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新農保制度運行中的公平正義探究
【第一章】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公平正義探析緒論
【第二章】公平正義視閾下新農保制度的理論分析與測量維度
【第三章】新農保制度運行中的公平正義實證分析
【第四章】農村居民對新農保制度運行的公平正義性評價
【第五章】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的影響因素分析
【結論/參考文獻】新農保制度實施中的公平性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4 農村居民對新農保制度運行的公平正義性評價

4.1 信度分析

信度是對問卷測量可信度的檢驗。本文以統計系數值來衡量同一量表各項目的內部一致性程度。Cronbach's Alpha 值在 0.7 到 0.9 之間為高信度值， 一般探索性研究，Cranbach's a 系數要在 0.6 以上，被認為可信度較高。本研究信度值嚴格按照統計標準進行測量與取舍。

通過對村民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因素的項目進行信度分析可以發現，如表 4-1 所示，其總體 Cronbach's a 的值為 0.662>0.65,因此問卷整體來說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比較好，可靠性較高，具有適用性。

如表 4-2 所示，對制度起點、制度程序、制度總體結果、制度分配和制度具體結果等量表的信度進行分析，其所有指標的 Cronbach's Alpha 值也均大于 0.6,表明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較好，具有適用性。

4.2 因子分析

問卷效度（Validity）指所測量到的結果反映所想要考察內容的程度，即問卷計量結果能多大程度上反映考察的內容，反映程度越高，效度就越高。一般來講，測量問卷時主要針對的是問卷的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內容效度（contentvalidity）指的是確定測驗是否是所欲測量的行為領域的代表性取樣；結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是指測量結果體現出來的某種結構與測值之間的對應程度。結構效度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保留概括力強的幾個指標， 對文章主要檢測的的變量即 14 個指標進行了因子分析。結構效度的檢驗如下：

通過 Bartlett 的球形度檢驗，從表 4-3 可以發現，KMO 值等于 0.727,卡方值是 1607.951,自由度是 91,在 P=0.000 水平上顯著，表明這 14 個指標達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14 個指標被概括為五個因子，如圖 4-4 所示，因子 1 命名為"制度起點",是因為村民對新農保制度運行的了解程度，地方部門的宣傳工作以及繳費困難群體的選定等制度運行之前的準備工作或者制度運行之初的工作，起點或機會的公平，體現的是新農保制度的起點公平正義；因子 2 命名為"制度分配",是因為無論是個體繳費、政府補助和村集體補貼都是新農保的財政政策，是對個人賬戶的一種繳費，縮小收入差距，最終是為了再分配以實現制度的公平正義；因子 3命名為"制度程序",是因為繳費、基金管理、經辦工作和工作人員素質等等體現的是這項制度運行之流程部分；因子 4 命名為"制度具體結果",是因為待遇高低，基本生活滿足程度和生活改善作用大小等體現的是新農保制度運行之效果；因子 5 命名為"制度總體結果",是因為題項：新農保待遇發放和經辦工作展現的制度程序的一種總體評價。指標 0.7 以上，五個因子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72.156%,達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本文將每個因子的值乘以其方差貢獻率后再相加，得出制度公平正義的值，公式為： 制度公平正義=制度起點？0.16255+制度分配？0.15740+制度程序？0.14245+制度具體結果？0.13016+制度總體結果？0.128994.3 單因素分析。

4.3.1 農村居民對新農保制度公正性的總體評價

從表 4-5 可知，新農保制度總體上的公正度，高達 84.6%的村民覺得"一般公平正義及以上",認為"較不公正與非常不公正"的村民占 15.4%.因此，當前新農保制度體現了它的普惠性，給農民提供了養老福利，但是從起點、過程到結果都存在著一些公平正義性問題，國家、集體和個人都應當付出努力，爭取早日實現新農保的公平正義。

4.3.2 個體特征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

農村居民個體因素，如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身體健康狀況、子女情況、家庭全年收入、對新農保了解情況等方面可能也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的公平正義性問題產生影響，下面就擇要一一進行分析。

4.3.2.1 村民性別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從下表 4-6 可以看出，統計數據顯著值 P= 0.429,說明村民性別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不存在顯著性相關（X2=3.830,P=0.429>0.1），男性村民和女性村民選擇一般公平正義及以上的分別有 85.2%和 84.1%,無論男性還是女性村民都有 15%左右的人選擇了較不公正和非常不公正。男女農村居民對新農保制度的公平正義性認知大體相當，這可能得益于現代社會不同于傳統封閉的鄉土社會和農村文化，農村女性也更多接收外在豐富的信息，視野更加廣闊，同時逐漸關注農村社會事務，社會參與度更高。那么，農村居民就會基于自己對新農保制度的了解作出更加可靠與客觀的公平正義性判斷。

表 4-7 中統計數據顯著值 P=0.065<0.1,說明村民的年齡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村民對公平正義的選擇按照年齡從小到大依次是 78.6%,71.5%,88.6%,88.9%;村民對不公正的選擇按照年齡從小到大依次是 21.4%,28.6%,11.4%,11.1%.

總體上的趨勢就是村民對新農保制度公平正義的選擇隨著年齡的增大而增大。其主要原因：一是預期降低，隨著年齡變大，人們對制度的預期是減弱的，同時對制度的缺陷采取更包容的態度；二是橫向比較，從家庭養老，集體養老，個體養老，到綜合的新農保，這是一項從無到有的制度，人們的接受度更大.

4.3.2.3 村民文化程度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如表 4-8 所示，統計數據的顯著值 P=0.027,說明村民文化程度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相關，并且存在顯著性相關（X2=33.808,P=0.027<0.05的顯著水平）。從上表可以看出，村民選擇非常公正的比例：6.7%（未受過正式教育），17.8%（小學），29.2%（初中），31.3%（高中），50.0%（大專）；而選擇非常不公正也只有 1.1%（未受過正式教育）和 1.6%（小學）。村民文化程度越高，他們對新農保制度公平正義性認知程度就越大，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村居民，一方面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所以理解新農保制度和相關政策就會更容易，認識透徹，政策接收方便快捷；另一方面，較高文化的村民會較多關注制度的環節，參與農村社會事務，提高自身的政策認知。

4.3.2.4 村民健康狀況對新農保制度運行公平正義的影響從表4-9中可以看出，統計數據顯著值P=0.003,說明村民身體健康狀況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有相關，并且存在顯著性非常相關（X2=35.880,P=0.003<0.01顯著性水平）。身體狀況好的村民選擇不公正的有25.7%,身體狀況差的村民選擇不公正的有14%;身體狀況比較好的村民有34.6%選擇公正，身體狀況很好的村民有100%選擇公正（只有3個樣本），身體狀況較差的村民有56.1%選擇公正，身體狀況非常差的村民有33.3%選擇公正?？梢娚眢w健康的村民傾向于選擇公正，同時也有更多的人傾向于選擇不公正；而身體不夠健康的村民更多選擇公正，同時存在較少的人選擇不公正。健康狀況越差的公民，對新農保制度的公平正義性評價就越高，源于新農保制度對農村社會弱勢群體的救助，為了避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國家適時推出的新農保制度某種程度上是對健康弱勢群體的一種補助，與新農合制度存在一種互補關系，身體狀況差的村民更加認可這項制度。

4.3.2.5 村民子女狀況對新農保制度運行公平正義的影響表4-10可見，統計數據顯著值P=0.229,說明村民子女狀況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之間并無顯著相關（X2=4.889,P=0.229>0.1顯著水平）。但是，37.5%沒有子女的村民選擇較不公正，49.8%的有子女村民認為新農保制度是公平正義的，因為傳統農村社會的影響，或者現代社會的客觀現實，集體經濟的變遷，打工經濟，國家養老保障的不足等等，農村居民有相當一部分人仍然傾向于自己養老或者子女養老，如表表4-11所示82.3%的村民認為養老依靠自己或配偶，92.5%的村民認為依靠子女養老，53.8%的村民選擇依靠政府養老。

造成以上結果的原因在于：一是按照韋伯的行動理論，既重視個體的行動選擇，又重視"價值人"、"規范人".農村居民重視傳統的孝道文化，《論語·學而篇》："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還有《弟子規·總敘》指出："弟子規，圣人訓，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學文".以及"傳宗接代，綿延香火",講究的是家庭觀，家族觀。二是中國的老齡化趨勢愈發嚴峻，同時存在"四二一綜合癥",即溺愛綜合癥，加上政府的新農保制度來彌補社會發展不公正，所以，一些村民會選擇依靠政府養老36.

4.3.2.6 村民的家庭全年總收入狀況對新農保制度運行公平正義的影響從表 4-12 可以看出，統計數據顯著值 P=0.000,說明村民的家庭全年總收入狀況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顯著性非常相關（X2=55.746 ,P=0.000<0.01 顯著水平）。

由上述表格所得家庭全年總收入在40000元以上的有44.4%的村民選擇了非常公正，至于不公正的選擇分布如下：家庭全年總收入在 30001-40000 元的占43.2%,家庭全年總收入在 40001-50000 元的占 16.5%,家庭全年總收入在 50000元以上的占 6.3%.對新農保制度公平正義性認知程度隨著家庭全年總收入的上升而上升，也就是，村民家庭收入越高，那么其對制度公平正義性評價就越高。

原因在于，一是收入越高，可以選擇更高檔次的繳費標準，從而獲得更高的養老保險金；二是村民收入越高，那么對農村養老保險的期待就不如欠富裕家庭，預期效果降低，對養老期待降低，對制度的公平正義性問題并不是非常在乎；三，家庭收入高，說明其可能是制度運行的受益群體，那么對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的感知就越高。一位家庭比較富裕的村民就這樣說道："現在生活好了，吃的用的都比以前好很多，這都是黨的政策好，新農保符合發展趨勢，農民養老有了個好制度。"（7-SZQ）4.3.2.7 村民對新農保制度的了解情況對新農保制度運行公平正義的影響上表顯示，統計數據顯著值 P=0.000,說明村民對新農保制度的了解情況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存在顯著性正相關（X2=81.639,P=0.000<0.01顯著水平）。村民對新農保制度非常公平正義的選擇，由比較熟悉的 35.2%,一般熟悉的 18.4%,跳躍到不太熟悉的 3.0%,村民對新農保制度的了解情況對制度公平正義的認知呈現出逐漸遞減的趨勢；村民對新農保制度非公平正義的選擇，由比較熟悉的 3.7%,一般熟悉的 11.2%,不太熟悉的 34.8%,跳躍到了解很少的 66.6%,村民對新農保制度的了解情況對制度非公平正義的認知呈現出逐漸遞增的趨勢。村民對新農保制度的情況越發了解，其對制度公平正義的認知更趨于正面。一位被訪問的村民如是說："新農保政策，我們都知道，村干部也宣傳了，這是咱們農民養老的好政策，每年交 100 塊錢，60 周歲就可以拿錢了，以前可沒有這樣的好政策。"（8-WJ）此外，表示比較熟悉的仍然有 3.7%的村民對新農保制度的公平正義性問題產生質疑，3.7%的村民認為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出現了不公平問題?？茽柭睦硇圆壵撜J為，個體的行動邏輯就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在作出公正評價之前，必須要分析個體在制度中能得到什么抑或不會損失什么。

這部分村民或是出于對制度的關注，從而清楚制度運行中存在的問題與缺陷，所以對制度公平正義產生現實和觀念的缺失。

4.3.3 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回歸分析。

從模型摘要來看（表 4-14），回歸模型的判定系數為 0.271,修正后的判定系數為 0.254,表明該模型可以解釋居民接受度影響因素的 25.4%.同時，由表 4-15看到，F 值是 15.760,自由度 df=7,對應 Sig.值為 0.000,表明整體模型檢驗在0.01 的水平上顯著，回歸方程的線性關系顯著，用該方程來分析村民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因素是有效的。

表 4-16 顯示，進入回歸方程的變量有：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您目前的平均月收入，新農保宣傳的評價和繳費困難群體的村委評議。從標準化系數來看，平均月收入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最大，且呈現正相關；年齡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次之，呈現正相關；新農保宣傳評價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再次之，呈現正相關；性別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是第四位，呈現正相關；文化程度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是第五位，呈現正相關；繳費困難群體的村委評議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是第六位，呈現正相關；身體健康狀況對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的影響是最弱的，且不相關。

從非標準化系數來看，可以得到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與諸變量的關系模型方程：Y=-1.439+0.115X1+0.124X2+0.046X3+0.084X4+0.207X5+0.065X6綜合以上，主要實證研究結果如下：（1）制度起點公平正義：作為新農保制度的入口，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正義，但是還是有上升空間；制度過程公平正義：作為新農保制度運行的中間部分，制度過程反映了國家政策，新農保制度充分展現了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是分配的財政結構有待調整，過程公平正義不足；制度結果公平正義：新農保制度從無到有，某種程度上改善了老年農民的生活，但是與農民切實需求還是有較大差距。（2）年齡、平均月收入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呈現較明顯正相關，性別、新農保宣傳的評價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呈現一般正相關，文化程度、繳費困難群體村委評議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呈現較弱正相關，身體健康狀況與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呈現不相關（與表 4-9 得出的結論不同，本文接受回歸分析的結論）。（3）對新農保制度運行公平正義感知的 6 個影響因素中，作用最大的是平均月收入（標準化回歸系數 Beta 為 0.355），其他依次是年齡（標準化回歸系數 Beta 為0.309），新農保宣傳的評價（標準化回歸系數 Beta 為 0.283），性別（標準化回歸系數 Beta 為 0.176），文化程度（標準化回歸系數 Beta 為 0.141），繳費困難群體的村委評議（標準化回歸系數 Beta 為 0.124）。（4）新農保制度運行中公平正義感知=0.355?平均月收入+0.309?年齡+0.283?新農保宣傳的評價+0.176?性別+0.141?文化程度+0.124?繳費困難群體的村委評議。村民年齡越大，對新農保的依賴更強，可以得到養老金，公平正義感知越高；月收入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公正性感知越高；新農保宣傳的評價越好，繳費困難群體的認定過程越公平，也就是制度起點和過程越公正，那么總體上新農保公平正義性認知就越高。

倪青山等（2015）研究公正觀念與分配公正得出，這些公平性評價與個人年齡、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之間也存在著較強的關聯性。公正性評價與年齡呈反方向變化，公平性評價與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呈正相關。從總體收入分配公平性評價的回歸分析中可推論，實際收入決定機制與人們公正觀念之間的有一定的差距，造成出入導致公民收入分配公平感不高。從居民對收入差距變動的感受來看，認為收入差距在擴大者，其收入分配公平感顯著較低，并且認為收入差距明顯擴大者比起收入差距有所擴大者的不公平感程度也要強得多。生活水平、預期收入的變動也將影響到當前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如果預期收入高，那么收入分配公平感就高。收入越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感越強，從這種意義上說，那些能在收入分配機制變動中獲取收益的人群對于收入分配具有更強的公平感.

4.4 農民公平正義觀

4.4.1 生存與互惠倫理的差序公正觀

生存保障是農民對基本生活的公平正義要求，它要求保證農民的基本生計能持續，這種"最弱者應該得到生存保障"的公平正義邏輯處于村民公平正義邏輯層級結構的底端，是村莊內部的一種道德底線；互惠是一種傳統倫理，在鄉村日常生活中扮演著基礎性角色，村莊公平正義邏輯的核心就是互惠互利，一方對另一方的幫助必須給予回報，但不一定同等價值，好比是村莊里面形成的隱性社會契約，如有違背，必被詬病，認為是違背了公平正義，這種互惠倫理存在于村莊很多方面"村民們不僅以互惠式交換處理著與鄉親鄰里之間的關系，也處理著與村干部和村組織以及村莊公共領域中的各種關系",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呈現差序格局互惠，以關系親疏來判斷事物公平正義與否，形成差序正義的觀念，差序正義是指"在對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作出評價時，當事人所依據的是對方與自己關系的遠近以及能夠給自己帶來的好處或便利的多少。一句話，正義與否是要依據相互交情的多少來厘定".這樣形成的正義觀念是依照社會關系中的差序格局來產生實際意義的，具有隨意和不確定性，是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社會關系而言的。在新農保制度中的具體表現：第一，權利與義務，義務就是農民對國家的"給予",權利就是國家對農民的"回報","給予和回報"是一種互惠，"中國社會的人際相互關系主要依靠互惠互利待遇，中國人相信行為、人以及超自然的因素都具有相互作用和因果關系，因而從行為的反應和結果來考慮問題".所以新農保制度要實現收入再分配，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第二，權利平等原則，生存權體現了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所以在新農保制度中要實現機會公平正義，過程公平正義和結果公平正義。第三，實際村莊生活中，農民是以差序格局的公平正義理念來表達農民的公平正義觀。是具體情境式的，跟自己親近的人成為繳費困難群體，農民認為新農保是公平正義的；另外，如果新農保能夠保障自己的養老，解決養老問題，那么就會比較認可新農保政策是公平正義的，就會更加認同制度執行的村委會和制度設計的各級政府。

4.4.2 利益導向的公正觀

農民的行動是基于理性的，利益導向成為行動邏輯，一方面，以自己是否從新農保制度中獲得切實好處或者經濟利益來判斷新農保制度是否公平正義；另一方面，以自己從新農保制度中獲得切實好處或者經濟利益的多少來判斷新農保制度是否公平正義以及公平正義的程度。

舒爾茨認為農民是理性的，經濟的，提出"理性小農"的概念，波普金得出農民追求效率和經濟；從社會學的角度，以蔡雅諾夫為代表，他們認為農民的生產，追求的目標是滿足家庭消費，而不是利潤最大化；然而西蒙認為，人們尋求的并不是最優決策，而是滿意決策；鄭風田則認為農民的行為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農民理性問題歸根結底是生存溫飽問題，體現了農民行為的相對統一性；另一方面，農民行為在適宜的制度環境下大都符合理性，而制度悖論才會直接導致農民的非理性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