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實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一詞始現于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最初由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因契合了當下國際政治的需求而備受學界關注。從軍事領域來看，這一思想在我國卻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為我國兵家所重視。由于受農業經濟和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古代軍事學家很早便提出以德服人、上兵伐謀、不戰屈兵、師出以律、恤士愛兵等思想主張，使得傳統兵學軟實力思想比之西方更為發達?！段究澴印纷鳛槲覈惹貢r期的一部重要兵學著作，比較集中、系統地記錄和論述了我國先秦時期的軍事理論、軍隊制度以及具體的法規條令，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軍事和戰爭問題的認識，不僅表明了戰爭與經濟的關系，論述了戰爭中的武器、戰術等問題，也比較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軟實力思想?！段究澴印の渥h》曰：“勝兵似水。
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明確指出了軟實力蘊含的巨大能量，《尉繚子》對于“刑伐德守”“武植文種”“伐暴守義”“恤士愛兵”“審法制、明賞罰”等思想的系統闡述及由此產生的法規制度等等無不反映出其重視軟實力的核心理念以及豐富深厚的軟實力思想，成為我國傳統兵學著作中的經典之作。

一、“刑以罰之，德以守之”的治國思想

“黃帝刑德，可以百勝”（《天官》），《尉繚子》開篇就從國家治理的高度，指出了軟實力的重要性。他認為，應以“刑德之術”作為建立和治理國家的兩種基本策略和手段，通過“刑以伐之，德以守之”最終實現國家的大治。相對經濟、器物層面而言，以制度法令為基礎的“刑”和以政治文化為基礎的“德”都屬于軟實力范疇。同時，它進一步力圖剔除“黃帝刑德”中摻入的唯心主義成分，充分肯定和強調人的主觀作用，認為“刑德之術”非“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而在于“人事”，“古之圣人，謹人事而已”（《武議》），指出“往事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天官》），不僅批判了兵學領域中的迷信成分，反映了樸素的軍事唯物論思想，為其軍事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同時更是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充分認識，屬于哲學層面的軟實力思想。在《戰威》篇中，尉繚進一步總結：“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貴，人事而已”（《戰威》），明確指出只有注重選用賢士能人、嚴明法令制度，尊重有軍功和為國操勞的人等等這些軟實力因素，才能實現人心和睦，國家得福。

二、“武植文種，本于政勝”的軍政思想

作為一部兵學著作，《尉繚子》反對就軍事論軍事，主張把軍事同政治、道德統一起來，認為民心向背、戰爭的正義與否、國家治理的情況、國君的決策等軟實力因素對戰爭勝利起著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體現出其軍事層面的軟實力思想。
第一，“武為表，文為里”?！段究澴印け钌稀吩唬骸氨?，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它把軍事和政治的關系形象地比喻為“植”“種”和“表”“里”的關系，主張把治軍與治國結合起來，從辯證的角度指明政治對戰爭有決定性的影響，而戰爭也對政治有很大的反作用，政治開明，國家管理有道，才是軍隊制勝的根本。尉繚的這種思想成為古代兵家闡述軍政關系的經典之論，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乃政治之繼續”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兵勝于朝廷”?！段究澴印氛J為，只有當權者在政治上取得成功，軍隊才能強大起來，才能在對外作戰中取得勝利。尉繚將軍事納于整個國家體系，深入闡明軍事與政治的關系：“富治者，車不發軔，甲不出櫜，而威治天下……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兵談》），“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制談》）。他認為，“武議在于一人”，只要國君決策正確，則“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唯其如此，才能達到“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武議》）的最高境界。
第三，“伐暴亂，本仁義”。同先秦其他兵家一樣，《尉繚子》有著進步的戰爭觀，認為“戰爭的性質”是重要的軟實力因素?！氨?，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保ā段渥h》）“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保ā段渥h》）明確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認為只有“伐暴亂，本仁義”（《兵令上》）的戰爭才稱得上是正義戰爭，也只有這樣的戰爭才能獲取人民的擁護和支持，產生源源不斷的力量，最終取得軍事斗爭的勝利。

三、“先敵而謀，料敵后動”的謀略思想

《孫子兵法·計篇》云：“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薄妒酚洝ち艉钍兰摇吩疲骸斑\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迸c其他傳統兵學著作一樣，“重智尚謀”亦是《尉繚子》軟實力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對于先敵制勝、正兵奇兵、避實擊虛、進攻與防御的作戰指揮、兵力的集中與分散以及在戰場上根據表象正確地判斷敵情的方法的深刻論述和獨到見解，都體現出其重智尚謀的一面。
第一，“兵貴先”?！段究澴印分鲝埾葯C而動，先發制人，突然襲擊，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以此克敵制勝?！氨F先。勝于此，則勝于彼矣；弗勝于此，則弗勝彼矣?！保ā稇饳唷罚┦紫纫葦扯\，在戰爭的謀劃和準備上要先敵一步，敵方尚未覺察之際，在謀略上先勝一籌，即“權先加人者，敵力不交”（《戰權》）；其次要先敵而動，即在作戰行動上要搶先一步，乘敵未及反應之際，打它個措手不及，使敵未戰而氣先奪，即“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戰權》）。但同時，《尉繚子》也反對“輕進而求戰”的盲目冒進行為，提出“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戰權》），指出應根據不同的情況等待戰機，“挾義而戰者”應奮起出擊，而對于怨恨引起的戰爭，貴在等待時機，后發制人，“怨結難起，待之貴后”（《攻權》）。
第二，“料敵而后動”?！段究澴印诽岢?，戰爭首先要做好充分的準備，深入了解敵情，才能在關鍵時刻出師大捷，甚至不戰而勝?！皯鸩槐貏?，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攻權》），戰爭的取勝最終仍是“以智決之”（《戰權》），因此應“權敵審將而后舉兵”，“先料敵而后動”。他明確提出，“兵起，非可以忿也”（《兵談》），“夫蚤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勒卒令》）?！段究澴印吩凇稇鹜菲兄赋觯骸氨唇佣詩Z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逾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并指出這五個條件，都要靠先分析敵情，后采取行動，因此能集中對方的弱點而使之喪失士氣。
第三，“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段究澴印防^承了《孫子兵法》的奇正思想，根據兵形勢家輕疾制敵、出奇制勝的作戰原則，明確指出：“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勝之術也”（《兵令上》），從而在理論上闡述了運用正兵、奇兵的重要意義和具體方法?！段究澴印酚葹樽⒅卦趯崙鸷陀柧氈写蚱埔怀刹蛔兊膽鸱?，講究奇正配合、避實擊虛，主張利用客觀規律和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制敵取勝。如他主張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略，“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厄”（《兵教下》）等，并主張運用“有者無之，無者有之”（《戰權》）的虛虛實實戰法，廣施權變，迷惑敵人。他提出的“正兵貴先，奇兵貴后，或先或后，制敵者也”（《勒卒令》）這一經典論述，可以看作是對其奇正思想的很好概括。

四、“制定刑明，明賞決罰”的法制思想

在軍隊管理方面，《尉繚子》自始至終大力提倡“明賞正罰”，認為制定好法令制度，并嚴格執行，做到明賞決罰，是取得戰爭決勝的關鍵，是重要的軍事軟實力?！段究澴印贩捕钠?，《制談》專論法令制度，《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武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兵教》《兵令》等篇則是對軍令軍制的詳述，涉及戰場法紀、部隊的編組、標志和指揮信號，以及行軍序列等各個方面，足見其重視法制、以法治軍的軟實力思想。
第一，“制必先定”?！段究澴印氛J為軍隊必須首先建立嚴密的制度。它提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庇终f：“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于前，決罰于后，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保ā吨普劇罚┮簿褪钦f軍隊的戰斗力來源于嚴明的法制，只有做到制度合理，執行有力，才能激發官兵士氣一往無前，所向披靡，“金鼓所指，則百人盡斗，陷行亂陳；則千人盡斗，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制談》）。
第二，“明賞于前，決罰于后”。在法治的執行方面，《尉繚子》認為只有“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才能“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重刑令》），通過“修吾號令，明吾刑賞”，最終達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制談》）的效果。在賞罰原則上，《尉繚子》主張“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賞罰原則：“凡誅賞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武議》），認為做到對有罪的大人物繩之以法，對有功的小人物給予獎勵，才能夠體現出將領的威嚴。
第三，“令勿改”?！段究澴印窂娬{法令的一貫性對于戰斗力的作用，軍令應統一、明確，保持連貫性：“令者，一眾心也。眾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矣”（《戰威》）。號令含糊不清，或朝令夕改，容易擾亂軍心，降低戰斗力，并進一步指出發布命令的原則是“出令之法，小錯無更，小疑無申”，唯其如此，才能做到“眾不二聽”、“眾不二志”（《戰威》），法令才能得以堅決地貫徹執行。

五、“存亡安危，系于桴端”的用將思想

《孫子兵法·作戰篇》云：“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同先秦許多兵家一樣，尉繚子認為，作為戰爭中的指揮者“將帥”是重要的軟實力，在戰爭制勝和治軍管理中發揮關鍵作用。
第一，“人主重將”?！段究澴印氛J為將帥是一支軍隊的靈魂，與國家安危密切相關。它提出“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桴端，奈何無重將也”（《武議》）。他還把將帥和廣大士卒形象地比喻為“首腦”與“四肢”的關系：“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攻權》），認為“戰爭之本”是將帥“率眾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支也”（《戰威》）。
第二，“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在將帥修養方面，《尉繚子》提出，將帥“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要心胸豁達，不可一受刺激就發怒，要清明廉潔，不可被財物所收買，應具有“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桴而鼓忘其身”（《武議》）的獻身精神，指出“心狂、目盲、耳聾”（《兵談》）是將領必須努力避免和克服的三種弊病。只有將帥具有武德，眾人信服，才能達到“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兵談》）的效果。
第三，“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痹趯浥c士卒關系上，《尉繚子》主張將領要恤士愛卒、恩威并施，要求將領對部下既要恤士愛卒，體察下情，又要以軍法嚴加約束，二者結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他特別強調“愛在威先”，“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攻權》），應“先禮信而后爵祿，先廉恥而后刑罰，先親愛而后律其身”（《戰威》），“古率民者，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戰威》），因此應做到“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武議》），“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戰威》），“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后飲，軍食熟而后飯，軍壘成而后舍，勞佚必己身同之”，如此才能“師雖久而不老不弊”（《戰威》）。

六、“氣實則斗，氣奪則走”的士氣思想

《尉繚子》對于精神因素的推崇是頗值得一提的。尉繚認為，以士氣為主的精神因素是最為重要的軟實力，一支軍隊士氣的高低、精神狀態如何，直接關系著戰爭的結局?！皯饎僦驹谟谥螝?，氣實則斗，氣奪則走”是其對于士氣軟實力思想的經典概括。
第一，“戰在于治氣”?！段究澴印诽貏e強調激發“必死則生”的士氣，關于士氣的論述在《尉繚子》中隨處可見：“戰在于治氣”（《十二陵》），“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斗，氣奪則走”（《戰威》），“傷氣敗軍”（《兵教下》），“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兵教下》）。尉繚指出，將士具備必死的勇氣，才能使戰斗力加倍，從而震懾敵人，王霸天下，這與《孫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它還用亡命之徒的例子作比喻說明士氣的重要性：“一賊杖劍擊于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因此“百萬之眾不用命，不如萬人之斗也；萬人之斗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兵令下》）。
第二，“勵士之道”?！段究澴印鹜菲姓劦搅思钍繗獾姆椒ǎ骸皠钍恐?，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禮，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糧，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戰威》）。其勵士的方法論及衣食、俸祿、爵級、民心、兵卒之情等多種因素，思想十分深刻。對于士氣尉繚在《兵令下》篇中闡述了同樣的觀點：“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利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指出“賞”“信”“利”“令”四個方面要能做到的話，士兵則會拼死效命。
第三，“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尉繚認為，戰爭是敵我雙方精神意志的較量，士氣亦守亦可攻，敵與將哪一方能夠控制士卒的心理，哪一方就會取勝，因此他將“攻心奪氣”作為其士氣軟實力思想的重要方面。在他看來，戰勝分為“道勝”“威勝”和“力勝”?！暗绖佟?，即“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戰威》），是戰勝的最高境界。他認為，“卒畏將甚于敵者勝，卒畏敵甚于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于敵也”（《兵令上》），“善用兵者，奪人而不奪于人”（《戰威》），通過徹底擊敗敵方的作戰意志，取得作戰的勝利。
綜觀《尉繚子》整部著作，無論是治國理念還是作戰謀略，無論是軍令軍制還是治軍重將，其通篇都在講軟實力及其重要性。當然，《尉繚子》并不一味地強調軟實力，它深諳軟硬實力之間的相互關系、相互作用，指出硬實力有形而為基礎，軟實力無形而為根本，二者并舉，才能無敵于天下。如在治國層面提出的“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則國治”（《兵談》）；在軍事層面提出的“委積”“賞祿”“武士”“備用”“刑賞”（《戰威》）的制勝五要素；在軍政關系層面提出的“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守功也”（《兵令上》）、“兵之用文武也，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身也”（《兵令上》）；在治軍層面提出的“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制談》）、“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治本》）等等，無不體現出文武并重、軟硬兼施的軍事辯證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