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口流動現象變得十分普遍，流動人口促進了一個城市的發展與繁榮，為國家和社會的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他們本身卻面臨著社會融入的困境，這種現象凸顯出當前我國體制與文化還存在著一些欠缺之處。 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一方面是因為宏觀原因，如城鄉二元體制，戶籍制度，流入地的社會排斥等，另一方面也有個人原因，如個人能力、收入、性格等。 關于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困境的社會、文化和政策的原因和對策分析，已經有很多人做過相關研究。 在此，筆者從微觀角度入手， 把每個流動人口視為有融入意愿的能動個體，并且其無法改變宏觀環境的限制和制約，在此基礎上，從身體、時間與空間三個方面著手分析流動人口面臨的融入困境，并對流動人口如何運用自己擁有的有限資本去融入當地社會做出分析。

一、 身體

城市流動人口多為外來務工人員或稱農民工，教育水平較低，文化資本薄弱，從農村流入城市，社會資本也很少， 他們擁有的僅有自己的一個身體，所以男人大多從事建筑、制造等體力勞動，女人則多進入制造業和服務業。 他們要靠著自己的身體來養活自己，同樣，他們為了要融入所在的城市，也必須依靠自己的身體。 身體資本我們可以從身體控制和語言學習兩個方面來分析。

1、 身體控制與裝扮社會融入首先是形式上的融入， 形式上的融入指的是從農村的身體變為城市的身體， 農村的身體面向的是勞動，所以，表現形式為健壯、黝黑、樸實，城市的身體則傾向審美，所以要求要苗條、白皙、洋氣。 流動人口要做到從身體上接近城市居民，必須從體型、皮膚、服裝、發型、姿態等方面入手，擺脫農村的烙印，去努力適應城市的審美。 朱虹對餐廳里的打工妹的 研究發現，“女性務工人員為了控制體型，顯得苗條與白皙，她們都吃得很少，沒有人會添第二碗飯。 蔬菜每餐都會吃完， 剩下的多半是肉類?！保ㄖ旌?，2008）。她們和城市女孩一樣，用名牌的化妝品，保濕的、美白的，除皺的等等應有盡有。 打工妹進行種種的身體控制和修飾目的是讓自己看起來和城市女孩毫無差異，最起碼，一眼看上去并無二致。

皮膚、身材等都是無法短期內改變的，但是服裝可以在最短時間讓自己的形象改變，朱虹說：“穿戴品的社會意義是極具象征性的，著裝是人們識別和展現社會身份的重要符號。 服裝作為物化的人與社會關系的重要坐標，包含了文化范疇及其社會等級的復雜圖式?！保ㄖ旌?，2008）。為了讓自己形式上融入城市，打工妹和城市女孩一樣，穿高跟鞋、絲襪，佩戴首飾，發型按照最流行的樣式做。 而年輕的男性務工人員則有一雙備用的皮鞋逛街時穿。

2、 普通話與方言流動人口要與城市居民互動，身體控制與修飾只能是靜態的印象，而互動必須通過語言，身體的控制和修飾只是做到了靜態的融入，而要做到動態形式上的融入，必須要在語言上融入當地社會。 流動人口要想融入一個城市， 必須要經歷三個階段，首先要融入所在的小群體，這個亞文化群體基本上由同鄉組成，大家來自同一個地方，說著一樣的方言。 所以為了融入這個小圈子，流動人員必須要和工友說一樣的方言。 其次，在已經融入亞文化群體的基礎上，向外擴展，和其他亞文化群交流體，并且向主流群體靠攏，這時候就必須要說普通話，但是普通話只能起到順利溝通與互動的功能，而要真正的和當地人毫無痕跡的互動，則還需要會說所在地區的方言，這一點在有些區域特別顯著，比如廣州、深圳等粵語區，是否會說粵語是判斷一個人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的重要條件。 朱虹指出：“在廣州，粵語在所有的語種中最強勢，是餐館打工妹必須在短時間內學會的語言。 ”之所以要學會粵語，她認為有以下三點原因首先：“粵語作為工作語言首先在工作的情景中廣泛使用。 其次，在上街購物等需要與當地人互動的過程中采用。 第三，在需要發揮粵語作為強勢語種地位的情景中采用。 炫耀自己會粵語常常是打工妹之間增加自己勢力的策略之一。 ”（朱虹，2008）。 所以說方言作為社會融入的一個關鍵因素非常重要。

二、 時間

時間作為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一種稀缺的資源，時間是有限的，用在工作方面的時間越多，則用于生活和休閑的時間就會變少。 如果按照學界常用的四分法來分，生活時間包括工作時間、必需時間、家務時間和閑暇時間等四段時間，那么每個階層甚至每個群體對四種時間的分配都不一樣，時間分配深深地打上了社會分層的烙印。 早在 1899 年，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就對美國上層的有閑階級的休閑時間做過精彩的論述。 而對于流動人口而言， 他們時間的分配顯然是迥異于那些上層階級的。

馬純紅對湖南長沙的美容院的工人做的調查顯示，他們工作時間、必需時間、閑暇時間和家務時間在一天中所占比例分別為 41%、33.3%、20.4%、4%, 工作時間在四者中占最大的比例， 超過了 10個小時， 休閑時間僅有 4-5 個小時。 （馬純紅，2012）。 而郭星華、胡文嵩對北京農民工的調查中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二者的差距則更大，“城市農民工特別是建筑農民工的閑暇時間很短，每天平均只有 3 小時。 而同時期北京市民的休閑時間近 6 小時，是農民工的兩倍。 （郭星華、胡文嵩，2006）。

流動人口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工作僅能帶給其工資收入，而很少帶來職務上的上升。 因其工作場所基本都是流動人口，所以工作基本不會讓他們融入城市生活。 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只能從休閑時間入手，受制于生存壓力，流動人口的休閑時間要遠遠小于城市人，而正是這少量的休閑時間，他們在運用中也出現了單調和庸俗的傾向。 ”三成的農民工在閑暇時間無事可做，超過四成（41.4%）的人會選擇呆在宿舍里打牌、下棋或者看書，只有 3.5%的人會選擇去公園等景點游玩。 “（郭星華、 胡文嵩，2006）。 新生代的農民工的情況也是如此，”問卷顯示，工作之余打牌、砸金花或扳陀子的，經?；蚺紶柾娴谋壤透哌_ 65.7%. “可以看出有限的休閑時間， 流動人口基本都在從事著一些室內娛樂游戲，而且是和同樣的外來人口一起，他們沒有和城市人進行接觸， 沒有嘗試著與當地人進行互動與交流，而是選擇固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郭星華把這稱為”自愿性隔離“（郭星華、楊杰麗，2005）。 自愿性隔離的原因雖然說是城市居民對城市民工的整體性偏見與歧視將民工排斥在城市生活世界，之外但是無疑流動人口自己也認同了這種刻板印象，所以為了免受城市人的偏見與歧視，他們自己就直接不與城市居民進行交往。 而流動人口的社會網絡、同鄉團體，工友等則為民工選擇自愿性隔離提供了一個避風的港口，讓他們有理由不去與城市居民進行交往與互動。

要打破這種刻板印象和自我污名化，必然要重新分配休閑時間，這是一種撕裂和重建的過程。 城市生活和建立在血緣、地緣關系之上的鄉村生活不一樣，作為陌生人社會，城市居民的交往更大地要依賴于業緣和趣緣，由于流動人口的工作基本上很少會促進與城市居民的交往，所以趣緣在此就變得尤為重要。 分配在休閑時間上，那就是增加一些室外休閑，進行一些與人互動和交流的活動，發展出自己的興趣，以此來展開自己的交往。 如進行一些籃球、足球等一些體育運動，在運動中休閑、進行社會交往，并增加自己的社會資本，進而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還可以參加一些興趣小組和社會團體，發展自己的某項愛好和特長，比如近年來已經涌現出”深圳農民工街舞團“、”上海民工藝術團“ 等團體，他們在嘗試豐富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他們合理利用休閑時間來豐富自己的業余生活，但是筆者更贊同一種以個人方式融入城市的方式，而不是這種以農民工或者民工的團體來開展活動，我們推崇的是，在進行休閑活動時忘掉自己身份和職業， 放掉自己肩負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單純地享受在與人互動游戲中的那種愉悅與忘我。

三、 空間

空間是人的存在的另一種方式， 空間影響經濟（藤田昌久，2005）、交往（楊·蓋爾，1991），同樣空間也深深地影響著社會融入，尤其是居住空間，昔日孟母三遷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孟子創造一個好的居住空間，讓其順利實現社會化。

流動人口多居住在城鄉結合處或城中村，這里屬于城市的邊緣空間，魚龍混雜，有著各式各樣的亞文化群體；居住條件差，人均居住面積少，水電氣等配套設施不完善；多以租賃為主，有著明顯的”臨時性特征（雷敏、張子珩、楊莉，2007）。 流動人口的這種居住形式形成了“居住隔離”,居住隔離在國外的表現形式多為貧民窟，而國內在表現為各種流動人口居住的城市邊緣。 人們活動的領域基本上是圍繞著住宅而展開，居住的隔離造成了城市居民和流動人口互動的減少，而互動的缺乏則造成了雙方的陌生感，加劇了彼此的刻板印象和偏見。 居住隔離使得流動人口的居住區成為了 “城市海洋中的孤島”,使流動人口很難融入城市。

居住空間的公平是社會公平和公正的一種重要組成部分（李強，2012），實際上我們的空間隔離很大程度是城市居民和流動人口的“自愿性隔離”,在居住空間上其實無論是城市人還是流動人口都是自由的，是我們自己把社會對我們的刻板印象予以接受，然后以此來選擇我們的居住空間。 流動人口選擇在城市邊緣空間一開始就已經預設了一種不正確的自我對位和認知：我是農民工，我應該住在這種地方，城市里的小區不是我應該住的。 產生這種想法的原因一個是經濟原因，即房屋租金價格的不同，另一個則為心理原因，邊緣空間能讓其有歸屬感， 因為那里有他的渴望群體與社會網絡，這一點，多少體現了流動人口的惰性，因為他們沒有為打破居住隔離自我努力。

和改變習慣的休閑時間分配一樣，努力打破空間隔離是一種痛苦的撕裂，因為要離開他已經習慣的亞文化群體， 要和之前的社會支持網絡分離，他要從熟悉走向一種陌生。 同樣，打破空間隔離也是一種未知的嘗試，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讓自己融入城市的欲望滿足，他不知道城市居民如何對待他，他渴望融入，但是他也害怕失敗。

但是流動人口仍然要去嘗試，社會融入困境有著各種經濟、戶籍、歧視等客觀因素，但是這些都是作為一個能動的個體無法改變的，我們無法改變社會的宏觀環境，我們只能改變自己，而不是自我設限，不去嘗試。 流動人口應試著表現得和城市居民一樣，換一種居住環境，雖然可能會付出比之前高很多的房租。 應在休閑時間去公園、博物館、廣場，活動中心等公共空間，去參加一些社交活動，認識新朋友，不卑不亢，以平等的姿態和人交往互動，慢慢建立新的社會網絡，最后他們可以成功地融入那個生活的空間，而那個空間就是城市主流文化的空間。

參考文獻：

[1]郭星華、胡文嵩。閑暇生活與農民工的市民化[J].人口研究，2006（05）。
[2]郭星華 、楊杰麗 城市民工群體的自愿性隔離[J].江 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01）。
[3]雷敏 、張子珩 、楊莉。流動人口 的居住狀態與社會融合[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04）。
[4]李強。社會分層與社會空間領域的公平、公正[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01）。
[5]馬 純紅。困 惑與掙扎 :80 后 新生代農民工閑暇生活透視[J].中國青年研究，2012（11）。
[6]馬良、黃益飛。居住模式對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影響研究[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14（06）。
[7]王寧、嚴霞。兩棲消費與兩棲認同 ---對 廣州市 J 工 業區服務業打工妹身體消費的質性研究[J].江蘇社會科學，2011（04）。
[8]吳飛?！翱臻g實踐 ”與詩意的抵抗 ---解讀米歇爾·德塞圖的日常生活實踐理論[J].社會學研究，2009（02）。
[9]藤田昌久?？臻g經濟學 :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 濰坊市市委書記杜昌文對省政府 16號文件做出批示 005.
[10]楊·蓋爾。交往與空間[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1.
[11] 張子珩。 中國流動人口居住問題研究[J]. 人口學刊 ,2005（02）。
[12]朱虹。打工妹的城市社會化---一項關于農民工城市適應的經驗研究[J].南京大學學報，2004（06）。
[13]朱 虹 ;打工妹的話語策略與城市適應 [J].南 京大學學報，2008（04）。
[14] 朱 虹 . 身 體資本與打工妹的城市適應 [J]. 社 會 ,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