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早在 1924 年，英國學者 Sheldon 就從消費者需求、社區利益及道德等多個層面出發，率先提出并闡述了“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概念，將道德因素納入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范疇。但這一概念一經提出就在理論界引起了長期的爭論，眾多知名學者甚至反對企業承擔股東利益最大化以外的其他責任。在此后幾十年的時間里，學術界從倫理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角度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理論和實踐上就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達成了較為普遍的共識。為了規范、指導企業承擔和披露社會責任的情況，有效推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并就相關的影響進行分析，會計學術界也加入了這一研究的行列。
20 世紀 80 年代，隨著歐美管理思想與方法引入我國，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也逐漸受到我國學術界的關注。目前，承擔社會責任已經成為我國企業實踐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學者們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仍然持有不同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有效履行。會計核算系統為分析和考核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及其影響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文章從會計學視角出發，以我國企業社會職能的歷史演進為線索，以社會責任活動及其影響為切入點，就刊載于 《管理世界》、《中國工業經濟》、 《當代會計評論》、 《會計研究》、 《統計研究》 和 《審計與經濟研究》 等經濟管理權威刊物的有關文獻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回顧，對相關研究的脈絡進行梳理，對于把握研究進展、確定未來研究方向、促進企業有效合理履行社會責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政策含義和實踐價值。
但文章分析認為對社會責任活動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有所區別。社會責任披露是指企業借助載體傳遞社會責任行為的信息，是企業的“言”；社會責任活動指企業承擔、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是企業的“行”。企業的“言行”未必一致，由于信息披露渠道有限，披露的信息未必能夠真實、公允地反映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所有重大方面 （沈弋等，2014），因此，文章的研究并不包括企業社會責任披露的研究情況。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歷史沿革及理論探索
1.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歷史沿革
“社會責任”一詞由歐美國家引入，其內涵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的對等，即與企業從社會索取資源相對應，企業也應該對社會履行與之匹配的義務。但與當前“社會責任”內容有關的活動在我國并不是一個新鮮事物，國有企業早已有之。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除了肩負實現國家發展戰略、解決經濟結構失衡、促進生產發展等諸多經濟重任，還包括改善職工生活、緩解就業壓力、維護社會安定等非經濟目標和任務。在這一階段，國有企業成為政府實現社會目標的工具，一直承擔著大量看起來具有社會責任性質的社會職能，而這些職能實質上屬于政府應當履行的公共職能，這大大超出了企業的范疇，使得國有企業負擔了巨大的社會成本，被看作是企業辦社會。改革開放后，一系列制度改革使國有企業剝離了原有的社會職能，發展成為具有現代企業制度及其目標并獨立經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但在這一階段中，為擺脫行政約束輕裝上陣，國有企業也將除盈利外的其他社會責任與社會職能一起當作包袱全部丟掉，在全力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國有企業遺失了應有的社會責任意識。而民營企業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也以利潤最大化為發展目標，出現了危害環境、損害員工福利、侵害消費者權益等各種社會問題。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企業長期單純追逐盈利導致許多社會責任問題的嚴重后果浮出水面，逐漸被人們所意識，而此時社會責任思潮也在我國逐漸興起，這迫使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需要辯證看待社會責任。
自 2006 年國家電網率先發布第一份社會責任報告，迄今為止，每年都有大量上市公司發布社會責任報告，說明企業又開始逐漸重新關注社會責任意識。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同和履行一開始較低，后來情況有所轉變。2007 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對 2006 年 4586 位企業經營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與評價進行了問卷跟蹤調查，發現近年來企業以提升自我形象為首要目的，其社會責任意識不斷在提高，其中，大中型企業、盈利公司等企業經營者的認同程度更高，相對而言，國有企業經營者更關注履行社會責任而需要增加的成本。這可能與國有企業過去的歷史包袱有關。李建明、繆榮和郝玉峰\\(2011\\)以 10 年來中國企業 500 強的發展數據為基礎，研究發現許多大企業為履行社會責任成立了領導機構，部分企業更將社會責任理念與企業發展戰略和經營管理結合起來?？梢?，社會責任在我國經歷了一個由過度承擔到卸下包袱再到重新認識的曲折過程。
2.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理論探索
圍繞企業社會責任的兩個核心問題是“為什么要承擔”以及“企業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承擔”，歐美研究者們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合法性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綜合契約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等多種理論反對或贊成企業社會責任，并為之進行了長久的爭論。盡管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都不同，但可以認為這是一個概念不斷深化和明晰的過程。最終，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與履行逐漸向利益相關者理論靠攏。由于歐美國家所提倡的企業社會責任，其制度背景與我國有所不同，因此，我國研究者們并沒有單純借鑒國外的經典理論，而是結合我國國情，以社會福利為終極目標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邏輯起點和邊界等核心問題進行了討論。
要回答“為什么要承擔”，就先要搞清楚企業社會責任是什么。陳宏輝和賈生華\\(2003\\)從制度經濟學出發，借鑒了 Don-aldson & Dunfee 的觀點，將企業社會責任看作是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簽訂的 （隱性和顯性） 綜合社會契約，希望通過綜合社會契約的概念來尋求企業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利益的緊密結合以及相應的制度保證。而李偉陽和肖紅軍\\(2009\\)則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出發，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是創建利益相關者的合作機制，通過合作機制充分容納利益相關者的復雜性和多元化，提升利益相關者的價值認知能力，充分發揮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創造潛能，追求綜合價值最大化，最終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創造盡可能多的社會福利。
隨后李偉陽和肖紅軍\\(2011\\)進一步探討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邏輯起點，他們認為是否為社會創造價值、是否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福利，這是企業行為的出發點，也是企業行為是否有效的判斷標準。從企業角度來看，企業以此為起點，應從利益相關者和社會的角度來改進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而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與合作產生的價值創造力最終有助于實現社會綜合價值的最大化。從社會角度來看，全社會要承認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新型的資源配置機制和社會整合機制，并予以支持，才能促進社會責任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機制的形成。這樣的多方合作才能形成企業社會責任共識，才能探索出符合中國國情特點的企業社會責任路徑。
至于“企業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承擔”這個問題，其實是探索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外延。李偉陽\\(2010\\)認為企業是“通過為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與內嵌于商品和服務提供過程中的人與人的社會交往過程而增進社會福利的有效方式”，與此相對應，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應為：“最大限度地實現與商品和服務提供過程相聯系的綜合價值”，并“最大限度地實現與內嵌于商品和服務提供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相聯系的綜合價值”。
以上研究結論并沒有簡單局限于利益相關者理論，而是深入挖掘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質，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作一種連接企業與社會的紐帶。立足于實現社會綜合價值，這賦予了企業對于社會的重大使命，同時也是企業長期發展的根本與基礎。
因而社會責任活動本質上成為優化配置社會資源的均衡機制。這意味著需要促進包括企業在內的各種社會組織合理分工，發揮優勢合作互補，才能確保機制的有效實施。落到企業自身，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問題，即企業的經營目標、管理模式及營運方式等需要進行重大變革。
三、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及其影響因素
在當前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中，學者們認為產權性質是制度層面上的影響因素。黃速建和余菁\\(2006\\)認為國有企業與一般民營企業不同，除了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目標，國有企業還存在非經濟目標。他們通過案例分析了國有企業過分追逐其經濟目標而舍棄非經濟目標的行為，認為應該從國有企業的股權性質出發正確認識其發展目標，從制度安排入手才能深入理解和探索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活動。
由于歷史原因，國有企業在社會責任的內容上比民營企業更加復雜，在履行程度上也不能一概而論。一般認為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程度要比民營企業好，但實際情況卻有所不同。黃群慧、彭華崗、鐘宏武和張蔥\\(2009\\)對中國 100 強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建設現狀進行了評價，結果顯示中央國有企業和國有金融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要遠遠高于民營企業和其他國有企業。這說明并非所有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程度都比民營企業高。李華燊、吳家曦和李京文\\(2011\\)通過對浙江省中小企業的社會責任調查后發現，與現有認識不同，中小型民營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作用重大，成長期的中小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責任心更強，他們是履行社會責任的主體。隨后，辛宇和左乃健\\(2013\\)的結果再次證實了以上觀點。他們以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研究對象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中央國企、民營企業和地方國企三者的社會責任履行程度依次遞減。
此外，企業規模、財務狀況與所在行業、市場化進程差異等因素也會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產生顯著影響。企業規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強，越有實力履行其社會責任。例如，張兆國、靳小翠和李庚秦\\(2013\\)的實證結果表明企業財務績效對社會責任存在顯著正向影響。李正\\(2006\\)發現資產規模、負債比率和是否為重污染行業等因素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活動顯著正相關。崔秀梅等\\(2008\\)研究發現市場化進程越高地區的企業傾向于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但這種影響僅限于國有產權控制的企業履行對股東、債權人、員工和政府等方面的責任。
四、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其社會績效
現有實證研究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績效進行了大量研究，例如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其市場反應、財務績效、企業價值等，但結論并不完全一致。
1. 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財務績效
部分文獻結果表明兩者呈正相關關系，而另一部分研究得出負相關或者不相關的關系。
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楊熠和沈洪濤\\(2008\\)等較多學者的研究結果都支持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他們以企業相關利益者的業績指標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還證實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兩者之間互為因果、相互促進。進一步，張兆國等\\(2013\\)也確認兩者存在交互跨期影響。從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來看，履行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可能是一個漸進而滯后的過程。具體來說，研究結果表明這個過程為一年，即，只有滯后一期的社會責任對當期財務績效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當期和滯后兩期的社會責任對當期財務績效卻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
但部分學者的研究結論與此相反。朱乃平、朱麗、孔玉生和沈陽\\(2014\\)發現盡管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促進自身的長期財務績效，卻并不會對當期的財務績效產生顯著影響，甚至是負向影響 （溫素彬和方苑，2008）。朱乃平等\\(2014\\)還發現技術創新投入調節能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長期財務績效的積極影響，反過來企業社會責任也對技術創新投入與長期財務績效的正向關系發揮顯著的調節增強作用。而陳可和李善同\\(2010\\)發現不同的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存在不同影響，只有針對政府和慈善的社會責任才能產生直接的正向作用。
2. 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其他社會績效
（1） 社會責任與企業的市場反應。朱松\\(2011\\)認為，企業更好地履行其社會責任，會給企業發展帶來積極作用，有助于提高股東價值，投資者會更加關注社會責任給企業長遠發展帶來的影響。同時，也能夠給投資者傳遞一個穩定、樂觀的未來盈利預期信息。因而，社會責任表現越好的上市公司能夠獲得更高的市場評價，與此相關的會計盈余信息含量也越高。
（2） 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終將有益于利益各方實現共贏。但李正\\(2006\\)、邵君利\\(2009\\)等研究表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越多，企業價值反而越低。但后來的研究發現與先前研究結論逐漸不同。肖翔、孫曉琳和謝詩蕾\\(2013\\)發現企業可以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降低融資約束從而提升企業價值。趙燕\\(2013\\)的結果也表明社會責任戰略與穩健會計政策共同作用有助于提高企業經營績效。而曹亞勇和于麗麗\\(2013\\)發現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可以緩解由地方政府干預導致的非效率投資現象。這些結果都從側面支持了社會責任對企業價值存在促進作用。
盡管以上研究出現混合結果，但總體上大部分研究都支持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能夠帶來正的社會績效。目前結論不一致，主要與研究數據來源、研究方法、企業性質、產業類別、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策略與實施程度、社會責任履行與社會績效的衡量指標等因素都有關。
五、企業社會責任的衡量方法
現有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采用了多種方法，從規范性的理論研究為主擴展到實證研究，由現象描述、歸納總結轉變到經驗分析、調查問卷、案例研究等。其中，企業社會責任的量化是具體研究中的一個難點，現有社會責任研究中的方法大概有 14中之多，但我國現有的文獻研究中主要采用以下三種方法：
一是指標計量法。從會計報告中獲得數據，根據企業社會責任內涵計算企業對社會的貢獻，以此衡量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活動。溫素彬和方苑\\(2008\\)等眾多學者就從會計報表中獲得數據，據以計算企業對債權人、員工、供應商等各個利益相關者的責任貢獻。
二是聲譽評分法。需要向被調查者 （例如專家、公眾等）發放問卷，通過被調查者對不同企業各個社會責任指標的打分得出企業聲譽分值，以此衡量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
三是內容分析法。需要詳細分析企業會計報告或社會責任報告。這種方法又細分為兩種：一種是計算社會責任報告字數、句數或者頁數以衡量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數量；另一種是分類整理報告內容，對各類內容進行定量與定性分析后予以賦值，匯總得出總分，即為社會責任評價指數?，F有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自己構建指數，例如張兆國等\\(2013\\)根據內容分析法，建立了 5 大類一級指標、36 項二級指標，共同構成社會責任綜合評價指數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有的研究者直接采用專業評價機構的評分指數，辛宇和左乃健\\(2013\\)采用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大多數研究采用第二種方法，即基于內容分析構建社會責任指數。
以上三種方法各有不同。聲譽評分法可以充分反映社會各界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認知，但受到被調查者評判標準、對企業了解程度等主觀因素限制，數據采集等工作量較大，鮮有人采用?，F有研究廣泛采用指標計量法和內容分析法。前者所需數據容易獲取，計算簡單，但社會責任收益與成本的衡量標準無法統一。后者的優點在于容易獲取數據，并能得到檢驗，但各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披露內容和程度不同，并不能反映無法量化的社會責任，也不能完全衡量真實的社會責任活動。
六、總結與展望
短短二十多年，我國會計學術界對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研究在手段上實現了多種方法的混合運用。同時，在研究內容上深入分析，社會責任活動背后的影響因素；既包括社會影響，也包括對企業的影響。盡管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研究內容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深入。企業作為社會成員應當承擔其社會責任已經成為普遍認可的觀點，但除此以外，現有研究并沒有對其他問題達成較為一致的結論，其原因如下：
一是研究視角不同。學者們借鑒多學科理論在探討企業應該以及怎樣從事社會責任活動時，盡管有學者深入探究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與外延，但支撐理論的利益相關者的內涵與外延界定仍然比較模糊，也不具備可操作性。同時，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內涵和邊界是不相同的，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力度也是有所區別的?，F有會計研究并沒有針對我國特殊國情討論不同性質企業的責任內容和衡量標準，這可能使得相同問題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
二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度量模糊不清?，F有實證研究大都選用基于內容分析的指數或評分來同時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活動與信息披露。目前我國企業的“言行”并不一致。盡管企業的各種對外報告、相關評價指數能使外界獲悉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發揮信號傳遞的功能；但反之卻不能認為社會責任披露及其質量一定真實代表了社會責任的履行及其程度，尤其在市場尚未普及、認可當前社會責任鑒證能對信息進行客觀公允保證的前提下。
上面對相關研究的分析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尚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入討論，未來相關研究需要關注以下方面的問題。
第一方面與基本理論有關。如何界定不同性質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如何理解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本質？兩者的社會責任內容和邊界是否相同？如何看待國有企業的非經濟目標與其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現有研究指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如何從會計上來準確界定企業社會責任的外延？會計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任務是什么？會計發展中如何、怎樣融入企業社會責任？
第二方面與社會績效有關?，F有研究著重探討了社會責任與社會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能否找到與社會績效更為匹配的經營業績衡量指標？是否可以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觀察社會責任與社會績效的關系？例如，基于產權性質的不同，是否應該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內容的計量有所區別？從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促成的社會福利來看，如何計量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成本及其創造的社會總價值？從企業承擔的具體社會責任活動來看，會計如何反映企業承擔各種具體責任的收益和成本？
現有研究中的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對多方利益相關者的總承擔，各利益相關方之間如果存在沖突，企業是否會因為過度承擔某方責任而不可避免有損其他方利益？會計能否反映受損利益？
能否有效識別企業過度承擔的行為？出于不同動機，企業對各個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履行也會存在先后之分，會計上如何識別企業對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分割及其動因和結果？
第三方面研究方法的突破。三種常用的既有方法同時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信息披露。但正如前文所述，企業“言”、“行”有別，可能需要找到更為恰當的方法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與其相關的信息披露評價方法區別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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