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慈善責任被譽作企業社會責任的最高表現形式，位于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模型的頂端。在我國，家族企業的慈善行為古來有之，早在春秋時期，著名的陶朱公范蠡就有“十九年之中，三年千金，再分散于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史記·貨殖列傳》）之說。近年來，家族企業的慈善捐贈逐漸成為中國慈善事業的中堅力量，2012年5月8日，胡潤研究院發布《2012胡潤慈善榜》，曹德旺 （家族）以最近一年36.4億元的捐贈額蟬聯“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稱號。
2012年6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發布的《2011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核心數據顯示，按捐贈人的職業特征來看，2011年企業經營者或所有者的捐贈最多，約239.02億元，占個人捐贈總額的89.5%。那么，是什么促使家族企業所有者履行慈善捐贈的社會責任？
已有文獻對家族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還很欠缺。有關公司慈善行為的研究指出，在中國，慈善捐贈顯著增加高管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機會，是企業建立和維持政治聯系的重要手段。有研究表明，政治聯系對于私營企業（家）而言非常關鍵，因為它不僅可以作為現有不完善正式制度的替代，是組織獲取合法性的一個重要途徑，還能為企業獲得諸如信貸便利、稅收優惠、財政補貼、行業準入管制放松等尋租收益。在中國，為了克服市場機制的不完善，企業家積極參與政治，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成為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領導、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牽頭、聯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進行的2012年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企業中，約42.25%的企業主是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而在企業主當黨代表的考察上，有官員明確表示“主要就看其對社會的貢獻，而貢獻，除了企業發展，更多則體現在捐款上”。
家族企業區別于非家族企業的一個獨特之處在于家族涉入企業經營并運用家族關系或家族社會資本來實現企業目標，雖然有關家族社會資本的研究認同家族關系對企業績效具有正面和負面的效應，但是對家族政治聯系在企業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了解甚少。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討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對慈善捐贈的影響以及制度環境對這種影響的調節作用，彌補已有文獻的缺陷。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一）政治聯系與慈善捐贈
中國自古就有“商而優則仕”、“富人參政”的現象，早在西漢時期，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及桑弘羊理財；到了近代，以胡雪巖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家為了得到官府認可買“官帽”，從而成為政商兩棲的“紅頂商人”；再到改革開放后民族資本家榮毅仁曾擔任國家副主席。
在中國社會結構中，政府和家族是最強有力的兩種組織力量，在市場尚未健全、法治尚不完善的轉型期，家族企業往往與政府保持密切的聯系，這其中既有規避侵害、謀求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又有趨利、謀求政治租金的目的。
Morck等（2000） 對加拿大家族企業的研究認為富裕家族對企業的控制使得政治尋租具有規模經濟效應。而對于建立政治聯系方式的選擇上，在一些法律規制薄弱的國家，企業常常通過賄賂行為接近政府行政官員；在成熟的民主國家，通常通過競選捐款和直接游說獲得政治聯系；在中國不存在游說和競選捐款，而且隨著法制的不斷完善，通過賄賂等灰色手段來建立和維護政治聯系面臨刑事法律風險，而通過慈善捐贈獲得政治聯系具有合法性和持久性，還可以給公眾和政府帶來顯而易見的利益，是私營企業家贏得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席位的理想途徑。因此，可以預期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對慈善捐贈行為有正向影響。雖然家族企業主與非家族企業高管的政治聯系形式可能相似，但是在持久性和可轉移性方面卻相當不同，當非家族企業高管離開企業時，他們的政治聯系對該企業便不再起作用。而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卻會持續影響企業重要戰略決策（如慈善捐贈），這種影響由政治聯系為家族企業主帶來的社會地位、為企業帶來的利益以及政府與企業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共同決定。
首先，社會角色理論認為，在社會組織活動中，個人被置于某種地位上并通過與整個社會的關系而占據這個地位，當他履行構成這一地位的權力與責任時，就扮演著某種角色，角色是地位動態方面的表現。因此，根據社會角色理論，家族企業主在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同時，也就扮演著相應的社會角色。這種社會角色使得企業主擁有了政治身份和地位帶來的更大權利，也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這種責任來自于社會對其寄予的更高角色期望。Ma和Parish（2006） 研究表明，家族企業主擔任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代表著國家、政府和公眾的形象，具有更高的社會地位［2］。因此，具有政治聯系的家族企業主在更高的社會地位上被賦予更高的角色期望，將會更積極地參與慈善捐贈以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其次，資源依賴理論認為組織的生存需要從外部環境中獲取它所需要的資源，而資源的控制方能夠對需求方制造依賴，一般而言，資源越稀缺、重要，控制方自由裁決權程度越高，需求方對控制方的依賴程度也就越高。在轉型期的中國，政府是私營家族企業外部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政府掌握著產業政策制定、項目審批、稀缺資源的分配、土地出讓和使用、對其他與政府相關部門的影響力等權利，因此政治聯系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資源。通過這種資源，企業不僅能夠獲得諸如稅收減免、銀行信貸支持以及有利的政策等方面的好處，而且可獲得一種政治合法性，減少政府的不當干預，而這些終將提升企業價值；通過維護已建立的政治關系，民營企業家為企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從而利于提高企業績效；羅黨論和劉曉龍（2009）的研究也發現，民營企業采取政治策略有助于其進入政府管制行業，從而顯著提高企業績。因此，家族企業通過政治聯系獲得的更多資源和更好的業績為企業進行慈善捐贈、履行社會責任提供了資源保障。
最后，從關系視角看，華人社會最注重社會關系網絡，華人家族企業具有典型的“弱組織、強網絡”特征，關系網絡對家族企業成長有著深刻意義。而中國的人際關系特點，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是種“差序格局”，人們會根據彼此關系的親疏遠近來確定不同的對待方式，這就決定了在中國企業與政府間發展特殊關系的重要性。相關研究表明，中國私營家族企業的發展有賴于強大的政府官員關系網，家族企業常常通過與地方政府或官員建立合作關系來克服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相比國有、集體企業，私營企業更看重關系，并且在關系的建立上投入更多資源，企業主的政治關系網絡不僅成為法律制度缺失下的產權保護替代機制，還有助于企業獲取有價值的商業信息、政治安全、社會認同和社會地位。然而，作為得到這種特別待遇的交換，政府可能會要求互惠，一些互惠條件可能要求有政治聯系的企業主進行捐贈，作為保持與政府間緊密關系的回報，企業主就需要履行對政府的承諾。因此，為了維護和強化與政府間的關系，家族企業主需要積極參與慈善捐贈。
同時，家族企業主擔任的行政級別越高，代表的政治影響力越高，擁有的政治資源越多，其從政治聯系中獲得的利益就越大，因此，為了維護更高的政治聯系級別，需要捐贈的金額也更多。此外，更高的政治地位使得企業主及企業享有的社會聲譽和受社會關注的程度更高，社會對其社會角色的期望也越高，因此，更高的政治聯系級別會促使企業主更多地進行慈善捐贈。
綜合上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H1：相比沒有政治聯系的家族企業主，有政治聯系的家族企業主更多地參與慈善捐贈。
H1a：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級別越高，慈善捐贈水平越高。
（二）制度環境對家族企業主政治聯系與慈善捐贈關系的影響
政治聯系的建立是由企業所處地區的制度環境決定的。制度環境是影響我國私營企業主政治聯系意愿的一個關鍵因素，政治聯系行為是私營企業主對其所感知的現行制度環境的理性回應。在轉型經濟背景下，我國各地區在資源稟賦、國家政策上差異較大，導致地區間的市場化程度參差不齊，因此企業所處的制度環境也不盡相同，表現為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產品和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中介組織和法律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研究表明，在制度環境越不完善、腐敗程度越高的地區，政治聯系帶來的收益越大；而在腐敗程度較低的地區，企業大都不愿意建立政治聯系。
Young等（2008）指出，當有效的正式制度缺失時，大股東利用關系紐帶、政府合約和其他非正式機制侵占他人的利益；而當市場調節機制與正式制度環境逐步完善后，替代性非正式制度所產生的收益將會逐漸減弱，此時，政治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也會降低，與政府建立政治聯系這種非市場戰略對企業主來講將不再那么重要，企業主將會選擇把資源更多地放在市場戰略而非政治戰略上。
一方面，由于在制度環境越完善的地區，尋租的空間越小，政治聯系帶來的收益越少，家族企業主為了維護政治聯系而進行慈善捐贈的可能性也就越??；而制度環境越不健全的地區，政府對當地經濟干預程度越高，對資源的支配越易被各種“關系”所左右，那么政治聯系就越能發揮資源優勢，家族企業主進行慈善捐贈的政治聯系動機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制度環境的完善使政治環境不確定性降低，企業將資源投在政治戰略上的需要也就減少。
基于上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說：H2：制度環境對家族企業主政治聯系與慈善捐贈關系的影響具有負向調節作用。
三、數據和研究方法
（一）樣本和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自2012年進行的兩年一次的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該項調查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領導，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牽頭，聯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進行。調研依托各?。▍^）市工商聯組成調研組，在全國范圍內按0.55%的比例對私營企業進行多階段抽樣，即按經濟發展水平抽取縣和縣級市，再按城鄉與行業分布隨機抽取被調查企業，訪問控制企業的企業主。本次抽查調研總共發放5500份問卷，總計收回5073份，收回率為92.2%?？疾鞎r間區間是2010-2011年年底，時間跨度為兩年。調查范圍涵蓋了我國境內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各個行業和各種規模的私營企業，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在總樣本中選取其中的家族企業樣本，家族企業樣本的選擇參照Cromie（1995）和《中國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把判別家族企業的所有權標準定在50%，因此，本研究剔除了企業主家族所有權比例小于50%的企業，并根據本研究的需要，剔除一些信息不完整的數據，最后進入分析的企業樣本共有2040家。
（二）變量定義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變量簡稱、定義、原始問卷中的問題及變量編碼和設計方法見表1所列。
（1）因變量。慈善捐贈（donation），為2011年企業主合計為扶貧、救災、環保、慈善等公益事業捐助過的金額。
（2）自變量。參照賈明和張喆（2010）的研究，引入政治聯系虛擬變量（pc01）和政治聯系級別變量（pc）。政治聯系虛擬變量參照吳文鋒等（2008）的方法，如果家族企業主為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則虛擬變量取1，否則取0。政治聯系級別變量用企業主的政治頭銜來衡量，將企業主政治聯系分為全國、省、地級市、縣（市）、鄉鎮和無政治關系6個級別。對于同一級別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黨代會代表，本文認為他們具有相同的政治地位，具體來說，本研究用“5”代表全國級政治聯系，“4”代表省級政治聯系，“3”代表地級市政治聯系，“2”代表縣（市）級政治聯系，“1”代表鄉鎮級政治聯系，“0”代表家族企業主尚未獲得政治頭銜。
（3）調節變量。制度環境（inst），采用文獻中廣泛應用的樊綱和王小魯（2011）編制的市場化指數（2009年）來衡量制度環境。
（4）控制變量。首先在家族層面上，控制了企業主個人和家庭特征，包括企業主性別（gender）、年齡（age）、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和同住共食的家庭成員人數 （familysize）。其次在企業層面上，控制了企業規模（firmsize）、資產負債率 （dar）、企業成立年數 （firmage）、行業 （industry） 和企業所處地區 （area），其中，企業規模用總資產衡量。行業為虛擬變量，非服務行業賦值為1，服務行業賦值為0。企業所處地區為三個虛擬變量（area1~area3），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颈?】
（三）分析方法與模型設定
由于在本文選取的2040家企業樣本中，有748家企業的企業主在2011年未進行過捐贈，因此因變量慈善捐贈金額有最低界限0，數據被截斷，此時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進行估計，結果是有偏且不一致的。
Tobit模型適用于包含部分以正概率取零值的結果變量，采用Tobit回歸方法，在左側截取點為0進行回歸分析。
在檢驗政治聯系對慈善捐贈的影響以及制度環境對這種影響的調節作用時，采用調節性回歸分析法，利用逐步回歸進行檢驗，具體步驟為：首先引入控制變量；接著加入政治聯系變量，檢驗政治聯系的影響；然后加入政治聯系變量與制度環境變量的交互項，檢驗制度環境對政治聯系與慈善捐贈關系的調節作用?；净貧w模型如下：【1-2】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本研究變量的均值、標準差以及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從中可以看出，家族企業以男性居多，占到了85%，平均年齡46歲，家庭規模平均為4人，平均每家企業捐贈16萬元；有43%的家族企業主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略高于此次調查的私營企業主政治聯系比例，政治聯系級別均值為1，說明大多數家族企業主與地方政府建立了政治聯系。市場化指數均值為8.92，標準差2.09，說明各個地區制度環境差異較大。
從變量的相關系數看，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政治聯系級別與慈善捐贈顯著正相關；企業主及其家族特征中，企業主的性別、家庭規模與慈善捐贈正相關，但統計上不顯著，企業主的年齡、文化程度與慈善捐贈顯著正相關；企業特征中，企業成立年數、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與慈善捐贈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企業所處行業與慈善捐贈正相關，但是統計上不顯著。企業所處地區與慈善捐贈無顯著相關性，調節變量制度環境與慈善捐贈也無顯著關聯?！颈?】
（二）實證結果分析
表3報告了采用Tobit方法，逐步回歸檢驗的實證結果。
模型 （1） 是僅包含控制變量的基準模型，模型 （2） 和（3）分別加入政治聯系虛擬變量和政治聯系級別變量這兩組影響慈善捐贈的自變量。模型 （4） 和 （5） 分別在模型（2）和（3）的基礎上加入調節變量制度環境。從回歸模型擬合情況看，模型（1）至（5）的chi2統計量均達到顯著水平，pseudo R2介于0.11與0.13之間，且解釋變量和調節變量的加入均改善了基準模型的解釋力。
從模型（1）對控制變量的檢驗來看，在企業主及其家族層面上，企業主的性別對慈善捐贈沒有顯著影響，企業主的年齡、文化程度、家庭規模對慈善捐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年齡越大、文化程度越高、所在家庭人數越多的家族企業主在慈善捐贈方面的社會責任表現得越積極；在企業層面上，企業成立年數、企業總資產規模對慈善捐贈有正向影響，說明歷史越久、總資產規模越大的企業越注重回報社會；企業所在的行業對慈善捐贈有顯著的正效應，說明非服務性行業的家族企業慈善捐贈高于服務行業的家族企業。
模型（2）和模型（3）引入政治聯系變量，兩者的區別在于模型（2）引入的是政治聯系虛擬變量，考察的是家族企業主是否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身份對慈善捐贈的影響；模型（3）引入的是政治聯系級別變量，考察的是家族企業主擔任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級別對慈善捐贈的影響。
模型（2）顯示，家族企業主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身份與慈善捐贈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48，p<0.01），說明相比沒有政治聯系的家族企業主，有政治聯系的家族企業主更多地參與慈善捐贈，支持假設H1。模型 （3） 顯示，家族企業主擔任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級別與慈善捐贈顯著正相關（系數為0.21，p<0.01），說明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級別越高，慈善捐贈水平也越高，支持假設H1a，也進一步支持了假設H1。
為了檢驗制度環境對政治聯系與慈善捐贈關系的影響，模型（4）在模型（2）的基礎上引入了制度環境變量，以及制度環境變量與政治聯系虛擬變量的交互項，結果顯示，交互項系數為負 （-0.12），且統計上顯著 （p<0.01）；模型（5）在模型（3）的基礎上加入制度環境變量，以及制度環境變量與政治聯系級別變量的交互項，結果顯示，交互項系數也為負 （-0.12），且統計上顯著 （p<0.01）。以上結果說明，當企業所處地區制度環境越差、政府對當地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越高時，政治聯系對慈善捐贈的促進作用越強；當企業所處地區的制度環境越完善、政府對當地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越低時，政治聯系對慈善捐贈的促進作用減弱。即制度環境對家族企業主政治聯系與慈善捐贈關系的影響具有負向調節作用，支持假設H2?！颈?略】
五、結 論
以家族控股為特征的民營企業往往被認為“為富不仁”、“缺乏社會責任感”，然而現實中，家族企業的慈善捐贈是慈善事業的中堅力量，已有文獻對家族企業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還很欠缺。本文基于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領導、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牽頭、聯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進行的2012年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探討了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制度環境對慈善捐贈的影響。
研究結果表明，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對慈善捐贈決策產生影響，相比沒有政治聯系的家族企業主，具有政治聯系的家族企業主更多地進行慈善捐贈；且企業主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級別越高，慈善捐贈的水平也越高。這背后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具有政治聯系的企業主有著更高的社會地位，而更高的社會地位被賦予更高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政治聯系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資源，通過政治聯系獲得的更多資源和更好業績為企業進行慈善捐贈提供了資源保障；同時作為得到政府特別待遇的交換，政府可能會要求互惠，一些互惠條件可能要求有政治聯系的企業主進行捐贈。
制度環境對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與慈善捐贈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當企業所處地區的制度環境越趨完善，市場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對當地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越低時，家族企業主的政治聯系對慈善捐贈的促進作用減弱。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由于在制度環境越完善的地區，尋租的空間越小，政治聯系帶來的收益越少，家族企業主為了維護政治聯系而進行慈善捐贈的可能也就越??；另一方面，制度環境的完善使政治環境帶來的不確定性降低，企業將資源投在政治戰略上的需要也就減少。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社會各階層貧富差距有擴大趨勢。慈善事業在調節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而現階段家族企業主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身份起到了促進其進行慈善捐贈的作用，使備受爭議的新富家族群體更積極地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樹立富有愛心、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正面形象，這對于化解民眾對富裕企業家族的“仇富心理”、緩解階層矛盾、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需要警惕政治聯系成為尋租的工具，避免政商精英壟斷格局的出現。因此，對于政府而言，要想推動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需要改善制度環境，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以培育真正由社會責任驅動的企業慈善捐贈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