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分析戰敗其原因的研究論著很多，最具代表性的論文的有《葉名琛與廣東外交》（ 翟厚良，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9 年第 1 期） 、《入城與修約： 論葉名琛的外交》（ 茅海建，《歷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論葉名琛的對外交涉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關系》（ 陳雙燕，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3 期） ; 相關著作有《第二次鴉片戰爭》（ 魏建遒，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 、《第二次鴉片戰爭》（ 蔣孟引，三聯書店，1965 年） 、《兩廣總督葉名琛》（ [澳]黃宇和，中華書局，1984 年） 、《亞羅事件的風波---第二次鴉片戰爭》（ 王乃莊，中國華僑出版社，1992 年） 等。大多數學者對戰敗原因都傾向于對葉名琛外交事務的探討，在《論葉名琛的對外交涉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關系》一文中通過清政府和英法為何都將戰爭的責任推給葉名琛入題，認為葉名琛只是這場戰爭雙方堵對方嘴的幌子而已； 《第二次鴉片戰爭與葉名琛的悲劇》中則認為戰爭的失敗是各種因素的綜合結果，并指出清廷內部的舉措失誤尤其是咸豐帝搖擺不定的舉措是更重要的根源.《葉名琛在廣東》中也提出了戰敗的多種因素論，但二者皆未結合史料對此做深入的分析； 也有學者注意到了清廷最高統治者咸豐帝對外政策左右搖擺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的決定性影響.但是像這樣較深入地剖析清廷上層決斷失誤的論著并不多見，而且對于問題的論證也不深刻。而《六不總督葉名琛》更是在開篇導論中提出‘六不總督’是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人物，這樣的人物還是該釘在恥辱柱上片面的認識?！度~名琛，王朝沒落的寫照》一文中也片面性的提到不知羞恥地自稱‘海上蘇武’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其昏憒之甚可謂稱絕.魏建遒所著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由分析英法俄美的經濟發展與清朝的腐朽統治開始，闡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始末，但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與葉名琛之間的關聯幾乎沒有涉及。澳籍學者黃宇和在其所著《兩廣總督葉名琛》中引用廣州檔案（ 前言（2） : 所謂‘廣州檔案’是都兩廣總衙門的檔案和其他一些公私文件，在葉名琛被俘時，一并為英軍席卷而去，目前收藏在英國國家檔案館里?！吨腥A書局出版社》（ 1984年版） ） ,通過在廣東任職以前、政績、軍功、理財、外交等篇章，較為全面地闡述了葉名琛在這個關鍵時刻的活動，重新評價了葉名琛在亞羅戰爭中的無為政策，這是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與葉名琛之間關聯的一次新的探索。學者王乃莊在其所著《亞羅事件的風波---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以亞羅號事件為基本線索，通過對列強種種侵略活動的敘述，介紹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前因后果，但對于咸豐帝在這場戰爭中所擔負的責任，卻沒有提及。以上論著中，多數學者大都忽略了清廷的最高統治者咸豐帝對葉名琛應對列強挑釁的絕對領導權，這其中對于咸豐帝對外政策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二者關系的研究較為薄弱。本文試圖對咸豐帝戰敗的責任和對戰爭結果的影響加以探討，揭示出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咸豐皇帝的搖擺政策和舉棋不定的意念。

一、葉名琛其人及對第一道上諭的分析

葉名?。?1809 - 1859） ,字昆臣，湖北漢陽人。出身書香門第，道光十五年（ 1835 年） 中進士，歷任陜西興安府知府，山西雁平道，江西鹽法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肅布政使，可謂是平步青云，1853 年 2 月 1 日，葉名琛正式受命為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然而，就在葉名琛出任之后，廣東的局勢越發復雜。

英法美三國于 1854 年和 1856 年間，兩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約要求，而所謂修約實質是英法美強迫清政府簽訂的第一批不平等條約進行修訂，以求取得更大的侵略權利。而《南京條約》并沒有修約的規定，時任駐華公使、香港總督、五口通商事務監督的包令，強詞奪理地認為《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中都有 12 年期滿修約規定，根據最惠國待遇條款的規定，英人應一體均沾.但國際法中規定： 修約本身是絕對不能包括在最惠國待遇條款之內的。對于修約，葉名琛認為《南京條約》原為萬年和約,無須修改，或推辭，有時干脆不予答復。結果交涉無果。恰巧在這時，發生了亞羅號事件,水師捕獲盜匪李明太等人，英夷領事借端挑釁，騷擾炮臺，燒毀民房，駐守當地的水師，英勇守城抗擊，傷夷 400 余人，暫時穩住了局面。

時臨這種局勢下，咸豐皇帝收到葉名琛的上奏，并發出了第一道上諭：

軍機大臣寄欽差大臣葉名琛英軍起釁開仗著相機妥辦斷不可遷就議和上諭，咸豐六年（ 1856 年） 十一月十七日： 據葉名琛奏，九月中，因水師兵勇，在劃艇內拿獲盜匪李明太等，英夷領事官巴夏禮借端起釁，輒敢駛入省河，將獵德炮臺肆擾，又在大黃滘炮臺開放空炮。自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初一日，攻擊城坦，縱火將靖海門、五仙門附近民房，盡行焚燒。初一日，又糾約二三百人扒城，經參將凌芳與紳士歐陽泉等，迎擊跌斃。初九日，該夷由十三行河面駛至，直撲東定臺，經兵勇轟壞兵船，并斃其水師大兵頭西馬糜各厘，夷匪傷亡四百余名?，F在該督等已守舊城，調集水陸兵勇二萬余名，足敷堵剿，紳民等同矢義憤。即米、佛兩夷及西洋諸國，俱知該夷無理，未必相助，其勢尚孤。葉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駕馭之法，著即相機妥辦。

至夷酋懷恨，借口從前不使入城，而上年英夷在上海，又稱廣東總督拒絕不見，口出怨言，處處要挾，思欲逞其謀利之圖，逆心叵測。此次已開兵釁，不勝固屬可憂，亦傷國體，勝則該夷必來報復，或先駛往各口訴冤，皆系逆夷慣技。當此中原末靖，豈可沿海再起風波？ 寬猛兩難之間，葉名琛久任海疆，諒能操縱得宜，稍釋聯之憤懣。倘該酋因連敗之后，自知悔禍，來求息事，該督只可設法駕馭，以混爭端。如其仍肆鴟張，斷不可遷就議和，如耆英輩誤國之謀，致啟要求之患。所有陣亡之撫標中軍參將凌芳，著交部加等從優議恤。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從第一道上諭中可以了解到英國借機亞羅號事件，對清政府施壓。1856 年 10 月 8 日，廣州水師千總梁國定率兵登臨亞羅號查禁海盜。原因是一個叫黃連升的船主發現同年 9 月曾搶劫過他的兩艘貨船的兩名中國海盜梁明太、梁建富在亞羅號上。最終在船長托馬斯？ 肯尼迪的凱旋之下，留下了兩名水手看管亞羅號，余下的 12 名水手由梁國定帶走以資調查。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亞羅號是中國人蘇亞成于 1854 年在中國內地制造的，后來把它賣給了一個在香港的中國人方亞明，方亞明于1855 年9 月27 日將亞羅號在香港殖民當局登記并領取了為期一年的執照。而亞羅號的全部水手都是中國人，只有船長肯尼迪是愛爾蘭人。由此可知，亞羅號的執照過期。在梁國定登船查禁海盜時，此船并未像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所言懸掛了英國國旗，關于這一點，學者蔣孟引已經做出了明確的闡述，這里不再累贅。

事實上，還有比這更鮮為人知的情節。亞羅號登記為英國船，系香港 1855 年第四號法令。法令的第六條規定： 本殖民地的中國居民，申請并取得殖民地船只執照，是合法的……而這個法令同規定英國船資格的英國法律是抵觸的。英國法律規定： 船必須完全為英國人民所有，而這種英國人民或是自然出生或是取得國籍證并已宣布效忠誓詞。此可見，所謂的亞羅號系英國船的說法根本就不成立。這個事實也可以通過包 8令與巴夏禮之間的信函中得到佐證： 經過調查，看來亞羅號是無權懸掛英國國旗的，允許它這樣做的執照于九月二十七日滿期，此后它就無權接受保護……不過中國人是不知道執照過期的，除去船主不是英國臣民的推斷外，他們也沒有宣稱他們有任何其它進行干預的根據。也就是說，葉名琛并不知道亞羅號的執照已經過期。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10 月 10 日，葉名琛決定由南?？h丞許文深送回除兩名海盜及一名證人以外的 9人回亞羅號，巴夏禮卻拒絕受理。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也將亞羅號事件的詳情通報了包令，并于 12 日得到了明確的指示：

要求中方公開交換被捕的 12 人，還要求葉名琛書面道歉并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14 日，英國海軍在珠海炮臺附近扣押了一艘中國船只，進行挑釁。21 日，巴夏禮向葉發出了強硬措辭的最后通牒，限 24 小時內接受全部要求。葉名琛為了避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再次妥協。次日，在限期前一個小時，令許文海將 12 人一起送到廣州英國領事館。但巴夏禮再次拒絕受理，并將問題移交英國在華海軍處理.自此，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葉名琛對英方步步忍讓，其原因可見此諭之中：

此次已開兵釁，不勝固屬可憂，亦傷國體，勝則該夷必來報復……次當中原未靖，豈可沿海再起風波,即使在雙方開戰之后，作為清政府的最高統治者咸豐帝，竟鬼使神差地向葉名琛傳達了一種勝亦不可，敗亦不成的信息。不但如此，咸豐帝還幻想即米、佛兩夷及西洋諸國，俱知該夷無理，未必相助，其勢尚孤。但是美、法等國怎可放棄這次絕好的機會呢？ 法國海軍大臣阿姆蘭致函蓋蘭海軍少將： 為了使我們外交代表的談判具備它應有的聲色，和為了保證成功，一有必要即行和英、美海軍共同行動，帝國政府遂決定增加現今由您指揮的海軍艦隊的力量……至于行動的方式，在我看來，最易執行，見又行之有效的辦法即在于切斷每年自中國南方，沿南京以東鎮江與瓜洲之間大運河輸往北京的商品供應線。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國的京城一旦得不到帝國南方諸省所提供的必要物資，那么它就會陷入極端匱乏的地步。凡您所指揮的艦隊的行動均應針對此項目標?？梢钥闯?，英國對華的侵略并不勢單力薄,西方列強們個個虎視眈眈。咸豐帝不想承擔戰敗責任的心理在他的上諭中顯而易見： 葉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駕馭之法，著即相機妥辦.但是具體如何操作，咸豐帝只字未提。事情辦妥了那是我領導有方，搞砸了那是你辦事不力。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咸豐帝的責任心至少沒有在這次戰事上沒有任何表現。作為前線最高統帥的葉名琛因此陷入了兩難的境界，咸豐帝還特意的擺出耆英的例子，叫葉名琛時時謹記。這里我們亦不可忽略太平軍對清廷的威脅，費正清著《劍橋中國晚晴史（ 1800-1911 年） 》寫到： 1854 年初，曾國藩的軍隊在長江中游地區與太平軍迎面相撞，太平軍曾經發起過一次聲勢浩大的西征，成功地攻占了南京上游的大部分沿江重要城市……幾支湘軍在湘潭的關鍵之戰（ 1854 年 5 月 1 日） 中擊退了太平軍對湖南的入侵……但太平軍才干出眾的翼王石達開在水陸兩路都曾多次重創曾國藩，使反叛者于 1856 年中在軍事上處于極盛時期。此時，清軍與太平軍展開了拉鋸戰，雙方處于膠合狀態，戰事頗緊。所以，道光帝這才發出了中原未靖，豈可沿海再起風波的感慨。但戰事已開，再多的感慨也無濟于事。這則上諭中，多少我們可以看出道光帝對葉名琛的不滿。無論是內憂，還是外患都得慎重地解決，對于為人臣子的葉名琛來說，皇帝的感慨并不是一句簡單的感慨，他自己感覺到了來自皇帝的壓力，明白皇帝需要這場中外戰事盡快事息寧人,好專心對付太平天國起義。

在這樣內憂外患的形勢下咸豐皇帝于 1857 年正月 26 日再一次發出了遙控葉名琛的第二道上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