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總量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處于深度調整期,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如果不能及時形成新的內生增長動力,就難于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也難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而收入分配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經濟轉型的重要突破口.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我國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GDP 年均增長率保持在 9%以上,尤其是自 2002 年以來的十年,GDP 年均增長率達 10.7%, 而同期全球 GDP 年均增長率僅為 3.9%左右. 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投資和出口的拉動,表現為投資率和外貿依存度的持續上升,而消費率尤其是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由 2000 年的 46.4%下降到 2010 年 34.9%. 居民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還在于收入增長不快. 根據中國社科院《2013 社會藍皮書:2013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數據顯示,勞動者報酬占 GDP 的比重由 2004 年的 50.7%下降到 2011年的 44.9%. 收入增長不夠快, 制約居民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從而導致經濟結構不平衡性,其具體表現就是產能嚴重過剩而消費不足,這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挑戰.
從社會發展角度看,從 2003 年至 2012 年十年間,基尼系 數 始 終 保 持 在 0.4 的 警 戒 線 以 上 ,2008 年 達 到 最 高 峰0.491, 近幾年有所下降,2013 年基尼系數仍處于 0.473 的高位. 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城鄉差距. 2002 年以來,城鄉收入之比一直維持在 3 倍以上,2013年為 3.03:1, 為十年最低, 但城鄉收入絕對差距仍在不斷擴大,2013 年已達 18000 元. 二是行業差距. 2012 年,金融業的平均年薪是農、林、牧、漁業的 4 倍左右. 如果將行業大類進行細分,行業間收入差距最高能達到十幾倍. 三是地區差距.
從 2008 年以來,我國四大區域板塊中,西部、中部和東北經濟增速已全面超越東部, 但人均 GDP 絕對差距仍在擴大.
2012 年,天津人均 GDP 逼近 1.5 萬美元,而貴州只有 3100 美元. 收入差距過大不利于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不利于凝聚社會共識,不利于社會階層的流動,容易加劇社會矛盾,為社會穩定和諧帶來了巨大挑戰.
二、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幾點認識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 到 2020 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深化幾點認識,從而加強分配制度改革頂層設計.
一是要樹立以公平為導向的收入分配原則. 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 我國的分配原則游走于效率與公平之間.黨的十四大提出"兼顧效率與公平",十五大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到了黨的十七大則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從分配原則的演變來看,公平正義已成為我黨重要的執政理念之一. 公平是正義的基礎,公平主要體現為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它保證了人們的能力和付出與獲得回報相匹配.在初次分配中,機會和規則的公平可以促進民營經濟進入壟斷領域, 激發市場活力; 在再分配中, 權利和規則的公平可以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激發社會活力.因此,公平與效率是統一的,在公平基礎上可以獲得更高的效率.
二是要突出以中等收入者為重點的收入分配格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橄欖型分配格局將有助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是有利于擴大消費.以中等收入者為主體的大眾消費社會,可以有效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緩解產能過剩,從而形成以消費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二是有利于產業轉型.中等收入群體已經從生存型階段邁入了發展型階段,通過大力發展文化、休閑、旅游、健康、教育和養老等服務業,滿足中等收入群體發展型需求,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三是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將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可以減少社會結構摩擦、緩解社會矛盾,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社會最廣泛的共識,形成推動改革強大的動力.
三是要加強以頂層設計為基礎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項帶有根本性、 基礎性的制度安排. 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個系統性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牽涉到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改革的阻力和難度都非常大. 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 "只有加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 集中力量在收入分配的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全面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增強改革措施的關聯耦合性,形成改革合力,才能推進改革向前邁進.
如果只局限于某個方面的單兵突進,就會受到其他方面的羈絆,導致改革缺乏力度和深度,改革效果就會打折扣.
三、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三個讓",即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也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完善以市場為主導的初次分配機制
初次分配按照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大小進行分配,生產要素在價格的指引下流動和配置,市場在初次分配中起主要作用.
1. 健全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
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缺乏話語權是其勞動報酬占 GDP比重不斷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積極穩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和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 很多地方已經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如武漢餐飲行業從 2011 年開始每年都開展行業性的工資集體協商,以確定年度工資的增長幅度和最低崗位工資標準,從而形成了職工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確保勞動報酬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 目前,推進工資集體協商最大困難就是相關法律約束不夠,缺乏對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相應制約手段. 因此,要完善《勞動法》等法律法規,以強化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法律保障.
2. 加強壟斷行業工資調控
2013 年初,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人社部聯合出臺了《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 《意見》提出,對部分過高收入行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嚴格實行企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政策, 逐步縮小行業工資收入差距.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從源頭治理壟斷出發,提出了更具針對性的改革措施:一是強化市場競爭. 在基本經濟制度上,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完善現代市場體系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 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在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上,確立企業投資的主體地位;在放寬市場準入上,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筑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進一步放開一般制造業. 通過充分市場競爭,化解壟斷,不斷縮小行業間收入分配差距. 二是強化國有企業社會責任. 通過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由目前最低 5%提升到 2020年的 30%. 更加重視國有企業所擔負的社會責任,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3. 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
城鄉居民收入主要由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四部分構成,其中工資性收入是城鄉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 而財產性收入占城鄉居民收入比重最低.
2012 年, 全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工資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達64.2%,但財產性收入只占 2.6%. 財產性收入是衡量一個國家富裕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因此,要多渠道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一是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 近年來理財產品和信托業務快速發展,其收益率明顯高于同期銀行存款利率,說明了利率已不能準確反映資金供求關系,從而導致了資源的錯配,造成中小企業融資難、實體經濟發展難.
因此,要放開存款利率管制,以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二是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價;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向農村集聚,以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
\\(二\\)健全以政府為主導的再分配調節機制
再分配主要發揮政府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上的調節作用.政府發揮作用的關鍵是要優化財政支出,進一步加大民生領域的投入,這既是還富于民的重要途徑,更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 我國在教育、醫療、社保、就業、住房五大民生領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僅為發達國家的一半左右,說明我國再分配調節機制有待健全、調節力度有待提高.
在教育方面,要優化支出結構. 2012 年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為 22236 億元,占 GDP 比重首次超過 4%,教育支出已成為我國財政的第一大支出. 但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 因此,要加大對農村和貧困地區的教育投入,推進義務教育向學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兩端延伸,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支持力度,努力實現教育均衡發展.在醫療方面,要加強公立醫院改革.從 2009年新一輪醫改以來,我國已初步建立了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在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縣級公立醫院逐步實行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 但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在城市大醫院依然存在,要加快三級醫院"醫藥分離"改革,不斷增加政府投入,促使大醫院回歸公益性. 此外,要讓更多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加快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多措并舉緩解看病貴和看病難. 在社會保障方面,國務院在 2009 年實施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改革試點,在 2011 年開展了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改革試點,2013 年這兩項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基本實現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全覆蓋. 針對目前養老保險制度"四軌 "并存的格局 ,2014 年國家相繼出臺了 《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和《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 并加快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全面并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就業方面, 雖然從 2012 年開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持續下降,"人口紅利"的效應逐步減弱,但就業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將長期存在.因此,首先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2011 年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已超過第一產業,成為吸納就業能力最強的領域,尤其是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和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生產和生活服務業將成為擴大就業的重要渠道. 其次要以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為契機,降低個人創業的門檻,不斷提高小微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第三要加強就業服務指導.通過建立公益性質的社會組織,為就業弱勢群體提供技能培訓和實習的機會,幫助他們盡快找到工作,而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給予這些社會組織以經費的支持. 在住房方面,要以新型城鎮化為依托,著重解決好現有"三個一億人"問題,促進約一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 改造約一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一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不斷優化投資結構,大力發展社會事業和民生工程,以投資促消費,使城鎮化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途徑.
\\(三\\)建立健全保障機制
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礎和保障機制就是要建立覆蓋全國、統一規范的基礎性數據庫,只有掌握了基礎數據、摸清了基本情況,才能進行分析和判斷,從而制定出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 例如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就是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參考和依據,因此需要整合公安、國土、民政、社保、住房、銀行、稅務、工商等相關部門信息資源,破除部門間、地區間信息壁壘,使信息能夠互聯互通、資源共享,使改革更加具有針對性、精準性以及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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