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旭，男，1966年出生，湖北武漢人。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醫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 “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F為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家重點學科、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學科中醫診斷學學科帶頭人，“中醫證候生物學基礎研究”創新團隊負責人。
現任世界中聯中醫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世界中聯李時珍醫藥研究與應用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世界中聯教育指導委員會理事，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診斷學分會常務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養生康復分會常務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同行評議專家、中國科學技術期刊和圖書評審專家、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獎、教育部科技獎勵和科技成果鑒定及北京市科學技術獎勵評審專家，多個國內外期刊審稿人。
從事中醫藥教學、科研及臨床工作 2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為中醫證候與診法的規范化、中醫證候的生物學基礎。作為負責人承擔國家杰出青年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面上項目、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 （863計劃）、高等學校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基金、高等學校優秀青年教師教學科研獎勵計劃、高等學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 20余項。
發表學術論文 300余篇；獲國家發明專利 1項；獲高等學?？茖W技術獎自然科學二等獎 2項、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獎二等獎 2項、北京市科學技術獎三等獎 1項 （均排名第一）。首批國家精品課程 《中醫診斷學》負責人，主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十二五”“十三五”規劃教材 《中醫診斷學》、新世紀全國醫藥院校中西醫結合專業規劃教材 《中醫診斷學》、國際標準化英文版 《中醫診斷學》教材。
記者：陳教授您好，您一直從事中醫證候的現代生物學基礎研究，請您介紹下中醫證實質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陳教授：中醫證實質的研究是中醫藥自步入現代化研究以來一直最為關注的命題。證候基礎一直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資助的方向，目的正是有望在搞清楚某些證候物質基礎研究上有所突破。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醫證本質 （血瘀證、腎陽虛證）研究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然而，證實質研究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首先，反映證實質的指標較多，特異性的較少且只能反映其局部。其次，運用還原分析方法來研究證、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使得在證研究過程中，呈現出強調證的客觀化、微觀化、片面地追求客觀指標，而難以回歸中醫基礎理論的傾向，難以反映證之系統、整體、聯系、恒動等特征。再次，證候規范化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有如：（1）證的診斷標準及規范并沒有使證的內涵與外延得以明確限定，構成證的諸要素仍然是模糊不清；（2）證的診斷標準并沒有考慮到病的影響 （證候診斷的共性與個性），以及主次癥的權重；（3）簡單疊加構成的證診斷結果，混淆了證概念間的種、屬關系；且較少涉及符合證及兼夾證。
證實質研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關系到中醫理論的發展與中醫現代化的進程。就目前的證實質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慮：首先，證的診斷標準化與證的治療多樣化。證的診斷標準化是建立在四診的客觀化基礎之上，故四診客觀化是證實質研究的重要環節。其次，臨床研究與動物實驗并舉，病證結合與證的分化。倡導并加強中醫臨床前瞻性的科研工作，在不斷提高臨床療效前提下，以此闡明證的實質；同時優化和強化中醫證動物實驗研究，特別是貫穿實施好 “病證結合”和 “方證對應”兩大中醫基礎研究的特色。再次，強化 “組學”前沿技術、以及系統生物學等方法學在中醫證實質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記者：陳教授，請問您作為中醫診斷學領域的專家，對中醫證候與辨證體系的研究現狀及其未來研究發展有何看法？
陳教授：中醫診斷學是以中醫學的臟象、經絡、氣血津液等理論為指導，研究如何診察與識別病證的一門學科，是中醫基礎學科與臨床各學科的橋梁學科。其研究領域主要包括診法與辨病、辨證等方面。自5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在中醫基礎研究中對證、病、癥的概念進行了探討，并圍繞中醫證開展四診客觀化、證候規范化和證候的本質、計量診斷、證候的動物模型方面開展工作，取得一定的進展。
對于證候的規范化研究，近 20年以來，我國從文獻、臨床及實驗諸方面，對臟腑辨證進行了較多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為：根據中醫文獻及臨床資料，明確病、證、癥的關系，制訂某些證的診斷標準，使辨證達到規范化，并將現代醫學的實驗指針結合到證的研究標準之中；由傳統的對臨床病人的研究，發展為結合證的動物模型，通過動物模型的研究來與病人的辨證研究對照，已建立了近百余種證的動物模型建立方法。并結合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在臟腑病證的規范化、標準化方面進行了一定探討。對于證候的病理生理基礎研究，目前主要是從八綱辨證、臟腑辨證、六經辨證、氣血津液辨證及衛氣營血辨證著手研究，重點在于臟腑辨證 （主要是腎、脾，其次是心、肝）與氣血辨證，在闡明證的病理生理基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從異病同證、同病異證入手，國內探討了五臟之證、氣血之證、陰陽虛實證等的本質，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在診法客觀化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側重于脈診與舌診的研究。在脈診研究方面，主要針對將脈象可視化、客觀化和科學化的目的，進行了形式多樣的脈象儀的研制；從心血管功能、血液動力學角度探討了脈象的形成機理；建立了一些脈圖的分析方法，基本確定了臨床常見單一典型脈象的脈圖特征與參數；探討了常見病證與脈象、脈圖的關系等。在舌診的研究方面，從現代醫學角度，探討了正常舌象與異常舌象的形成機理、以及臨床常見疾病的舌象變化及演變規律，并將舌象作為某些疾病的重要診斷指針，研制了舌色檢查儀等。此外，國外對腹診研究較多，已形成獨特的漢方腹診；并通過對皮膚電阻等的研究，形成了以良導絡為代表的經絡診斷方法。
將中醫思辨性的經驗描述和宏觀性概括過渡到高層次的分析與綜合相結合，是中醫學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其實質是解決客觀化與定量化問題，而計量診斷是實現證候標準化的重要方法之一。主要從四診指標的計量方法和病證的計量診斷兩個方面著手。
現階段中醫證候及辨證相關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仍存在著一些問題。由于中醫診法相對缺乏客觀、定量，阻礙了中醫臨床研究與國內外交流，也成為制約中醫證候規范化、客觀化的頸瓶?？梢哉f如果診法不客觀、不規范，一切證候的臨床基礎研究將成為 “空中樓閣”.由于中醫學缺乏公認的診療評價體系，致使中醫學臨床療效可重復性差，而僅滿足于臨床癥狀的改善的療效是難以讓人信服的，也使中醫學難以步入循證醫學之軌。我認為今后的中醫證候研究的發展趨勢，應從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從證候病機入手，探討證候的內涵；同時將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結合現代科技手段，提高中醫臨床療效的客觀顯示度。從科學觀和方法論的角度看，只有兼顧整體與局部統一、綜合與分析統一、宏觀和微觀統一，才是自然科學發展的正確方向。此外，還要結合中醫證候與體質、基因等 “組學”的關系，將體質分析和辨證論治結合起來，探討基因等 “組學”的復雜性與中醫同病異證、異病同證的證是否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必然聯系，為中醫證候的研究注入新的思路。
現任世界中聯中醫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世界中聯李時珍醫藥研究與應用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世界中聯教育指導委員會理事，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診斷學分會常務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養生康復分會常務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同行評議專家、中國科學技術期刊和圖書評審專家、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獎、教育部科技獎勵和科技成果鑒定及北京市科學技術獎勵評審專家，多個國內外期刊審稿人。
從事中醫藥教學、科研及臨床工作 2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為中醫證候與診法的規范化、中醫證候的生物學基礎。作為負責人承擔國家杰出青年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面上項目、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 （863計劃）、高等學校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基金、高等學校優秀青年教師教學科研獎勵計劃、高等學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 20余項。
發表學術論文 300余篇；獲國家發明專利 1項；獲高等學?？茖W技術獎自然科學二等獎 2項、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獎二等獎 2項、北京市科學技術獎三等獎 1項 （均排名第一）。首批國家精品課程 《中醫診斷學》負責人，主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十二五”“十三五”規劃教材 《中醫診斷學》、新世紀全國醫藥院校中西醫結合專業規劃教材 《中醫診斷學》、國際標準化英文版 《中醫診斷學》教材。
記者：陳教授您好，您一直從事中醫證候的現代生物學基礎研究，請您介紹下中醫證實質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陳教授：中醫證實質的研究是中醫藥自步入現代化研究以來一直最為關注的命題。證候基礎一直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資助的方向，目的正是有望在搞清楚某些證候物質基礎研究上有所突破。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醫證本質 （血瘀證、腎陽虛證）研究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然而，證實質研究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首先，反映證實質的指標較多，特異性的較少且只能反映其局部。其次，運用還原分析方法來研究證、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使得在證研究過程中，呈現出強調證的客觀化、微觀化、片面地追求客觀指標，而難以回歸中醫基礎理論的傾向，難以反映證之系統、整體、聯系、恒動等特征。再次，證候規范化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有如：（1）證的診斷標準及規范并沒有使證的內涵與外延得以明確限定，構成證的諸要素仍然是模糊不清；（2）證的診斷標準并沒有考慮到病的影響 （證候診斷的共性與個性），以及主次癥的權重；（3）簡單疊加構成的證診斷結果，混淆了證概念間的種、屬關系；且較少涉及符合證及兼夾證。
證實質研究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關系到中醫理論的發展與中醫現代化的進程。就目前的證實質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慮：首先，證的診斷標準化與證的治療多樣化。證的診斷標準化是建立在四診的客觀化基礎之上，故四診客觀化是證實質研究的重要環節。其次，臨床研究與動物實驗并舉，病證結合與證的分化。倡導并加強中醫臨床前瞻性的科研工作，在不斷提高臨床療效前提下，以此闡明證的實質；同時優化和強化中醫證動物實驗研究，特別是貫穿實施好 “病證結合”和 “方證對應”兩大中醫基礎研究的特色。再次，強化 “組學”前沿技術、以及系統生物學等方法學在中醫證實質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記者：陳教授，請問您作為中醫診斷學領域的專家，對中醫證候與辨證體系的研究現狀及其未來研究發展有何看法？
陳教授：中醫診斷學是以中醫學的臟象、經絡、氣血津液等理論為指導，研究如何診察與識別病證的一門學科，是中醫基礎學科與臨床各學科的橋梁學科。其研究領域主要包括診法與辨病、辨證等方面。自5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在中醫基礎研究中對證、病、癥的概念進行了探討，并圍繞中醫證開展四診客觀化、證候規范化和證候的本質、計量診斷、證候的動物模型方面開展工作，取得一定的進展。
對于證候的規范化研究，近 20年以來，我國從文獻、臨床及實驗諸方面，對臟腑辨證進行了較多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為：根據中醫文獻及臨床資料，明確病、證、癥的關系，制訂某些證的診斷標準，使辨證達到規范化，并將現代醫學的實驗指針結合到證的研究標準之中；由傳統的對臨床病人的研究，發展為結合證的動物模型，通過動物模型的研究來與病人的辨證研究對照，已建立了近百余種證的動物模型建立方法。并結合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在臟腑病證的規范化、標準化方面進行了一定探討。對于證候的病理生理基礎研究，目前主要是從八綱辨證、臟腑辨證、六經辨證、氣血津液辨證及衛氣營血辨證著手研究，重點在于臟腑辨證 （主要是腎、脾，其次是心、肝）與氣血辨證，在闡明證的病理生理基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從異病同證、同病異證入手，國內探討了五臟之證、氣血之證、陰陽虛實證等的本質，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在診法客觀化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側重于脈診與舌診的研究。在脈診研究方面，主要針對將脈象可視化、客觀化和科學化的目的，進行了形式多樣的脈象儀的研制；從心血管功能、血液動力學角度探討了脈象的形成機理；建立了一些脈圖的分析方法，基本確定了臨床常見單一典型脈象的脈圖特征與參數；探討了常見病證與脈象、脈圖的關系等。在舌診的研究方面，從現代醫學角度，探討了正常舌象與異常舌象的形成機理、以及臨床常見疾病的舌象變化及演變規律，并將舌象作為某些疾病的重要診斷指針，研制了舌色檢查儀等。此外，國外對腹診研究較多，已形成獨特的漢方腹診；并通過對皮膚電阻等的研究，形成了以良導絡為代表的經絡診斷方法。
將中醫思辨性的經驗描述和宏觀性概括過渡到高層次的分析與綜合相結合，是中醫學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其實質是解決客觀化與定量化問題，而計量診斷是實現證候標準化的重要方法之一。主要從四診指標的計量方法和病證的計量診斷兩個方面著手。
現階段中醫證候及辨證相關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仍存在著一些問題。由于中醫診法相對缺乏客觀、定量，阻礙了中醫臨床研究與國內外交流，也成為制約中醫證候規范化、客觀化的頸瓶?？梢哉f如果診法不客觀、不規范，一切證候的臨床基礎研究將成為 “空中樓閣”.由于中醫學缺乏公認的診療評價體系，致使中醫學臨床療效可重復性差，而僅滿足于臨床癥狀的改善的療效是難以讓人信服的，也使中醫學難以步入循證醫學之軌。我認為今后的中醫證候研究的發展趨勢，應從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從證候病機入手，探討證候的內涵；同時將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結合現代科技手段，提高中醫臨床療效的客觀顯示度。從科學觀和方法論的角度看，只有兼顧整體與局部統一、綜合與分析統一、宏觀和微觀統一，才是自然科學發展的正確方向。此外，還要結合中醫證候與體質、基因等 “組學”的關系，將體質分析和辨證論治結合起來，探討基因等 “組學”的復雜性與中醫同病異證、異病同證的證是否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必然聯系，為中醫證候的研究注入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