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兵家的角度探討其與《周易》經傳的關系-藏刊網

宋代羅泌曾說:"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世之日偽,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而不勝必至于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于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 有甚而已.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 大昊之難,七十戰而后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后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后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后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1]\\(《前紀五》\\)與世界其它文明區域一樣,戰爭一直是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中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春秋戰國時期,在空前頻繁的軍事征伐的背景下,中國傳統軍事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其一個重要的標志便是一批元典性的著作陸續形成以及宣揚"生聚訓練之術,權謀運用之宜"[2]\\(卷99\\)的兵家學派的出現.作為先秦諸子文化的代表之一,兵家的理論學說與《周易》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具體來說,一方面,大體成書于西周初年的《易經》中,就有許多文字對軍事問題進行了探討.在春秋人文理性思潮的影響下,《易經》開始擺脫宗教巫術的束縛,其軍事思想成為早期兵家建構其理論學說的重要來源之一;另一方面,兵家學派的軍事理論和社會政治觀,又為之后陸續形成的《易傳》諸篇所借鑒吸收.雖然學術界對先秦兵家思想以及《周易》軍事思想的研究業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論及二者之相互關系時,大都只集中于《孫子兵法》與《周易》①,相對忽略了由兵家學派的整體視角切入所作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有鑒于此,本文擬從先秦兵家的角度探討其與《周易》經傳的關系,力圖在深入研究先秦兵家思想的同時,對先秦易學史也有一個有益的補充.

一

中國易學有著悠久的歷史.最遲在西周初年,隨著《易經》的成書,易學就產生了.相比甲骨卜辭,《易經》筮辭不論在內容、形式還是功能上都更加復雜,其展現出的東西也更有條理、更為系統,因而《易經》逐漸成為了先秦占筮之術的一個重要代表,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其中自然包括軍事活動.從武王伐紂之前姜太公焚龜折蓍以堅其心的傳說[3]\\(《兵十五·推人事破災異》\\),到《左傳》所謂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出兵援助周王室之初"筮之遇《大有》之《睽》"[4]\\(《僖公二十五年》\\)的記載,均充分說明了《易經》在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軍事活動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郭沫若先生曾在《〈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一文中指出:"《易經》中戰爭文字之多,實在任何的事項之上."[5]\\(P51\\)據當代學者統計,《易經》中"除了《師》卦專門講戰爭外,尚有坤、屯、蒙、需……等 30 個卦及71 個彖、象、爻辭提及戰爭字眼"[6]\\(P2015\\).春秋中期以來,隨著思想文化領域里的新舊交替,《易經》開始擺脫宗教巫術的桎梏,向著人文化、哲理化的方向迅速發展,其在軍事活動中的意義已不僅僅是一個占卜問吉的手段,而是從思想理論的高度在日趨頻繁、激烈的戰事中給予人們切實的指導.史載,晉楚邲之戰前,晉國的荀首就對先縠擅自調動軍隊的行為表示了憂慮,而他所依據的正是《易經·師卦》初六爻"師出以律,否臧兇"的觀點:"《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兇.'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兇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

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4]\\(《宣公十二年》\\)可見,《易經》在其獨有的卦爻辭結構的基礎上所昭示出的對戰爭的種種理解,已為時人奉為圭臬.雖然,這一時期的整體軍事理論仍未跳出"古司馬法"的框架,特點主要是像《漢書·藝文志·兵志略序》所指出的"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7],但《易經》在戰爭社會觀、戰爭規律觀、作戰指導觀等方面所取得的理論創獲,對之后兵家諸子的理論都產生了積極且直接的影響.下面分別加以論述.

首先,在戰爭社會觀方面,《易經》所宣揚的"義戰"的思想為先秦兵家學者所承繼.自《孫子兵法》開篇提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8]\\(《計篇》\\)以來,"慎戰"就一直是歷代兵家理論建構的重要前提.事實上,《易經》中就已經有了豐富的慎戰思想,對此學者們言之頗詳①.在《易經》的作者看來,"慎戰"雖不意味著"避戰",但鑒于戰爭的破壞性與殘酷性,選擇戰與不戰時必須對自身所處的環境和面臨的形勢加以全面的分析和冷靜的判斷,而這當中首要考慮的因素就是戰爭的正義性---必須是有德之人發動的"義戰".《易經·復卦》上六爻有言:"迷復,兇.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兇,至于十年不克征."是說此爻有迷而不反之義,其身內懷陰柔之質,本無中正之德,如果用兵則為不義之戰,故而必有大敗,甚至會影響其國君的安危.相反,《易經·謙卦》上六爻雖然也為陰爻,但以柔順謙遜之德身居高位,背逆者寡,順從者眾,正所謂"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9]\\(卷1\\),換言之,其發動的戰爭是得到人們擁護的,是正義性的,故其爻辭為"利用行師征邑國".

同樣,專門闡述行軍用兵之道的《易經·師卦》中,開篇即言"師,貞",將"師出有名"置于首要的位置,其理正如宋儒程頤所說:"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10]\\(卷1\\)漢代學者曾將春秋至戰國軍事思想的發展概括為"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認為其與之前"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11]\\(《藝文志》\\)的做法截然不同.即便如此,"義戰"的思想在先秦兵家典籍中仍是屢見不鮮的.

如《孫子兵法》有言:"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8]\\(《計篇》\\)《吳子兵法》寫道:"圣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12]\\(《圖國》\\)《孫臏兵法》亦謂:"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強者,有義也.夫守而無委,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13]\\(《見威王》\\)凡此種種,都包含著對戰爭正義性的肯定.雖說除《易經》外,《孫子兵法》之前的一些典籍中也有肯定"義戰"重要性的,像《尚書》謂"有夏昏德,民墜涂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14]\\(《仲虺之誥》\\),《左傳》引《軍志》亦言"有德不可敵"[4]\\(《僖公二十八年》\\)等等,但《易經》的獨創之處則在于其指明了"義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即能團結上下、凝聚意志,這恰好是戰爭取勝的先決條件.正如《六韜》所說:"戰必以義者,所以勵眾勝敵也."[15]\\(《龍韜》\\)從這個角度來看,《易經》"義戰"的理論在思想性與深刻性上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因此,在探討先秦兵家"義戰"思想的淵源時,《易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

其次,在戰爭規律觀方面,《易經》將軍事統帥的素養視為取得勝利的第一要務.正所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16]\\(《陸賈傳》\\).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動蕩、戰事頻仍的歷史時期,軍事統帥素質的高低在很多時候都直接決定了戰爭的成敗.

《易經》特別強調統帥的素養,在《師卦》六五爻"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兇"中,通過"長子"與"弟子"這種頗具指代意義的對比,形象地說明了任將不專、不得其人的嚴重后果.尤其是在《師卦》開篇的爻辭中,《易經》提出的"丈人吉,無咎"的思想,把此問題的討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具體而言,在此處的語境下,"丈人"并不僅僅意味著老成持重,"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10]\\(卷1\\).即是說,行軍用兵,貴在使上下一心、群聽不惑,故統帥須有使人畏服之能.而要做到這一點,除了個人的親和力外,更要依靠嚴明的軍紀軍法.正像漢儒鄭玄所解釋的:"丈之言長,能御眾,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17]\\(卷上\\)因此,《師卦》所說的"丈人",是能踐行"師出以律,否臧兇"思想的人,是依法治軍、賞罰分明的人.在先秦兵書之中,"兵法并舉"、"以法治軍"是經常出現的一項內容①,吳起就明確提出過"以治為勝"的觀點,他指出:"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12]\\(《治兵》\\)尉繚子也說:"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18]\\(《制談》\\)很顯然,這正是對《易經》"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的"丈人"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此外,結合《易經·師卦》六爻以及其它卦的一些爻辭來看,作為軍隊統帥的"丈人",還需要有正確判斷戰場形勢、分析敵我雙方實力的能力.如《易經·泰卦》上六爻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此爻處于"《泰》極而《否》"[9]\\(卷1\\)的特殊階段,上下不通,人心離散,此時出兵自然不是什么明智之舉,故不如"勿用師"以待客觀形勢的轉變為好.又如《師卦》六四爻曰:"師左次,無咎.""左次",即為退避之義.戰場上雖離不開強勇果敢,但復雜萬變的形勢在特定情況下往往要求統帥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所謂"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于覆敗遠矣"[10]\\(卷1\\).可見,不論是戰前準備還是戰事爆發之后,統帥都應本著一種謀定而后動的態度.雖然,相比孫子"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 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8]\\(《計篇》\\)的思想,《易經》的觀點還顯得過于粗略,但從思想發展的角度來看,其前車之功卻是不容抹殺的.總之,《易經》中的"丈人"理論實質上是關于一位優秀統帥所具有的基本素質的探討,反映著對戰爭規律的肯定.有鑒于早期兵家的典籍,如《軍志》、《軍政》今天僅是殘存了片言只語,難以窺其全貌,《易經》的理論無疑更顯得彌足珍貴.唐人李荃在解釋《孫子兵法·計篇》所提出的"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時說:"此五者,為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明確指出了《易經》的"丈人"思想對于《孫子兵法》所起的發凡起例之功.不僅《孫子兵法》是如此,《吳子兵法》中的"五慎"、"四機"[12]\\(《論將》\\),《孫臏兵法》中的 "王者之將"[13]\\(《八陣》\\),究其內涵又何曾置《易經》相關的理論創獲于不顧? 因此,如果說自先秦兵家時代起"為將之道"就成為了中國古代兵家思想的一個核心問題的話,那么考鏡源流,《易經》的發凡起例之功是不容忽視的.

再次,在作戰指導觀方面,《易經》所蘊含的變易思維模式對先秦兵家的相關理論也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界以往論及先秦兵家在戰術指揮方面的種種創獲時,大都只是關注到了其與道家學派之間的關系②,事實上,《易經》所起的作用同樣也是十分巨大的.我們知道,《易經》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的基礎是陰"- - "陽"-"兩個符號,這二者之間既表現為一種相互變易、彼此轉化的互動,又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相輔相成、相濟互補的聯系.因此,《易經》在談及事物的變易轉化時,特別注重正反雙方的全面性把握.如《坤卦》的"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訟卦》六三爻的"食舊德,貞厲,終吉",《家人卦》九三爻的"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等等,在這幾段文字中,一件事情的好與壞、吉與兇、得與失,往往同時并舉、并不偏廢,這樣就能在一種普遍聯系、相互制約的視角下研究并把握事物的發展規律.可以說,這既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理念追求.先秦兵家學者在討論戰場指揮、戰術原則的時候,將其運用得淋淋盡致、爐火純青.如《孫子兵法》在總結戰術原則時說:"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8]\\(《勢篇》\\)在這里,孫子將治亂、勇怯、強弱兩兩并舉加以論述,其遵循的正是《易經》那種陰陽對立統一的變易思維模式.所以有的學者指出:"《孫子兵法》之基本哲理,亦在于道化二元,……'常'與'變','正'與'奇','實'與'虛','靜'與'動','守'與'攻','合'與'分'等,……孫子兵道之二元素即同《易》道之陰陽,二者循環互生,互為表里,故陰陽之衍,化育萬物,而常變之用,兵道無窮";"孫子所言謀略、形勢、攻守、奇正、虛實等等思想,不外乎在于從知與行當中確立敵我的變化關系,并在敵我不斷的消長變化中,獲得知勝之道,這種動態的變化理論,在《易》當中可以得到最基礎最根本的認識"[19]\\(P114-115\\).又如,《孫臏兵法》開篇即說:

"夫兵者,非士恒勢也"[13]\\(《見威王》\\),而討論作戰方法的《奇正》篇①,也運用了相同的思維方式分析戰場形勢的轉變,指出:"天地之理,至則反,盈則敗.……代興代廢,四時是也.有勝有不勝,五行是也.

有生有死,萬物是也.有能有不能,萬生是也.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勢是也.……故善戰者,見敵之所長,則知其所短; 見敵之所不足,則知其所有余."[13]\\(《奇正》\\)相較于《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對兵道之二元素的論述顯然要更加全面、深刻.需要指出的是,兵家這種論述方式正是中國古代哲人常說的"反復":"凡事物由成長而剝落,謂之反;而剝落之極,終而又始,則謂之復.……中國哲學所謂復,則主要是更新再始之義,無綜合意思,故與西洋哲學中所謂否定之否定不盡相同."[20]\\(P132\\)而反復的觀念最早見于《易經》,如《泰卦》云"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復卦》云"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等.《司馬法》有言"大小、堅柔、參伍、眾寡、凡兩,是謂戰權"[21]\\(《定爵》\\);《尉繚子》說過"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敗,此戰之理然也"[18]\\(《戰權》\\);《六韜》提到"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合三軍,制一臣下也"[15]\\(《龍韜》\\).在分析這些文字時,我們不可能對《易經》的相關內容視而不見.

兵家作為先秦時期一個開放性的思想流派,在理論上與其他各家諸子之間都有著密切的聯系②,所以不能否認兵家學者從《易經》汲取養料的可能.

就史料而論,《易經》對當時的知識精英人士有著極強的吸引力.春秋時期,《易經》作為傳統禮制的一部分,在周王室及各諸侯國間廣泛流傳.魯昭公二年,韓宣子奉晉侯之命出使魯國,"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4]\\(《昭公二年》\\)可知《易經》在當時的地位.再者,魯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在與趙簡子討論"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時,提出了"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的觀點,其重要依據之一就是《易經》,"在《易》卦,雷乘干曰大壯,天之道也"[4]\\(《昭公三十二年》\\).案,根據易學的理論,乾卦代表天子,震卦代表諸侯,《大壯卦》為上震下乾,象征了臣強君弱、君臣易位的形勢.在這里,《易經》所起作用已不再是原始的占卜問吉,而是一種知識背景和思想工具,故像孔子那樣的學者才會"居則在席,行則在橐"[22]\\(P528\\)地研讀《易經》.因此,即使在理論的精致程度上遠不能與日后的《易傳》相提并論,但《易經》"已經蘊含著某些條理性、系統性、規律性的東西,成為后來占筮活動中推論的依據,成為人類認識進一步發展的中介和前提,顯示出某種理性思維和邏輯推衍的因素"[23]\\(P4\\).所以就當時的學術背景來看,《易經》能從戰爭規律、作戰指導等領域提出一些頗值得稱道的觀點,應當也不是一件突兀的事.

二

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春秋戰國是一個極其輝煌的時代,群賢并起、百家爭鳴是此階段思想發展的潮流.正所謂"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于其時代之要求者也"[24]\\(P1\\),所以此時期的思想發展也自有其軌跡可循.具體說來,"與政治漸趨統一的形勢相適應,諸子各家之間出現了互相吸收、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局面.黃老學派或者說稷下道家的形成,《呂氏春秋》的編撰,都是這一局面的反映,而包容性、超越性表現得最突出的就是《易傳》諸篇的問世"[23]\\(P21\\).《易經》的人文化趨向始于春秋時期,歷經數百年的積累,在戰國中后期,隨著《易傳》的出現終于建立起了一個囊括眾家的理論體系.《易傳》以開放的姿態、廣博的胸襟,將各家各派的思想學說吸收過來為己所用,兵家學派也在其列.所以追本溯源,《易傳》中的許多理論,直接體現出了先秦兵家的最新理論成果.具體說來,這首先表現在軍事思想領域之中.

王夫之曾將春秋戰國之交視為"古今一大變革之會"[25]\\(P1180\\),這從軍事發展的角度來看亦是如此.戰國之世,各國統治者紛紛進行內政改革,獎勵耕戰、富國強兵成為時代風潮,從而促使著各國戰爭機器加速運轉,對外兼并戰爭空前慘烈,這就直接導致了兵家的思想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兵學本身不再局限于單純的'軍法'或'兵法',而是大量汲取了儒、墨、道、法的政治倫理觀念,呈現出政治主導軍事的時代特色"[26],而"兵家把戰爭性質作為重要理論問題,反映出儒家倫理對兵家思想的重鑄"[27].在此背景之下,"民"成為了先秦兵家諸子論兵之時的一個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核心的命題.

《孫子兵法》中說:"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8]\\(《地形篇》\\)所以,優秀的將領必須是善撫士卒之人,即如《孫子兵法》所言:"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 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8]\\(《地形篇》\\).《司馬法》中除了言及作戰需以民眾的利益為本外,也明確地談到了贏取"民心"、"軍心"的問題,指出:"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詔;訊厥眾,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將心,心也;眾心,心也","凡戰,有天,有財,有善. …… 人勉及任,是謂樂人"[21]\\(《定爵》\\).1972 年,隨竹簡《孫臏兵法》一起出土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兵法佚文《兵失》篇中有言:

"兵失民,不知過者也.兵用力多功少,不知道時者也.兵不能勝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13]\\(《兵失》\\)同樣肯定了民心的重要性.而在《客主人分》篇中,這種思想更是被發揮到了極致.在其著者看來,即使糧草再充足,裝備再精良,如果"民有余糧弗得食",那么"甲堅兵利不得以為強,士有勇力不得以衛其將"[13]\\(《客主人分》\\),同樣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武器、裝備、糧草雖是戰爭勝敗的關鍵性因素,但在其主體"人"的面前,仍然是要退居次席的.這些理論成果在《易傳》諸篇中有著深刻的體現.例如,《師卦·彖傳》有言:"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戰爭是殘酷的,所謂"師旅之興,不無害于天下"[9]\\(卷1\\),故在冷兵器時代,軍心士氣、民心所向對戰爭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彖傳》的作者認為,《師卦》之所以為"吉"、"無咎"的原因,就在于其用兵行師能得眾人之心,即"民從之".與之相同,《師卦·象傳》也說:"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蓄眾."從理論的高度將"師之道"的著眼點匯集到民眾的身上.如果說《易經》中的主要軍事思想,如"師,貞,丈人吉"、"師出以律"、"師左次"等,所涉及的內容主要是軍隊管理與戰術指揮的話,那么《易傳》則明確將軍心、民心問題納入到了軍事理論之中.

在此之外,先秦兵家學派對《易傳》軍事思想的影響還表現為從哲學的高度對軍事規律予以總結,即用"中"這個極富抽象意義的概念來評判戰場上的得失.《吳子兵法》在《應變》篇里列舉了作戰時可能遇到的一些情況,如"敵眾我寡"、"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眾甚懼"、"遇敵于溪谷之間,傍多險阻"、"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暴寇之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等等,論之所至,共有十數種情形,可見戰場形勢的復雜與多變,因而在總結經驗、提煉規律的時候,無疑需要一個更高層次的范疇.當時的兵家學者大都使用"道"這個詞來闡述自己對戰爭規律的認識,如"兵者,詭道也"[8]\\(《計篇》\\),"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于道也"[13]\\(《威王問》\\),"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21]\\(《定爵》\\),"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18]\\(《戰威》\\),"凡兵之道,莫過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15]\\(《文韜》\\)等等.這些從軍事哲學的高度探索、整合戰爭規律的論述,是古代軍事理論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現.《易傳》的作者在闡述軍事問題時,雖沒有使用"道"這個范疇,但卻使用了其異名同旨的一個概念---"中".宋代陳淳說:"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此,萬般道理都從這里出,便是大本."[28]\\(《中和》\\)在易學思想體系里,"中"即"道",這并不僅僅因為某些爻因得中而吉,某些爻因失中而兇,更因為"中"代表著理性的秩序與處事原則,象征著一種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圣人境界.《易經·夬卦》九二爻曾說:"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夬卦》中的"夬"為決斷之義,其九二爻處中居柔,象征軍隊的統帥內懷兢惕,外申號令.這樣,即使面對敵人夜襲這種突發狀況,也能從容應對.可見,《易經》此處涉及的還是具體的軍隊管理和軍事指揮問題,而《易傳》則從"中"的角度解讀此爻,指出: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此處的"中道",實際上指的就是戰爭自身的特點和規律,而"得中道",即意味著對戰爭規律的體認和踐行.由此,對此爻的理解無疑就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面.諸如此類的例子在《易傳》里尚有許多,如《同人卦·象傳》中所謂"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師卦·象傳》中所謂"長子帥師,以中行也"等.再者,在易學體系下,"中"的最高境界是"太和"①,所謂"保合太和,乃利貞".為了達到這種最高程度的和諧,《易傳》又提出了"時"的理論,歷代易學大家往往將"時"看作實現"太和"的必由之路,如程頤的"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10]\\(《易傳序》\\),惠棟的"《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知時中之義,其于《易》也,思過半矣"[29]\\(卷7\\)等.無獨有偶,兵家學者強調戰爭要講究"時",闡述過"發火有時"、"以時發之"[8]\\(《火攻篇》\\)等重要思想,肯定了"時"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可見,《易傳》在理論上的進步,無疑與先秦兵家有著密切的關系.

總之,《易傳》的作者對于兵家諸子在新時期內所取得的理論成就并沒有視而不見,而是持一種積極的態度予以借鑒吸收,從而使其軍事思想相比《易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在分析《周易》的軍事思想時應當給予充分的注意.

三

除了軍事思想之外,先秦兵家學派對《易傳》的影響還表現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自古至今,歷代思想家都十分注意總結提取《易傳》之中所蘊含的經世之道."《周易》歷來為統治階級重視,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能夠為歷代王朝之政道和治道提供借鑒的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30]\\(P16\\)這就是說,在政治思想領域,《周易》尤其是《易傳》諸篇有著不可忽視的現實指導性,歷代統治者對其青睞有加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追本溯源,《易傳》的社會政治思想中有著先秦兵家的深刻烙印,具體而言,《易傳》的憂患意識和損上益下的民本思想,都可以從兵家學派的政治主張中窺見其端倪.下面謹就此具體加以分析.《周易》為憂患之作,見于殷周之際的《易經》卦象和卦爻辭,其中即隱含有自我反思的憂患思想.

《易傳·系辭下》中所說的"《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這番話,更是把這種思想發揮到了極致---在一種理智且富于遠見的精神狀態下,本著濃重的社會歷史責任感,通過自我的反思撥亂反正、化險為夷,實現個人、家庭乃至國家層面上的轉危為安.因此,《易傳》的社會政治思想無疑是以憂患意識為其基本出發點的,而這在先秦兵家學派那里可以得到相同的認識.雖然說兵家學者有關憂患的種種論述在很多地方是基于戰場上行軍用兵的考慮,如《孫子兵法》中的"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8]\\(《九變篇》\\),落腳點仍是"用兵之法",但是隨著政治主導軍事、國力決定勝敗的趨勢日益明顯,兵家學者開始將憂患之思更多地運用于社會政治的討論之中.例如,魏武侯對于魏國外部的政治形勢多有憂慮:"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沖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后,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面對這種情況,名將吳起指出:"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12]\\(《料敵》\\)在這里,武侯和吳起討論的就不單單是一個軍事問題,而是擴展到了國家戰略安全的層面.又如,根據《六韜》所載,周武王向姜太公詢問用兵之道,太公卻開導武王不應拘泥于此,并說:"圣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慮亡;樂者非樂,在于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15]\\(《文韜》\\)此說的真實與否固然有待考證,但由此可見出《六韜》作者對于憂患意識的態度,即將此視作治國安邦的重要前提,其內涵也已經超出了單純的軍事思想范疇.所以,在憂患意識問題上,先秦兵家與《易傳》有著相同的視角和出發點,只不過后者在理論的深度和系統化方面更進了一步.

先秦兵家在政治思想領域對《易傳》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民本思想.先秦兵家具有強烈的天人思維,如《孫子兵法》有言:"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8]\\(《計篇》\\)在孫子所總結的五事之中,"道、將、法都是人事,五事實際上就是天、地、人三事"[31]\\(P395\\).此外,《司馬法》的"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21]\\(《仁本》\\)、"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21]\\(《嚴位》\\),《孫臏兵法》的"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13]\\(《月戰》\\),所體現的都是這種天人思維.這種思想雖然強調對規律的遵循以及天人的整體和諧,但卻尤其突出人的重要性,所謂"天地之間,莫貴于人"[13]\\(《月戰》\\),所以雖然戰爭為死生之地,傷亡不可避免,但兵家學者還是將"民"視為戰爭成敗的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那么應當如何爭取民心,怎樣才算真正意義上的"重民"、"愛民"呢? 兵家學者認為,除了要求軍隊統帥在指揮作戰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8]\\(《地形篇》\\)之外,更要求君主使民以時,即"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18]\\(《兵教下》\\),與此同時,還要減少對百姓的役使,這樣"民無二事,則有儲蓄"[18]\\(《治本》\\),"民富"才能成為可能.總之,先秦兵家民本理論的核心就在于勿奪民時、勿損民財,通過上層權力的規范為下層財富的積累創造條件,這樣國家就會成為一個穩定的整體,才能在戰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易傳》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思路明確提出了損上益下的民本思想.簡而言之,其倡導的是一種損上益下、惠民富民的學說.《周易·益卦·彖傳》中說:"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損上益下既是手段,也是目標.對掌握大部分財富的社會中上層而言,必須使利益惠及到下層,這樣社會才能穩定和諧,才能處于良性發展之中,而這就是損上益下.當然,如此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消除社會等級,而是要求統治集團善于發現并及時消除各種社會弊端,將社會發展帶來的利益散布到下層民眾之中,這無疑是對我國古代政治理論的極大豐富.

四

清代學者魏源曾經說過:"《易》其言兵之書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吾于斯見兵之情",并指出:"夫經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孫》,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者也."[32]\\(P226 - 227\\)\\)魏氏此處之論雖是基于《孫子兵法》而言,但是實際上卻適用于整個先秦兵家.

由上所論可知,雖然先秦兵家典籍中沒有具體稱引《周易》經傳的地方,但不能因此無視兵家學派在《周易》形成過程中所起的積極影響,也不能忽略先秦兵家理論體系中的易學因素.兵家之說與《周易》經傳之間的相似、相通之處,再次向人們昭示了《易傳》"綜合百家,超越百家"的特性①.因此,以先秦兵家為切入點,通過探討傳統《易經》和易學思維對他們的影響以及兵家思想學說對《易傳》的啟示,進一步深化先秦易學史、經學史的研究,才是本文追求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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