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思想政治建設是軍隊的根本性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為使軍隊打贏戰爭和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實現領導和掌握軍隊的目的，用進步的政治精神動員組織官兵而開展的意識形態實踐活動。思想政治建設是政治工作最核心的內容?？谷諔馉帟r期，我軍思想政治建設繼承和發揚紅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有力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取得了輝煌成就。
一、著力健全黨指揮槍的原則和制度，確保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
（一） 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人民軍隊性質本色
在創建人民軍隊的過程中，毛澤東領悟到軍權集中對于維護階級的統治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一文中分析認為： "外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中國則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資產階級的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處在這樣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1]
全國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國共之間的階級對立和政治分歧，蔣介石從未忘記削弱和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在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的過程中，國民黨借口統一，提出不設總司令部，改政治部為政治訓練處，并由國民黨當局派人擔任政訓處主任，向各師派出參謀長，師以下（至連） 也要派人任職，企圖借改編之機，控制和吞并人民軍隊，從根本上改變人民軍隊的性質。針對國民黨的險惡用心，中國共產黨作了堅決的斗爭。我軍一方面在同國民黨的談判中，據理力爭，堅持原則，拒絕國民黨的無理要求。
當蔣介石派特務頭子康澤來當八路軍政訓處副主任，并為各師、旅派來副職官和參謀長時，毛澤東的回答則是---"不許入營門一步".出于統一戰線的需要，最后達成的妥協也不過是允許國民黨向八路軍各師派聯絡參謀。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指揮權絲毫沒有動搖。同時，在黨內軍內反復強調堅持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重要性，強化各級干部對于黨指揮槍這一根本原則的認識。1937 年 8 月 1 日，總政治部《關于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要求，保證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依靠黨的領導，加強保持紅軍的光榮傳統，鞏固與提高部隊的戰斗力。
（二） 建立健全黨對軍隊的領導機構，從組織上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地位
軍隊中黨的領導機構是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組織基礎，是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關鍵。
因此，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極為重視軍隊中黨的領導機構的建立、健全和完善。
1937 年 8 月，"洛川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浩、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 11 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主席。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在八路軍中設立中央軍委前方分會（后稱華北軍分會） ,朱德任書記、彭德懷任副書記。
新四軍成立后，1937 年 12 月設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項英任書記，陳毅任副書記。皖南事變后，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改組為中央軍委華中分會，劉少奇任書記。根據 1937 年 5 月中共中央蘇區代表大會的決定和《中央組織部關于改編后黨及政治機關的組織的決定》，八路軍、新四軍在師以及獨立行動的部隊中設立不公開的軍政委員會，作為黨在該部隊的最高軍政領導機構。1941 年 2 月 7 日，中央軍委頒布《軍政委員會條例》，決定在八路軍主力軍團以上、地方軍分區以上部隊中一律成立公開的軍政委員會，作為各部隊黨的領導機關，集體討論決定重大軍政問題； 各級軍政委員會通常由該部隊軍政主官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組成，主席一般由政治委員擔任。1941 年 1 月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重建軍部，并將所屬部隊統一整編為 7 個師。同年 4 月，各師均成立了軍政委員會。在黨委制中斷的情況下，軍政委員會對于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尤其是加強軍隊內部黨的集體領導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 克服"右傾"錯誤，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
全國抗戰初期，黨內出現了一種盲目依賴國民黨，否認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性的"右傾"錯誤思想。1937 年 11 月，王明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在同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錯誤地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抹煞國共兩黨的階級區別和原則分歧，否認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1938 年 2 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進一步提出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并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而是"相當地改變紅軍性質",主張八路軍、新四軍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統一受蔣指揮".
為糾正這種"右傾"錯誤，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領導人陸續發表文章或講話，有力地批駁了王明的錯誤主張。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強調指出：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F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由于黨堅決實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因而把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限制在局部范圍內，并較快地加以克服。1938 年 9 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王明的"右傾"錯誤從組織上得到糾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得到肯定。
二、保證全面抗戰路線的貫徹，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
抗日戰爭時期，軍隊思想政治建設堅持"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的光榮傳統，動員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發揮了政治動員的強大威力，為作戰勝利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證。
（一） 發動組織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
1935 年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翌年由于"西安事變"而促成一致抗日的共識。全國抗戰之初，我軍只有 5萬多人（八路軍 4. 5 萬人，新四軍 1 萬人） 的軍隊，武器只有少量槍支，幾乎沒有火炮，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戰場繳獲來獲取裝備。在 "小米加步槍"的困難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把游擊戰爭第一次提高到戰略地位，領導敵后軍民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八路軍、新四軍、華南人民抗日武裝深入敵后，創建根據地，在華北、華中、華南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使敵人真正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戰略防御和戰略相持階段，敵后軍民克服嚴重困難，采取"敵進我進"方針，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的平型關、百團大戰等戰役，威震全國，極大地振奮了軍心民心。全國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對敵作戰 12. 5 萬次，殲滅日偽軍171. 4 萬人，其中日軍 52. 7 萬人[2].敵后游擊戰爭的開展，大量殲滅和牽制敵人兵力，給予正面戰場以有力支持，同時使敵后戰場逐步發展成為抗戰的主戰場，在全國抗戰中發揮了偉大的戰略作用。
（二） 利用作戰間隙整訓部隊，保持部隊戰斗力
隨著部隊的發展壯大，部隊中新戰士、新干部、新黨員的成分加大，加上一些部隊教育、訓練工作沒有充分展開，使部隊的政治素質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干部的組織指揮能力和部隊的戰術技術水平與殘酷的戰爭需要不相適應； 在統一戰線和高度分散的戰爭環境下，受地主、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部隊中的軍閥主義、游擊習氣等不良傾向有所滋長； 新組建的部隊特別是新收編的各種雜牌武裝成分比較復雜，一些部隊政治工作指導思想上的"右傾"錯誤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 因此，中央軍委決定對全軍各部隊進行普遍整訓。
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于 1939 年 2 月、6 月和1940 年 2 月發出訓令，除要求各部隊在戰爭中隨著部隊的發展及時利用戰斗間隙整訓外，還決定從1939 年初至 1940 年底，全軍分期分批地進行集中整訓。在整訓中，各部隊十分重視加強黨的建設，健全黨日制度，活躍黨內民主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充分發揮共產黨員在部隊建設和戰斗中的模范作用，并注意純潔內部，吸收先進分子加入黨的組織，從而使部隊中黨員的數質量都得到提高。
在政治整軍的同時，八路軍、新四軍還進行了全面認真的軍事訓練，利用作戰間隙掀起練兵熱潮，使官兵技戰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三） 動員組織敵后軍民粉碎敵人瘋狂進攻，堅持敵后艱苦斗爭
從 1941 年開始，敵后戰場進入極端困難時期，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敵后軍民以大無畏的精神，頑強堅持敵后抗戰，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斗爭，粉碎了敵人對華北的大掃蕩，取得了反蠶食斗爭的勝利，挫敗了國民黨三次反共高潮。八路軍、新四軍進入敵后開創根據地后，日軍感到后方受到嚴重威脅，以關內的約半數兵力進行"治安戰",并實行了"鐵壁合圍，縱橫掃蕩"等戰術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敵后解放區通過粉碎一次次"掃蕩",形成"發展-縮小-再壯大"的態勢。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軍民堅持共同打游擊。華北敵后 200 余縣提出"一個縣一天打死一個鬼子"的任務，每月便能斃日軍 6000 人。最后積小勝為大勝，將日軍拖得疲憊不堪。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之所以能夠對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巨大貢獻，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忠實地貫徹了黨中央制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在敵后大力宣傳動員，組織與武裝人民群眾展開了以軍事斗爭為中心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及外交斗爭在內的全面對敵斗爭。在全面抗戰路線的指導下，建成了一支來自群眾、依靠群眾的人民軍隊，實行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貫徹軍政、軍民、官兵一致的原則，從而使敵后戰場形成團結抗戰的整體，成為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大壯舉。
三、堅持思想建黨、政治建軍路線，開展整風運動
1929 年 12 月，《古田會議決議》提出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路線，這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正確方向?？箲饡r期的整風運動，不僅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且創造了通過整風解決黨內思想矛盾的新形式，提出了"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使思想建黨的理論更加完備、成熟。
（一） 開展延安整風和整軍運動
抗戰時期，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在"統一戰線"與"和平"環境中，部隊"有些干部失掉了警惕性，反而沾染了中國社會中的軍閥主義的惡習，忘掉了自己是革命軍隊，模糊了對革命軍隊黨的軍隊的認識"[3]
.軍閥主義實際上也是一種教條主義，是搬用中國舊軍隊、國民黨軍隊和西方資產階級軍隊的建軍原則和制度，來取代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原則和制度。1942 年的延安整風和隨后開展的整軍，基本上清算了教條主義和軍閥主義。1942 年 6月 16 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下達的《關于軍隊整風學習與檢查工作的指示》提出： "革命軍隊的干部必須能充分掌握唯物主義與辯證法，建立與發展我們自己的軍事理論，反對軍事領導中的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肅清地主階級軍事理念對我們的惡劣影響（這不是指吸收這些理論中合理成分） ,克服軍事理論與軍事學習的落后，不讓非馬列主義的思想存在于我們的部隊中，使我們軍隊干部的思想能夠正確地運動發展起來。"
1942 年 10 月，總政治部發出《關于整頓政治工作中的三風不正給各級政治機關的指示》，要求徹底清算軍隊政治工作中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宗派主義。在整風運動中，黨員干部尤其是政治工作領導干部，對軍隊建設中的兩種教條主義和政治工作中的三風不正展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提高了認識，明辨了是非，使全面系統地檢討和總結軍隊政治工作的時機趨于成熟。
1942 年冬，毛澤東在西北局召開的高干會議上嚴肅地指出，黨的意志、黨的決議案不能執行，是一個嚴重的原則性問題。會議決定部署"七整"（整黨、整政、整軍、整民、整關、整財、整干） .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由賀龍在會上作的《關于整軍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整頓軍隊"三風不正"和"刷新政治工作"的任務。在"刷新政治工作"問題上，要求"改造政治工作作風，反對形式主義","政治工作要注意提高黨的質量，加強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紀律上、組織上的領導作用","加強政治工作威信","反對教條主義的教育".任弼時在大會演說中，著重論述了"肅清軍閥主義傾向"問題。
譚政在隨后召開的軍政干部會議會上作了《肅清軍閥主義傾向》的報告。任弼時的演說和譚政的報告列舉了軍閥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 "軍隊某些干部，特別是某些高級干部，有一種把黨的軍隊看成自己的勢力的壞想法"; 某些部隊內部"官兵關系的不正常，官兵之間脫節"; "軍民關系惡化，軍隊與地方關系之極不正常"; "政治工作應有的職權與地位被忽視、被抹煞，影響政治工作威信降低"; "對部隊中發生的一些不良傾向不去積極的斗爭和糾正","使一些不良傾向更加滋長".會后，邊區部隊在整軍中對軍閥主義開展了積極的斗爭。經過整風運動和整軍運動，各級干部的領導作風與工作作風有了很大的轉變。
（二） 學習貫徹譚政報告
從 1942 年的整風運動、整軍運動到 1944 年 4月的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一年多的時間，"是邊區部隊大進步的一年","在邊區部隊內解決了一個重大原則性的問題──軍閥主義偏向與教條主義偏向的問題，確立了一個以西北局為首的，包括邊區黨政軍民在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領導系統，并且發揚了聯系群眾的與實事求是的領導作風",從而為軍隊政治工作的系統總結和理論升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1944 年 4 月 11 日，譚政《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就是適應軍隊政治工作系統總結和全面檢查的要求而產生的。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譚政起草了《報告》，毛澤東動筆作了近 3000 字的修改和重要補充[4].《報告》體現了毛澤東對軍隊政治工作的系統思考，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軍隊政治工作理論又一次質的飛躍。1944 年 4 月 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總政治部發出的《關于學習散發譚政同志〈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的通知》指出，譚政報告"是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問題的全面總結","不但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而且也一般地解決了我黨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許多問題",要求"連以上一切政治工作、軍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應一律將此文件作為整風文件與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討論，并須聯系實際，改造自己的思想與工作","同時，為了了解黨的軍隊工作的方針，為了指導或協助各地軍隊工作，全黨干部亦應研讀這個文件".同年 6 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整訓軍隊的指示》，要求全軍"根據古田會議及譚政報告",對"政治工作須作一次普遍的徹底的有計劃的改造".從此，全黨全軍就把譚政報告與《古田會議決議》并重，一同被視為軍隊政治工作的綱領性文獻。
四、加強思想理論建設，推進軍隊政治工作理論創新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政治上和思想上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總結十年內戰時期我軍政治工作的經驗，彌補過去因為長期流動戰爭環境所造成的政治工作理論研究不足的缺點，從理論上回答抗日戰爭時期所提出的新問題，毛澤東積極倡導開展政治工作理論研究。
（一） 毛澤東領導開展了政治工作理論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1935 年 10 月，中央紅軍到達延安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包括軍隊政治工作在內的軍事理論研究。為使政治工作更加有效發揮其更大作用，開展了政治工作基本理論的研究探索，把"黨指揮槍"作為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確立了一系列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論、方針、原則和制度。
由于歷史的局限性，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軍事著作中有所涉及無產階級的政治工作，但沒有提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列寧創立了蘇聯紅軍的政治工作，推動了無產階級軍隊政治工作及其理論的形成。延安時期，毛澤東等領導人全面總結我軍建軍以來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系統地闡述了我軍政治工作的理論、原則、方針和方法，從而使我軍政治工作走向成熟，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延安時期政治工作理論創新的標志性成果主要包括： 明確提出政治工作是我軍生命線，科學闡述了政治工作在軍隊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作用； 制定了"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總方針，規定了處理軍內外關系的基本準則； 總結概括了政治工作三大原則，揭示了我軍政治工作的本質特色與實踐要求； 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明確了我軍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務； 指明了整個軍隊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揭示了軍隊政治工作與軍隊建設的本質聯系； 提出了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斗爭的中心環節，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規律。
（二） 全軍各級政治干部創造性地總結政治工作經驗，推進了政治工作理論系統化
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結論中指出，我軍"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其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但缺點在于綜合性和系統性的不足",要把"研究軍隊政治工作"同"研究軍事的理論，研究戰略和戰術"看成同樣是"不可或緩"的工作[1].1938年，總政治部在《關于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草案初稿） 》中指出，我軍"政治工作，無論在國內戰爭時期和抗戰中都是很有成績的，但缺點是總結不足，有系統的研究工作做得人少","其原因之一，在于各級政治機關對綜合性的工作未能引起注意，大都偏重于過去的經驗，用算'流水賬'的辦法去進行總結，結果進步不大",全軍"今后應提倡研究與求進步的空氣","從旅級機關起必須把研究與總結的工作作為自己重要任務之一，而總結經驗，發揚創造，應成為政治工作進步的主要標志".據此，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會",擬定了專題研究的計劃，并向全軍發出通知，要求積極參加，做出成績； 新四軍政治部也組織了"連隊政治工作研究組",要求參加研究組的成員經常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寫出有質量的文章、報告： 這樣，研究軍隊政治工作的氣氛在全軍范圍興盛起來。
在毛澤東等領導的推動和總政治部的要求下，黨和軍隊的許多領導同志、各級政治機關及其部門的負責同志，都紛紛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寫出了大量研究政治工作的文章和報告。據不完全統計，僅從 1938 年到1942 年，在報刊公開發表或出版的有關軍隊政治工作的論著就達 40 多部。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M].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86.
[3]任弼時選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
[4]姜思毅。 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七十年史： 第二卷[M].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