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責任及社會責任的內在意義
一般來說，我們所理解的責任分解為職責與義務，即分內應該做的事，如崗位職責、交辦的任務；承擔的義務。責任與其相應的能力是匹配的，責任主體有能力承擔或完成某項工作，才能履行責任。對于企業來說，廣義的責任指企業的“社會責任”,對內指企業內在的責任，比如實現投入與產出的效益責任、滿足投資者與員工的利益需求等；對外則指滿足市場需求、保證產品質量安全、與周圍環境和諧相處等。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企業與其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協調關系，在促進企業發展的同時，也使得社會整體能夠持續穩定發展。
近年來，中外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越來越多，不斷提出對社會責任的理解。歸納起來有以下顯著特點：
第一，以利益鏈條為紐帶，兼顧內外協調。利益鏈條是企業社會責任與義務所存在和具體實施的空間范圍，利益鏈的特點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企業對社會責任承擔的程度、規模和形式等。英國學者歐利文·謝爾頓（OliverSheldon）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兼顧與企業生產銷售相關的各種需要。Griffin（1999）指出企業社會責任不僅要維持企業內部需要，也要維護企業自身存在的社會需要。盧代富（2001）強調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首要責任在于股東利益最大化，進而才是對社會的公益責任。屈曉華（2003）則以利益相關為主，將員工、商務伙伴、客戶、社區及國家相串聯，形成一條利益鏈上的社會責任。陳光榮（1996）將利益鏈條上社會責任對象劃分為產品、營銷活動、員工、環境、社會慈善等 8 類責任。周祖城（2005）直接提出要以利益相關者為對象，由企業承擔經濟、法律和道德在內的社會責任。我國上市公司社會指引倡導和諧社會為主題，在公司社會責任上應該是全面的、系統的，既要實現公司經濟利益，也要實現對各利益群體的利益最大化。
第二，以企業經濟責任為基礎，逐漸提升到企業對社會的倫理道德責任。當前，企業更注重于其生存環境的維護，市場是企業發展的基礎和依賴的條件。企業社會責任從企業內部延伸到企業外部，以內部責任的誠信落實來影響企業外部責任的履行。企業對股東、員工具有經濟責任，從而促使股東、員工對其產品產生倫理道德責任，最終落實到對社會的倫理道德責任，謝爾頓最早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時，就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中含有道德因素在內?？_爾（Carroll,1979）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在于兩個層面，最底層的經濟責任和最高層的企業倫理責任、慈善責任。劉俊海（1999）則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最重要的是增進企業以外的其他所有的社會利益，而不僅僅是企業賺錢的目的。
第三，企業社會責任的能力。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和對社會盡義務時，首先要具備其實現責任的能力。研究和探討企業社會責任時，所處的立場和角度是影響其觀點側重點的必然因素。Elkington（1997）認為作為企業，要生存與發展，必須要堅守三個底線，即經濟底線、社會底線和環境底線。就是說要先滿足經濟能力上的獨立和提升，才有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和保護社會環境的能力。哈羅德·孔茨、海因茨·韋里克（1998）提出企業要考慮公司的一舉一動對社會的影響，這些的前提都是企業必須具備這個能力，即企業有行使自身功能的能力，才能夠去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德魯克在《社會責任的限度》一文中，指出企業首要的社會責任在于它在經濟上取得成就，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把企業做好，這是履行其他社會責任的前提條件。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有限度的。王利平、黃江明（1994）指出“企業基本功能和職責是通過生產經營活動向社會提供商品和勞務并獲取盈利?！庇纱瞬拍軌驗楦纳粕鐣h境、保護和增進社會福利承擔職責和義務。
二、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相關內容概述
（一）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的內在體現
近年來，在國家政策支持和推動下，機構投資者發展迅速，成為資本市場中重要的一支力量。目前，以證券投資基金為主，信托、財務公司、社?；?、保險基金、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等多形式機構投資者隊伍逐漸形成。機構投資者的社會責任體現如下：
1.機構投資者是企業社會責任承擔的重要主體。企業所有權與和經營權兩權的分離使得股東與經營者形成了一種委托代理關系。為有效監督和約束公司管理層與股東、債權人經營目標保持一致，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從而形成公司治理體系。企業社會責任旨在通過企業生產和經營活動，在滿足企業內外相關利益者的同時，為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而這種責任的實現與企業的管理層和決策層密切相關。比如企業股東、管理層、董事會等。作為企業內部治理和外部監督重要主體的機構投資者，是代表各種社會委托資金主體的利益，履行監督公司經營活動和股東利益實現的主體之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也是促進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基礎，為企業實現股東、債權人利益提供有利保障。企業管理層違背社會責任，勢必也會影響到企業利益的實現，從而損害到各相關利益群體的利益。（見圖 1）2.機構投資者的“社會責任”側重于與各委托代理資金主體的社會責任，而在社區和環境維護方面的社會責任相對不明顯。機構投資者通過資金組合和投資組合參與到企業經營活動管理和監督中，其根本目的是獲得最大的投資回報。而這種投資回報與企業基本經營目標是一致的。股東利益服從企業利益，必然要求股東在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同時，達到股東受托責任履行的目的。何麗梅等（2012）研究表明，機構投資者投資決策時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更關注企業對消費者、供應商、客戶的責任的缺失，其次才是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責任缺失。
3.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實現與企業社會責任具有趨同性。企業本質在于最大化滿足契約中各利益相關者的根本利益，而企業社會責任是履行企業對所存在的社會義務和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也是為企業發展提供和諧的社會環境，樹立企業形象，贏得社會公眾認可。由此，企業的相關利益主體包括機構投資者也必然需要以實現企業經營目標為前提，只有企業長期穩定發展，才能夠有效地保護機構投資者在長期投資中的穩定回報。由此，機構投資者更有積極性參與企業管理層監督，促使其努力實現社會責任，從而提高企業社會綜合效益，最終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和機構投資者所代表的委托責任最大化。
（二）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履行的內在驅動力
長期以來，機構投資者積極股東主義研究成果相對較多，特別是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優化公司治理結構方面，較多文獻支持機構投資者持股對盈余管理、公司績效、信息披露、資本市場穩定、保護中小股東利益等都有積極的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的履行。究其內在驅動力可從三個方面進行理解。
1.機構投資者內在利益需求
機構投資者是受托于各類資金委托者進行資金運作的法人機構，其存在于受托收益的獲得，具有傾向于這種受托收益的動力。那么，具體表現為對投資企業經營管理的參與程度。這種參與程度又取決于機構投資者參與成本與效益之間的綜合平衡。機構投資者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所付出的成本主要包括機會成本、監督成本和行動成本。相對應的效益則是由于機構投資者的參與監督而使得企業管理層工作努力，企業市場價值提升，公司股價增加，代理成本相應減少，由此機構投資者從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價值上升中得到投資回報。同時，持續性的監督，公司股票市場價值得到持續增長，機構投資者獲得的長遠收益大于其期初投入成本。機構投資者對投資企業的持股金額和數量相對于中小股東較大，必然也會促使機構投資者主動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
2.機構投資者先天具有的“社會責任”承擔的能力
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或者履行程度依賴于企業是否具備承擔責任的能力，然后才是具體履行義務的行為。機構投資者作為受托資金運營的法人機構，從機構投資者產生到發展，其經營模式基本是規?；\作。機構投資者參與企業經營監督與其他股東的不同之處在于機構投資者集中了大量自然人的資本，擁有較大的資金實力和持股比例，完全有能力代表社會個體資金參與管理。同時，機構投資者具有專業性。機構投資者本身專門從事于資金運作，具有相應的專業群體，在信息收集、處理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隨著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上升（我國各類機構持有的上市 A 股流通市值占比從 2002 年的 4.56%上升到 2008 年的54.62%），機構投資者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督能力越來越強，監督動機更為明顯。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因為集中持股而擁有一定的話語權，能夠發揮對上市公司的財務決策的制約作用。相比而言，機構投資者較一般個體投資者更具有投資理性，而且，機構投資者在對企業管理層監督中，對控股股東損害中小股東利益也有一定的股權制衡能力，減少代理成本，保護自身和中小股東的利益。2002 年證監會出臺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也對機構投資者作了明確要求，機構投資者應在公司董事選任、經營者激勵與監督、重大事項決策等方面發揮作用，為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履行責任創造了制度環境。
3.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承擔的差異
當然，不同的機構投資者在“社會責任”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是有差異的，這與機構投資者內部不同機構投資者的結構、規模和性質相關聯。在國外，養老基金、保險資金、共同基金等在公司持股中各約占 1/3,其中養老基金所占比重最大，從而在公司管理中的監督作用發揮最大。而我國主要是證券投資基金規模較大，社?；?、保險基金在證券市場的份額有限，其“社會責任”相對較弱。同時，由于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的資金來源和性質不同，他們對投資管理的觀念和行為有所差異?；跈C構投資者股東特質，他們的“社會責任”觀、“社會責任”承擔程度、“社會責任”承擔方式有較大差異。Coffee（1991）對機構投資者的這種差異提出了三項標準，即“利益沖突”、“持股量標準”、“長期持股標準”,由于這種衡量標準的劃分，所以不同機構投資者對其社會責任的態度有所不同。具體到不同類型，比如證券投資基金和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傾向于長期持股，那么它有對這種社會責任有效監督和履行的積極性，證券公司則不同，更傾向于短期行為。保險基金本身追求長期穩定的收益，與投資企業利益相關，在社會責任的承擔和監督上具有積極性和主動性。正是基于這種差異，在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承擔中，或者說對所投資的企業的社會責任監督中，存在違背社會責任的現象。比如機構投資者的短視行為、羊群行為、處置效應和違法違規行為，嚴重影響到證券市場的穩定秩序。
三、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的制約因素
雖然機構投資者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的內在動力和具備相應的能力，然而它仍然存在“社會責任”承擔的制約。這種制約主要來源于機構投資者本身內在缺陷及其所依賴的發展環境。
（一）機構投資者“雙重代理”問題
機構投資者“雙重代理”問題，指一方面機構投資者與最終投資者之間的信托代理關系，這是委托資金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結果；另一方面，機構投資者在信息處理和投資決策時，又聘用了專業的基金經理來實現管理代理資金的目的。由此，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機構投資者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偏離委托人投資利益目標，甚至與投資的上市公司合謀，損害中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投資環境的不穩定性使得投資利益受到諸多影響，機構投資者的經營性收益和市場政策收益難以明晰化，社會投資人也無從衡量機構投資者受托責任履行的努力程度。由此，機構投資者也會發生道德風險、產生機會主義行為，追求在職消費和牟取其他私利等?！皺C構投機者”往往以利益為導向，存在較嚴重的“短視行為”和“羊群行為”,參與證券炒作和價格操縱，擾亂證券市場。我國機構投資者在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內部治理機制不健全問題，缺乏內部監控，通過侵占投資人利益來實現自我贏利，缺乏長期投資回報動力。同時，在機構投資者內部，基金經理人也會出現不按照受益人的利益行事，采取影響最終投資者利益受損的機會主義行為。
比如操縱市場、內幕交易和自我交易等。
（二）政策環境制約，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履行有限
政策環境制約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最大影響因素。
雖然股權改置政策使得國有股流通市場化有所改善，但“一股獨大”現象仍然存在。在股權結構中，機構投資者與控股股東博弈力量十分懸殊。同時，我國機構投資者在發展規模、類型、資金、行業領域等方面受到多種制約，國家相關法律尚未對機構投資者發展給予法律保護。比如證券投資基金在投資范圍方面非常有限，上市交易的股票、債券以及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證券品種在比例上有很大限制，即不超過兩個 10%.保險機構投資者持有同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也不能超過該上市公司人民幣普通股的 30%.如此一來，政策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發展極為不利，也嚴重制約機構投資者的“履責”能力。同時，基于產權的問題，機構投資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預。在政府干預企業的同時，也直接對機構投資者的監督職能產生了嚴重影響。很多上市公司特別是壟斷行業的公司長期不分紅，大股東利用控股權侵占公司自由現金流量，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較小也是力不從心，監督能力不足。
（三）機構投資者異質性特點客觀存在影響著“履責”的整體性效果
不同的機構投資者投資規模、投資類型、投資關系和投資目標各有差異，他們在履責上也會受到直接的影響。國內外研究明確提出由于機構投資者與企業之間存在各種業務關系，在履行監督責任時必然會為了保護他們的這些利益關系，而對公司管理層的決策提出保留態度。在上市公司實施侵害中小股東利益時可能保持沉默。Moshe Pinto（2006）指出與被投資的公司有業務聯系的機構投資者如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在監督上市公司時則表現乏力，而有政治任務的公共養老金與公司之間利益聯系少，那么其監督效力表現更大。
四、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有效履行的思考
（一）提高認識，強化機構投資者的“社會責任”觀。發展規模越大，持股比例越多，在證券市場中所發揮的作用越大。近年來，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性和保護中小股東利益的能力日益增強。機構投資者通過征集投票權等方式與大股東博弈參與公司治理。比如招商銀行的“可轉換債券風波”、基金聯手抵制“中興通訊”發行 H 股、重慶百貨增發議案被否決等案件，真實反映了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反映了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的履行和取得的成效。因此，重新認識并更多賦予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能力，進一步強化機構投資者的責任意識，特別是完善公司治理中對機構投資者的激勵促進作用，以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增強其責任使命感。同時創造良好的發展空間，促進機構投資者充分發揮其督促公司管理層更加努力，實現股東利潤最大化。
（二）重視和優化機構投資者發展環境，健全機構投資者保護制度提高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能力，必然要求機構投資者自身權益得到保護，機構投資者也需要有履行“社會責任”的權利和義務的法律依據。因此，我國各相關部門應結合機構投資者的發展狀況，進行有系統、有針對性的法規建設，盡快明確賦予機構投資者的權利，規定機構投資者的責任和義務，切實加大法律法規的落實，為機構投資者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和市場環境。加強機構投資者自身能力建設，對其進行規范和監督。同時，強化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責任，降低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成本，激發機構投資者履責積極性。
（三）提升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能力。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履責能力不僅與機構投資者所存在的外圍環境相關，也與機構投資者自身發展密切相關。外圍環境是機構投資者能力培養的環境，為機構投資者增強自身能力提供有力支持。具體包括完備的法律環境、政策扶持環境、穩定的資本市場等。而機構投資者自身能力的提升來自于機構投資者內部優化和創新發展。機構投資者隨著規模和資金實力的增長，在專業化運作基礎上，參與投資和治理管理手段和方式更加完善。比如增加投票權、增強獨立董事獨立性、提高董事會監管能力，以及通過社會公告、收集中小股東建議、私下協商等方式贏得股東支持，增強公司管理層責任感。同時，充分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信息優勢和專業優勢，為上市公司的重大戰略決策提供有力依據，贏得公司認可和股東信任，從而為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的執行開辟渠道。
（四）以股東特質理論為指導，充分發揮不同機構投資者的“社會責任”作用。不同的機構投資者在“社會責任”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是有差異的。那么，在發揮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時，應充分考慮和區別機構投資者的類型，分析不同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動力和意愿，進一步優化機構投資者結構，引導機構投資者充分發揮內部治理和外部監督作用，促使機構投資者“社會責任”履責最大化。比如提高社?；?、保險資金在證券市場的份額，增強其參與公司管理的能力，督促公司管理層履行自我社會責任，從而穩定資本市場和保護中小股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