工都比茶葉要簡單得多,而其利潤卻比茶葉高得多,且南北皆宜。與進口鴉片相比,國產鴉片增長更快,到光緒初期已經達到 1.45 萬噸,超過進口鴉片的兩倍。19 世紀末,印度鴉片基本被擠出中國市場,中國不僅實現了鴉片的自給自足,還開始出口。
與此同時,中國的鴉片消費也達到了茶葉都沒有達到過的程度。就全國而言,猶以四川鴉片為盛,四川的罌粟田一度占到全部耕地的 2/3,所產鴉片占全國產量的40%,吸食鴉片的人口比例達 50%,對一個掙扎在溫飽底線上的農業中國來說,鴉片最大的惡果便是饑荒的大規模、高頻率地爆發。與此同時,糧食取代鴉片成為中國最大宗進口商品。中國不僅完全進入世界體系,甚至靠世界來養活。
光緒初年的“丁戊奇荒”席卷整個北中國,包括陜西、山西、河南、直隸(今河北)、山東諸省,以及蘇北、皖北、隴東、川北等地區,受到旱災和饑荒嚴重影響的人數將近2 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饑荒者超過 100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