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對文化的理解雖然繁雜， 一般也可統一劃分為物質、制度及精神三層面。 消費文化亦如是。 本文中，物質消費文化一詞，既指消費中的物質文化，也指物質中的消費文化，尤指物質消費過程中物質的符號象征屬性。[1]在東北農村的消費革命中，以住房、家用電子設備為代表的耐用品的迅速普及，固然是鄉村物質消費文化的重要組成。 但阿帕杜萊提醒我們， 商品的社會價值不只與勞動價值相關聯，還與更廣泛的物品的社會生命相關。市場交換不是簡單地使商品的價值神秘化，相反，它把它們置于一個復雜的再社會化的競技場里。[2]
在本文中， 我們注重考察鄉村社會物質消費文化的演進歷程，即從自然物品到商品，從商品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到符號價值的演進歷程。
一、物質消費文化的解讀范式
馬克思曾將商品價值厘分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商品的象征意義愈發明顯， 鮑德里亞遂將商品的價值劃分為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及符號價值，并提出，在當代的物質體系中，符號價值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3]這三種價值的劃分， 目前已經成為人們研究物質消費文化的基本框架。 隨著人們認知體系的變化，物質商品的這三種價值總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 按科皮托夫（Kopytoff）觀點，商品在人類的世界里具有了符號意義上的生命， 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與表現形貌。 王寧綜合各家觀點，歸納出物質商品的符號化四階段模式：第一階段，從自然物質轉變為具有使用價值、可以交換及具有文化意義的商品。
第二階段，將某些傳統的神圣意義消解，并轉換為世俗意義，從而納入到可交換的消費領域。 第三階段，通過交換與占有，消費者將物的類型化的一般化的客觀意義轉變為自己個性化的甚至情感投射方面的主觀意義，將商品“去商品化”. 第四階段，通過上述階段，在物品的使用過程中，消費者將物質神圣化。[4]
本文認為， 上述各階段的劃分固然可以清晰描繪出商品的符號轉換過程，但是，在一般性上，上述流程的劃分有所欠缺。 如，盡管依科皮托夫所言，文化通過神圣與世俗的劃分，對物質的商品化過程進行一定的限制。 即需要將某些物質傳統的神圣意義消解，轉換為世俗意義，再進入可交換的消費領域。 科皮托夫的論述有一定的合理性，東北農村棗子河村的經驗也驗證了這一點， 如對人體器官商品化的接受、對信仰之物商品化的釋然。 但這只是極少數物品的商業化及符號化過程才具有的特征，市場上所見的絕大多數物品，都不需要歷經消解神圣的世俗化過程。 以之作為轉換過程的一般性，于概括性上稍有欠缺。 另，通過交換、占有， 消費者將物質的類型化意義轉變化自己的主觀個性化情感投射過程， 與第四階段的使用過程中的情感化相比較， 除了交換與使用的歷時性之外，似乎并不存在明顯的階段差別。
既然物質轉變為商品的過程是物質消費文化展演的關鍵時期，我們認為，用解釋學的范式來詮釋這個轉變過程或許具有一些解釋力。 物質轉變為商品的關鍵是商人的有意識的社會行動， 而圍繞物質轉變所衍生的消費文化的展演， 則主要由商人、 媒介與廣大消費者共同構成的詮釋體系所決定。 對于一個區域社會的消費文化型塑機制而言，作為消費者對相關物質---商品的認知、情感與評價體系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 從解釋學的角度來說， 如果我們把區域社會的消費文化看作一個文本，那么，關于文本意義的解讀，固然由作者、批評家與讀者共同創造，亦即，能夠實現理解過程中各方視域的融合狀態為最優， 但具體到某一群體關于該文本的解讀， 則取決于該群體人員的認知，也就是說，讀者決定論應是群體成員中關于文本意義解讀的根本范式。 當代物質文化具有復雜性與矛盾性。 物體的形式保持不變，而它的內涵則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在某些情況下，部分人群能夠占有這些物質產品， 并且以他們自己創造性的思維使用它們。[5]在此框架內，鄉村區域物質消費文化發展及其變遷脈絡的觀察， 宜以鄉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為載體。
二、河村經驗：由物質到符號的跨越式發展
按鮑德里亞對商品的價值分類法， 商品不但具有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還具有符號價值。[6]在物質從自然狀態轉變為商品的“商品化”進程中，還同時創造著三種價值，即，技術化過程，令商品具有使用價值； 商品化過程， 令物品具有交換價值；符號化過程，令物質具有符號價值。[7]一般說來，物質商品的價值與它所處的經濟形態相關。 自然經濟里， 人們重視商品的使用價值； 商品經濟中， 人們重視的是商品的交換價值； 在消費社會里，人們重視的是商品的符號價值。 在這樣的進化序列中，還應考慮消費者的經濟、社會地位因素。如，在低收入群體中，商品的符號價值被重視的時間或要遲些出現（相對于高收入群體）。
（一 ）河村經驗
我們所調查的東北棗子河行政村共有 440 戶，1602 名 村民 ,戶均 3.64 人 . 6 個 自然村 （屯 ）都是小規模村落。 我所調查的河村，是 6 個自然村之一。
目前有 55 戶，220 名村民。 目前人均年收入 7000元左右，在全國農村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 河村地區的經濟以農業種植為主，除商品糧、中藥材、木耳等有限商品外， 當地缺乏將自然物品加工為商品的技術手段。 不過， 河村一些自然經濟產品的“商品化 ”歷程極具后發展地區的后發展效應 .
河村的地方性知識體系里， 物質由自然狀態轉變為符號性商品的進程經歷了跨越式發展。
（1）笨雞。 東北將自家飼養的本地雞稱為“笨”雞，即中原人所稱的“土雞”. 河村的村民家庭一般都會養十多只雞。 它們或被食用，或被用來送人。 村里金家養了二十多只雞， 村里有人領著城里來的客人到他家去買只雞帶回城。 金家說，“可以賣一個給你。 我們也沒有秤。 不知道多少錢合適，就給個整兒吧。 ”這里的“整兒”,指的是 100 元。 這個價格，遠超市場價格。 在附近城鎮的市場里，也有這樣的笨雞出售，在那里，它是按照重量來計算價格。 在河村，這樣的笨雞，基本按只出售。 金某說，“稱重太麻煩。 我可賣可不賣。 自己家吃、送人還不夠呢。他們城里人沒有這個， 市場上買的雞， 看著是笨雞，也都是吃人工飼料。 我這雞，實打實的，都是吃苞米粒長大的。 ”
（2）笨雞蛋。 河村人將笨雞蛋簡稱笨蛋，中原人稱土雞蛋，因其色澤與味道遠勝于養雞場的雞蛋而受到人們追捧。 至 2012 年， 河村一枚雞蛋的價格為一元錢。 2013 年，突升至 1.5 元一枚，有人還開出了 2 元一枚的價格。 河村居民對這個價格很自信，說：“就是兩塊錢一個，他們（市民）知道根底的，也會買。 這是貨真價實的笨雞蛋。 電視廣告上的溜達雞的雞蛋，就是‘扯蛋',（要是真的有）那么多雞在山上溜達，上哪兒去撿雞蛋??？ ”
（3）蔬菜及其他食品 . 村民一直在食用自家園子里生產的蔬菜，只是在近些年的“消費革命”中，他們才強烈感受到食用自家蔬菜的幸福感。 2006 年，筆者在王守福家訪談時，他正吃飯。 他一邊用自家產的大蔥蘸著自家釀制的黃豆醬，用來“下酒”,一邊對筆者說：“這蔥，夠辣，還嫩。 山東大蔥吃起來，皮硬得像樹皮。 還有這醬，有豆子味兒。 市場上賣的袋裝醬，閉上眼睛吃，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就是咸味，沒有豆子味兒。 ”他還給我看他正在喝的酒，這是本村“酒坊”用本地玉米釀造的小燒白酒。 他說：“別看電視廣告上，這酒好那酒好，其實都差不多。 要說瓶裝酒的味道好，還不知道是加進什么添加劑了呢。 咱們喝的這酒，就是當年的苞米釀的。 你看，咱們這兒的人，不都喝這酒嗎？ ”村民的市里親戚來訪， 臨走時， 村民總會給拿些土特產，如人參、貝母、黑木耳、松子。 近些年來，村民贈送給來訪親戚物品的清單里， 便多了些蔬菜，蘿卜、土豆、豆角、茄子、黃瓜、西紅柿、芹菜等。 村民會說：“這都是自家園子里種的，都是農家肥，沒有一點化肥，放心吃吧?！?br>
（4）黃柏樹皮、松針。村中大學畢業生 M 沒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在基層市場共同體的核心地帶 （城市） 的一家東北特產商店工作，該店主營東北山貨。 人參、貝母、鹿茸、五味籽、刺嫩牙、蕨菜等，貨源基本來源于棗子河流域的山林地區。 2012 年，他開發了一種新的保健品，即把本地的黃柏樹皮、松針摘下來，曬干，炒熟，再包裝成小袋，即可投入市場。 兩年下來，他買房買車。 這更使村民相信，在這個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的時代，只要帶有綠色、環保、健康的標簽，自然物品就可以直接進化為高價商品。
（二 ）后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 新興民族國家的發展之路引起學者的關注，形成發展社會學。 在現代化理論中， 人們區別出早發內生型與晚發外生型兩種現代之路。 發展中國家基本為晚發外生型，其發展過程需要自“低發展”起步的特殊性被稱為后發展（遲發展）。 后發展效應分正面與負面。
后發展的正面效應最早源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的絕對優勢理論 . 1962 年 ,美國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從歷史觀點看經濟落后》 一書中創立了后發展經濟增長模型。指出了后發展的正面效應：后發展國家（地區）可利用其遲發展地位的特殊優勢， 直接吸收早發內生型國家（地區）的先進科技、管理理念，經歷跨越式發展之路。 日本、東亞四小龍成為例證晚發外生型現代化的代表。
后發展的負面效應主要由依附理論闡述。 依附理論首先由拉美國家學者提出， 后在發展中國家引起強烈反響。 主要代表人物為費爾南多·卡多索（Femando Cardoso）、恩 佐·法 萊 圖 （Enzo Falet-to）、 阿 明 （Samir Amin）、 弗 蘭 克 （Andre GunderFrank）、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 . 一般認為，后發展國家由于起步晚，只能在制度、技術方面模仿先發展國家。 因制度的引進難度較大，后發展國家普遍采用技術模仿優先， 甚至用它替代制度模仿，為后發展國家的長期發展帶來隱患。 處于邊緣地位的國家與地區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與核心國家形成了依附關系， 核心國家利用其核心地位優勢，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全面控制邊緣國家，令后者形成依附性政治、依附性經濟及依附性文化。
文化的后發展效應多被認為是負面的依附性發展。 如，弗蘭克認為早發展國家利用強勢文化向后發展文化地區侵蝕，不但獲取經濟利益，還進行價值觀的滲透，令后者的傳統文化遭到破壞，全面認同強勢文化。 而在殖民主義者入侵之前，后發展國家只是處于未開發狀態，具有自主的發展脈絡。
（三 ）河村物質的跨越式發展
笨雞、笨雞蛋、園子出產的蔬菜、山林物產，它們本身并未發生變化， 變化了的是人們的認知觀念。 道格拉斯在《潔凈與危險》中提醒我們，有關事物價值的判斷從來都是被人類的認知體系所決定。 在文化人類學家（涂爾干、莫斯、道格拉斯等）的視野里，當物質被納入到人類的分類范圍之后，就成為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 在這里，物質獲得了人類觀察活動的痕跡， 具有了超越物質本身之外的象征意義，即被人類所符號化。
笨雞、笨雞蛋、菜園的蔬菜、黃柏樹皮等物質，在當代語境中被作為綠色、健康之物后，它們在社區知識體系中的坐標點也發生了變化。 它的技術化過程沒有變化，仍是在村民家庭菜園里生產；它的商業化過程沒有變化， 仍是在自然經濟框架內在產地直接出售給來訪者； 變化的是它的符號化過程： 它與市場上出售的大規模生產的同類商品產生了區別，它的身上攜帶著自然、綠色、健康的標簽。 至于它在使用功能方面與同類物品的區別究竟如何，人們并不清楚。
日本學者星野克美曾指出， 商品的物的價值的差異性遂漸消失，是商品符號化增強的背景。 一旦某企業開發出新產品， 馬上就會有別家公司跟進。 市場上同類各商品間的差異性便隨之消失。 在市場飽和的情況下， 同質化的商品在競爭中只能訴之于行銷戰略上的符號價值的差異。[8]
在河村出產的物質商品中， 將原材料轉化為商品的技術沒有變化， 將商品出售的方式沒有發生變化，但在商品的符號化方面，在當代綠色消費的總體語境下，獲得了跨越式的發展。 它用綠色、環保、健康、自然、野生等標簽，將自己與市場上同類商品區別開來。 商品競爭到最后，不僅靠產品質量和銷售服務，還要靠形象競爭，包括企業形象和產品形象，實質上就是符號化的競爭，也就是使產品符號差異化。[9]在河村自然經濟框架內出產的這些物質商品，跨越了商品大規模標準化制造階段，直接進入到產品形象的符號化競爭序列中。 不但如此，河村的地方性知識也隨之發生了轉變，人們開始重新認識、評價河村的自然環境與物產。
三、現代消費體驗的平臺
鄉村物質消費文化的這種跨越式發展， 能夠為鄉村居民的消費帶來跨越式的消費體驗。 在解決了溫飽階段之后，人們的消費快感，不再滿足于可消費物質的有無， 而是消費該物質所帶來的生理體驗及其所生產出來的情感。 在當代消費社會里， 某種物質在其消費維度的價值越來越取決于它與其他相似物質的差異性。 這種差異性，或源于物質本身， 或源于物質在它所處的價值分類體系中的坐標。 后者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產品的越來越豐富而越來越成為決定消費社會中物質消費價值的重要標準。 在這里， 價格可能不是敏感因素。 這種不取決于價格而是符合人們特定審美觀念的消費方式將且正在越來越成為當代消費文化的新景觀。 我們樂觀地相信，至少在我們所討論的諸物質的消費過程中， 鄉村居民獲得了當代社會看重的因物質差異而產生的幸福的消費體驗。
通過描述并分析東北河村社會空間中物質消費文化的跨越式發展脈絡，我們認為，鄉村的自然物質在未曾歷經大規模商品化階段的情況下直接進入到同類商品的符號化競爭平臺， 它不但表征著相關物質在區域社會知識體系中的坐標變動及其文化蘊含（如自然、健康等信念），而且，這種跨越式的物質消費文化， 也為區域社會居民提供了體驗偏好個性、 自然、 健康的現代消費方式的平臺。
參考文獻：
[1] 王 寧 . 消 費 社 會 學 [M]. 北 京 : 社 會 科 學 文 獻 出 版社，2011 年，115.
[2]Appadurai,A.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340.
[3] [ 法 ] 鮑德里亞 . 消 費社會 [M]. 劉 成富 , 全志鋼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3-30.
[4] 王 寧 . 消 費 社 會 學 [M]. 北 京 : 社 會 科 學 文 獻 出 版社，2011 年，130.
[5] [ 英 ] 丹尼爾·米勒 .物 質文化與大眾消費 [M]. 費 文明，朱曉寧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 年，168~171.
[6] [ 法 ] 鮑德里亞。消 費社會 [M].劉 成富 ,全志鋼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106-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