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是一個無窮無盡的內容未經過濾的數字世界。海量信息構建的所謂民主化媒體的網絡為人們通過小道消息來打擊報復別人提供了便利。普通老百姓可能因網絡謠言模糊判斷力而迷失方向，更為嚴重的是，網絡謠言加劇了官與民的相互不信任，增加了他們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嚴重的網絡恐慌、網絡事件和網絡暴力往往由網絡謠言引發，這無疑損耗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增加了治理成本，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指數。
一、社會轉型期政治文化載體促生網絡謠言
網絡謠言是謠言借助網絡傳媒工具發展的一種影響力更大的謠言傳播形態。有學者將謠言界定為“一種非官方的，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傳播的包含虛假成分的信息”[1].周裕瓊結合中西觀點，將謠言定義為“未經官方證實卻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對現實世界的假設，或人們在議論過程中產生的即興新聞，它可以作為一種工具性說法，幫助人們解讀當前模糊而重要的情境”[2].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謠言產生的可能性和工具性價值，對研究謠言的社會影響具有積極意義。
（一）社會結構性矛盾是網絡謠言產生的罪魁禍首
網絡謠言是網絡技術與社會結構性矛盾相互作用的結果，不僅與網絡技術的興起與成熟有關，更與網絡時代的社會政治背景密切相關?！按笠幠Ｖ{言的產生與流傳和重大的社會變遷緊密相關，發生社會劇烈變革的時期往往是謠言容易產生的年代”[1].社會劇烈變革是社會結構性調整的過程，而社會結構調整時期就是社會矛盾多發期，同時也是謠言猖獗的時期。就我國而言，目前網絡謠言猖獗與我國處于社會轉型和政治變遷的重要歷史時期有直接關系。政治體制由原來的中央高度集權向中央與地方分權發展，經濟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政治文化從傳統的皇權至上和權力膜拜向現代的平等法治的民主文化轉換，個人意識從國家至上的集體主義向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文化轉變。所有社會結構的關鍵性領域都在發生急遽變化。社會結構性調整也是一個探索社會發展道路的過程，不可避免會產生錯誤與失敗。錯誤積累而未及時改正會導致民眾產生對未來不確定甚至懷疑的心態，這種心態一旦蔓延，就會為謠言的產生準備心理條件。謠言將社會變動所引發的潛在社會心理通過更加具體的事件形式爆發出來?！爸{言潛在的所要表達的東西比其提供的表面消息更為重要”[1].謠言制造者深諳此種政治心態，因此制造與此吻合的虛假信息，煽動不知實情而感情上強烈認同的民眾接受它、傳播它。
（二）虛實交換的互聯網是網絡謠言傳播的巨大溫床
互聯網虛實交換的傳播方式，大大超越了傳統文字傳播和口口相傳方式在信息傳播范圍上的時空限制，也大大增加和提高了人們的信息獲取量及傳播信息的興趣，這為謠言的產生與發展創造了條件。虛實互動的web2.0特征使技術與人的互動方式無障礙融合，人們不僅可以自由接入和退出網絡信息的傳播過程，而且可以在信息的傳播過程中加入每個個體的社會體認和觀點，豐富信息內容，增加信息的可傳播性。這就會模糊信息的真實性，從而為謠言提供更好的生存環境。虛實交換中的人們往往難以把握虛擬與現實的界限，在倡導個人言論自由的同時也為不負責任的言論和惡意詆毀提供了最佳掩護，從而促使更多的虛假或歹意的言論不斷涌現。虛擬交換還使網絡信息具有碎片化特征，每個在互聯網中活動的人對網絡事件信息的認知如同盲人摸象，只能獲取其中的部分信息，然后再通過自身已有的認知結構對只言片語的網絡信息進行個體化解釋，難免有失偏頗，這就為謠言制造者攪動民意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此，互聯網技術使謠言的社會影響力更大、破壞性更強。在政治文化領域，謠言對社會文化尤其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識的破壞性和顛覆性不容低估。
（三）流瀑效應的全民參與是網絡謠言爆發的行動主體
謠言是集體偏見極化的表現形式，同其他任何無組織的集體行動一樣受各種集體行動效應的影響。典型的集體行動邏輯造就了社會流瀑效應，這是指一種人們并非依據自己實際所知而在人群中傳播的觀點或信念，而是由于“傾聽者和觀察者往往高估他人的行動依據獨立的信息，而非根據社會壓力的程度”[3],過分關注其他人員的觀點與判斷而隱藏自己的看法，采取與他人一致的觀點和判斷，即使他人的觀點或判斷是錯誤的。網絡謠言具有全民參與的主體廣泛性特征，流瀑中的群體在集體思維的壓力下會快速地相信謠言，而且越傳越多人相信，越多人相信，人們就會越相信謠言的內容。網絡謠言通過“主體式占領與反復性攻擊的方式，短時間內鋪天蓋地涌過來”[4].傳統謠言的產生與特定地區的風俗文化、生活習慣等密切相關，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和局部性。但是互聯網不同，互聯網有自身的網絡文化，網絡文化超越了時空限制，可以達到全民參與的廣度。全民參與的網絡謠言是一種變異的公眾輿論。傳統民主理論認為社會治理應由公共輿論來實現，因此謠言在沒有被證實之前，其作為公共輿論在政治程序和政治道德上是無法被約束的，這勢必導致謠言的控制和治理難度加大。在短時間內通過政治宣傳或者官方渠道的事實呈現來說服復雜的社會大眾幾乎不可能。因此，全民參與式的網絡謠言社會危害性更大，勢必導致文化治理的難度更大。
二、防范網絡謠言對政治文化威脅的治理策略
網絡謠言反映了互聯網時代人們的焦慮感和不確定感，相信謠傳的錯誤觀念并以訛傳訛，成為他們試圖追求確定、可靠、安全并規避風險的一種本能反應。普遍認為，只要不斷提高人類的理性，并使信息透明化，就能鏟除謠言產生的土壤，但事實證明，我們每個個體理性和知識的增長速度永遠趕不上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速度，我們永遠無法對任何事情做出確定的判斷且獲得可靠安全的信念。謠言止于智者是一句流行但難以奏效的方法。
如果說互聯網技術使謠言史無前例地爆發，那么它也給我們提供了鑒定和識破謠言的機會--互聯網使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之間進行交流與佐證，使人們在公開討論中逐漸養成獨立冷靜思考的習慣。因此，不能將網絡謠言造成的惡劣影響歸罪于互聯網媒體，更不能因噎廢食，打擊和抑制網絡言論自由，以免導致互聯網中人人禁言和明哲保身。近年來，網絡謠言已經對社會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政府加強了對網絡謠言的監管和制裁，但同時也將一部分傳遞社會正能量的群體打壓了下來。所以，打擊網絡謠言要根據謠言發生發展的特點和動因，對制謠者和傳謠者、故意傳謠者和非故意傳謠者區別對待，從根本上鏟除謠言滋生的土壤，這比制裁無意識卻難以制止的傳謠者更為有效。
（一）釜底抽薪：加強社會治理能力，緩解民眾的緊張焦慮心理
解決現實社會問題是緩解群眾緊張焦慮心理以減少謠言產生的根本?，F實問題是指公共政策（以實現人民體面地過有質量生活為目的的政策）執行效果不佳甚至嚴重扭曲而引發的社會矛盾。目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可以概括為以社會資源綜合占有情況劃分形成的富人和窮人階層之間的對立關系，以政治權力關系劃分形成的政府及其官員和公民之間的相互不信任關系，以公權力與私權利關系劃分而形成的特權階層和被剝奪階層的沖突關系。這些根本性的矛盾嚴重影響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自我認知和情感。此外，隨著國家民主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和國際政治文化的頻繁交流，人們已經不再是傳統社會中任人宰割、逆來順受的臣民，而是需要民主、平等、自由和維護個人權益的現代公民。
這些矛盾與沖突是誘發謠言產生的根本，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會加劇社會焦慮與恐慌，擾亂社會秩序，最終破壞整個社會而影響人類社會的正常有序發展。這些根本性問題必須由政府來解決，因此政府要加強社會治理能力。從頂層設計的思路制定或調整政策，從底層服從的思路加強政策執行力，上下齊抓，提高政府社會治理水平，切實改善社會狀況，從而培養和改善民眾對政府及官方話語的信任，以減少政治網絡謠言的產生和傳播，消滅謠言產生的根源。
（二）擒賊擒王：加強網絡違法懲治能力，遏制網絡謠言的產生
加強網絡違法懲治能力是網絡謠言治理具體措施之一，是針對網絡謠言的制造者提出的。社會建構理論認為，網絡謠言是人為制造出來的，而不是自然發生的。若非故意為之，絕大多數謠言是不會自動產生的。加強網絡違法懲治能力是針對蓄意制造網絡謠言者提出的對策。治理謠言的首要問題是尋找謠言制造者，對蓄意破壞社會政治秩序，威脅國家統一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謠言制造者給予堅決打擊和嚴肅處理。從法律上講，網絡謠言行為具有法益侵犯性，“法益侵犯性實質上就是社會危害性”[5],其包含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財產權利等。當網絡謠言對這些法益的侵害達到嚴重程度時，就必須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評價，受到刑罰的制裁。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對網絡謠言制造者進行刑事處罰必須有法律的明確規定。然而除了《刑法》外，與網絡言論犯罪有關的政策只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規范性文件《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雖然規范性文件在我國具有較高的權威地位，但是規范性文件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應有的硬權威，而且規范性文件只是方針指導性的，沒有可行的具體操作規范，對很多網絡謠言沒有明確的定罪依據。因此，需要制定系統詳細的網絡信息管理法，對網絡謠言進行明確細致的規定，完善對網絡謠言的法律規制，系統地加強對網絡謠言的管理。除此之外，需要對網絡謠言的法律事件進行公開審理，而且通過媒體渠道讓全社會知曉各種網絡謠言行為可能引發的法律后果，從而起到警示社會、威懾圖謀不軌之徒的作用。
（三）敲山震虎：加強網絡監控能力，威懾網絡謠言的傳播
正如金太軍所言，網絡是社會風險的觸發高地，是社會心理風險集中表達的主要場所，不能簡單粗暴地通過嚴格的網絡監察和懲治來剝奪居民表達訴求的權利和心理風險顯性化的機會，應該利用好網絡風險這個契機，發揮網絡在社會治理與維護社會穩定中的正向作用[6].網絡傳謠者與網絡造謠者在性質上具有根本區別，在治理上也應該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加強網絡監控能力是針對網絡傳謠者的治理對策。對傳謠者之所以采取溫和的教育和引導的控制策略，是因為如下原因。首先，網絡傳謠者沒有明確的目的，更加沒有所謂的破壞社會秩序或威脅國家安全的政治目的，傳謠往往是謠言與自身價值觀相一致，或者希望事實正如謠言所言。其次，傳謠者對謠言的傳播具有明顯的盲目性，并未認真思考謠言為何產生、從哪里產生、向何處發展、會產生什么后果等問題。再次，傳謠者極其容易受環境的影響，不僅容易被謠言蠱惑，還容易在正確的宣傳和思想的影響下向積極的方向發展。加強網絡監控能力的前提是教育引導，堅持實事求是，通過澄清事實，讓民眾自己做出正確的判斷和評價。因為任何信息的傳播或事物的發展均有一定的過程，存在決定性的關鍵環節。同理，謠言也并非不可控，網絡謠言必須借助社交網站或其他網絡平臺傳播，而這些人為建造的社交平臺的管理和控制系統就是控制謠言的關鍵環節。例如，BBS論壇可以對論壇內任何信息進行跟蹤分析，可以清楚地調查出信息的產生和發展走向，也可以調查出哪些特征的人群熱衷于對指定信息的傳播。國家輿情監控室是更大的網絡監控機構，可以跨越不同網絡平臺監控信息在網絡環境中的總體面貌。利用網絡技術或虛擬警察來控制網絡謠言，其目標不在于對網絡謠言的傳謠者的懲治，而是對網絡謠言傳播行為的制止，其威懾功能大于懲治功能。較之于行政權力和法律手段，該手段更為溫和與人性化，加之技術上的優勢，因此成為網絡時代控制網絡安全的首要手段。
（四）適可而止：加強網絡信息研判能力，營造合理適度的網絡輿論空間
如何做到使正當的網絡言論獲得充分自由，同時有效減少或制止網絡謠言的傳播，這是操作過程中的難點。對造謠者進行嚴厲打擊，對傳謠者進行柔和的事實教育，區別對待不同性質的網絡謠言活動參與者，可以較為有效地降低對網絡言論的誤殺，這里強調的是適度合理的網絡謠言控制。對網絡謠言的定性和打擊不能憑借感覺和想象，而是需要對信息進行收集、分析和預測。網絡信息鑒別研判是網絡打擊或網絡教育的前提和基礎。首先，提供統計和推理技術，應用搜索引擎、數據倉庫和數據發掘等基礎設施，客觀全面地分析“網絡謠言嫌疑”,從隨機的數據信息中辨別網絡信息的性質。其次，堅持寬松原則，抓嚴放輕，以免誤殺正當的網絡言論。再次，采取關鍵點控制原則，拒絕全景式監控和地毯式排查。根據目前網絡謠言發生的特殊性，對國家重大事件發生的時間段和關鍵領域的輿情進行密切關注，對關鍵事件和關鍵地點進行嚴密監控；對有關敏感事件的網絡言論進行特別監控，必須及時充分調研，防止惡化和丑化政府的言論和行為發生。負面情緒最容易受到謠言的蠱惑，因此，要敏銳地嗅到社會負面情緒，對有負面情緒產生的極端言論要在網絡平臺上進行有理有據的辯論，從而達到教育群眾、消除負面情緒的目的。
參考文獻：
[1]李若建.虛實之間：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謠言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2.
[2]周裕瓊.當代中國社會的網絡謠言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4.
[3][美]凱斯·R.桑斯坦.極端的人群--群體行為的心理學[M].尹宏毅，郭彬彬，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124.
[4]柯貴幸，遲毓凱，王波.非常時期網絡謠言的傳播機制和應對策略[J].社會心理科學，2009（1）：29-33.
[5]李樂.網絡謠言刑事追責問題探討[J].福建法學，2012（3）：61-65.
[6]金太軍.創新社會治理與社會穩定長效機制的重點場域[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4（5）：9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