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絕大部分的農村地區在分配土地時基本上是依據 “按人分配”的原則，因此，規模大的家庭分配到的土地相對就多一些。一般來說，家庭規模主要取決于孩子數量。孩子多的家庭在勞動力資源投入上占優勢，進行農業生產時，他們會投入大量的勞動力要素和少量資本要素; 人口少的家庭，農業生產則主要靠其他生產要素的投入來替代對勞動力要素的投入。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家庭生育孩子數量減少，與此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外出務工。這兩個因素作用在一起，導致農村家庭在農業生產上投入的勞動力數量開始減少，家庭原有的農業生產經營形式逐漸發生改變，這顯然也影響到了家庭對土地的利用。
目前大多數文獻都是從家庭兼業類型、生計多樣化的角度來探究土地利用變化的情況。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當家庭勞動力轉向非農生產時，不利于農地規模經營和土地有效利用，農業產出會下降，非農就業并不能給農業投資帶來增加效應。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農戶家庭生計多樣化、勞動力向非農生產轉移是農戶在面臨不完善的要素市場情況下的家庭決策，可以增加農戶對土地的投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還有其他的一些學者考察了勞動力轉移對作物種植種類選擇、區域經濟發展等的影響。我國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考察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作用，學者們主要有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是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沒有負面影響，有時還會帶來一些積極的效應; 另一種觀點是農戶對土地經營的程度明顯下降，勞動力的轉移導致農戶農業經營行為發生變化，農業生產由精耕細作變化為粗放經營，農業勞動力數量減少且質量弱化，農業種植結構多樣化趨勢顯著。二是研究現階段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對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對農業產出的影響情況，認為不同類型農戶的投入行為、施肥行為、土地利用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別。
回顧文獻，我們發現學者們多是從農村勞動力轉移水平角度來考察非農生產或家庭生計多樣化對土地利用和農業發展的影響，對于家庭孩子數量與土地利用這個問題涉及較少。目前由于農村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一些家庭出現了土地的粗放經營、流轉、撂荒或閑置現象。作為一個人多地少的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對我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因此，本文以家庭作為基本的研究單位，以孩子數量作為研究切入點，來考察不同家庭土地的利用情況。
二、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研究數據來自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完善人口與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體系研究”課題組于 2013 年 7 月在湖北省所做的調查。在抽樣時，首先是按照經濟的發展水平以及計劃生育的實施情況來確定樣本市或樣本縣，然后再根據經濟的發展水平均衡地選取經濟狀況不同的樣本鎮，樣本村則是采取隨機抽樣的形式來確定。最終確定的調研范圍是湖北省松滋市、漢川市、孝昌縣和陽新縣 4 個縣市，共包括 8 個鎮的 28 個村。調查問卷主要涉及農戶家庭的人口基本信息、經濟社會信息、家庭經濟狀況、家庭生產和金融狀況四個方面的內容。調研時由調查員攜帶問卷入戶對被訪者進行調查，被訪者是 49 ～75 歲的農村婦女或是該年齡階段婦女的丈夫。之所以選擇兩個年齡段的人群，主要是因為該年齡階段的夫婦一般不會再生育子女，家庭子女數量基本穩定。調研結束時，共采訪了 1500 多戶農村家庭，獲得了 1489 個有效樣本。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剔除了沒有孩子的家庭，同時也剔除了沒有土地的家庭，共得到有效樣本1296 個。文中所指的孩子數量是指被訪者夫婦所生育的且至今健在的子女個數。依據家庭孩子數量的不同，我們將樣本劃分為 1 個孩子、2 個孩子、3 個孩子、4 個孩子及以上 4 種不同的家庭。其中，1 個孩子的家庭 104 個，占總樣本的 8. 0% ; 2 個孩子的家庭 435 個，占總樣本的 33. 6% ; 3 個孩子的家庭 350 個，占總樣本的 27. 0%; 4 個孩子及以上的家庭 407 個，占總樣本的 31. 4%。
三、不同孩子數量家庭土地的利用分析
1． 不同孩子數量家庭土地的基本概況
表 1 中原人均土地面積是指按照村集體的分配，家庭人均所承包的土地面積。我們看到 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人均土地面積最多，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2. 39 畝土地; 其次是 2 個孩子家庭，人均承包了 2. 09 畝土地; 再次是 3 個孩子家庭，人均承包了 1. 87 畝土地; 而 1 個孩子家庭的人均土地面積最少，平均每人承包 1. 65 畝土地?，F人均土地面積則是指存在土地流轉情況時，每個家庭在原有土地基礎上通過租入或租出土地后的人均土地面積。我們發現當存在土地流轉的情況時，3 個孩子家庭現人均承包土地面積最多，并且遠遠超過了其原人均土地面積，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2. 66 畝土地; 2個孩子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2. 48 畝土地; 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2. 19 畝土地; 1 個孩子家庭的現人均土地面積依然是最少的，家庭每人平均承包了 1. 64 畝土地。1 個孩子家庭的原人均土地面積和現人均土地面積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2 個孩子、3 個孩子的家庭現人均土地面積大于原人均土地面積，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的現人均土地面積小于原人均土地面積。
在表 1 中，隨著家庭孩子數量的增加，其凈租入的土地面積表現出先增加后減少的現象。在不考慮土地資本投入對農業產出的影響下，農業產出則主要取決于勞動力的投入能否與家庭耕種的土地面積達到最優的比例。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普遍外出務工的現實背景下，幾乎每一個農村家庭都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不同家庭之間農業勞動力的數量不存在多大的差異。因此，在 “按人分配”土地的原則下，孩子數量少的家庭，相對其土地面積，農業勞動力的人數仍是富足的，需要租入土地才能實現農業產出的最大化。而當家庭孩子數量較多 \\(4 個及以上\\) 時，相對其土地面積，農業勞動力的人數卻是不足的，沒有達到農業產出的最大化。因而只有租出土地，才是這一類家庭最優的選擇。我們從表 1 中可以發現，隨著家庭孩子數量的增加，凈租入土地面積呈現倒 “U”型的變化趨勢。在可澆灌土地占總土地面積的比重上，1 個孩子家庭的數值最大，其次是 3 個孩子家庭，2 個孩子家庭，而 4個孩子及以上的家庭數值最小。土地的澆灌條件可以反映耕地的質量，同時也是影響農業生產的主要因素。因此，從可澆灌土地占總土地面積的比重這個數值上來看，1 個孩子的家庭進行農業生產比較有利。在鄉村傳統中，村里分配土地時，一般是將土地按照質量分成好中差三個等級，將不同質量的耕地搭配起來分給每個家庭，因此，作為一個基本的經營單位，家庭要經營互不相連、質量不等的多塊土地。當村集體對土地進行大調整后，有時為了實現土地使用權的平均化還會對土地進行一些小調整。所謂小調整主要是指村集體拿出一些預留的機動地平均分配給集體中的新增人員。因此，當一個家庭有子女出生、成家或孫輩出生等情況時，家庭的新成員就有可能在不同于原有土地的位置上分配得到一些土地，從而增加了家庭的地塊數量。而孩子數量多的家庭更有可能會出現新增人口，因此，在表 1 中，我們看到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家庭所擁有的地塊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地塊數量的多少又反映了一個家庭土地細碎化的程度，土地細碎化對于形成規?；a以及機械化勞作都有不利的影響，但它有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并降低農業生產風險的能力?；诘貕K數量的差異，對于 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的土地，其分散并降低農業生產風險的能力較強，而對于 1 個孩子家庭的土地，其可機械化程度較強。此外，對比不同孩子數量家庭的單位地塊面積，我們也可以發現，由于地塊的數量多，使得 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的單位地塊面積最小。
2． 不同孩子數量家庭農業勞動力的基本情況我們分別用教育年限來衡量勞動者的文化程度，用健康程度來考察勞動者的身體狀況。表 2為不同孩子數量家庭農業勞動力的基本情況。
表 2 中，總樣本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為 58. 39 歲，說明目前農村家庭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力趨于中老年化。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多，4 類家庭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分別為 53. 41 歲、55. 93 歲、59. 02歲、61. 72 歲，也即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家庭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也在增加。從以往學者的研究來看，家庭中年輕、身體健康、文化程度高的勞動力更愿意到城市中來從事非農生產，再加上非農生產對勞動力的選擇，年齡大的勞動力在非農競爭中的優勢不明顯，因此，家庭中選擇外出務工的往往是子女，而留守在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則主要是父母。這些因素就使得不同家庭的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而增加。
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4 類家庭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健康程度在逐漸減小。健康狀況與年齡有著很大的關系，樣本中 4 類家庭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都大于 50 歲，說明父母或年齡大的勞動力更易留守在家中從事農業勞動。在勞動力的年齡大于 50 歲這個階段內，隨著年齡的增加，其身體健康狀況也會呈現下降的趨勢。孩子數量多的家庭中，父母不僅要辛苦工作努力掙錢撫養孩子長大，孩子的教育、工作及成家等事情也需要他們操心。繁重的工作、瑣碎的家庭事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都有著不利的影響，使他們抵抗疾病的能力減弱，結果是他們不僅比孩子數量少的家庭中父母的健康程度差，而且與其他同齡人相比身體狀況也處于劣勢。
在總樣本中，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 5. 13 年，可以看出他們的受教育水平不高，還處于小學教育以下的水平。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4 類家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的教育年限在逐漸減少。孩子數量少的家庭，可能父母教育水平比較高，自覺地遵守了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主動減少了生育孩子的數量。另外，這些家庭人口負擔小、經濟負擔輕，父母可能就有能力來支持子女接受較高的教育，從而使得孩子數量少的家庭農業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較高。而孩子數量多的家庭，父母年齡可能較大，他們年輕時能夠接受較高水平教育的幾率相對較小。這些家庭在對子女進行教育投資時則要考慮家庭的實際經濟狀況，如果不能支持所有子女接受較高的教育，父母則只能選擇使部分子女接受較高教育，而剩余子女能夠接受較高教育的機會就會很小。這樣就使得孩子數量多的家庭中農業勞動力的平均教育年限較低。
在表 2 中，還可以看出目前農村家庭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依舊占著很大的比重，達到了整個家庭人數的 70. 30%，說明家庭在勞動力配置時主要還是以農業勞動為主。從 1 個孩子家庭到 3 個孩子家庭，家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比重在不斷增加，而從 3 個孩子家庭到 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比重又開始下降?？倶颖局袕氖罗r業生產的女性勞動者占農業勞動者的 60. 78%，女性由于需要照看孩子、料理家務以及自身身體素質等原因更多地選擇留在家中從事農業生產。
3． 不同孩子數量家庭土地的種植結構情況
本文采用作物種類多樣化和糧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兩個指標來衡量不同家庭在種植作物時對于作物種類的選擇。作物種類多樣化主要來衡量不同家庭在農業生產時種植作物種類的多少。糧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反映家庭種植小麥、水稻、玉米、紅薯等傳統作物的比重。作物種類多樣化公式為: 多樣化指標 = 1 －∑ie2i，其中 ei代表第 i 種作物的產值占土地總產值的比重。在作物種植種類較多的情況下，多樣化指標接近于 1; 在作物種植種類較少的情況下，多樣化指標接近于 0。具體情況見表 3。
從我們的計算結果來看，總樣本的作物種類多樣化指標為 0. 3637，與多樣化指標的極大值 1 還有很大的差距，說明農村現在種植的作物多樣化程度不高。在不同孩子數量的家庭中，作物種類多樣化指標隨著家庭孩子數量的增加也在不斷增加。農民在耕作時主要會出于兩個目的而選擇種植多樣化: 一是為了降低風險，因為農作物在種植生長以及農產品的銷售過程中，常常會面臨生產風險①和價格風險②，從而可能使家庭收入降低; 二是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效益，經濟作物的銷售單價往往要高于傳統的糧食作物。從表 1 的總地塊數量與孩子數量之間的關系我們也可以看出，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在降低作物風險、種植多樣化上更占優勢，因為他們的地塊數量最多，他們在農業生產時就可以選擇不同的地塊來種植不同種類的作物。
總樣本中，糧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這一指標的數值為 65. 20%，說明目前大部分家庭在進行農業生產時還是會傾向選擇傳統的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雖然價格高但是種植方法和技術比較復雜而且種植風險高，而現階段農民對于傳統糧食作物的種植方法和技術已比較熟悉，因此，他們往往在風險不確定的情況下，更愿意選擇種植風險小的糧食作物。在不同孩子數量的家庭中，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的作物種類多樣化指標數值最大，而其糧食收入占土地總收入比也最大，這種現象說明，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雖然種植了多種作物，但是糧食作物依然是他們主要種植的作物。
4． 不同孩子數量家庭在土地上的投入情況
土地上的投入主要包括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兩部分。依據我們的問卷，土地資本投入主要包括了 2012 年家庭購買種子、農藥、化肥、薄膜以及租用他人農具、機械等的支出。土地勞動力投入主要指家庭中參與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個數。具體情況詳見表 4。
我們發現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家庭對土地單位資本的投入呈逐漸減少的狀態。1 個孩子家庭單位土地資本的投入最多為 747. 52 元，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單位土地資本投入最少的僅為 425. 54 元。
而在單位土地勞動力投入上，孩子數量多的家庭比較占優勢，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單位土地勞動力投入最多為 0. 58 人，3 個孩子家庭單位土地勞動力投入為 0. 54 人，而 1 個孩子和 2 個孩子家庭單位土地勞動力投入較少，分別為 0. 51 人和 0. 50 人。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是對作物產出比較重要的兩項投入，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原則下，不同孩子數量的家庭往往會綜合考慮家庭農業勞動力的數量與家庭經濟情況，使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按照一定的替代比例投入到土地上。具體而言，家庭農業勞動力要素投入少，可能就會增加土地上資本要素的投入; 家庭農業勞動力要素投入多，資本要素的投入就會減少。表 4 中不同孩子數量的家庭在土地上勞動力的投入和資本的投入基本遵循這一規律。
5． 不同孩子數量家庭土地產出情況
本文用土地上的收入來衡量土地的產出: 用 2012 年每個家庭土地上全部作物的產量與同期對應價格相乘，計算出土地上的收入。表 5 為不同孩子數量家庭的單位土地產出和人均土地產出情況。
表 5 中，1 個孩子家庭單位土地產出為 2086. 50 元，2 個孩子家庭單位土地產出為 2039. 90 元，3個孩子家庭單位土地產出為 1720. 41 元，而 4 個孩子及以上家庭的單位土地產出僅為 1457. 70 元，隨著家庭孩子數量的增加，單位土地產出在逐漸減少。土地的產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對土地的利用情況，從這個角度來看，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家庭對土地的利用情況呈下降趨勢。人們總是傾向于從事回報率高的勞動，在當前非農勞動報酬遠高于農業勞動報酬的背景下，人們更愿意從事非農勞動。因此，孩子數量多的家庭外出務工的勞動力人數也會較多?；谶@一事實，我們可以推斷孩子數量多的家庭在單位土地上的勞動力投入與資本投入并沒有達到最優的比例，從而不利于家庭對土地最大化地利用，其結果就是單位土地產出要低于孩子數量少的家庭。我們也發現孩子數量與人均土地產出呈現倒 U 型關系，從1 個孩子家庭到2 個孩子家庭，人均土地產出的數值在增加，從2 個孩子家庭到更多孩子數量的家庭，其人均土地產出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又呈現減少的現象。因為人均土地產出在本研究中是用家庭土地總產出與家庭總人口直接相除得到的，因此，人均土地的產出與家庭對土地的利用程度以及不同孩子數量家庭的人口數有關。
四、基于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數的土地投入產出分析
柯布 － 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反映了企業的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對企業產值的影響。為了使土地的產出達到最優，并提高當前農業的生產效率，本文擬采用這一函數來探討資本及勞動力的投入對土地產出的影響。其公式為:
Y = ALαKβ\\(1\\)其中，Y 為土地總產出，A 為這一階段的技術水平，L 為農業勞動力數量投入，K 為資本投入，α 為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β 為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
\\(1\\) 式只關注農業勞動力投入的數量對土地產出的影響，而忽視了農業勞動力的質量。因此，我們將農業勞動力的質量因素也引入到上述方程，\\(1\\) 式變為:Y = AL\ue014KβHγ0\\(2\\)其中，H0為農業勞動力的平均質量，反映了農業勞動力質量的高低，由家庭農業勞動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平均年齡和平均健康程度按照 2∶ 1∶ 1的比例加權得到。按照這個比例加權主要是因為教育程度的高低能夠影響勞動力接受并掌握新技術、新方法時間的快慢，這影響著農業的生產; 而隨著農用機械的普遍推廣，機械化勞作逐漸代替了人工勞作，勞動力的年齡、勞動力的健康程度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作用在減小。另外，\\(2\\) 式中 γ 為勞動力質量的產出彈性。
為了考察農業勞動力質量對農業產出的影響，剔除農業勞動力數量，我們建立了只包含資本和農業勞動力質量為解釋變量的方程，即:Y = AKαHβ0\\(3\\)如果將土地上投入的勞動力數量與勞動力的質量合并，我們就得到了總體的人力資本存量，\\(2\\) 式的生產函數就可以設定為:Y = AKαHβ\\(4\\)其中，H 為農業人力資本存量，是由農業勞動力數量與勞動力的平均質量相乘得到的。
我們對 \\(1\\) 、\\(2\\) 、\\(3\\) 、\\(4\\) 式的左右兩邊分別取對數，得到四組方程，并運用 SPSS 軟件進行回歸，其回歸結果如表 6 所示。
模型 \\(1\\) 中，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在 1%的顯著水平下為正，農業勞動力數量投入的產出彈性在 5%的顯著水平下為正。模型 \\(2\\) 中，加入了勞動力的平均質量這個變量，從回歸結果來看，土地資本投入及勞動力的平均質量的產出彈性均在 1%的顯著水平下為正，而農業勞動力數量投入的產出彈性卻不再顯著。模型 \\(3\\) 中，土地資本與農業勞動力的平均質量的產出彈性均在 1% 的顯著水平下為正。在不考慮勞動力數量的影響下，農業勞動力質量同樣對土地產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模型\\(4\\) 中，資本和人力資本存量投入的產出彈性均在 1%的顯著水平下為正。
在以上 4 個模型中，所有的產出彈性之和均小于 1，說明土地資本、勞動力的投入還沒有達到最佳比例，尤其是受勞動力質量因素的影響，勞動力掌握技術的速度落后于技術更新的速度，使得農業生產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因此，提高農業產出還需要進一步調整土地生產要素的投入。在以上所有的模型中資本投入的產出效應都是顯著的正向作用，且它的產出彈性是最大的，因此，在當前的農業生產上，增加資本的投入就能夠促使土地產出的增加。從模型 \\(1\\) 和模型 \\(3\\) 來看，勞動力的數量、勞動力的質量分開作為解釋變量納入模型對土地產出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模型 \\(2\\) 中兩者同時作為解釋變量時，勞動力的數量對土地產出并無顯著影響，說明現階段勞動力的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對土地產出作用更明顯。模型 \\(4\\) 說明綜合體現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質量的勞動力人力資本存量對提高土地產出有著顯著的正向作用。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主要根據 2013 年農村微觀調查數據對不同孩子數量家庭的土地利用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目前，不同孩子數量的農村家庭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年齡較大，且以女性勞動力為主，農業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處于小學以下水平，農業生產仍以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的種植還較少。第二，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家庭的地塊數量、種植的作物種類、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都在增加，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健康程度與平均受教育年限卻在逐漸下降，而凈租入土地面積則隨著家庭孩子數量的增加呈現倒 “U”型關系。第三，隨著家庭孩子數量的增加，單位土地資本投入逐漸減少，單位勞動力投入基本處于增加狀態，而單位土地的產出卻在不斷減少。此外，文章最后探討了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農業產出的影響，發現無論是增加資本數量還是增加勞動力的數量抑或是提高勞動力質量的投入，對農業產出均有積極的影響，但勞動力質量比勞動力數量對土地產出的影響作用更顯著，整體上農業生產處在規模報酬遞減的階段。
當前，在不斷推進城鎮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從而使得農業生產的負擔落在了家庭剩余人口的身上。實現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就要協調好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以及土地數量三者之間的關系。那么目前農村留守勞動力對土地的利用能否滿足農業發展的需要呢? 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增加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可以促進農業生產，這說明農村現有的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無法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這個結論的政策含義是意味深長的。在加快推進城市化水平的現實背景下，我們不能過于強調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而應該處理好農業勞動力與農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使得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能夠保持一個適當的水平，這樣才能促進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