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先后發生三場與中國命運息息相關的大戰，即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三場戰爭的性質雖不盡相同，但它們都體現了世界軍事技術與軍事思想發展的新趨勢，都不同程度地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改變了遠東及整個世界的力量對比，影響著此后整個世界的發展方向。從這三場戰爭發生之時起，中國軍政界和思想界就對之密切關注并跟蹤研究，嚴復是其中代表性人物之一。但是，嚴復在這方面所做的觀察與思考，長期以來并未得到學術界的足夠重視.

有鑒于此，我們就嚴復對上述三場戰爭的觀察與思考中所形成的軍政思想進行初步梳理分析，以期對其軍政思想有一個整體的認識.

一、甲午戰爭： "世變"方殷，中國"不變法則必亡"

1894-1895 年，日本以朝鮮問題為借口，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并擊敗清軍。中國作為一個堂堂大國，何以會敗在自己一向瞧不起的鄰國日本之手？ 嚴復認為，中國軍隊之所以敗于"蕞爾日本",原因很多，主管官員的貪污腐敗、將官的無知無能、派系之間鉤心斗角等等，都與戰敗有關聯.但是，這些還不是根本原因。中國戰敗的根本原因有兩點：

第一，沒有順應"運會",跟不上世界潮流的發展。

"運會"一詞在漢語中很早就已出現，魏晉南北朝時該詞的使用已經相當普遍。到宋代，邵雍著《皇極經世書》，分別以"元""會""運""世"觀念來描述日、月、星、辰,以年月日時的變化來推衍世局人事的變遷，形成一套完整但"從實證的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看"毫無意義，甚至"完全是一種胡編亂造、根本站不住腳"的"運會"理論.嚴復所說的"運會"與傳統的"運會"觀念顯然不同，其內涵已經遠遠超出傳統，而把近代世界的發展與變化大勢納入其中。

他說： "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第 1 冊 1 頁）"運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即使有"圣人"出現，也無法改變其趨勢，只能順應"運會"的要求，順勢而為，逐漸改變、轉移"運會".

在嚴復看來，近代以來，西力東漸、中西交通已是大勢所趨，"運會"已成，要想躲避，已經完全沒有可能。但是，清朝當局卻無視這一趨勢，錯誤地采取了"驅夷"政策； 割地賠款、開埠通商之后，仍保守舊局，不思進取，完全沒有意識到時代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不改革已經無法維持國家的體面。這就像郭嵩燾《罪言》所說的那樣： "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而且不僅如此，"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其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愈烈",長期發展下去，最終結果將是"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于瓦解土崩，一渙而不可復收"（第 1 冊 3 ~4 頁） .

第二，以傳統的"治匪之術"抵抗列強的侵略。

嚴復指出： "國朝武功之盛，莫著于高宗，而衰端即伏于是。降及道、咸，官邪兵窳極矣。

故發、捻之亂，蔓延浸淫，幾天下無完土。湘、淮二軍起煨燼之中，百折不回，赫然助成中興之業，其功誠有不可沒者。然究切言之，則不外以匪之術治匪,其營規軍制,多一切茍且因應之圖,斷然不足以垂久遠."（第 1 冊 37 頁） 這可謂點中了鴉片戰爭以來晚清中國兵制的死穴：

雖然見識了西洋軍隊堅船利炮的厲害，也開始采用若干西式的武器裝備，到了后期軍服、器械都改用洋式，甚至連軍隊訓練所用口令都改用外語，表面上看似乎已經非常西化，但稍一考察即可看出，在"西化"的表象背后，其營規軍制，即軍事制度層面，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一切茍且因循。因此，在對內鎮壓民眾時，尚可勉強應付，但要抵抗列強入侵則絕無能力。

面對這樣嚴峻的局面，怎么辦？ 嚴復提出了"變舊法""學西學"的"救亡"主張。

嚴復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第 1 冊 40頁） .變法應該從"廢八股"做起。而革除舊法、廢棄八股之后，必須用西學取代之，才可能真正達到變法的目的。在嚴復看來，西學格致絕非像有些頑固人士所說的那樣是"迂途",相反，中國"一言救亡，則將舍是而不可"."蓋欲救中國之亡,則雖堯、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堅所謂通知外國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國事,則舍西學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蓋非西學洋文,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將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無救于亡也審矣."

（第 1冊 46 頁）嚴復指出，無論是練軍實、裕財富、造船炮、開礦山，還是講通商務樹畜、開民智正人心，都"非西學格致不可".即以"練兵"一事而言，人人都以為容易，實則不然。"今夫中國,非無兵也,患在無將帥.中國將帥,皆奴才也,患在不學而無術.若夫愛士之仁，報國之勇，雖非自棄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質之美而得之。至于陽開陰閉，變動鬼神，所謂為將之略者，則非有事于學焉必不可。"他舉例說，軍隊"行軍必先知地，知地必資圖繪，圖繪必審測量，如是，則所謂三角、幾何、推步諸學，不從事焉不可矣?；鹌髦氯?，十里而外； 為時一分，一機炮可發數百彈，此斷非徒裎奮呼、迎頭痛擊者所能決死而幸勝也。

于是則必講臺壘壕塹之事，其中相地設險，遮扼鉤聯，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與也。且為將不知天時之大律，則暑寒風雨，將皆足以破軍； 未聞遵生之要言，則疾疫傷亡，將皆足以損眾。二者皆與扎營踞地息息相關者也。乃至不知曲線力學之理，則無以盡炮準來復之用； 不知化學漲率之理，則無由審火棉火藥之宜； 不講載力、重學，又烏識橋梁營造？ 不講光電氣水，又何能為伏樁旱雷與通語探敵諸事也哉？ 抑更有進者，西洋凡為將帥之人，必通敵國之語言文字，茍非如此，任必不勝"（第 1 冊 47 頁） .如果為將帥者不懂近代科學，那么，"雖圣人生今，殆亦無能為力也"（第 1 冊 47 ~ 48 頁） .由此，他斷言，"天下大勢，既已日趨混同，中國民生，既已日形狹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極之秋，則窮變通久之圖，天已諄諄然命之矣。繼自今，中法之必變，變之而必強，昭昭更無疑義"（第 1 冊 50 頁） .

而變之之法，須標本兼治，"不為其標，則無以救目前之潰??； 不為其本，則雖治其標，而不久亦將自廢".而所謂的"標",就是"收大權、練軍實，如俄國所為是已"; "本",則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而已，只要"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

嚴復指出，在民智、民德、民力三者中，"又以民智為最急".因此，"富強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 能自利自能自由始； 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第 1 冊 14 頁） .

對于戰爭后期清政府與日本進行的和談，嚴復持強烈反對態度。他說： "嗚呼！ 和之一言，其貽誤天下，可謂罄竹難書矣。唯'終歸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戰事遂不可復振。是故舉今日北洋之糜爛，皆可于'和'之一字推其原。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戰者也，每謂有國者，雖席極可戰之勢，據極可戰之理，茍可以和，切勿妄動。迨不得已戰矣，則計無復之，唯有與戰相終始，萬萬不可求和，蓋和則終亡，而戰可期漸振。茍戰亦亡，和豈遂免！ ""為今日之計，議不旋踵，十年二十年轉戰，以任拼與賊倭沒盡而已。誠如是，中倭二者，孰先亡焉，孰后倦焉，必有能辨之者。

天子以天下為家，有以死社稷教陛下者，其人可斬也。愿諸公絕'望和'之一念，同德商力，亟唯軍實之求。兵雖烏合,戰則可以日精; 將雖愚怯,戰則日來智勇; 器雖苦窳,戰則日出堅良.此時不獨宜絕求和之心，且當去求助各國之志。何則？ 欲求人助者，必先自助。使我自坐廢，則人雖助我，亦必不力，而我之所失多矣。"（第 1 冊 39 ~40 頁）拒和，持久抵抗，在長期抵抗中鍛煉軍隊，提高其素質，最終戰勝侵略者，這是嚴復向清朝當政者提出的正確建議。但是，他的這些建議當時并未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光緒皇帝最終還是批準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