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戰是一項古老的國際慣例，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國家之間大多通過宣戰表明敵對關系的開始。從17世紀“國際法之父”格勞秀斯起，宣戰成為戰爭開始的必要程序，甚至把是否經過宣戰作為評判戰爭正義與否的標準。

1907年海牙和平會議通過的《關于戰爭開始的公約》規定：“締約國各國承認，除非有預先的和明確無誤的通告，彼此之間不應開始敵對行為。警告的形式應是說明理由的宣戰聲明或是有條件宣戰的最后通牒?！薄?〕42由此可見，宣戰之于戰爭具有道義與法律上的重要意義。

19世紀上半葉的鴉片戰爭，是中英之間爆發的一場帶有深刻國際背景的雙邊戰爭，是世界近代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標志性的歷史事件。由于中英雙方對彼此開戰的認知態度不同，因而在宣戰問題的處理方式上也迥然有異。通過對中英宣戰問題的研究，可從全新的視角揭示此次戰爭的特殊性和復雜性。

一、英國政府的宣戰

英國政府出兵中國的決策是這樣形成的：1839年10月1日，英國政府召開內閣會議，作出對華用兵的決定。10月18日、11月14日，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分別向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發出第15號、第16號以及致海軍部的機密訓令，告之政府將派遠征軍到中國去，并示以行動方案，以圖早做準備。

1840年2月2日，英國政府任命海軍少將喬治？懿律為遠征軍司令、全權公使，查理？義律為副，同時向他們下達了最后訓令，為英軍的行動計劃、外交方針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定下基調。4月9日、5月10日，英國議會兩院分別通過對華用兵軍費案等決議，英國出兵中國的行動最終得到法律上的確認。

英方一直辯稱此次出兵中國是為“報復”,而非“戰爭”.報復（Reprisal）指聲稱受到損害的國家針對另一國某項不法行為采取的行為或行動。報復成立的前提條件是存在違反國際法的不法行為〔2〕394.英方認為，中國政府包圍商館、強令繳煙、不公平貿易、歧視性交往等一系列行為都是野蠻粗暴的，“無論根據國際法原理或抽象的公正原則，都不能認為中國政府的行為是正當的”〔3〕524,致使女王陛下官員和女王陛下臣民遭受到侮辱及傷害。

為此，英國政府決定報復，派遣一支海陸軍部隊前往中國沿?；顒?，以強迫中國政府充分地賠償，并把今后英國與中國的關系置于明確而牢固的基礎之上，“在中國政府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之前，那些敵對活動將不會停止”.〔4〕186依照傳統國際法，報復與戰爭是兩個不同概念，將產生不同法律后果，具有豐富殖民經驗的英國深知這一點。英國政府在極力表明報復性質的同時，盡量避免使用“戰爭”二字。外交大臣巴麥尊在議會辯論中強調：“我使用的字眼是‘交往’而非‘戰爭'.”〔5〕279

在致海軍部函件中亦表示：“女王陛下政府的意愿是，如果沒有必要或沒有重大的挑釁行為，……不對中國的任何部分領土采取任何積極的戰爭行動?！薄?〕179而與中方進行交涉的文書中，往往以“軍事行動”、“敵對措施”取而代之。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一書中關于出兵中國性質的闡述頗能代表當時英國政府的觀點：英國內閣會議所發布的命令，也不過是一般性地述及中國人方面的那些“有害的步驟”和英國人獲得“滿足與賠償”的必要；并且以此為目標，宣布“扣留中國船只與貨物，并加以看管是合乎時宜的”.

英國政府所要實施的是報復，而不是戰爭，除非中國政府拒絕賠償和讓步〔5〕279.英國政府持如此主張，歸根到底是基于“利益”考量。首先，占領道義先機。英方借“報復”名義以受害國身份出兵中國，實則是諉罪于中方，將中方推向違犯國際法的被告席上，而對于己方“則在我師出有名，非領武矣”〔6〕179.其次，利于貿易恢復。貿易是英國的生命線，英方全部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皆為貿易。如果英方通過“交戰意向”的表達發動戰爭，則必然接受戰爭和中立法的規制，首當其沖的是經貿關系的斷絕，通常至戰爭結束、簽署和平條約后方得以恢復。

而報復作為“戰爭之外”的強制措施，依然適用和平法，軍事上的對抗即使對經貿關系造成一定影響，亦可在雙方協調下迅速恢復。因此，在中英交戰期間，會存在這樣一種現象：一俟戰事暫停，先行恢復貿易。如虎門之戰后不久，“港口貿易就重新恢復”〔5〕310;廣州和談后，中英雙方在東南沿海公然對峙，而在廣州的貿易卻照常進行。再者，降低行動成本。按照英方意愿，強迫清政府對那些要求“立即全部接受”,將雙邊關系“迅速地重新建立起來”〔3〕546,以較小的軍事代價達成長遠的政治目標是其所樂見的。在清政府拒絕之前，軍事打擊僅為次要的輔助手段，正如訓令中所指示的那樣：

“初步采取的敵對措施，不應當像以后如中國政府拒絕接受英國要求時所采取的敵對措施那樣激烈和嚴厲”〔3〕539,而采取有限的、不構成戰爭的軍事報復措施無疑是較為合適的選擇。最后，紓解民眾敵意。維系英中貿易關系在“民”,抵抗英方的中堅力量亦在“民”,如何消減中國民眾對此次行動的“誤解”,從而避免那種非常危險的“民族自豪感”的爆發令英方深感糾結。英方的對策是：

“必須在進行一次指向該政府性格和權力的突然打擊或采取令人厭惡的對付人民的那些措施之間作出抉擇”,“那些壓力應當是針對該政府的，我們應采取一切切實可行的緩和措施和方法不傷害人民”〔3〕652.實施專門針對一國政府的報復遠比發動意味著兩國上下全方位對抗的戰爭更有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

按照英方的立場和態度，既然未發動戰爭，所謂“宣戰”也就成為子虛烏有。當英國遠征軍抵達中國之際，一封由英國外相致中國欽命大臣的信函隨軍而至。它詳敘了出兵中國的理由，并明確提出了各項要求。有國內學者將此作為英方的“宣戰書”是不確切的。宣戰屬于國家頭等大事，代表國家宣戰，“其權固屬于君”〔6〕180,即英國女王；宣戰書亦應以國書形式通過外交途徑遞交。最關鍵的，宣戰書必須明確表達“戰爭意向”和“生效日期”,這是構成宣戰書的實質要素。而此函件，如前文所析，著意表述“強力伸冤”的理由和舉措，而對戰爭則諱莫如深，關于生效日期更是無從論及。

若是宣戰聲明，必須明確規定從何時起兩國進入戰爭狀態；若是最后通牒，還應明確規定對方接受全部條件的最后期限。反觀此函件，在這方面的規定異常模糊，如要求清政府限期答復要求，僅籠統地說“不容許拖延”,而開始敵對措施的時間則為“一俟抵達中國海岸，便立即對中國的一些主要要塞進行封鎖”云云〔3〕545,同樣難以把握。此外，近代戰爭不僅僅關乎敵對國之間，而且牽涉到相關中立國的利益，因此，發起戰爭的一方負有“必須將戰爭狀態的存在毫不延遲地通告各中立國”的義務，并且“只有在中立國接到通告之后，對它們才發生效力”〔1〕42.如果英方正式宣戰，至少應向葡萄牙、美國等利益攸關國家進行通告。實際上，英方僅發布了封鎖公告，公告內容極其簡短，僅為：為執行英國女王陛下政府的命令，將于本月28日并自該日以后對珠江和廣州港口的所有入口處實行封鎖〔3〕662.

同樣未明確表達“戰爭意向”.英國全權大臣義律解釋說，此次封鎖是為“回答林、鄧二人的侮辱和侵犯行為”〔3〕662,此行的目的是為“向皇帝陛下澄清事實真相，并牢固建立持久的和平和正當的貿易”〔3〕682.對此，澳葡當局因其至廣州的內河貿易并不受限，故未給予過多關注；美方擔憂貿易受影響，請求廣東當局允許其商船及早入港開艙；中方則認為封鎖之說實屬夸大其詞，悖謬已極。雖各方反應不一，但均無跡象表明有哪一方將此次封鎖視為戰爭的啟端。

事后表明，直至1840年11月17日，英方才將封鎖廣州的消息在《倫敦公報》（London Gasette）上宣布，報告事情經過的通告亦于同日分送駐倫敦的各國使節。英國外交文件明確表示：“沒有正式宣戰文書?！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