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子》乃戰國中期尉繚所著兵書。北宋神宗時，此書與《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三略》和《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一起被編為《武經七書》。清朱墉在《武經七書匯解》中說：“七子談兵，人人 挾 有 識 見。而 引 古 談 今，學 問 博 洽，首 推尉繚?！?br>現存《尉繚子》共五卷，二十四篇約九千余字，這在先秦古籍中已經算是篇幅很長的典籍了。全書論述范圍極廣，從大戰略到小戰術無所不包?，F存的《尉繚子》二十四篇，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前十二篇從“天官第一”至“戰權第十二”為第一部分，主要內容是戰爭觀與戰略戰術；后十二篇從“重刑令第十三”至“兵令下第二十四”為第二部分，主要內容是軍制和軍令。
與《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全書由唐太宗李衛公一系列問答組成不同，《尉繚子》全篇僅有一例一問一答，即全書第一句“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全書似為尉繚對梁惠王一個問題的回答。所以，弄清梁惠王所處的時代背景和他想要什么，無疑對認識《尉繚子》一書的中心思想極為重要。
梁惠王本為魏惠王，乃三家分晉后魏國第三代國君。魏惠王所在之時，是魏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魏國通過李悝變法，在戰國初期最先強大起來，領導三晉多次打敗秦、齊，所以惠王曾不無自豪地對孟子說：“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br>（《孟子·梁惠王上》）然而魏國到了惠王手中，先是在桂陵、馬陵之戰中兩敗于齊，兩年之后又敗于秦，不得已將國都由安邑遷到大梁。魏惠王曾經苦悶地對孟子傾訴：“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恥之?！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跎稀罚┐藭r的魏惠王已經把魏國歷經文侯、武侯建立起的霸業紅利消耗殆盡，而魏國本身身處四戰之地的弊端開始顯露，魏惠王迫切需要能快速制勝的法寶重建國威，一句“吾聞《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透露出惠王想要富國強軍，重振魏國雄風的急切心理。而尉繚也以誠懇的態度對此進行了認真解答。
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向封建制轉換的時期，各諸侯國紛紛采取富國強兵的革新政策，以鞏固和發展新興地主階級政權。諸侯國之間戰爭頻繁，戰爭規模不斷擴大，迫切需要適應時代要求的軍事理論作指導。尉繚明確反對當時流行的“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云之變”來定戰爭勝負的兵陰陽家的做法，提出了“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進步思想。他認識到了“武植文種”，政治才是軍事背后本質的東西。他依托法家思想，主張重賞重罰，強調紀律的重要性，力主通過完善的制度建設來管理軍隊，確保軍隊的戰斗力。他主張集中兵力，奇正結合，避實擊虛。綜合尉繚上述思想為核心而成的《尉繚子》一書，成為先秦一部頗具特色的兵書。
一、“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樸素唯物主義戰爭觀
《尉繚子》一書中反天命、重“人事”、反不義之戰、提倡農戰的思想在戰國時期陰陽思想盛行、戰亂不斷的時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一）強調戰爭中“人事”的重要性
我國古代用陰陽來解釋宇宙間萬物對立、消長的規律，戰國時鄒衍等把五行說與陰陽說合并，獨樹“陰陽家”一派，后來陰陽的概念也被引入兵學研究領域，發展出兵陰陽家。兵陰陽家的特點為“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強調通過觀星象、占卜來判斷戰爭勝負?！饵S帝刑德》正是傳說中的兵陰陽家的不傳秘籍。魏惠王開口便問尉繚《黃帝刑德》，可見戰國時兵陰陽學說之盛。
尉繚圍繞“刑德可以百勝”說，批判了當時流行的兵陰陽家的思想。他首先解釋了黃帝所說的“刑德”，是指以武力征伐敵人，用仁德治理國家（“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并非兵陰陽家所謂的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然后又用四面攻城、武王伐紂背水列陣、公子心伐齊三個生動的案例說明“天官時日，不若人事”（《尉繚子·天官》，以下《尉繚子》引文只著篇名），戰爭中最為關鍵的仍是“人事而已”。尉繚明確提出“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云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武議》），認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保ā吨伪尽罚┻@種破除封建迷信，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戰爭觀在春秋戰國時期求神問占流行于世之時無疑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二）樸素地認清了戰爭與政治的關系
軍事與政治的關系，是古今中外歷代軍事家所關注并試圖回答的問題。尉繚鮮明地提出“武植文種”的觀點，認為“武為表，文為里”（《兵令上》），戰爭與政治的關系中，政治是內在本質，軍事是外在表象，政治比軍事更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在西方兩千多年后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才在《戰爭論》中明確提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與尉繚認識相類似的著名論斷。
此外，尉繚還對政治與軍事各自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保ā侗钌稀罚┒咧荒芟噍o相成，不能偏廢?！段究澴印贩浅Ｖ匾曊沃贫冉ㄔO，認為國家的政治制度搞好了，才能富足安定，才能“威制天下”，所以“兵勝于朝廷”（《兵談》）。
（三）認識到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提倡義戰
尉繚發展了老子“兵者，不祥之器”的認識，明確提出“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兵令上》），主張慎戰。同時他也認識到戰爭既有“挾義而戰”，也有為“爭私結怨”（《攻權》）而戰。他明確支持“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武議第八》）、“伐暴亂而定仁義”（《兵令上》）的正義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武議》）的不義戰爭。
（四）認識到經濟與戰爭的關系，提倡農戰
尉繚認為，治國的根本在于經濟，“非五谷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治本》）。只有不廢耕織二事，國家才有儲備。而這一儲備正是戰爭的基礎。所以經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尉繚提出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提倡農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民眾就會“揚臂爭出農戰”（《制談》）。這與商鞅“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商君書·農戰》）的思想是一致的。商鞅認為“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保ā渡叹龝に愕亍罚┲灰嗣窀N能富足，就會盡力耕種；打仗能得功名，就會賣命打仗。這樣內可以提升糧食儲備，外可以戰勝強敵。
尉繚痛恨腐敗浪費，他看到了“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的現象，認為“欲生于無度，邪生于無禁”，私欲的產生在于沒有節制，邪惡的產生是由于禁止不力，提出“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治本》），主張通過嚴格的制度建設，以強有力的懲罰措施來杜絕腐敗浪費。
二、“制必先定”的法兵家治軍思想
《尉繚子》全書二十四篇，《重刑令》之后十二篇幾乎全部是條令條例，涉及軍隊管理、士兵訓練、部隊推進、部隊駐扎等軍隊建設所包含的諸多內容，保存了戰國時期許多重要軍事條令，并提出了一套極富時代特色的軍中賞罰條令，從這個意義上講，《尉繚子》一書可謂我國現存最早的軍制學著作。
（一）強調“制必先定”
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儒、墨、道、法、兵并行于世，其思想也相互影響，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兵家思想中也蘊含著儒、墨、道、法諸家思想。吳如嵩先生就認為“先秦的兵家可以分為法兵家、道兵家、儒兵家、墨兵家、雜兵家、縱橫兵家等”，并明確指出，“尉繚子就是法兵家”。
漢代劉向《別錄》中也曾言：“繚為商君學?！薄段究澴印芬粫能娛滤枷胫忻黠@帶有濃厚的法家色彩。尉繚十分重視制度建設，明確提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制談》），強調治軍必須先定制度，只有制度明確，才能依法治軍。尉繚對于軍事制度的重視、強調從體制和制度上加強軍隊管理，是先秦其他軍事思想家所不及的，即使在今天看來，尉繚“制必先定”的思想仍然具有廣泛的借鑒意義。更難得的是《尉繚子》后半部以十二篇的篇幅記載了當時建軍、治軍的十部條令，大到將帥任命、軍隊編成，小到軍需糧用、著裝徽標等都作了詳細的描述，這無疑為研究先秦軍事提供了重要參考。
（二）主張“重賞重罰”
有了良好的制度，還需要嚴格的刑罰來保障制度的權威，所以尉繚主張“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重刑令》）。尉繚主張將戰敗、投降、臨陣逃脫的將士宣布為“國賊”“軍賊”，不僅處以“身戮家殘”之刑，還要削戶籍、發祖墳、變賣家屬做奴隸。他在《束伍令》中提出了嚴酷的戰場懲罰條令：戰斗中本伍傷亡與敵相當則功過相抵；如果自己伍內有傷亡而沒有斬獲敵人，全伍的其他人都要處死；如果己方傷亡了一個軍官又同時消滅敵人一個軍官，則功罪相抵；如果己方傷亡了一個軍官而不能消滅敵人一個軍官，所部其他人全部處死并懲辦他們的家庭。這些規定都體現了重罰的原則。尉繚認為人民只有“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所以前代圣明的君主都會首先申明法令制度，然后注重刑罰威懾督促，“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重刑令》）。
尉繚汲取了法家“刑不辟大夫，賞不遺匹夫”的進步思想，明確主張為了嚴明軍紀，賞罰要遵循“刑上究、賞下流”的原則。上至將吏，下至士卒，“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兵令上》），真正做到“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武議》）。
（三）提倡精兵強軍
《制談》中，尉繚舉齊桓公、吳起和孫武各帶“十萬”“七萬”“三萬”之兵即能縱橫天下，說明“兵貴精，不貴多”的道理。他強烈鄙視“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眾者，然不能濟功名”的“今天下諸國士”，他認為“百萬之眾而不戰，不如萬人之尸；萬人而不死，不如百人之鬼”（《兵令下》）。尉繚在全書最后總結道：“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其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其十一者，令行士卒?！保ā侗钕隆罚┻@段話中“殺”字曾令不少學者動容，認為其片面鼓吹嚴刑峻法。如果把這個“殺”字理解成今天的意思，尉繚主張自殘軍隊的作法確實令人費解。但如果把這個“殺”解釋為“裁減”，則與全文提倡精兵強軍的思想一脈相承。尉繚主張通過精減兵員來保證部隊戰斗力的做法在戰國中期具有進步性。
三、靈活機動的兵形勢家作戰思想
作戰思想是先秦兵書的一個重要內容，以孫、吳為代表的兵權謀家都長于此道?！段究澴印纷鳛橄惹赜杏绊懥Φ谋鴷?，在作戰思想上也有其獨特的特點———強調形勢。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兵學流派分為四類：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兵技巧家。兵形勢家，特點為“雷動風舉，后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注重戰術研究。在《漢書·藝文志》中所記錄的十一篇“兵形勢家”著作中，《尉繚子》是至今唯一存世的兵法著作?！段究澴印返谋蝿萏厣饕w現在強調兵力集中、先發制人、兵貴神速、避實擊虛和奇正相輔上。
關于兵力集中，《孫子兵法·虛實篇》曾專門論述過“我專而敵分”“我眾而敵寡”。尉繚進一步提出“兵以靜固，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兵權》），強調軍隊靠兵力集中取勝，兵力分散就會導致力量削弱。尉繚還以水為喻，“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武議》），說明兵力集中的強大力量。
關于先發制人，尉繚認為：“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保ā稇饳唷罚┯脵嘀\先施加于敵人，敵人就沒法依靠實力來交鋒；用軍事實力先行打擊敵人，敵人就沒有威勢來抵抗。然后得出結論：“故兵貴先，勝于此，則勝彼矣；弗勝于此，則弗勝彼矣”（《戰權》）。自古以來，無論施謀用計還是武力打擊，先機制敵、先發制人，以達成戰略上的突然性，總是能取得最大效益。
關于兵貴神速，《尉繚子》中寫道：“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保ā豆唷罚?。這里不僅明確規定了部隊進攻時的行進速度———相距千里到達期限為十日，相距百里到達期限為一日，而且指出了部隊快速機動的具體戰法———部隊集結后，應深入敵境，切斷它的交通要道。關于避實擊虛，《尉繚子》強調：“先料敵而后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戰威》），“我因其虛而攻之”（《攻權》）。戰爭中選取敵防守薄弱而又是要害之地，才能事半功倍，奠定勝基。這與同樣貴“勢”的孫臏所提倡的“批亢搗虛”的思想是一致的。
關于奇正相輔。奇正是中國古典兵學中一對重要的概念，自孫武提出這對概念以來，歷代兵家一直在研究，尉繚認為“正兵貴先，奇兵貴后”，這與孫武所說的“以正合，以奇勝”，先用正兵當敵，后用奇兵出奇制勝，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戰場情況瞬息萬變，不能固守教條，是先用正兵還是先用奇兵完全要依戰場形勢而定，要以克敵制勝為目的。所以說“或先或后，制敵者也”（《勒卒令》）。奇正是重要的謀略概念，在一定意義上，奇正已經成為謀略的代名詞，尉繚說：“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眾，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武議》）。這說明一定數量的部隊，配上好的裝備，再輔以謀略，就可以無敵于天下。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尉繚子》一書十分重視軍事行動的運動性和戰術運用的靈活性，在戰術上確實做到了“雷動風舉，后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強調“以輕疾制敵”———以速度和靈巧壓制敵人，與重視戰略謀劃的兵權謀類孫、吳兵書有所不同，在卷帙浩繁的先秦兵書中自成“兵形勢”一派。
作為先秦成書較晚的一部兵書，《尉繚子》全書以法家思想為淵源，以“法制”為主線，以“形勢”為特色，其中既可見孫、吳的謀略思想，又不乏“仁”“義”的儒家思想，可謂先秦兵學的集大成之作。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軍制學著作和唯一的“兵形勢家”著作，《尉繚子》一書在我國軍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為研究古代軍事思想和軍制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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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華陸綜．尉繚子注釋［Ｍ］．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９．
［３］吳如嵩，張秦洞．白話尉繚子［Ｍ］．北京：時事出版社，１９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