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至19世紀中葉,清朝已經與發生在歐洲16-17世紀世界近代第一次軍事技術革命、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初期的世界近代第二次軍事技術革命失之交臂,船炮等軍事技術僅處于歐洲17世紀“木質風帆時代”的初期水平。歐洲船炮等軍事技術正處于由“木質風帆時代”向“蒸汽鐵甲艦時代”的過渡期,即處在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初世界上第三次軍事技術革命的前夜。這是中西方軍事技術優劣的時代背景??傮w來看,現今國內外學者對此的研究,從中西方思想角度泛泛而談者眾多,但從軍事思想角度探討者甚少。軍事思想是軍人的心態及其在觀念形態上的對象化,其中,價值觀念是核心,民族精神是靈魂,思維方式是框架,科學知識是基礎。
一、中西方軍事文明氛圍的不同制約雙方軍事技術的發展
“尚文”與“尚武”是人類自我發展和對外交往活動中的兩個重要方面,凡文明民族皆不可缺。但相對而言,中西方民族的價值觀念對于文治與武功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從思維定勢和民族行為的實踐來看,中國相對“尚文”,西洋比較“尚武”。此特點孕育在中西方國家的早期歷史中,直接或間接影響著爾后相當長的人類社會〔1〕。由于西洋海洋經濟方式的制約、個體自由的價值追求與好戰的軍事攻略價值觀念的引領,海洋—商業—軍事文明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初具雛形。迄至15世紀后期,隨著新興資產階級開始向海外大肆侵略,近代海軍迅速發展,海權觀念不斷增強,最終形成了強大的近代軍事文明,“尚武、擴張、征服”成了這種文明的首要特征〔2〕。側重效率、進取、開拓、尚武好力,尤其重視軍事技術的革新與發明,此乃西洋軍事科學技術觀的核心要件。
今美國人說:西方武裝力量通??偸窃诟蟪潭壬弦蕾囉谟眉夹g上的先進彌補數量上的劣勢??雌饋砦鞣揭恢睂邮苄录夹g異常敏感,不管這種新技術是來自它自己的發明家還是來自外部。技術革新以及同等重要的對這種革新的迅速反應能力很快便成了西方軍事文化的特性〔3〕?!吧形洹焙椭铝τ谲娛录夹g提高的觀念及其實踐是雙刃劍,在破壞社會穩定和停滯經濟發展的同時,戰爭實踐的需要也常向武器裝備提出各種要求,從而推動軍事技術的發展。
由于內陸的地理環境和長期的自然經濟結構的制約、敦睦向善的價值觀念的引領,使得中國自春秋以來,“重道輕器,即道為器之本”的軍事科技觀成為東方兵學傳統的核心要件,歷經數千年積淀而成國人共識,官方上下熱衷于研究“道”的軍事戰略與戰術,忽視研究“器”的軍事技術,最終使軍事學幾乎成了一個沒有軍事技術根基的戰略戰術大全。繼至中國漢代,“道”最終統一在儒學的倫理文明之中,強調穩定、守成、內斂、輕武鄙力,“尚文”精神是其軍事文明的首要特征。軍人地位低下,軍事職業缺乏吸引力,軍隊難以吸收優秀人才。今人研究:中國盡管也有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明朝鄭和所率船隊七下西洋的壯舉,但除了元朝之外,擴張性的軍事文明從來都不是中華文明的主導觀念,幾乎所有的文化都不贊成動武,軍事甚至完全不被文化這個概念所容納〔2〕。意大利耶酥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年,1582年抵澳門\\)曾在1601-1610年間居住中國,他對中國人“尚文”的軍事價值觀大為驚異:“在一個幾乎可以說其疆域廣闊無邊、人口不計其數、物產多種多樣且極其豐富的王國里,盡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于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并不熱望著征服。在這方面,他們截然不同于歐洲人。歐洲人常常對自己的政府不滿,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東西”〔4〕。清人入關后的順、康、雍、乾四朝,滿人的勇武之風使社會上一度呈現出“尚武”的風氣。然而,此種“尚武”之風,隨著太平盛世的到來日漸淡薄,乾、嘉以后,整個社會開始彌漫著一種夜郎自大、停滯腐化的風氣〔5〕。此對軍事技術的影響就是以船炮為代表的軍事技術發展缺乏動力,飛躍自然難乎其難。
18世紀末期以來的封建專制中國仍然是一個以內陸—農業—儒學的倫理文明為主導的社會,重文輕武、重道輕器的觀念盛行,這里以中外人士的對話所透露出來的思想為代表性:如中英鴉片戰爭行將結束之時,欽差大臣伊里布\\(滿洲鑲黃旗人,1772-1843年\\)在南京,拜訪停泊在長江里的侵華英軍戰船時,看到英軍的實習生身著制服,感到大惑不解,伊里布對之疑問到:“如此年青的孩子,應當在學校里吸收‘絕理智的學問’,這豈不比在戰船上學習打仗更好嗎”〔6〕。再如1842年8月8-12日,伊里布的家人張喜在南京四次登上英國戰船考察:喜至火輪船,上與義律閑談,并以千里鏡看其船行迅速,喜贊其制造之巧。馬禮遜云:“貴國之人亦能否?”喜云:“此技雖巧,天朝此人用心不在于此?!薄氨酥眯暮问?”喜云:“我國用心在文章?!币脑?“文章亦要,此事亦要”〔7〕。從中看出:英國的商業、機器工業和軍事技術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強大動力,而在清朝封建制度下,以文章為代表的儒家的經史之學,在西洋強勁發展的對比之下,已顯得蒼白和乏力。使得軍事科學技術的進步因遠離社會實踐和官方上下的需要,所以長期發展緩慢。
二、中人“華夏夷狄觀”的慣性思維抑制揚棄西洋軍事技術的熱情
華夏文化先天獨立生成的特殊環境,特別適合單一的農業經濟的發展,這種經濟自身獲得自給自足性,使華夏民族往往不像西洋商業航海民族那樣,把走向兇險的海洋視為謀生的必由手段。從孔夫之以來,民間指稱和公文用語中“夷人”、“夷酋”、“夷船”、“夷語”每每可見可聞。用夷來泛稱華夏以外的人和事,夷與夏\\(或華\\)相對,在區分民族地域的同時又劃出了文化上的高低。今人研究認為:華夏人是在與其他古代先進文明相對隔絕的特殊條件下創造著自己的文化,但是,他們從主觀上未曾意識到其它文明,是作為其異元的文化實體而存在。在士大夫階層中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單元文化觀,并以向外輸出“禮義之邦”的文化為義不容辭的唯一使命。
華夏文化的思想價值、社會信仰、道德準則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環和當作絕對的偶像來崇拜。他們會用自己的禮樂教化去同化四周的“夷狄”,而落后的四鄰自然也樂意為這種更高的文化所吸引,這強化了古代國人的文化自信心理,產生強大的了尊卑感,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華夏夷狄觀”〔8〕。爾后,此觀念又形成了一種認識,向別國學習就是師夷,師夷就是用夷變夏。
中國在17世紀早期對西洋軍事科學技術的興趣達到了頂峰,爾后隨著歐洲各國先后沖破中世紀的黑暗,迅速走向工業文明的時候,中國的創造能力卻被洋洋自得所取代,開放的思想被自滿的“華夏夷狄觀”所充斥,以一種自以為是的孤立開始閉關鎖國。歐洲人認為:中國這種閉關孤立的政策得到了傳統思想的強化:中國是處于外來“野蠻人”之中的唯一文明之地。因此,中國沒有外事部門,沒有外交網絡,卻有一個封貢體系,中國寬容地允許低等國家們承認它至高無上并向它進貢禮品。這種封貢體系是數世紀以來唯一允許存在的貿易形式。當中國自我迷戀于自己永久至高無上之時,歐洲的軍事技術卻在穩步前進。到18世紀時,中國還沒有海軍,只有一些不合時宜的“平底戰帆船”,裝備的是過時的武器。但是中國卻拒絕從自大的美夢中驚醒過來。
中國人確實允許一些對外貿易的存在,但是只能在廣州,而且只能通過授權的中國人循例進行。但是從一開始,就存在文化上的誤解。絕大多數問題都源于中國不愿意接受其它國家與其平等這樣一個事實。對于中國人而言,英國只是另一個要向強大的天朝帝國邀寵的“紅頭發野蠻人”的國度〔9〕。
傳統是現實思想的歷史化,又是歷史的現實化,是一種難以擺脫的歷史的慣性。迄至19世紀中葉,在中國士大夫階層中間,“華夏夷狄觀”并未發生深刻變化。這一點仍體現于辨“夷”、“洋”等字眼上。
在這點上,即使那些以博學聞名的學者和素有開明之稱的官員也未能幸免。中英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先進的船炮技術受到沿海人民和官方的關注,尤其是代表當時航海中最先進的火輪船,更是在國人中引起了震動。隨后的時間里,火輪船在中國有人開始仿造了。但是,沿海官員和士紳仿制西洋船炮的熱潮在戰爭后期很快偃旗息鼓,隨后的20年內無聲無息,表明在采用這種西式軍事技術所帶來的思想、體制與技術問題面前,官員們無不知難而退,此種惰性與因循增加了揚棄西洋軍事技術的阻力和難度。
如大理 寺 少 卿 金 應 麟 \\(浙 江 錢 塘 人,1793-1852年\\)〔10〕、戰后撰述《海國四說》、《夷氛聞記》等著作的廣東 順 德 人 梁 廷 柟 \\(廣 東 順 德 人,1796-1861年\\)〔11〕、曾經在戰爭中捐買西式武器以抗英的林福祥\\(廣東香山人,1814-1864年\\)〔7〕等一些官員在仿制西洋船炮的過程中,居然產生出“西學或西藝中源說”的看法。此在文化方面說明清人還不能擺脫“天朝上國”、“夷夏之辨”等陳舊觀念的束縛,還無法客觀估計當時中西方軍事文化各自的優劣。但是,對西方社會的一無所知再加上傳統“夷夏之辨”思想的強大慣性,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從自己熟悉的中國科學技術中去尋找,而這種尋找的結果就很難逃出“西學或西藝中源說”的怪圈,自然也就無法把學習西洋軍事技術的熱潮持續下去。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反映出中國政治形勢之嚴峻,武器裝備的落后往往是淺層次的原因,封建專制制度的落后以及大多數國人思想的滯后可算是致命之傷,國人經過慘痛教訓之后,部分領導人能夠勉強認識到此問題。于是轟轟烈烈的學習西洋軍事技術的洋務運動就此展開,三十多年過去了,卻沒有取得清人所期待的成績,來自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應該說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今人研究認為:保守派對近代化事業的強烈排斥不僅局限于洋務界,他們在勢力所及之處的所有領域,都表現出與近代化不共戴天的姿態。故知國難已深的清朝同治與光緒年間,中國社會風氣尚未大開。以中央政府的權威,在頒布新法時,時時要受到守舊人士的詰難。個別傳統精英雖然主張開新應變,卻仍然堅持他們的那些華夷觀念而不肯退讓〔12〕。晚清最后十余年,“夷夏之辨”命題沉渣泛起。不過,已是時勢所需,是排滿斗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