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在沒有人為干擾的情況下，出生性別比的數值是比較穩定的，變化范圍一般在 103 ～ 107 間。
1950 ～ 2005 年，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出生性別比都在 104 ～ 106 間。20 世紀 80 年代初以前，雖然中國的出生性別比也有超出正常范圍的情況，但總體而言還是圍繞著正常范圍而上下波動; 20 世紀 80年代以后，出生性別比卻出現持續升高、偏高的現象，2012 年達到 117. 7 的水平 \\( 見圖 1\\) 。而且，出生性別比偏高在全國已是一個普遍現象，從東、中部逐漸蔓延到西南、西北部，從以農業人口為主的省份逐漸蔓延到大城市，到 21 世紀初大多數省份的出生性別比結構都已嚴重失衡，出生性別比偏高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難題?！緢D1】
本文將從現代化理論出發，把出生性別比升高、偏高現象與中國的人口轉變過程聯系起來，將出生性別比升高、偏高現象置于全球人口轉變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將其視為人口轉變過程中由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而形成的產物，為人們理解中國出生性別比升高、偏高現象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二、已有研究中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和人口轉變關系的論述
一些人口轉變先行國家的人口轉變過程中并沒有出現過出生性別比升高的現象，為此從歐美等國人口轉變實踐經驗中得出的傳統人口轉變理論中并沒有關于出生性別比升高現象或其規律的論述。
于是，一些學者從亞洲獨特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出發，試圖從中總結出有關出生性別比偏高現象和人口轉變關系的普遍性規律，以此來擴展和豐富原有的經典人口轉變理論。有學者總結了亞洲人口轉變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出生性別比轉變的 “兩階段”規律: 在前一個階段，由于性別鑒定技術的普及性和自由流產的合法化、社會對性別選擇行為的逐漸接受以及低生育率的擠壓，人口出生性別比逐漸升高; 在后一個階段，男孩的過剩使未來整體環境對男孩逐漸不利，人們主動自發地減少對男孩的偏好，而社會經濟的進步將削弱以男性為主的傳統，內外兩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導致出生性別比逐漸回歸到正常水平。國內的研究者在近些年來也開始關注人口出生性別比的變化模式: 逐漸升高且在高位徘徊一段時間后出現緩慢下降趨勢，他們結合該變動模式在經典人口轉變理論基礎上進行擴展，構建了亞洲人口轉變模型。他們對于這種變動規律的解釋是生育率在短時間內迅速下降，擠壓了生育的空間，快速下降的生育率與亞洲 “男孩偏好”文化傳統的強大阻力發生了激烈沖突，導致了出生性別比的升高; 而隨著婦女社會經濟地位的逐步改善和政府部門的不懈努力，出生性別比將重新回歸正常。還有學者總結出了中國帶有性別偏好的人口轉變模式: 在人口轉變的第三階段，由于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共同影響，生育水平快速降低，迅速壓縮了生育空間，所以人們實現男孩偏好的方式只能從多生育轉向了性別選擇，導致出生性別比的升高。
出生性別比的升高、偏高雖然是發生在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亞洲國家的特殊現象，但是其實質是人口轉變在全球演進和擴散過程中結合各國具體國情而形成的產物。根據前面所提及的幾項研究成果的解釋，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亞洲國家之所以會產生出生性別比升高的現象，主要源于中國人口轉變過程 \\( 主要是生育轉變過程\\) 的 “快速性”和強大而特殊的 “男孩偏好”的文化傳統。但是，本文并不認同這種觀點，因為生育的快速下降并不局限于中國，強烈的 “男孩偏好”文化傳統也并非中國獨有，其他具備相同兩個條件的地方并沒有出現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象，充分說明這兩個條件并不足以闡明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發生的一般規律。
三、研究假設、研究方法和數據
針對已有研究成果所存在的不足，本文將從現代化進程特殊性的視角去分析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亞洲國家的出生性別比升高、偏高現象。本文的研究假設是: 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亞洲國家之所以產生出生性別比升高、偏高現象，是由于它們現代化進程的滯后性和矛盾交織性導致了農業文明緩慢解體和迅速工業化過程同步進行，所以支持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男孩偏好的因素在一段時間內并存。具體來看，本文的研究假設可以細分為以下三點: ①生育率的快速轉變和 “重男輕女”文化傳統不是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現象的根本原因; ②現代化進程的滯后性和矛盾交織性導致的迅速工業化和農業文明緩慢解體并存才是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根本原因; ③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農業文明的解體過程逐步完成，男孩偏好的文化就會失去支撐的根基，出生性別比又會逐漸恢復到正常水平。
根據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設，本文采用了歷史/比較研究與調查數據的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歷史/比較研究法通過對歷史事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分析，對關于社會制度和社會綜合影響的問題進行研究，特別適用于重大社會過程和宏觀問題的研究。本文將采用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比較和分析歐美國家、日本等國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特點，分析為什么在中國的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了特有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升高現象。
本文又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2010 年 5 ～11 月在湖北、浙江和河北三省開展的以育齡婦女及其家庭的生育、生活情況為主要內容的專題調查取得的定量和定性數據，對現代化進程后期農業文明解體的發展趨勢對男孩偏好的影響作用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未來出生性別比發展趨勢的判斷。這次調查在全國選擇了三個實施相同計劃生育政策的省份 \\( 浙江、湖北和河北\\) ，在每個省份中分別選取兩個縣 \\( 縣級市\\) 進行重點調研。它們分別是湖北的大冶和洪湖，浙江的瑞安和嵊州，以及河北的定州和文安。六縣 \\( 市\\) 在調查時點實施類似的生育政策 \\( 即都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第一胎生女孩的農村戶籍夫妻，在間隔幾年后，可以生育第二胎\\) ，但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性別觀念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別 \\( 見表 1\\) ，這使得調查能夠盡可能地代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不同性別觀念的地區。比如，嵊州和瑞安在經濟上最發達，大冶和洪湖具有中等發達水平，而定州和文安則屬于相對欠發達地區。而且，盡管瑞安和嵊州這兩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都很高，但經濟結構卻存在很大差異。比如，嵊州是從集體經濟轉變過來的私營經濟，其主要產業以紡織等輕工業為主，是越劇之鄉和著名的中國圍棋之鄉、領帶之鄉、竹編之鄉、茶葉之鄉、建筑之鄉。這樣的產業結構有助于女性就業，從而也有利于形成性別平等的觀念。
與此對應，瑞安縣的經濟結構則主要是從家庭作坊式發展而來的私營經濟，家族觀念依舊十分濃厚，傳宗接代的思想強烈地影響著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在這六縣 \\( 市\\) 中，文安的出生性別比一直處于正常水平; 瑞安的出生性別比一直處于偏高水平，并沒有發生下降趨勢; 其他四地都經歷了出生性別比下降的過程，特別是嵊州，出生性別比已降至正常水平近 10 年。課題組在這六個調查地都進行了問卷調查、各級計生干部小組座談和婦女深入訪談。共調查了 2078 位農村育齡婦女，召開小組訪談 18 次，并對 90 位已婚育齡婦女進行了深入訪談。問卷調查的調查對象是育齡婦女，在抽取最終抽樣單位時，以全國 2009 年育齡婦女的年齡結構為標準，采取配額抽樣的方法進行抽樣，使樣本年齡結構與全國育齡婦女結構相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颈?】
四、結果與分析
1． “重男輕女” 文化傳統和生育率快速轉變不足以解釋出生性別比偏高現象在世界較早經歷人口轉變的國家中，不乏有著強烈男孩偏好文化傳統和經歷快速生育率轉變的國家，但是在這些國家并沒有出現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象，這說明，生育率轉變和男孩偏好的文化傳統不是導致出生性別比升高的根本原因。
在歐洲，重男輕女和男孩偏好的文化傳統同樣嚴重。在古羅馬，婦女地位低下到沒有姓名權，只能依靠父親或丈夫來進行身份識別，按照古羅馬的傳統，人們迫切地需要男性子孫來實現姓氏永存的目的，在婚姻中婦女永遠處于次要的地位。直到中世紀的歐洲，婦女在大多數時間還是被看作毫無價值的物件。在日本，家制度的建立將婦女置于完全無權的地位，女人被稱為 “借腹之物”，唯一的作用只是生育子嗣。在江戶時代就曾經出現過對子女性別甚至出生順序理想模式的各種說法，比如 “一姬兩太郎”、“賣物、跡取、用心棒”等，主要意思是嫁出去的女兒就像是賣給人家的了，所以第一胎最好生女孩，在出嫁前可幫家里分擔家務，第二胎一定要生兒子保證有人繼承，最后還要多生一個兒子來保險。這些國家男孩偏好文化傳統的強烈程度絲毫不亞于中國，但是在它們的人口轉變過程中并沒有出現性別比偏高的現象。
同樣，快速的生育率下降過程同樣不能保證出生性別比升高、偏高現象發生的必然性。在日本，生育率的轉變也是非常迅速的。從 20 世紀初到二戰結束日本生育率一直維持在 30‰以上。二戰以后，日本的生育率一下子下降到 1950 年的 28. 1‰，1972 年進一步下降到 19. 3‰，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至今一直保持在 10‰以下的水平。在日本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時候，性別鑒定和選擇技術已經問世，而且日本在封建時代就有墮胎、溺嬰、棄嬰的做法，1948 年制定的 《優生保護法》和 1952 年制定的《母體保護法》也大大放寬了對人工流產的限制，所以在技術可得性和社會接受程度方面都不存在著巨大的障礙。但是，在整個生育率急速下降的過程中，日本的出生性別比卻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圍之內 \\( 見圖 2\\) 。這充分說明了在強烈的男孩偏好的文化傳統下，在技術水平和社會接受程度都具備的條件下，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也并不一定會導致出生性別比的升高、偏高?！緢D2】
2． 現代化進程的滯后性和矛盾交織性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出現出生性別比升高現象的國家，他們共同的國情特征是什么呢? 答案是現代化進程的滯后性和矛盾交織性?，F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會變動，它實現了人類文明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是一種新的文明形式 \\( 工業文明\\) 逐漸確立的過程。這是一次涵蓋社會各個領域的、全方位性的、深刻的歷史變革，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人們的思想觀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歐洲在中世紀時，農業生產力低下、技術落后，工業化是在農業文明自然解體的基礎上實現的，也就是說當工業化引發生育率下降的時候，重男輕女的封建文化傳統也失去了支持的基礎\\( 農業文明的瓦解\\) 。歐洲的海外殖民地還有亞洲的日本可以說是幾乎全盤照搬了歐洲的現代化模式，所以情況也是類似的。但是在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幾千年來農業文明的發展方向一直是不斷得以鞏固，登峰造極，后來在歐美國家殖民侵略的沖擊下開始瓦解，才被動地開始了工業化進程，所以農業文明的解體和工業文明的生成是同時進行的。而且，這些地區對現代化所持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承認工業文明的先進性，迫切地希望早日實現工業化，另一方面又對源自西方的工業文明有所保留，害怕因此喪失本身的民族特性，所以農業文明解體的進程緩慢，現代化過程變得相當復雜。
在這些國家，現代化的滯后性和矛盾交織性使它們在現代化過程中，支持生育率下降和支持男孩偏好的因素同時存在、互相交織，導致了出生性別比的偏高。
具體來說，在歐洲，農業文明徹底解體后，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使封建社會重男輕女的文化傳統逐步淡化。農奴制的廢除、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將人們從封建社會對人身自由、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地理大發現增強了商業精神，農業成為了商品生產，封閉的莊園經濟被打破，開始變成一個不斷擴大的農業市場。新的職業的出現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婦女的受教育程度增加，越來越多的婦女取得了各種職業必須的才能; 婦女的平均壽命增加，生育和撫養孩子的時間相對縮短，她們的作用不再限于生養子女; 婦女的法律地位和和政治地位提升，擁有財產權、選舉權等各種權利。
這一切都造成這些國家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重男輕女的文化傳統也已經大大削弱，所以在這些國家并沒有表現出出生性別比升高、偏高的現象。
同樣，日本在人口轉變開始前已經初步完成了現代化的進程。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就邁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它不僅適時完成了對國家政體的改造，而且通過確立向西方學習的國策，大力發展現代經濟并取得成功，初步創造出一個具有現代性的新型民族國家。在非白人社會中，沒有哪個地方能像日本那樣 “脫胎換骨”式地迅速實現現代化。明治維新以后，壓抑個人人性的家族制度和男尊女卑的觀念受到強烈的沖擊。文化開明政策使西方文化、技術和生活方式傳入，人們的家庭觀念發生變化，以夫婦為中心的新家庭理論開始出現，蓄妾制被廢除。賢妻良母主義逐漸形成，它將在一夫一妻制之下、與男子具有同等權利、在教育子女方面有教養和知性的女性作為理想形象。產業革命后，西歐資產階級的女子教育論引入日本，女子教育的必要性逐漸為世人接受，到日本實行六年制義務教育的1907 年，女子小學的入學率已經達到 96%，幾乎適齡女子全部入學。戰后，日本的現代化進程最終完成，傳統封建家族制度徹底瓦解，男子優先、父子關系為基礎的家庭關系轉變為男女平等、夫婦關系為基礎，婦女代替家長成為主管家計和安排生活的 “一家之主”。婦女從男尊女卑和封建家長制中徹底解放出來，獲得了與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姓氏權、離婚權、財產權等。婦女參政議政的意識大大增強，婚姻觀也發生巨大變化，對婦女而言結婚不再是終身的從屬和唯一的選擇，晚婚、不婚、離婚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傳統文化中的男孩偏好逐漸淡化，從表 2 可以看出近 30 年來，日本家庭已經沒有強烈的男孩偏好，甚至更偏好生育女孩?！颈?】
但是，在中國等大多數亞洲國家，現代化過程則顯得滯后與復雜。第一，現代化的進程姍姍來遲，不僅距離先行國家差距大，在地理位置上與先行國家相隔甚遠，這也使民眾在心理文化上對現代化的認同力很低，這些特點都要求這些國家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來強力推進現代化進程。在這些國家，現代化與人口轉變的關系就不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了，而是變得非常復雜，至少兩者是同時進行的，人口轉變并不僅僅是現代化過程的結果，反過來人口轉變也對現代化過程產生了影響，為這些國家現代化的推進創造了條件。第二，像中國這樣的亞洲國家，自古以來整個機制都是為農業文明服務的，發達的社會結構功能以鞏固農業文明為宗旨，典章制度為農業文明設置，價值取向和思想意識形態為農業文明辯護; 它不像歐洲，還有一個半獨立于封建農業社會的市民社會的存在，很早從農業主體結構中分離出來，可以不受約束地發展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價值取向; 西歐社會越發展，背離農業文明的離心力就越大，而中國社會越完善，農業文明就越鞏固。而以中國為代表的這些國家，農業文明的解體與工業文明的形成是同步進行的。特別是在中國、印度這些亞洲的國家，一度曾是古代文明的中心，現代化過程是在西方殖民主義的劇烈沖擊中被迫開始的，它們對源自西方的現代化過程表現出強烈的排斥情緒，從技術、經濟發展手段、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現代化，都是一點一滴地慢慢接受改變，完全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所以農業文明的解體過程非常緩慢。在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下，在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亞洲國家，人口轉變過程也呈現出一種矛盾的狀態: 一方面，由于國家的強力推動，工業化進程取得了迅速、巨大的成功，加之人口政策的作用使生育率發生快速下降;另一方面，農業文明還處于緩慢解體的過程之中，被包裹在最核心位置的思想文化更是改變甚少，男孩偏好的根基還未瓦解，兩者矛盾作用的結果導致人們對孩子的性別進行選擇，在宏觀層面上出現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象。
3． 現代化進程推進背景下出生性別比的發展趨勢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亞洲國家出生性別比升高現象的出現與這些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有著密切的聯系。隨著這些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農業文明的解體終將逐步完成，男孩偏好就會失去支撐的根基，出生性別比又會逐漸恢復到正常水平。當然，農業文明解體的速度和所采取的糾正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政策的強度都將使各國在出生性別比回歸正常方面表現出不一樣的速度。韓國是亞洲出生性別比升高趨勢最早發生逆轉的國家，出生性 別 比 在 1990 年 達 到 峰 值\\( 116. 5\\) ，之后就處于一個逐步下降的過程中，目前已處于正常水平 \\( 見圖 3\\) 。有學者認為除了有效的社會政策以外，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女性獲得更大的自主權、社會和經濟地位上升，從而弱化男性為基礎的社會傳統和習俗是導致韓國性別偏好觀念的淡化和消失、出生性別比恢復正常的原因。而女性地位的上升等現象的出現本身就是男性占主導地位的農業文明逐步解體的標志性表現之一。這充分說明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農業文明的解體終將完成，而出生性別比也將隨之恢復到正常水平?！緢D3】
在中國，出生性別比同樣已經開始表現出這樣的趨勢。2008 年后，全國人口的出生性別比逐步下降，從 2008 年 120 左右的水平下降到 2012 年 117 左右的水平。這同樣是由于現代化進程推進所導致的農業文明逐步解體所帶來的結果。根據歐洲的發展經驗和現代化理論，農業文明的徹底解體有以下兩個方面的表現: 在國家層面，農業生產力高度發達，為社會提供充裕產品，使得大量工業人口的生存成為可能，導致人口和資金最終大規模向工業部門轉移，推動整個國家的經濟起飛; 在家庭層面，家庭規模小型化、人口都市化傾向明顯，原有家庭功能極大削弱，社會功能逐漸增強，形成一套與工業化社會相對應的包括住房、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障在內的社會功能體系。上述趨勢在中國已經有所體現，而且這種農業文明逐步解體的趨勢對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本文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2010 年 5 ～11 月以育齡婦女家庭生育、生活情況為主要內容的專題調查取得的數據，對現代化進程后期農業文明解體的發展趨勢對男孩偏好的影響作用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中國未來出生性別比發展趨勢的判斷。
本文采用了 Logistic 回歸模型，考察了一些代表農業文明瓦解的因素對男孩偏好的影響。在回歸模型中，因變量是男孩偏好，在問卷中通過詢問已婚育齡婦女是否 “無論采取什么方法都一定要生育男孩”進行測量，為二分類的名義變量，模型中轉換為虛擬變量。自變量是體現社會農業文明解體的因素，根據現代化的相關理論進行提煉，包括家庭主要收入來源是否以農業收入為主、對未來養老方式的選擇和家庭的居住方式。主要的控制變量包括年齡、民族、教育程度、戶口性質、家庭收入、家庭已有的孩子數量、地區。各變量的具體定義見表 3，回歸結果見表 4?！颈砺浴?/p>
根據回歸分析的結果，并結合對深入訪談資料的研究，本文發現，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農業文明的逐步解體確實對人們性別偏好的改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家庭主要收入來源轉變為非農業收入為主、未來選擇自己養老和自己獨立居住等因素都能顯著降低人們的男孩偏好。首先，隨著農業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生產工具的優化，男性在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優勢逐漸消失，這使得人們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
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主要依靠勞動力的體力，所以男性在生產勞動中具有很大的優勢，甚至有的生產勞動必須由男性勞動力來完成，所以人們更愿意生男孩。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農業生產力水平和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生產勞動逐漸不再依賴于勞動力的體力，對勞動力性別的要求也隨之放寬，所以男性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的優勢也逐漸消失，人們生育男孩的偏好也因此降低。
其次，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農村勞動力逐步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進行轉移，因此，非農收入逐漸成為一些農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在現代非農經濟部門中，男女在取得收入能力方面的差異與在傳統農業經濟部門相比，已經有了明顯的縮小，這也會削弱人們對男孩的偏好?；貧w結果表明，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為非農收入的婦女產生男孩偏好的發生比要比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為農業收入的婦女低 12%左右。
再次，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人口的流動性不斷增加，養老功能的承擔者逐步從家庭轉向社會，而與此相對應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也逐漸建立和完善。這導致人們對子女養老的預期下降，養兒防老的觀念也隨之逐漸淡化。具體從本文的回歸結果來看，未來經濟上選擇依靠自己養老的婦女與選擇依靠兒女養老的婦女相比，存在男孩偏好的發生比降低了 25%左右。
最后，現代化背景下家庭規模小型化的發展趨勢，以及父母、子女分開居住模式的普遍化趨勢，使傳統的 “女方嫁進男方家庭，成為男方家庭中一員”的觀念逐漸失去支持，人們看到更多的是“男女雙方一起平等地組建一個新的家庭”的現象。所以，不與公婆居住在一起從一定程度上把女性從 “夫家人”的身份約束中解放出來，可以自由地照顧雙方父母，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對男孩的偏好?；貧w分析的結果表明，不與公婆或父母合住的婦女和與公婆或父母合住的婦女相比，男孩偏好的發生比下降了 10%左右。
在控制變量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男孩偏好就越弱，接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婦女男孩偏好的發生比比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婦女下降了 45%。家庭已有的孩子數量與男孩偏好之間的關系也非常密切。一方面是由于男孩偏好越強烈，婦女為了實現這種偏好，就會傾向于多生育孩子; 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生育政策的限制，隨著生育孩子的增加，婦女可以生育孩子的空間逐步減少，所以一定要生育一個男孩的意愿也會越來越強烈。
總之，通過韓國和中國的案例可以發現，現代化過程繼續推進，農業文明解體過程會逐步完成，支持男孩偏好的因素會逐漸消失，出生性別比也會逐步恢復到正常的水平。如果國家能在此過程中采取保障女性權益、提高女性地位和打擊性別選擇行為等方面的措施，這個過程將更為順利和迅速。
五、結論和討論
在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亞洲國家，出生性別比升高、偏高現象其實反映了這些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而并不是這些地區文化傳統的強大和生育率下降迅速。因為這些都只是表面現象，實質還是這些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
在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亞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滯后與民族文化的差異，使它們需要依靠強大的外力推進現代化進程。而且，由于特殊的歷史經歷，這些國家大部分時期的經濟發展方向始終是農業文明得到完善和進步，而且對工業化也持有部分保留的態度。這兩種因素相結合，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西歐完全不同。與西方發達國家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實現完全替代的現代化過程不同，以中國為代表的這些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業文明緩慢解體和迅速工業化過程是同步進行的; 它不是農業文明自然解體，并為工業文明的發展做好充分準備的由內而外的過程，而是農業文明被迫緩慢解體與工業文明逐步形成同時進行的自外向內的轉變過程。這種特殊的現代化進程導致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兩種矛盾發展的力量，導致了支持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工業文明和支持男孩偏好的農業文明在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并存。所以，無論是生育轉變過程的快速性或者傳統文化的強大性都不是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生育轉變的快速性和男孩偏好的持續也只不過是現代化過程特殊性的表現之一。那么，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逐步推進，農業文明終將解體，支持男孩偏好的社會經濟基礎會逐漸削弱，出生性別比也將回歸正常的水平。當然，農業文明解體的速度和所采取的糾正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政策的強度都將使各國在出生性別比回歸正常方面表現出不一樣的速度。
從更為一般的意義上去考慮，發生在亞洲的特殊的出生性別比偏高現象對其他地區也有著很強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亞洲這些發生出生性別比偏高現象的國家都具有相似的現代化進程特點，而其他地方之所以沒有產生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情況，是由于它們的現代化過程并沒有像部分亞洲國家一樣出現兩極化的作用力量 \\( 迅速的工業文明生成和緩慢的農業文明解體\\) 。當然，這些亞洲國家形成這種特殊的現代化過程是由其發展歷史和地域特色所決定的，這是其他地區不具備的。但是，如果未來其他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影響生育率下降和維持男孩偏好的因素共同存在的情況，那么無論其形成原因是什么，都很可能會發生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象。
參考文獻:
［1］田雪原． 人口學［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05．
［2］Christophe，Z． G． The Sex Ratio Transition in Asia［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9，35 \\( 3\\) ．
［3］劉爽． 中國的出生性別比與性別偏好———現象、原因及后果［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4］同 ［2］．［5］陳衛，李敏． 亞洲出生性別比失衡對人口轉變理論的擴展［J］． 南京社會科學，2010，\\(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