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 研究背景。
李克強總理在匯報 2015 年的政府工作時指出,只有人民富足了,國家才能強盛。
因此,應大力發展社會事業,以增加人民的福祉。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生活需求有了較大的提升,民生建設日益成為國家建設的重點。我國《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于 1950 年頒布,經過 60 多年的發展,已建成了以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大社會保險為核心,社會救濟、撫恤與社會福利等多重保障共同發展的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網。十八大報告中就曾提到要保證社會保障覆蓋城鄉居民,做到全覆蓋、?;?、多層次、可持續。為增進民生建設,就必須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有著"社會的安全網"、"社會的減震器"之稱的社會保障作用突出,能夠起到穩定和發展社會經濟生活的作用。社會保障作為一項正外部性極大的公共物品,其發展需要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由于我國正步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口大量增加,同時由于市場經濟效率優先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加大,需救助的人口數量上升,社會保障支出大量增加,單純依靠現行社會保障制度自身籌資已無法滿足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發展,為促使其順利運行,就要增加財政對此方面的補助支出。山東省政府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工作實施情況,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根據統計數據顯示,2013 年全年山東省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為 6819826 萬元,財政分別投入 197649 萬元和 472997萬元用于城鎮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但同時,仍存在著財政支持力度有待提高,財政補貼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影響其可持續性發展?;诖?,本文試圖分析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進而得出現行山東省社會保障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優化建議。
1.1.2 研究意義。
從理論上講,本文在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闡釋了優化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的經濟學理論基礎,及其所帶來的效應分析。立足于山東省省情,分析了全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現狀,通過實證找出影響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因素,對優化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從現實意義上講,社會保障在保障人民生活、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財政是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必需之物,財政撥款成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財力保障,社會保障支出結構不僅關系著財政資金的分配,而且對整個社保制度的發展都具有重要影響。山東省是我國的人口大省,民生工程建設受到了高度的關注,2015 年省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指出:"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由每人每月 75 元提高到 85 元。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從每人每年 320 元提高到 380 元,同時加強社會救助體系建設。"①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存在著不合理性,從而影響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及整個社保體系的完善發展。因此,以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為例,根據當前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情況,找出其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因素,從而不僅利于對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優化,而且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都可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議,進而為積極發揮財政在全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的作用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1.2 國內外文獻綜述。
1.2.1 國外文獻綜述。
在政府與社會保障關系方面,凱恩斯在對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研究時發現,國家宏觀經濟同政府財政、社會保障之間構成特定的函數關聯,政府合理的社會保障財政收支能夠緩解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周期波動。新劍橋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者對政府介入社會保障領域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見解。新劍橋學派以實現收入均等化為終極的、絕對的目標,主張政府干預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調節現有的分配狀況。新凱恩斯主義將工資、價格剛性等結合到宏觀經濟與就業決定理論中得出凱恩斯主義結論,他們承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缺陷,由此而造成的失業和經濟波動只靠市場機制來調節是不可能的。Roberz(1987)認為,政府承擔的社會保障金隨著政府不斷追求擴張性的社會保障計劃而不斷增加,以至于長期以來政府已處于財政不堪重負的局面。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應適當以社會性資金的投入代替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政府可以通過構建國家基本社會保障和發展商業保險的途徑來破解長期積累的社會保障難題,從而化解政府社會保障財政風險和危機[1].James .M. Poterba(2000)等人研究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時,認為延后退休年齡是社會保障存有財政的壓力時所選擇的一個解決方式。凱恩斯主義者從政府宏觀調控的角度來分析社會保障,具有"經濟內在穩定器"功能的社會保障能夠在實現經濟穩定方面發揮巨大作用[2].Mishra、Anderson(2001)認為社會保障的發展需要國家和社會的雙重支持,政府轉移支出更是社會保障發展的重要支撐[3].CaseyB.Mulligan(2003)認為社會保障是一種準公共品,對上代人有利處,在財政與社會保障關系的研究中,其認為政府公共政策是支持社會保障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推動力[4].Jennifer Klein(2003)從美國福利制度出發,描述了私人保險與公共社會保障之間的發展情況,其指出由于對私人保險的過度依賴,美國社會保障的功能逐步弱化,但出于福利國家的發展趨勢,國家仍然不可回避地成為整個社會保障的負責人[5].Feldstein Martin.S.(2005)運用生命周期理論研究財政支出與社會保障支出間的關系,其指出為彌補社保資金的不足,政府會采取負債政策[6].
從社會保障的經濟效應方面,國外學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Jie Zhang 和 JunsenZhang(2004)選取了 64 個國家 1960-2000 年間的面板數據,用來分析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其決定因素,得出社會保障越發達,經濟增長反而減速[7].而LawrenceH.ThomPson(2005)認為政府負有完善社會保障的責任,其對社會保障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有效的社會保障機制與經濟活力呈正比,同時也利于穩定勞動力市場[8].
1.2.2 國內文獻綜述。
財政對民生領域支出隨著政府對民生領域的關注程度提高而增加,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就包括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支出。由于自身和外在因素影響,我國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支出還存有地區間、城鄉間的差距,各項目間也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我國社會保障整體發展時間較短,建設還不完善,同時在不平衡的地區經濟的作用下,其發展完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近幾年,關于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方面的研究受到了學界學者的廣泛關注。
1.財政社保支出結構與社會保障關系研究。
朱元保(2013)指出我國社會保障支出效率受到了不合理的財政社保支出結構的影響。城鄉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部分責任可歸咎于城鄉間社會保障的差異。在社會保障和就業方面,社會保障影響國民的就業意愿、勞動參與率和勞動力的合理流動,目前我國用增加社保支出來促進就業機制的完善這一途徑還不順利,這也從某一方面反映出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不健全的[9].仇曉潔、溫振華(2012)研究我國農村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效率時發現,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但貧困標準以及五保標準的平均水平與其他兩大區域并無太大差異,造成社會救濟人數占農村人口比與另外兩個區域相比明顯偏小,而農村社保財政支出占財政的比重與中西部區域相比并不小,導致其投入與產出不相符的情況。同樣,較低的對農村的救濟支出標準也是我國提高社會保障支出效率的一個絆腳石[10].龍玉其(2011)指出我國社會保險支出設計的不完善還表現在對社會保險的補貼較多,而對社會保險的補貼給高收入人群帶來的收益要比低收入人群大,易造成"劫貧濟富"的不合理局面,違背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的初衷[11].劉繼同(2011)認為社會保障結構性變化突出表現了我國社會保障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隨著支持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住房等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我國從社會保障財政邁向社會福利財政,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將會更加完善合理[12].
2.財政社保支出結構現狀研究。
(1)整體研究。
趙建國、李佳(2012)對我國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支出的非線性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研究,其認為目前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既存在總量偏低的問題,又存在支出結構不合理的情況,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職工、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了財政社保支出的大部分,財政社保支出發放對象主要是貧困人口和退休人口,其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和較少的補助額無法滿足其真實需求,且財政于城鎮、農村的支出比例有失公允[13].徐倩、李放(2012)以我國 1998-2009 年的數據為參考,推敲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演進過程,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的比例在這一時間段呈大幅上升趨勢,與之方向變化的是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的比例變化情況。財政社保支出的主要部分,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和對社會保險基金的補助支出所占比例接近 50%[14].林治芬、孫王軍(2012)認為財政對不同的社會保障項目應該承擔不同程度的支持責任,例如政府財政責任的底線是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則是高端部分,而社會保險是勞動者收入在不同時期或不同社會成員間的分配,政府只承擔代際負擔的平衡和轉制成本補償,而諸如就業政府則承擔促進責任[15].柯卉兵(2009)從我國各地財政社保支出的穩定性角度,對我國財政社保支出進行了研究,其得出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是所有項目中極值比最大的一項,其次是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再次是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呈現出極大波動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的變異系數,表明了我國各地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具有十分明顯的隨意性[16].宋士云、李成玲(2008)指出我國社會保險型社保制度模式顯現,社會保險支出所占比重逐步增大,但不可忽視的是,城鄉間社會保障體系差異還是過大[17].
(2)分國家研究。
呂幸(2015)指出在瑞典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中,社會保障支出占到財政總支出的 41%左右,是公共支出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所有社保項目中,醫療和養老占重頭,不同的保障項目囊括的主體不同,各項目多占的支出比例不同,但得益于有效的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同一項目的支出比例變化不大[18].楊紅燕、孫紅娟(2014)運用基尼系數和集中指數等工具,以美國 2000-2011 年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數據為基礎,分析了美國各州政府財政社保支出的公平性及聯邦與州政府負擔比例的合理性情況,其認為美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總體是具有較高的公平性的,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提供了合理性的建議[19].楊紅燕、陳天紅(2013)研究了英國的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制度結構及其公平性情況,其發現英國各社保項目的支出比例均與其支出性質和其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情況相關,養老和衛生保健是社保支出的主體,工傷、失業、生育等為僅涉及有限的人群的項目,至于家庭、兒童津貼等,則屬于福利性的更高層次的保障項目,此類項目支出彈性更大[20].楊紅燕、陳天紅(2011)在研究澳大利亞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時指出澳大利亞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主要包括七部分:對老年人資助的支出、對有兒童家庭的資助的支出、殘疾人資助的支出、對退伍軍人及其撫養著和贍養者的支出、對失業者和患病者的支出、一般性的年輕人津貼、提高土著人生活水平的支出。且社會救助支出在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中占到了極高的比例[21].
(3)分地區研究。
巴曙松、孔顏、吳博(2013)指出我國地帶內存在的差異性造成了社會保障支出的差異性,地帶性差異最明顯的地方是東部地區,而東北地帶的差異性最小。要做到平衡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的社會保障支出,遏制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當前政府須增加對東部和西部地帶內的社會保障的調控力度[22].宋曉莉、白極星等(2012)利用 1998-2010 年的數據,實證分析了西北五省區的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影響因素和效應,結果證明西北其他四省區的人均財政社會保障支出要比青海省的低許多。各省份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效應也因其經濟發展水平、就業水平和總撫養比情況的不同而具明顯的差異性[23].賈靜(2010)研究分析了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區域差異狀況,其利用泰爾指數和基尼系數分析得出東中西三大區域間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存在差異,但三大區域間的差距呈下降趨勢,東部地區差距起伏中增加,中西部地區則相反,經濟發展程度的不一致是東部各省市間財政社保支出呈不公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24].
(4)分省份研究。
張倩(2014)在分析河北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情況時得出,河北省財政社保支出存在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性。例如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農村的低保水平要低于城鎮,農村此方面支出存在缺位,2012 年在城鎮支出達到 44.69 億元時,農村僅為 23.41 億元。人均水平來看,城鎮低保為 309.96 元/月,而農村為 138.54 元/月,農村低保標準需進一步提高[25].閔波、陸新文(2013)從蘇南、蘇中、蘇北三個區域考察江蘇省的財政社會保障支出,通過對典型城市支出情況的比較,發現蘇南地區不僅在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還是人均財政社保支出量上在三個區域中都是最高的,但在社會保障財政支出比重系數上,情況恰恰相反[26].張穎強(2013)在分析山西省的財政社保支出的項目結構時,認為山西省主要集中于對社會保險項目的財政支出,社會救助和社會優撫方面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導致其支出水平低于全國水平。在地區結構上,各地財政社保支出差異大,省級機構、臨汾等地支出較多[27].崔曉明(2012)借助 2001-2010年數據,研究了云南省的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情況,得出云南省變化起伏較大的是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方面,實現了平穩增長的是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及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另外,在城鄉社會保障方面,城市化傾向明顯[28].賀彩霞(2012)對內蒙古烏海市財政社保支出現狀分析時指出烏海市城鎮社會保險支出比例較低,現階段的保障方式與就業方式不相適應,失業保險金不僅領取標準過低,而且領取時間較長。而在農牧民工的社會保障方面,針對其保障的投入不足,社會福利也較少而且服務標準降低[29].
3.財政社保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研究
(1)地區差異明顯。
關浩(2014)認為我國在財政社保支出方面存在明顯的地區不公平,諸如上海、北京等地,其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占比要高于其人口占比,而山東、河南等地低于人口比例,各地區在社保支出上存在巨大差異,影響了地區成員的收入水平,從而降低了社會保障體系的調節功能[30].朱元保(2013)發現與理論相反,地方財政對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并沒有很好地與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保持相一致的步調,人均財政社會保障支出位于前列的城市反而集中于青海、西藏這些欠發達省份,而浙江、福建等較發達省份,人均政府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要低。由于農民工群體廣泛存在于東部地區,使得東部整體的人均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難以提升上去[9].姜旸祎(2011)同樣發現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并不對應,分別從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負擔及人均支出情況來考察,位于中西部地區的湖南、湖北等省份雖然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比例較大,但人均水平較低[31].李雪萍(2008)認為財政支出差距在我國東、中、西三個區域間不斷拉大,公共服務呈現出不均等的情況,表現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優于農村,東部優于中西部[32].
(2)城鄉間差距顯著。
邢嘉威(2014)以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情況為例說明我國社會保障存在城鄉間的差距,失地農民雖有一定的養老保險,但其他方面的保險,如醫療、再就業等保障缺失嚴重,與現階段不斷壯大的農民工群體的發展不相符[33].徐倩、李放(2012)以城鄉居民的轉移性收入為標準,考察衡量城鄉間財政社保支出的差異,其認為此指標在城鄉居民間的差距較大,雖從 2003 年起有下降的趨勢,但城鎮居民仍占據了超過 90%的財政社保支出;而從另一指標--可支配收入中轉移性收入所占份額來看,城鎮是農村的 3 倍有余,城鎮仍是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主體對象[14].楊勇剛、董芳(2010)認為社會保障因受城鄉二元體制影響也具有明顯的二元結構特征,農村居民占到了總人口的 80%,但其所占的社保支出占全國社保經費僅為 11%.例如衛生事業,從 1991至 2000 年,農村衛生事業的投入每年按約 4.59%的速度增長,此數值與當期的財政收入的增速及 GDP 的增速還有一定差距[34].冉維(2007)指出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還需進一步完善我國財政社會保障的支出結構,社會救濟是財政對農村的社會保障事業的的唯一支出,其他項目幾乎是空白,相對比而言,城市在可享受肉價補貼、副食品補貼等一系列補貼的同時,離退休金,養老、醫療、失業、生育等也是其享受的項目。正是基于這種不合理結構,占到總人口的 57%的農村群眾所占的財政社保份額僅為 3%左右[35].
(3)各項目發展不平衡邢嘉威(2014)指出社會保障項目中,針對就業的社會保障財政支出較少,從2007-2010 年的數據來看,就業補助方面的支出僅占到財政社保支出的 10%,與城鎮化進程中大量農村勞動力轉化為非勞動力這一過程不相符,就業方面支出仍顯匱乏[33].朱圣坤(2012)指出我國財政社保支出中,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費支出占據重要比重,雖然這一比例正逐步下降,但是仍然偏高,此項目占用大量資金阻礙了財政社保支出結構的調整;而撫恤和社會救助方面的支出仍顯不足,且增長緩慢,作為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仍不是小數目,對此類人群而言,包括基本生活、教育、住房、司法等各項救助都應該囊括其中[36].馮盛芝、陳嘉羽等(2011)指出多年來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用所占的社保份額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除2003年之外,1987-2004年間,其支出比重一直低于 2%,而用于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的比重也僅達到 4%-5%,二者合計也不過占到當年 GDP 的 1.52%,相差發達國家 10%的比重甚遠。如果撫恤和社會福利的支出比例低,則不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對于社會的協調發展更是起阻礙作用[37].龍玉其(2011)認為缺乏重點的社會保障財政投入是目前我國社保建設的一大問題,社會保險基金占據了大部分財政資金,而對醫療衛生事業和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投入卻是相對欠缺的[11].王玥(2011)指出農村低保保障水平低,保障范圍小,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納入到低保項目中的貧困群體較少,財政資源未用到最需要的地方[38].董冬(2009)在分析我國的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時發現,社會保障用于各個項目的支出額是不斷變化著的,增長最多的一項是社會保障補助支出,而補充全國社?;鸬闹С稣伎傊С龅谋壤哂休^大的波動性,此現象說明公共財政支出隨意性較大[39].
4.優化財政社保支出結構的對策研究邢嘉威(2014)指出當前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還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需要進行財政社保支出改革以適應新型城鎮化的要求,努力推進城鄉社會保障的一體化;大力提高財政對就業的補助支出,以期保障居民的就業和再就業;另外,為穩定社會保障這一"風險池",需要不斷拓寬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范圍,放大政府投入的效應[33].
巴曙松、孔顏、吳博(2013)認為各地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和經濟水平掛鉤,要想提高且進一步平衡各地的社會保障支出,就必須不斷地提高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22].馮盛芝、陳嘉羽等(2011)認為應加大財政社保支出力度,以彌補目前我國財政社保支出數量少的不足。此外,還應從完善社會保障的籌資模式、開辟多元籌資渠道、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關于社會保障的財政責任、加強社會保險基金的財政管理、防范社會保障財政風險等方面入手[37].楊勇剛、董芳(2010)認為加大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對西部地區農村的財政投入,是完善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由之路;將財政資金向高效率項目傾斜,保證用于財政社保支出的資金的使用效率,進而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提供可持續性的動力[34].王增文(2010)認為調整財政社保支出的結構應成為改進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的重點,不能只依靠財政加大對其的投入,此外,新增稅收以增加財政收入這一方式也成為解決社會保障財政投入不足問題的一個途徑[40].班曉娜(2005)指出受財政支付能力所限,在現階段,我國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支出的額度還是偏低,為增加社會保險資金的籌集,應完善稅收制度,一是建立社會保險稅,二是可將部分個人所得稅劃入社會保險支出以起補充作用[41].
1.2.3 國內外文獻述評。
綜上所述,財政與社會保障的關系是國外學者一直以來研究的重點,他們提出要合理有度地安排財政資金,確保對社會保障的財力支持,為我國完善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提供了經驗與啟示。而目前國內學者主要從二部分對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進行研究:一是從宏觀層面對全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情況進行分析,二是從微觀層面對區域或省份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情況進行分析,進而找到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所存在的問題、分析原因,探尋能夠對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結構起到優化作用的政策建議。但整體而言,從可獲取的資料來看,缺乏專門對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研究,現存的研究也是僅在分析財政社保支出整體中提到結構問題,支出結構作為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關注,但并沒有廣泛得到針對性的研究,更加缺乏對其影響因素的分析,而具體到山東省的研究就更少了。本文在基于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的基礎上,以山東省相關數據為依據,分析其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現狀、探尋影響其的因素,從而為進一步優化山東省的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
1.3 研究內容與方法。
1.3.1 研究內容。
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情況,運用最小二乘法實證檢驗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影響因素,通過對目前財政社保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進行歸納,探尋其產生的原因,從而為優化山東省財政社保支出的結構提出可行性的對策建議。本文內容主要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 1 章緒論。具體包括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義,然后通過閱讀文獻資料對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歸納和總結,最后闡述了本文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創新點和不足之處。
第二部分,即本文第 2 章,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理論基礎。該部分包括三塊內容:(1)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內涵及外延,(2)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相關理論:瓦爾納法則、馬斯格雷夫理論、羅爾斯分配正義理論,(3)優化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效應分析。
第三部分,即本文的第 3-6 章,為本文研究的主體部分。第 3 章,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實證分析,該部分選取了經濟總量、財政收入、人口撫養比、消費水平、就業情況、物價等變量,運用計量模型對影響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因素進行分析,并測度其影響程度,從而對后續問題及原因分析提供依據。第 4 章,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通過對相關數據的整理,描述2006 年至 2013 年八年間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總體水平、各個項目和城鄉地區的情況及社保支出效率情況,并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山東省財政社保支出項目結構和城鄉結構存在的問題及產生問題的原因:財政資金緊張、山東省人口老齡化嚴重等。第 5 章,優化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對策建議,結合影響山東省財政社保支出結構的因素和存在問題的原因,確定合理安排財政社保資金應遵循的原則,提出具體可行性建議以供參考。
1.3.2 研究方法。
1.文獻分析法。通過大量閱讀相關文獻資料,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歸納總結。以此為參考,從山東省情出發,綜合分析,系統闡述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情況。
2.實證分析法。本文通過定量分析山東省財政社保支出結構的現狀,運用實證檢驗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影響因素,以此為切入點,結合問題產生的原因提出優化支出結構的建議。
3.比較分析法。通過與全國和浙江省的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山東省與其存在的差距,提出優化山東省財政社保支出結構的對策建議。
1.4 創新點與不足。
本文的創新點:
(1)本文運用經濟理論、計量模型,通過數據分析,考察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情況,希望能夠為今后優化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提供可參考的建議。
(2)本文通過對國內文獻的閱讀和整理,發現我國針對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專門研究偏少,只是在相關文章中有所涉及。因此,本文就立足于山東省的數據,專項分析山東省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的情況,探求影響其的因素,為今后優化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結構提供建議。
本文的不足之處:受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無法獲得山東省 17 地市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數據,因此無法詳細分析山東省內地區間和城鄉間社保支出情況,從而無法就縮小山東省內部社保支出差異而提出較為針對性的建議,此外,由于 2007 年前后統計口徑的變化,無法統一分析之前的情況,使得本文數據跨度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