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甘（James G. McGann）是智庫領域（尤其是發達國家智庫）的知名學者，除主持編寫年度《全球智庫報告》外，還撰寫和編寫了多部智庫研究著作。①他還是一位資深咨詢專家，擁有一家以其本人命名的“麥甘咨詢公司”（Mcgann Associates）①，另外擔任多家國際組織、基金會和政府機構的顧問。 麥甘是費城的對外政策研究所（FPRI）研究員、主任，他還是美國賓州大學國際關系項目（IRP）副主任及該項目下屬的“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主管。 《全球智庫報告》是該項目的主要產品，由麥甘主持編撰。②這些學術活動和專業經歷使麥甘在智庫界擁有較大的影響力， 多次應邀到美國及世界其他國家參加演講和座談。
根據其網站介紹，“智庫與公民社會” 項目在 1989 年創建于對外政策研究所，2008 年被轉至賓夕法尼亞大學， 其主要宗旨是從事世界各國政策機構在政府和公民社會中的作用的研究，致力于世界和平與安全、全球化與治理等多個關鍵政策領域 “搭建知識與政策之間的橋梁”，是“智庫中的智庫”。③
一、《全球智庫報告》：概貌及問題
從 2007 年底開始，“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每年都發布年度《全球智庫報告》（Global Go To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除分析全球智庫的發展動態及趨勢外， 還發布全球智庫數量及影響力排名，迄今已經 7 年。④據麥甘說，該系列年度報告已經被認為是世界思想市場上的 “權威指南”。表 1、表 2（下頁）是 2007~2013 年度《全球智庫報告》智庫影響力及智庫數量相關數據。
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的報告中， 美國及美國之外國家和地區智庫被分開排名。 2007 年，進入世界（不包括美國）前十的智庫中，比利時和英國各有 2 家，中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以色列各有 1 家。 中國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入選。2008 年，進入世界（不包括美國）前 10的智庫均來自歐洲，其中英國 4 家、德國 3 家，瑞典、法國和比利時各 1 家。
由此可見， 美國智庫不但在數量上遙遙領先，超過四國（中、印、德、英）智庫總和，而且其知名智庫的數量也是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 從中國來看，數量上位居第二，但其影響力有限。
2009 年之后， 入選世界排名前 50 名的不過兩三家，只有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在最近兩年進入前 20 名， 是發展中國家唯一入選世界前20 名的智庫?！颈?-2】
最近幾年，“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TC-SP）日漸受到我國智庫界的關注。 在此之前，只有少數媒體關注過。⑤從 2013 開始，該報告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①，在一些會議上也常常聽到學者引用該報告的一些數據。 與此同時，其實際主持人麥甘也逐漸被我國學術界所熟悉， 數次應邀到京滬等地出席智庫研究學術研討會、 座談會和接受媒體訪談。 2014 年 1 月下旬，2013 年度《全球智庫報告》發布，我國首次在上海舉辦發布會， 多家中文媒體對此事作了廣泛報道②，有媒體稱其 “權威性和公信度也受到了業內外的認可”。 作為我國首家開展智庫研究的學術機構，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已經與“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簽署“智庫研究報告、學術交流和成果宣傳等全面合作備忘錄”，其中包括授權翻譯、發布《2013 年全球智庫報告》中文版。
③由是觀之，《全球智庫報告》會在我國引起更大的關注，其未來潛在的影響力不可低估。
2007 年和 2008 年的《全球智庫報告》公布中國當時的智庫數量各為 73 家、74 家，之后突然升至 420 多家。 “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并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當然，我們對系列《全球智庫報告》 的懷疑始于其在中國智庫方面的一些明顯的混亂現象。
一是不同級別智庫之間的比較。這種比較的實際意義不大。 在 2011 年度《全球智庫報告》的“亞洲智庫前 30 名”排名中（Table 7，p.42）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等數家智庫名列其中，一同入選的還有北京大學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 在“國內經濟政策前 30 名智庫”（Table 16，p.52）和“世界經濟政策前 30 名智庫”（Table 17，p.53）中，一些世界著名智庫如彼得森（PIIE）、布魯金斯學會、對外關系委員會（CFR）、蘭德公司等名列其中， 一同入選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把兩個二級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 與一級機構或主管單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 布魯金斯學會等一起參加排名， 就如同把中國和北京放在同一個類項中排名一樣，在實踐中意義不大。 2013 年度的《全球智庫報告》中（Table 15，p.53；Table 28，p.75），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令人費解。
二是排名的混亂。 在 2013 年度《全球智庫報告》中，在“全球智庫前 100 家（不含美國）”排名（Table 2, pp.27~29）中，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CICIR，排名第 28）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CIIS，排名第 30）之前，但在“全球智庫前150 家”排名（Table 3, pp.30~33）中，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排名第 36，反而位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排名 44）之前（見表 3，下頁）。 兩者區別在于美國是否參與， 但這只能影響某一智庫排名的升降，原來智庫相對排名不會發生變化，即不會出現兩個或幾個智庫前后的顛倒。 我們認為這是一種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颈?】
①在此之前，海內外就有一些學者對《全球智庫報告》提出質疑。 當比較細致地閱讀這一系列年度報告時，發現其問題不盡于此，其中之一就是中國智庫的數量。
《全球智庫報告》和“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都沒有公布所收各國智庫名錄。 在 2007 年的報告（p.2）中，麥甘稱他建有一個收錄了 5000 多家智庫的數據庫， 在 2013 年這一數字增至6000 多家，是“最大、最廣泛的數據庫”。 在 2011年度（p.92）和 2012 年度（p.125）的報告中，有如此的表述，“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 “開發了第一家廣泛的、交互式的、全球的、多領域智庫數據庫和名錄。 大多數智庫按照學科、國家或地區分類。 本項目維護著唯一的多領域智庫數據庫，包含超過 160 個國家的 11000 多家智庫”。 但這一重要資料并未對外開放， 而項目網站所列出的數據庫是一副電子版世界地圖， 無法查詢智庫數據。 其網頁中“名錄”（directory）一項也僅僅列出了 20 多家智庫。
②這就是說，無從知道《全球智庫報告》 中所說的中國這 420 多家智庫都是哪些，但這不意味著無法證實或證偽《全球智庫報告》所說的中國智庫數量。 當然，在此之前，首先需要對智庫的定義作一番梳理。
智庫即政府的“外腦”，是一種與公共政策相關、通過專家知識影響政府決策的研究機構，但學術界迄今仍未對“何為智庫”達成共識。 最主要的原因是，學術界對“獨立性”是否構成智庫的核心規定性有著不同的認識。 有些學者認為， 與政策研究和咨詢相關的機構都可以稱為智庫。 而另外一些學者認為，除從事政策研究、分析、評估與咨詢等活動之外，智庫還必須是獨立于政府（或政黨、企業）、非營利的無黨派（沒有政治傾向）組織。 換言之，獨立性是衡量智庫的重要依據。 以是否具有“獨立性”為標準，可將智庫定義作寬嚴兩種標準的劃分： 在嚴格的一端，智庫是“獨立的、沒有利益傾向的非營利性組織，它們提供專業知識或建議，并以此獲得支持，影響決策過程”，即強調智庫在機構運作、資金籌集和知識生產方面的獨立性和非營利性。 在其寬泛的一端，智庫為“長期從事與公共政策相關的研究與倡導的組織， 在現代民主國家是知識與權力之間的橋梁”。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麥甘和系列《全球智庫報告》都采用寬泛的定義標準，即在判斷某一個政策研究機構時， 并不考慮其是否附屬于官方組織。 而在中國，絕大部分的政策研究機構都屬于這一寬泛意義上的智庫范疇。 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估測中國智庫的大致規模，從而可以與《全球智庫報告》的相關數據作對比。 換言之，如果該報告采用的是嚴格的智庫標準的話，這種對比就不可能了。
當然，必須說明的是，系列《全球智庫報告》數年來連續公布各國智庫的數量， 分析和研究智庫發展趨勢，對增進全球智庫了解、提高智庫界的集體認同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中國，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媒體的宣傳， 開始對智庫這一之前不被關注的政策研究群體越來越感興趣。 另外，麥甘還精心設計了一套評價智庫影響力的框架與機制，并逐步加以完善，在世界智庫的發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這是任何一位有志于智庫發展的學者應該注意到的。
二、《全球智庫報告》采用的智庫標準
無論是《全球智庫報告》還是“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都沒有提供各國智庫名錄，也沒有向公眾開放其全球智庫數據庫， 因此無從知道有哪些中國智庫被收入《全球智庫報告》或其數據庫。 然而，可以從這些系列報告及麥甘本人的論述中分析兩者的智庫標準———寬泛還是嚴格。
從下面的分析得知，麥甘和《全球智庫報告》采用的是寬泛的智庫標準。
（一）麥甘論中國智庫
麥甘在不少地方談及他對智庫的認識，表4 就是其中比較詳細、全面的一個?！颈?】
從上述麥甘對智庫的分類及其他屬性可以看出， 麥甘對智庫的定義采用了比較寬泛的立場，這與他在論述中國智庫的時候基本一致。 進一步的分析還發現，無論是麥甘還是《全球智庫報告》 在選取智庫時采用了基本一致而且寬泛的標準。
在中國智庫方面，麥甘有過不少論述，可以從中分析麥甘的基本態度。 這方面有四種文獻供參考。
外國政策研究所的網站有一個名為 “安全與國際事務智庫” 的數據庫， 這是該所下設的“智庫與對外政策項目”的課題之一①，其主管就是麥甘。 也就是說，收入該數據庫的智庫名單反映了麥甘對智庫標準的理解。
在這一數據庫中，可以檢索到中國智庫 22家。 根據該數據庫提供的網址或其他信息，可以確定 17 家所對應的中國機構，其他 5 家因為信息缺失則無法確定（見表 5，下頁）?！颈?.略】
可以看出， 這是一個標準非常寬泛的中國智庫名單。
②既有軍事科學院、中國人民外交學會、 國防科工委這樣的規模龐大但專業領域和組織宗旨迥異的大型機構， 也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及復旦大學等科研、教學機構下屬的研究中心。 上述智庫除“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是民間研究機構外③，其他都不在西方學者所說的“獨立”智庫之列。 麥甘將這些機構列入智庫范疇之中，說明他不認為“獨立性”是智庫的核心要素。 在這里，他采用的是比較寬泛的智庫定義。 如果上述這些機構可以被看作智庫的話， 那么在中國與其類似的機構———即便是在安全與國際事務領域———還有很多。
此外， 麥甘還先后應邀到在歐美一些機構發表演講，其中與中國智庫有關的有兩次。 麥甘都比較直接地談到中國智庫的標準問題。
2008 年 10 月 23 日，在布魯金斯學會舉辦的一次名為“中國智庫：不斷增長的影響與政治限制”的會議中，有三人被邀請發表演講，麥甘是其中之一。 在其演講中，麥甘首先承認他不是中國研究專家，對中國也沒有特別關注，但他也強調自己的工作是“跟蹤智庫”，從 20 年前就收集全球智庫信息，因此他本人“基本上”是“智庫中的智庫”。 麥甘接著指出，應在具體的脈絡中，即全球層面和地區層面上，用“更寬泛的視角”來討論中國智庫。 麥甘指出，某些歷史和文化環境造就了中國智庫和政策建議的性質， 這在理解中國智庫并將之與其他國家智庫比較的時候非常重要。
麥甘還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尤其在中國脈絡里，智庫就是“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參與的組織”①，因為在中國，“獨立的智庫的確不存在”②，在 他認定的 72 家 中國智庫中，相對獨立的只有 7 家。③2009 年 3 月 10 日，在海外開發研究所（ODI，位于倫敦）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麥甘指出中國（在 2008 年）有 74家智庫， 其中隸屬于政府和大學的智庫各 14 家，獨立智庫 7 家，半獨立智庫 5 家。
④在這次演講中，麥甘將智庫定義為“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參與機構，就國內和國際問題提供政策導向的、能使政策制定者及公眾對公共政策問題作出知情決定的研究、分析與建議。 ”這一定義，來自麥甘 2007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梢钥闯?，麥甘并沒有將“獨立性”作為智庫的核心規定性，因此仍是寬泛的智庫定義。
然而， 在 2012 年 3 月的一篇工作論文中，麥甘在中國智庫方面改變了上述立場， 特別多次強調智庫的獨立性，比如他再次重申，因為政府嚴格控制著數量、作用與影響，許多政府高官直接介入一些大型政府下屬智庫的運作， 因此獨立的智庫實際上不存在。①他還認為，政府的審查、注冊門檻高嚴，以及難以接近決策者等因素，使得智庫在提供獨立專業知識、提供跨部門參與和審查政府行動方面的能力受到削弱，而這恰恰是建設良好經濟發展政策的必要能力。②麥甘認為，在中國，獨立的智庫極少，這些數量不多的獨立智庫不但規模不大， 而且預算也很緊張。③但是，盡管如此，在這次演講中，麥甘并沒有嚴格遵守上述他強調的“獨立性”標準。 第一，他指出中國有 425 家智庫， 這一數據與《2011年全球智庫報告》的統計相符，而在下文中會看到，《全球智庫報告》 采用的就是寬泛的智庫定義。 第二，在此文中，麥甘列出了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CICIR）、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SIIS）、天則經濟研究所和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 6 家中國重要智庫。④第三，麥甘甚至認為中央黨校也是智庫。
⑤從上述名單中不難看出，占據大多數的仍是“官方”智庫。 也就是說，他仍采納了寬泛的智庫定義。值得注意的是，從麥甘的一些論述中，發現他對中國智庫缺乏了解。 第一，他認為中國智庫數量不多，主要原因是政府有意識地控制智庫的數量、作用與影響，而且由于受制于政府的控制與監管，大多數中國智庫并不能暢所欲言。
⑥第二， 他認為中國智庫主要的研究課題包括對外政策、全球安全與經濟戰略、防務科學、軍事及武器控制等，而對民主、人權和公民自由很少涉及。
⑦第三，麥甘稱“中國社會科學院隸屬于中國科學院……很多研究所（中心）的研究重點是國際經濟、發展與政治”⑧。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1977 年 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基礎上成立的，迄今已經 30 多年。 自成立以來，其研究規模不斷擴大， 是中國最為知名的綜合性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 在文史哲、政治、經濟等諸多領域影響很大， 其研究重點并不限于麥甘所說的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 麥甘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智庫有著長期的觀察和研究，是國際知名的智庫專家， 但他的上述描述令人懷疑他至少對中國智庫是否有基本的了解， 由他主持的《全球智庫報告》在中國智庫方面是否有說服力。
（二）《全球智庫報告》對智庫的定義
與麥甘一樣，《全球智庫報告》 采用的也是寬泛的智庫定義，其基本精神也來自麥甘。2007 年度（p.4）和 2008 年度（p.7）《全球年度報告》的智庫定義相同，均來自麥甘的一部著作：智庫“是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參與機構，就國內和國際問題提供政策導向的、 能使政策制定者及公眾對公共政策問題作出知情決定的研究、分析與建議。 作為常設機構（而不是臨時委員會），智庫可以是附屬機構，也可以是獨立機構。 智庫通常擔當著學術界與決策界的橋梁，作為一種獨立聲音將應用性和基礎性研究翻譯成能為決策者和公眾理解、 信賴和獲取的語言和形式，服務公眾利益”。 麥甘并不強調智庫的組織屬性（獨立、自主），是寬泛的智庫定義。 這也是《全球智庫報告》對智庫定義的基本標準。
2009 年 度 （p.10） 和 2010 年 度 （p.13） 的 報告指出智庫 “可以被看作民主社會中確保多元的、開放的和負責任的政策分析、研究、決策和評估過程中的主要政策行為者之一。 另一方面，智庫被認為是一種具有自己政治議題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委婉說法”。 這其中沒有專門提出智庫定義問題。 2011 年度（p.17）和 2012 年度（pp.113~114）報告除了沿用之前的智庫定義以及重申智庫是常設機構之外， 還提到智庫的組織屬性及產品，即智庫“可以附屬于政黨、政府、利益集團或私有企業， 或者是某種獨立的非政府組織”。 2013 年度《全球智庫報告》沒有出現智庫定義。
從《全球智庫報告》列出的智庫名單中，可大致認為其采取了寬泛的智庫定義。 在這些智庫中，既有布魯金斯學會這樣典型的“非政府、非營利、無黨派”組織，也有諸如韓國開發研究院（KDI）這樣的政府資助機構、進步政策研究所（PPI，美國）這樣的政黨型機構 ，甚至大赦國際這樣的國際行動組織等都被列入智庫。 中國方面收錄的智庫，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防大學、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等，也反映出類似的情況。 最重要的是，如從 2010年開始，《全球智庫報告》就設立了“最佳大學所屬智庫排名”、“最佳政府所屬智庫排名”和“最佳政黨所屬智庫”。
①這種安排， 進一步說明了《全球智庫報告》對智庫的寬泛認定。 實際上，自其發布以來，就有不少學者提出質疑和批評，原因之一就是《全球智庫報告》對智庫的定義太過寬泛， 認為這種界限上的模糊顛覆了人們對智庫的認識。 這從側面進一步說明，《全球智庫報告》對智庫認識較為寬泛。
綜合上述分析，《全球智庫報告》 自始至終體現了麥甘在智庫定義上的寬泛立場， 即強調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相關性， 并不以獨立為標準和依據。 那么，依照這種劃分標準，《全球智庫報告》是否相對準確地反映了中國智庫的規模？
三、《全球智庫報告》 對中國智庫實際規模的反映偏差
智庫引起中國學界的關注是近 10 多年的事情，其間很多學術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除介紹海外智庫之外，還在中國智庫與海外（主要是歐美等發達國家）智庫的比較，中國智庫的特殊品格、 運行機制等多方面進行了比較有意義的探索。 與此同時，另有不少海外學者也參與了中國智庫的研究。 不過，海內外學術界基本上不是很關注中國智庫的數量，即便有類似的統計，大多數也是使用麥甘的數據。
在中國，有不少學者認為，智庫與軟科學機構關系密切。 朱旭峰是中國智庫研究領域的專家，著有數部相關專著和學術論文。 根據朱旭峰的看法，在中國，軟科學是指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決策建議和咨詢的研究工作， 盡管他沒有明確指出軟科學研究機構就是智庫，但他曾在 2004年 11 月主持過一項智庫調查，向在科技部注冊備案的軟科學研究機構中選取了 1124 家發送問卷， 暗示其時中國的智庫數量已 經超過1000 家。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部辦公廳、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 《2009~2010 年度全國軟科學研究機構統計調查報告》， 截至2010 年底，全國共有軟科學研究機構 2408 家，其中東部地區有1198 家，中、西部地區各為 670家和 540 家。
如前文所說， 學術界在智庫定義問題上分歧較大，至今并無一個統一的認識。 另外，由于中國的政策研究機構與海外同類機構存在較大的差異，在智庫的認定問題上也缺少共識，而官方層面并沒有一個具體的數據。②凡此種種，使我們難以了解中國智庫的數量。
不過， 有幾位學者試圖以中國政策研究機構群體為出發點來探索中國智庫的大致規模。由于這些學者熟悉中國和中國智庫， 他們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中國智庫的基本面。 從他們對這些機構的認識分析中看出，他們采用的是“寬泛”的智庫定義，這使我們可以與《全球智庫報告》的相關數據作出比較。
王紹光和樊鵬認為，20 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隨著中國政府的注意力從經濟政策向社會政策轉移，政府決策方式出現明顯變化。 在制定重大社會政策時，除繼續依靠體制內官方智庫外，中央政府還在更大范圍內征詢外部各類政策研究群體的意見和建議。 王紹光和樊鵬把新形勢下擴大了的政策咨詢網絡分為四種（見表 6）?！颈?】
上述四種智庫中，以第二、三類數量最多。
社會科學院系統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全國31個省級單位、15 個副省級城市以及其他部分城市（如山東東營、濰坊等）的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總數接近 10000 人。 此外，中國開設研究生課程的 479 所高等學校幾乎全部建有政策研究機構，有些（如北京大學）甚至建有幾十個政策研究機構。 黨政部門下屬的政策研究機構，如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下屬的黨校和行政學院、中央各部委及地方各級黨委、 政府內部設立的政策研究室及參事室， 以及中央各部委和各級地方黨政部門下屬的專門研究機構， 也不在少數。
因此，王紹光和樊鵬援引朱旭峰的研究，認為截至 2009 年，中國約有 2500 家智庫，政策研究人員 35000 名左右，遠遠超過《全球智庫報告》和麥甘的估測。
徐曉虎、陳圻得出了類似的結論，指出中國現有智庫大約 2400 家，也認為（2010 年度《全球智庫報告》的統計結果）與中國智庫的實際發展情況并不完全相符（見表 7）。朱旭峰以組織形式為依據， 把中國政策研究咨詢機構分為政府內（官方）和政府外兩種類型，后者由事業單位、企業法人及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三種機構形式構成， 其中事業單位中存在事業單位型和大學下屬型兩種智庫，它們與其他兩種機構組成了四種類型的中國智庫。 朱旭峰對中國智庫的分類（見表 8，下頁）與前述其他學者在性質上差不多?！颈?-8】
朱旭峰認為， 因為在政府體制內部運行的這些行政型或官方智庫直接參與政府報告的起草和有關政策的制定過程， 是政府內決策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所以不屬于智庫。 盡管如此，根究前面的分析，基于《全球智庫報告》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列為智庫， 仍認為這些機構屬于麥甘和《全球智庫報告》認可的范圍之內。
從上述諸學者的分析和調查中可以看出，被列為智庫的都是與政策研究相關的機構，而且大多數是有明顯的官方和半官方背景。 也就是說， 他們對中國智庫的認識是從其功能與組織形式出發，而并不看重其獨立與否。 這是一種寬泛的智庫定義，與麥甘和《全球智庫報告》的立場一致。也應看到， 雙方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 在2007 年 度和 2008 年 度的 《全球智庫報告 》中 ，中國智庫只有 70 余家，盡管此后這一數字突然上升至 400 多家，但仍與中國學者估計的 2000多家有相當大的差距。 因此，這里認為《全球智庫報告》嚴重低估了中國智庫的實際規模，至少在中國智庫方面不具有權威性。
四、余論：中國智庫的未來建設
通過分析不難發現， 麥甘及 《全球智庫報告》采用了寬泛的智庫定義。 從麥甘的智庫研究中發現， 他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智庫較為熟悉，但對中國智庫不很了解。 同時，基于中國學者撰寫的與中國智庫相關的文獻， 發現雙方在對智庫標準的認定方面較為一致。 中國學者的這些研究， 還以分類的形式展現出中國智庫的多種面貌，如層級（如中央、部委、省市），如職能（如社科院、政策研究室、參事室等），如自主性（官方或民間），等等，能估測出中國智庫的大致規模。 保守一點說，中國目前約有 2000 多家智庫。 通過上述分析，認為《全球智庫報告》低估了中國智庫的實際規模， 因而在中國不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
實際上，自《全球智庫報告》發布以來，國內外就有一些學者提出了諸多質疑，比如說，盡管傅瑩稱她曾經向麥甘請教過智庫問題， 但她同時也指出，因為受到語言和渠道的限制，《全球智庫報告》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國的情況。甚至有學者明確指出，“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除了主管麥甘之外，其他 10 名成員都是實習員且都不是專職，以此微薄力量要對全球 6000 多家智庫作出動態統計和影響力評價，是不太現實的。 上述諸位學者的努力， 有助于進一步破除《全球智庫報告》在中國的神話。 當然，指出該報告在中國智庫方面的缺陷， 并不意味著否定其在其他方面的貢獻，比如說，《全球智庫報告》在評價智庫影響力方面就很有建設和借鑒意義。其實，從根本上講，中國智庫的最大問題并不在其數量，而在其質量。 《全球智庫報告》低估了中國智庫群體的實際規模。 這里的研究并不只為了數量之爭， 而在于進一步探索提高智庫研究的水平，從而提高智庫產品的質量，使其能在服務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有些學者（西方學者尤其如此）特別強調智庫的獨立性，認為只有在機構運作、資金籌集、議題設計等方面不受政黨或政府的控制， 智庫才能生產出客觀、獨立的產品。 在思想市場較為發達、競爭環境不斷加劇的情況下，自主運營、獨立籌資的智庫的政策產品有更 “科學”、“中立”和“客觀”的外表，更有說服力。 但實際上，智庫的獨立性與智庫產品的客觀性之間并無必然的、內在的聯系，反之亦然。 與其說是智庫的獨立性能加強其研究的客觀趨向， 倒不如說智庫必須提供客觀、 可行的政策產品以保證其在決策界的長久聲譽。
中國智庫的最主要問題不在缺少獨立性，而是缺少綜合性和協作性。所謂綜合性，是指運用跨學科的方法，對某一問題進行多視角、多角度的考察，在此基礎上形成政策建議。 有學者認為，同樣研究房地產問題的論文，社會學、經濟學、城市研究和農業問題等領域的專家的結論各不相同， 不但讓讀者無所適從，而且決策層也難以抉擇。 在這方面，國外智庫有些經驗值得借鑒。 蘭德公司是美國重要智庫， 在科學研究領域曾開發出許多重要的理論和方法，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系統分析”方法，即把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專家召集到一起，利用各自的專業知識，估測系統內部的變量及其賦值，共同分析，從而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解決方案。 這種新型研究方法因為其理性、科學性很快受到美國政府和軍方的重視， 且在國外被很多智庫普遍運用。 但在中國，專業分工有日漸加深的趨勢， 各學科之間的聯合協作的實踐并不多見。 這種單兵作戰的研究方法，是中國智庫產品質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不僅如此，智庫之間還缺乏橫向合作，這也是中國智庫應該盡快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目前，無論是社會科學院系統，還是各個層級的政策研究室、參事室，大多數都通過各自的渠道和方式上報各自的政策產品， 但是相互之間無論在信息方面還是在研究力量方面都缺少溝通和交流。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各機構能夠順利地將自己的政策建議上報到決策層， 但其弊端也很明顯， 畫地為牢的做法不但會造成研究力量的資源浪費，而且實踐已經證明，缺少基于綜合性、系統性研究的知識產品易于造成誤導，導致政策失誤。
解決上述問題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一種競爭性思想市場。 智庫是學術界和決策界的橋梁，本質上不生產思想（相對于學術界而言），其根本目的是把思想轉化成可被決策者和公眾理解的語言，使之成為政府決策的科學依據。 在現代化背景下，政府體系的規模不斷擴大，參與決策的行為者不斷增加， 政策制定體系變得日漸復雜，作為這一體系中的重要一員，智庫不僅需要提出政策產品， 而且還負有教育決策者和公眾的職責，在實踐中檢驗自己的政策建議和報告。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富有競爭性的思想市場，不僅會促使智庫人員從多角度、 多視角審視和分析其政策課題，集思廣益，而且還會倒逼各機構采取行動提高自己的影響力，如加強橫向聯系、推動信息共享和人員流動等， 從而使這一思想市場更富競爭性、更有活力。 另一方面，市場化的智庫產品還有助于加強智庫科研人員的責任感，從而更好地服務政府決策。
學術界早已指出， 智庫既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展和發揮“硬實力”的智力支撐。最近 10 多年來，中央決策層越來越重視智庫的作用， 提出要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 健全決策咨詢機制，為中央科學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智力支持。與此同時， 京滬等地多次召開規模不一的智庫研討會或學術論壇， 探索中國智庫的方向與挑戰。 隨著社會各界尤其中央層對智庫群體的重視， 智庫科研人員的決策意識和集體認同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中國智庫正面臨最好發展機遇， 在服務中央政府和中國社會發展方面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James G. McGann.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0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Index Report.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Pennsylvania, Revised in January 31, 2010: p.5.
[2]《智庫必須思考如何以新形式傳播成果》，《文匯報》2014 年 2 月 17 日
[3]James G. McGann.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11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Index Repor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AUSA, Dec., 1, 2011.
[4]（美）安德魯·里奇：《智庫、公共政策和專家治策的政治學》，潘羽輝等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 6~1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