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至五四前夕，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學習西方、探索救國強國之路的艱難歷程。其探索之路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點。
一、探索具有廣泛性
這種廣泛性一方面表現為階級參與的廣泛性，一方面表現為主要社會階級對各種不同道路探索的廣泛性。
1.階級參與的廣泛性。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至五四前夕，主要社會階級，包括封建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都進行了救國強國之路的探索。
2.主要社會階級對各種不同道路探索的廣泛性。
（1）地主階級抵抗派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2]207的思想，地主階級洋務派開展了“洋務運動”,以滿洲貴族控制的清政府實施了“新政”.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在封建士大夫集團中，出現了一批主張向西方學習，倡言改革，以強國御侮的有識之士，林則徐、魏源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林則徐組織翻譯了西方的一些有關大炮、戰船圖示等資料，進而建議建立新式國防工業“,以通夷之銀兩為防夷之用”,以粵海關關稅的 1/10 來制造新式船炮“,從此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3]884,借以保衛海防。魏源在圖強御侮的愛國主義的精神激勵下，寫出了《海國圖志》一書。在此書中明確而系統地闡述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2]207的思想，即學習西方的長處，用來抵抗其侵略。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北京條約》的簽訂，極大地震撼了清朝統治者和士紳階層。他們普遍痛感此役“創巨痛深”,因此“,人人有自強之心，亦人人為自強之言”[4]26,從而形成了要求學習西方以求“自強御侮”的社會思潮。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發表過不少倡辦洋務以求自強的言論，并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斗中目睹洋兵及其槍炮的巨大威力而驚嘆不已。這些人看到了中國在武器裝備和科學技術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從 19 世紀 60 年代開始，這些被稱作“洋務派”的封建官僚掀起了一場學習西方近代科技，維護清朝統治的自救運動---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以“自強”“求富”為口號，創辦了一批軍事工業、民用工業，對中國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它是在不改變落后腐敗的封建制度下進行的。它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把先進東西生硬地嫁接在不適應其發展的落后封建生產關系上[5]111.這只是一次外表性的變動，器物上的學習，結果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為了挽救清王朝的統治危機，達到國家富強自救的目的，在總結過去洋務運動成敗的基礎上，由滿洲貴族控制的清政府于 1901-1905 年實施“新政”,進一步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主張，在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新政”未能挽救清朝的封建統治覆滅的命運。
（2）農民階級：太平天國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洪仁玕提出了《資政新篇》以及義和團進行的反帝愛國運動。鴉片戰爭后十年，近代中國爆發了由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其“所規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會經濟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產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會財富，以求人人平等”[6]64是不可能實現的。太平天國后期，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一個統籌全局的方案---《資政新篇》[6]64,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教、外交等幾個方面，是從上層建筑到經濟基礎都效法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的最早方案。它具有鮮明的資本主義色彩，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但由于缺乏實施的資產階級基礎，也沒有涉及農民的土地問題，無法調動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再加上當時嚴峻的戰爭環境，因此不可能實施。發生在 19 世紀末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粉碎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妄計劃，但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畢竟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由于落后的生產方式和階級的局限，不可能找到近代中國實現獨立和富強的正確道路。
（3）資產階級：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康梁維新派希望通過改良使中國走資產階級道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出“通過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主張，一部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在思想文化領域發起了新文化運動。
二、“探索具有繼承性”
和發展性林則徐首先提出了“師敵之長技以制敵”[2]177的思想，魏源對林則徐提出的“師敵之長技以制敵”[2]177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豐富與發展，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2]207的口號。馮桂芬則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魏源的師長之說。在向西方學習方面，魏源所說的長技僅包括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主張設立船廠、火器局，聘請西洋教習傳授技能。而馮桂芬則指出夷之長技不僅僅在堅船利炮，更在自然科學與技術，還有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農具、織具及百工所需的機器設備等等，明確指出中國應當學習諸國富強之術，進一步提出了“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的方針和“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的自強之道[7]54.19 世紀 60 年代，洋務派繼承和發展了魏源、馮桂芬的思想，采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發起了“洋務運動”,把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2]207的主張付諸實踐。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如鄭觀應、王韜、馬建忠以及薛福成等早期維新思想家認識到不僅要學習西方堅船利炮等器物層次上的科學技術，還要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甲午中日戰爭后，康有為、梁啟超和嚴復等維新志士，發展了早期維新思想家的思想，得出了“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的結論，提出“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的主張[8]85,開展了以學習西方、變法圖強為中心內容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
三、“探索與中國社會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征”
緊密聯系在侵略戰爭期間進行的探索“以反侵略為主要內容”[1]53,如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抵抗派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以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進行的反帝愛國運動等。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抵抗派，認識到了中國的落后現實和國家面臨外部勢力的威脅，要求改變現狀和學習外國的長處，以強國御侮。魏源以“開眼看世界”的戰略眼光，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2]207的主張。1900 年，美、日、英、法等八個國家發動了侵華戰爭。在這個時候，在中國北方爆發了以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義和團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將斗爭的矛頭指向帝國主義侵略者，反映了當時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極其尖銳。面對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義和團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阻止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變中國為完全殖民地的企圖，使中國避免了近代印度國家的命運。
四、探索把學習西方和抵制外國侵略、啟蒙和救亡緊密結合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以魏源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抵抗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的軍事和科學技術武裝自己，以實現富國強兵抵御外國侵略。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以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發起“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及與軍事相聯系的科學技術。洋務運動對于抵御外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國社會的兩大主題是救亡與啟蒙。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至五四前夕，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中國既要救亡實現民族獨立，又要啟蒙宣傳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實現民主革命和人的解放。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后，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一大批士大夫開始開眼看世界，向國人介紹世界狀況。主要是介紹各國的歷史、地理、風俗、政治、宗教等各種狀況，想要引進西方文化來使國人提高警惕，并借以抵御外侮。甲午中日戰爭后，中國面臨著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險，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救亡迫在眉睫。與此同時，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也給中國人民敲起了警鐘，促使中華民族空前覺醒。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維新派，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于 1898 年發動了維新變法運動，這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尋找國家出路的一次探索。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卻掀起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從此，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民主和權利意識開始深入人心。20 世紀初，以章炳麟、鄒容等為代表的一批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廣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他們對民主革命思想的宣傳在 20 世紀初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促進了廣大民眾的民主覺醒，掀起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潮。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辛亥革命是一場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先進的中國人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辛亥革命后，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了。人們期望的“民國”遭到踐踏，中國依然山河破碎，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一部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它沉重地打擊了封建思想文化，破除了傳統的封建教條對人們思想的束縛。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進一步激勵了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強國道路的熱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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