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 - 1860 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是近代以來列強聯合發動的第一次對華戰爭，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西關系，而且對晚清政局和遠東國際格局乃至東亞各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也許是因為“生不逢時”,它剛好與被學者熱捧的太平天國處于同一時期，以致被冷落一邊； 也許是因為資料與語言的局限，要全面研究這一涉及西方四國三種外語的中外戰爭，顯得十分困難，致使一些有興趣的學者也望而卻步； 也許是因為它緊跟在“劃時代”的鴉片戰爭之后，其重要性被人們大大低估，未能受到應有重視，以致迄今學界尚無一篇關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研究綜述。有鑒于此，本文擬從縱橫兩方面對新中國成立 60 多年來大陸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研究做一梳理，并就今后的研究趨向提出幾點建議，以期對推進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研究有所助益。

一 60 多年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概況

建國以來國內學界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研究大致可以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界分為兩個時期，為了統計方便，筆者姑且以 1949 -1979 年為第一階段； 1980 -2012 年為第二個階段。從后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時代差異超過不同學者之間的差異。

在第一階段的 30 年里，在帝國主義侵華史和革命史研究熱潮的影響下，第二次鴉片戰爭還是受到了學界一定的關注，有一批論著先后出版。根據筆者統計，這一階段發表的論文、文章、書評、譯文約有 45 篇，資料11 篇，專著2 部，通俗讀物5 種①,譯著1 種，資料匯編1 種。其中，魏建猷和蔣孟引的兩本同名著作《第二次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為我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做了奠基工作，迄今仍為學者所沿用。

魏建猷系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前主任和教授，魏著 1955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共 139 頁，計 8. 7 萬字。該書主要參考中文資料和中譯外文論著寫成。全書分 8 章，探討了外國侵略者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動機、修約交涉與戰爭的關系、英國制造“亞羅號事件”發動戰爭、英法聯軍侵占廣州、大沽失陷與天津條約、保衛大沽口之戰、北京淪陷與北京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原因和影響。該書在觀點和論證上雖然存在一些不足，資料來源也較窄，但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開山之作，它在我國學界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在魏著出版后 10 年，南京大學教授蔣孟引又出版了一本關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專著。蔣著系作者在英國倫敦大學的博士論文《論 1856-1860 年的中英關系》的基礎上寫成，共 288 頁，計 22. 1萬字，1965 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全書分 6 章，著重對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兩國的交涉做了比較深入的考察，先后闡述了英國發動戰爭的原因、亞羅戰爭、廣州的淪陷和津滬談判、大沽之戰、最后的戰斗和談判、戰爭期間英國與其伙伴的矛盾。由于蔣著征引資料豐富、翔實，除了參考已刊印的中外官方文件、報紙雜志和個人著述外，還大量引用了英國外交部檔案，包括內閣首相、各部大臣、駐華使領的私人通信，因此，其學術價值又在魏著之上，特別是對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動因及其角色所做的考察和分析，迄今未有出其右者。但由于第二次鴉片戰爭涉及英、法、美、俄四國，蔣著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僅利用英國一國的檔案，對法國、美國、俄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難免多有疏漏，評論有不到位之處。

除了上述兩書外，這一階段的另一項重要成果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整理和出版。該書由齊思和、林樹惠、田汝康、金重遠等學者與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合作編纂，197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共 6 冊，計 263. 5 萬字。其中，第一、二冊選錄了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各類文獻、前清華大學歷史系編輯的《籌辦夷務始末補遺》中部分軍機處檔案和解放前《史料旬刊》刊布的有關檔案史料，以及解放前舊譯的部分外文資料； 第三、四、五冊所輯資料來源于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所藏原始檔案，起自 1853 年，止于 1861 年，收錄上諭、奏折 1098 件，照會、咨呈、信函等 302 件，共計 1400 件，按朝年編排； 第六冊為此書編輯過程中新譯的外文資料選編。鑒于編者的學術功底以及書中所收錄的大量原始檔案和親歷者的記述，這套資料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長期來它與《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一起構成中國學者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的最基本的史料。不過，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這套書的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值得學者們重視。

這一階段發表的論文數量有限，論題集中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性質、意義、原因，列強發動戰爭的目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等較為宏觀的問題，以及中國人民抗擊英法侵略軍的斗爭。受 50 年代反對美帝國主義和 60、70 年代中蘇關系惡化的政治形勢的影響，學界對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美國和沙俄的侵華政策與活動也予以較多的關注和研究。影響較大的論文有司綬延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 -1860） 》（ 《歷史教學》1951 年 2 卷 4 期） 、鄭昌淦的《試談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矛盾的特殊性》（ 《歷史教學》1954 年 6 期） 、蔣孟引的《駁斥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理由”》（ 《南京大學學報》1962 年1 期） 、丁則良的《“天津條約”訂立前后美國對中國的侵略行動》（ 《歷史教學》1951 年2 卷 2 期） 、鐘鍔的《中俄〈璦琿條約〉與蘇修霸權邏輯》（ 《歷史研究》1976 年 4 期） 、余繩武的《一八五八年以前美籍傳教士在中國的侵略活動》（ 《進步日報·史學周刊》1951 年 1 月 20 日） 等。

除了上述這些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為研究對象的論著外，一些中國近代史和帝國主義侵華史著作也有專門的章節論述第二次鴉片戰爭，有些書的篇幅和研究深度并不亞于上述專題論著。如丁名楠、余繩武等合著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 ,花了 180 余頁的篇幅（ 已超過魏著） 探討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戰后中外反動勢力對太平天國的聯合鎮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集體編寫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冊（ 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也有相當的篇幅論述第二次鴉片戰爭。再如余繩武等合著的《沙俄侵華史》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和卿汝楫的《美國侵華史》第一卷（ 三聯書店 1952 年版） 各用 100 多頁的篇幅論述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沙俄的侵華活動和美國的對華政策。

綜觀建國后 30 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幾乎所有的論著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都引用馬、恩、列、毛的著作來支撐自己的論點。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口號和當時政治形勢的影響下，學者們都程度不同地運用階級分析法。在立場方面，作者基本上都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將西方列強與清朝統治者作為對立面或用當時的話來說即“中外反動勢力”加以抨擊。在內容上，侵略與反侵略，壓迫與反壓迫，貫穿始終。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也無可厚非，但是從今天來看，這樣的研究難免不夠全面、客觀，對史料的取舍也存在較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過于感情色彩。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受改革開放和實事求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影響，國內史壇空前活躍，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也與其他重大歷史問題研究一樣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據本人粗略統計，1980 -2012 的 30 多年里，國內學界發表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論文和各類文章約有 200 篇、著作 5 種、通俗讀物 9 種①、譯著 2 種、地圖 1 種②、圖片 1 種。

③其中，夏笠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2007 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系作者遺著。該書共 479頁，38 萬字，分 7 章，依次論述了鴉片戰爭以后十年間國際國內形勢與中外關系，英、美、法“修約”交涉和沙俄強占我黑龍江地區，英國悍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占廣州，第一次大沽口之戰與《天津條約》、《璦琿條約》的簽訂，第二次大沽口之戰與中俄、中美互換《天津條約》，英法聯軍卷土重來和《北京條約》的訂立。就內容來說，此書無疑是迄今為止我國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最詳盡的一本專著，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做出了貢獻。但就資料來源看，此書主要利用中文材料和相關外文著作的中譯本，基本沒有利用一手的外文檔案。資料的局限使作者難以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研究有實質性突破，新意有限。

比較而言，這一階段學界先后推出的一些與第二次鴉片戰爭有關的人物傳記，如董守義的《恭親王奕訴大傳》（ 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42. 5 萬字） 、徐立亭的《咸豐·同治帝》（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版，33 萬字） 、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詝》（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22 萬字； 三聯書店 2006 年再版） 及其論文集《近代的尺度： 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 上海三聯書店1998 年版，其中 6 篇關于第二次鴉片戰爭） 、高中華的《肅順與咸豐政局》（ 齊魯書社 2005 年版，23萬字） 等較有學術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改革開放前 30 年里對清朝統治階級研究的不足。

此外，這一階段國內學界還翻譯出版了兩種對推進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具有重要貢獻的成果。

其一為區 翻譯的澳大利亞學者黃宇和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一書（ 中華書局 1984 年版，16. 6 萬字） .該書是作者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時的博士論文，在征引大量中外文史料，特別是葉名琛被俘時被英軍劫走、現藏于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兩廣總督衙門檔案的基礎上，對兩廣總督葉名琛做了重新考察和評價，改變了長期來關于葉名琛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形象，指出這種指控并不屬實，葉名琛并不敗于“不戰、不和、不守、不降”,而是敗于敵人的船堅炮利，以及為了對付“紅兵”而徹底削弱了廣州的防衛能力。這本書在中國翻譯出版后對我國學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特別是對葉名琛的評價產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