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國家核戰略的價值取向、戰略思考都體現出其深遠的文化內涵。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有著悠久的反對戰爭、倡導和平的文化傳統。中國核戰略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并將之與中國當代核力量發展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作為中國核力量建設、發展的行動綱領和最高準則，中國核戰略體現了中國幾代領導人的政治智慧，也蘊含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這種“知兵非好戰”的理性認識不僅是中國兵家的傳統，而且是整個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理念傳承。自古言兵者絕不止兵家，先秦包括兵家在內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諸子百家對戰爭都有各自深刻的理解和精辟表述。中國核戰略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多種原因，但沉淀于中國傳統文化靈魂深處的哲學思想和道德追求，無疑構成了中國核戰略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蘊。因而，中國核戰略文化既是馬列主義與中國核軍事斗爭相結合的產物，更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延續。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內容之一。自孔子開創儒家學派并確立其基本文化內涵與思想傾向以來，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儒家文化經歷了一個不斷自我豐富、完善的過程。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標志，儒家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取得了正統地位，并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對中華民族的行為觀念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而作為儒家政治學說在軍事領域的具體反映，儒家軍事思想也成為中國傳統軍事文化的主流。有學者認為：“孔子的‘仁’構成了支撐中華兵學最高境界‘不戰而屈人之兵’厚重的倫理背景?！比寮胰实狼閼严碌能娛滤枷雽ξ覈藨鹇晕幕男纬梢伯a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一、儒家軍事思想的仁道情懷
（一）極力反對戰爭
孔子從其倡導的“仁政”這一基本政治原則出發，認為在充滿“仁”的理想社會是不存在戰爭等暴力的：“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庇纱?，儒家反對以武力奪取天下，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边@一點，我們從孔子對待周朝的態度即可見一斑，孔子雖然盛贊周禮“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但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我們也可以知道孔子對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紂是不滿的?！墩撜Z·述而》所謂“子之所慎，齊（齋）、戰、疾”，體現了孔子對待戰爭的嚴肅謹慎態度。在儒家看來，動輒驅民作戰的人是“不容于堯舜之世”的“殃民者”。荀子“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的表述，也表明了儒家反對暴力。
孔子曾對輔佐齊桓公的管仲給予了高度評價：“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這個評價本身充分顯示了儒家以消弭戰亂為理想追求的戰爭觀。這種理想追求可以說與以孫武為代表的兵家的“不戰而勝”是殊途同歸的。不同的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在考慮戰爭問題時，是出于純粹的對人的道德關懷，是以人的生存和發展為邏輯起點，從戰爭對生命的傷害與人性的摧殘這一后果去判斷戰爭的作用，而并不是出于純經濟的考慮。由此可見，儒家對消除戰爭的理想追求體現的更多的是仁道情懷。
（二）擁護正義戰爭，譴責非正義戰爭
儒家雖然極力追求施行“仁政”下的沒有戰爭的理想社會，但現實生活中的戰爭卻是不可回避的。儒家把戰爭明確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兩大類，竭力主張順乎天道而應乎民心的“義戰”，主張將戰爭由牟取利益的工具變為維護社會合理秩序的工具。儒家認為從事“義戰”是用兵的最理想境界，一定會所向披靡，無敵于天下。與此相對應，儒家從民本觀念出發，反對國家間爭權奪利的戰爭：“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于孔子者也，況于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比寮艺J為以武力制人是下策，以仁德服人才高尚。因而，倡導以仁義治天下的王道，反對以武力取天下的霸道。
（三）重視民心向背對戰爭成敗的影響
據《論語· 顏淵》記載，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作為治理國家的三個基本要素：“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迂曉唬骸夭坏靡讯?，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迂曉唬?br>‘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庇纱丝梢?，在孔子看來，“民信”在政治中占主導地位，它是決定戰爭勝利、經濟發達的根本保障。揭示了民心向背與軍事成敗之間的關系。此后，無論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還是荀子的“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同樣都闡述的是民心向背決定戰爭勝負的道理。
（四）強調國家建設與軍事行為之間的辯證關系
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的觀點，強調軍事與政治、經濟的密不可分、相互倚重，指出國家建設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后盾；而要鞏固國防、進行“義戰”，則必須以修明政治、發展經濟為基礎。深刻闡明了經濟建設與國防鞏固之間的辯證關系。所謂“辟四野，實倉廩，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后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候親之矣”，更是主張在雄厚的經濟實力基礎上建立能征善戰的強大軍隊，以求在戰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所主張的軍事行為并不是為一己之私利的兼并戰爭，而是充滿仁道情懷的“存亡繼絕，衛弱禁暴”，反映了儒家獨特的軍事觀。
儒家軍事思想所呈現出的“反戰”色彩，表達了廣大老百姓渴望和平安寧的良好愿望，反映了儒家追求和平、突出人道的追求，體現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中的仁道情懷。儒家消弭戰爭的理想追求與中華民族安土重遷的民族文化心理高度吻合，形成的“兵以戢亂非為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不為也”的共識，促成了中國軍事文化崇尚和平傳統的形成。
二、中國核戰略文化對儒家軍事思想的傳承
儒家仁道情懷下的反對戰爭、推崇和平的崇高境界具有超越時空的文化意義，在中國核戰略文化上打下了深深的反對霸權、熱愛和平的烙印。
（一）中國核戰略文化反對核戰爭、遏制核戰爭的堅定立場與儒家反對戰爭、消弭戰爭的理想追求一脈相承
如同儒家面對充斥戰爭的殘酷現實不得不提出“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而拯民水火，中國共產黨人在冷戰時期惡劣的歷史環境中清醒地意識到要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發展自己的核力量。只有擁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才有可能減少核戰爭的威脅，才有能力制約核戰爭的爆發。
中國政府向來旗幟鮮明地反對霸權主義和核戰爭。中國的核武器是自衛防御的工具。早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時中國政府就表示：“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防御，為了保衛中國人民免受美國發動核戰爭的威脅。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br>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抵御外來侵略，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與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爭奪世界霸權而展開核軍備競賽在性質上有著本質區別。毛澤東曾明確指出：“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br>中國的核武器并不是侵略工具而是維護國家獨立和安全的保證。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無條件不對無核國家、無核地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國家。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不稱霸、不侵略別國。鄧小平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８日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表示中國奉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誰搞和平，我們就擁護；誰搞戰爭和霸權，我們就反對”。這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的，更滲透著儒家擁護王道、反對霸道的理想追求。
（二）中國核戰略文化繼承了儒家民心向背決定戰爭勝負的觀念
儒家從總攬全局高度所升華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一系列閃光思想，在中國核戰略文化中得到了生動再現。
戰爭（包括核戰爭）的勝負是由敵對雙方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主觀指導能力等諸多因素決定的，但這些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通過人民群眾來體現的。戰爭所依賴的物質條件是廣大人民群眾生產、創造的，人民群眾是智慧的源泉，人民群眾與軍隊的緊密結合能形成戰勝敵人的整體優勢，可以彌補武器裝備等的不足。因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認識到廣大人民群眾的人心向背決定著包括核戰爭在內的一切戰爭的勝負。美國在廣島、長崎扔下原子彈后塵埃未定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毛澤東就在延安發表了“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斗爭，原子彈是空的”的講話；一年后的１９４６年８月６日，他將原子彈比喻成“紙老虎”，從而得出了“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的結論。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多種場合闡述了人對戰爭的決定作用：
１９５４年在與印度總理尼赫魯談到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最后決定戰爭勝負的還是人，看誰拿著武器”；１９５５年１月２８日，在與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孫士敦的談話中表示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叭绻w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而勝利的原因是：全世界人民會支持我們”；同年３月３１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表示，帝國主義的原子彈和氫彈沒什么可怕的，“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沒有攻不破的‘法寶’”。中國共產黨人關于人民群眾在反侵略核戰爭中偉大作用的重要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核戰略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中國核力量建設滲透著儒家關于國家建設與軍事行為辯證關系的影響
儒家追求民眾安居樂業、國家安定所主張的文武并重融入中國兵學傳統，代代傳承，對中國核力量建設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核力量建設從一開始就注重了發展核武器與經濟建設的辯證關系，并使之成為一條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核力量建設指導方針。
經濟建設為核力量建設提供資金、技術、人力和物力等資源保證。只有經濟增長快、經濟總量大、財政收入多，軍費撥款才能滿足核力量建設的需要。
１９５６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特別指出要加強國防建設，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要擁有更多的飛機、大炮和原子彈的可靠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如果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原子彈，就要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核力量建設是整個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有核國家，核力量建設規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其發展水平、狀況，必須和國家的整體發展水平、戰略相協調，要從國家發展大局謀劃核力量建設。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世界戰略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出現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鄧小平科學分析國際戰略總體形勢和我國國家安全環境的重大變化，強調要抓緊利用當前和平時期這個良機，先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在確立了“國防的現代化，只有建立在國家整個工業以及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的基調下，他進一步指出，核力量怎么發展還是有限的，我們的錢要花在工業、農業、教育和科學事業方面。號召大家從大局出發，千方百計發展我們國家的經濟。國力大大增強了，再搞一點原子彈、導彈就容易了。
明確提出核力量建設必須服從國家經濟發展的觀念。國家經濟實力充足了才能發展足夠的核力量，有足夠的核力量才能維護國家安全，國家安全穩定了才能保證經濟快速發展。同時，中國核戰略文化中發展核力量以反對侵略、對抗霸權的觀念與儒家充滿仁道情懷的“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的國防主張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核戰略文化價值取向所體現的是對人類的本質的深刻體悟，是對以自我為中心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超越，表現出的是一種將一國之利與全人類利益統一起來的面向整個世界的深沉的責任意識與仁道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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