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 65 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從 1990 年的 5. 57%增長到了 2010 年的 8. 87%，同時期 60 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則從 8. 57% 增長到 13. 26%。這說明中國已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中國的老齡化預計在未來的 20 ～ 40 年內還將加速增長。到 2050年，60 歲及以上人口將超過 30%。與此同時，中國的家庭結構也在改革開放和嚴格生育控制的社會環境下經歷了巨大的變遷，核心家庭成為當前我國社會家庭結構中的主流結構。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平均家庭戶規模已經從 “三普”時期的 4. 41 人降低到 “六普”時期的3. 1 人，相應地無子女和沒有與子女同居的老人比例也快速增長。估計到 2030 年和 2050 年，65 歲及以上老人中空巢老人的比重將是 2000 年 \\(5. 28%\\) 的 2. 9 倍和 4. 6 倍。長期以來，中國社會養老支持網絡的建設嚴重滯后，家庭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家庭結構的變遷將動搖對老人的家庭供養基礎。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入城市地區尋求經濟機會，農村地區的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劇，土地保障功能也日益弱化，家庭的養老功能在家庭結構的巨大變革中面臨更大的挑戰。

為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保障農村老人的生存質量，中國政府在相對滯后的經濟發展水平下為構建社會養老支持體系進行了大量的嘗試。國家在 “七五計劃”中提出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并于 20 世紀 90 年代在部分縣市進行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試點，甚至提出搞農村商業保險，但在相對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下，農民的參保意愿普遍偏低。進入 21 世紀，中央政府也多次提出要在有條件的地區探索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06 年，我國部分縣市啟動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俗稱 “新農?！?。2009 年 9 月國務院出臺了 《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具體做法是以家庭為參合單位，在農民自愿參與的原則下，采取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模式，通過政府補貼、集體補助大部分保險費和個人繳納一定額度費用的方式，推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政府財政補貼的激勵下，“新農?！闭咴谑着h市試點的基礎上迅速推廣到全國其他縣區。迄今為止，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已實施 3 年，從社會政策實驗的視角來看，到了檢驗和反饋政策效果的重要時點，因此，很有必要認真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新農?！闭叩耐菩械降自诙啻蟪潭壬细纳屏宿r村老人的生存質量? 在家庭結構變遷的形勢下，空巢老人的生存質量是否堪憂? 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政策是否能有效縮小不同家庭結構老人的生存質量差異和有效緩解空巢老人的養老困境?

一、已有研究基礎

1． 家庭支持與老人生存質量

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主宰下，子女對于父母晚年生活的價值一直備受推崇。一直以來，人類生育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獲取老年支持。特別是對于普通農民家庭來說，代際傳承的實際意義主要是養兒防老這一物質性很強的目的。在絕大部分國家，成年子女被認為是老年父母獲取物質、工具、情感支持的重要來源。老人早期撫養子女的時間和經濟投資在晚年是否能獲取到子女的支持回報，將直接決定老人的生存質量。因此，家庭支持對老人健康與生存質量的保障功能多年來受到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居住安排或家庭結構已成為被廣泛使用的老人福利的預測指標。

大量的研究已經證實，與他人同居的老人比獨居的老人有更好的生存質量和更低的死亡風險。然而，對老年群體的其他研究也發現獨居并沒有增加死亡風險，甚至認為獨居有助于防止健康自評的下降和功能狀況的惡化。在中國的研究也發現，居住安排與老年人的健康、生存質量的關系呈現出復雜性，即 “雙刃劍”的效應: 與子女同居既可能改善老人的健康和生存質量，也可能增加死亡和患病風險。研究結論的不一致可能與變量操作化的差異有關，但更可能體現了居住安排的健康選擇性。即身體健康狀況比較差的老人更可能與子女同居從而便于獲得照料。這種“基于需求的支持”導致對老人生存質量的影響估計出現偏差。

相比之下，家庭結構作為外生變量更能在一般意義上體現老人可能獲取到的實際或潛在的子女支持。已有研究發現，成年子女傾向于對父母提供照料和支持，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與父母同居，而且有更多子女的父母越可能獲取到更多的支持和幫助，而無子女的老人擁有較少的社會關系和更高的被社會孤立的風險。有學者利用中國健康長壽追蹤調查的數據，證實在中國高齡老人群體中，子女數量對老年父母的健康存在積極保護效應，而且該保護效應對女性老人更顯著。但在包括中國在內的父系家族體系社會，兒子享有繼承的特權，也相應的承擔了為老年父母提供各種支持的孝養責任。因此，子女的性別構成也決定了老人晚年生活是否能獲取到支持。有研究也證實，存活兒子的數量能顯著降低父母的死亡風險。但出乎意料的是，一項對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老人的研究發現，兒子在降低老人的死亡風險方面并沒有呈現出顯著的保護效應，而且在臺灣地區，女孩比男孩更可能降低老人的死亡風險。這可能是因為家庭結構的變遷，權力重心隨之向女性轉移，使得父母對兒子的養老依賴逐漸變得困難。在中國重男輕女的文化傳統下，生育控制政策的實施，使得中國的家庭結構呈現出家庭規模與性別構成的雙重變遷特征，因而有必要同時考察二者對老人生存質量的影響。

2． 社會養老、家庭結構與老人生存質量

在中國特別是農村地區，老人之所以主要依賴子女獲取支持和生活照料，是因為他們的個人儲蓄資本和社會養老支持都嚴重匱乏。因此，社會養老支持體系的建立應該會緩解老人對子女支持的過度依賴，增加老人晚年養老方式的自主選擇性，從而能改善老人的生存質量。特別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家庭結構和孝道文化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家庭養老能力的日漸衰退，使得社會養老更可能對空巢老人生存質量發揮積極的保護效應。但目前國外有關社會養老政策的研究，集中于對社會養老政策與貧困關系的探討，也有研究關注了社會養老偏好的影響因素。針對中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的研究，也更多地關注參保意愿、參保行為的影響因素。國外有個別研究描述分析了社會養老保險對老人生活狀況的影響，發現參加社會養老提高了老人的生活滿意度，保障了其營養狀況和家庭決策地位。在中國，對于個別地區的訪談結果也顯示，新農保政策改善了老人的經濟條件，降低了老人對子女的經濟依賴性。也有研究利用 2000 ～2005 年期間的高齡老人健康長壽調查的數據同時關注了家庭結構、社會養老對老人晚年生活的影響，發現在農村地區，有子女和有退休金/養老金都能顯著消除經濟災難對老人死亡風險的負面影響。在控制社會人口變量后，無子女與生活滿意度、孤獨焦慮感顯著相關，但在進一步控制居住安排、退休金/養老金和醫療服務后，無子女的影響顯著降低甚至消失。

綜上可見，在社會養老支持匱乏的背景下，家庭養老支持成為老人晚年生活的最后屏障。家庭結構作為能更有效衡量子女支持的指標，被證實對降低老人的死亡風險、促進老人的晚年健康具有積極的保護效果，但已有研究對家庭結構的測量很少同時兼顧子女的數量和性別構成，而且尚未有研究直接關注家庭結構對老人生存質量的影響。隨著家庭結構和孝道文化的變遷，社會養老支持成為彌補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重要選擇，應該對老人生存質量起著舉足輕重的保護作用。

雖有研究探討了其對避免老人貧困、保障老人營養和家庭地位的重要性，及對經濟災難與老人死亡風險、心理福利的緩解作用。但這些研究無論在方法還是研究對象上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目前尚無研究直接評估新農保作為農村地區更為普及的社會養老制度安排對促進農村老人生存質量的績效，更沒有研究從社會變遷的視角考察該制度對農村家庭結構變遷中空巢老人養老困境的緩解作用。因此，本文將利用 2011 年在陜西省 A 市組織的 “農村老年人健康與福利”調查數據，檢驗家庭結構的變遷、新農保政策的推行對農村老人生存質量的影響，考察新農保政策對家庭結構與農村老人生存質量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

三、數據與方法

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來自 2011 年 11 月份西安交通大學在陜西省 A 市組織的 “農戶生計與老年人健康”問卷調查。該項調查以戶為單位進行農戶生計調查，同時對戶中有 60 歲及以上老人的家庭進行 “農村老年人健康與福利”的補充問卷調查。調查樣本采取了多層隨機抽樣方法，首先在 A 市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特征抽取 5 個縣區，然后在每個縣區隨機抽取 3 個鄉鎮并在各鄉鎮隨機抽取 1個行政村，在每個行政村抽取 2 ～4 個村民小組和所有集中移民安置點。最后，對所有村民小組隨機抽取 1300 戶，在移民安置點整群抽取 200 戶，其中有 60 歲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戶共 728 戶。這部分老人家庭中，接受 “農村老年人健康與福利”入戶問卷調查的有 659 戶，完成有效問卷 613 份。由于16 份問卷存在老人基本信息缺失，最終用于本研究數據分析的樣本為 597 個。樣本基本特征及其性別差異如表 1 所示。在被調查老人中，男性占 66. 5%，女性占 33. 5%，平均年齡為 70 歲，45. 23%的老人已婚，超過一半的老人不識字。其中女性老人的年齡普遍高于男性，其喪偶、離婚或未婚比例顯著高于男性，多子女且至少有一子的比例顯著高于男性，而受教育程度及無子女比例顯著低于男性。被調查老人的家庭收入和生存質量不存在性別差異，但女性老人的健康自評和生活自理能力明顯比男性差 \\(數值越大表示健康狀況越好，具體含義見變量測量部分\\) 。參加新農保的女性老人比例顯著高于男性。

2． 變量測量

下面對本研究中的因變量、自變量及控制變量的測量及操作化分別進行介紹。

\\(1\\) 因變量: 生存質量。生存質量是指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中的個體對于自身目標、期望、標準、所關注事務及生存狀況的體驗。本研究對生存質量的測量采用了老年人生存質量量表 \\(WHOQOL-OLD\\) 。該量表是 1999 年由世界衛生組織聯合 20 多個國際研究中心歷時多年開發出來的，用于評估老年人的生存質量。該量表作為標準的生存質量跨文化評估工具，已經在 20 多個國家進行了廣泛檢驗，被證實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生存質量量表采取了李克特五點量表的方式，共涉及包括感覺能力、自主性、過去現在及將來的活動、社會參與、死亡、親密關系在內的 6 個維度，每個維度用4 個題項進行測量。在本研究中所有題項被加總，用于檢驗總體生存質量和整體健康感知。量表分值在 24 ～120 之間，數值越大表示生存質量越高。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結果表明，量表具有 6 個較穩定的維度，Alpha 系數達到 0. 868。

\\(2\\) 自變量: 新農保政策與家庭結構。本研究關注的自變量為新農保政策與家庭結構。新農保政策的測量采用二分類變量的形式，凡參加新農保的被賦值為 “1”，否則為 “0”。由于中國 “養兒防老”的文化傳統和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動，子女數量及性別是決定家庭養老能力的重要因素，家庭結構被分為無子女家庭、獨生子女家庭、多孩純女戶家庭、多孩至少一子家庭四類，并作為虛擬變量進行處理。

\\(3\\) 控制變量: 健康狀況與人口社會經濟特征。健康狀況同時從主觀健康自評和客觀健康評價指標兩方面進行測量。健康自評通過詢問老人 “和您的同齡人相比，自己的健康狀況如何?”進行測量，問卷中提供了 “比一般人好”、“差不多”和 “比一般人差”三個選項，分析中首先進行正負向轉化，數值越大表示自評的健康狀況越好。慢性病及生活自理能力通常是反映身體健康狀況的重要客觀指標。本研究中對于 13 種常見慢性病的患病情況編碼為 “患慢性病”和 “沒有患慢性病”二分類變量。對于生活自理能力，問卷中考察了被調查對象完成三類活動 \\(個人生活、需要一定力氣和耐力以及靈活性的軀體活動、日常生活\\) 的困難程度。個人生活自理能力 \\(ADL1\\) 通過自己穿衣服、洗澡等 6 個題項來測量; 需要一定力氣和耐力以及靈活性的軀體活動自理能力 \\(ADL2\\) 通過爬一層樓、提 10 公斤重的東西等 4 個題項來測量;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DL3\\) 則通過做家務活、做飯等 5個題項來測量; 問卷提供了 “沒有困難、有困難、無法完成”三級選項。對于三類活動，正負項轉化后分別加總，數值越高表示自理能力越好。

人口經濟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收入。性別作為二分類變量，1 為男性，0 為女性。年齡作為連續變量納入回歸分析?；橐鰻顩r被編碼為二分類變量，1 為已婚，0 為失婚\\(包括未婚、離婚和喪偶\\) 。教育程度由個人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來測量，考慮到有些選項樣本數較少及便于比較，研究中將有些選項進行合并和虛擬化處理: 文盲作為參照組; 小學作為一項; 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大專以上合并為一項。家庭人均收入通過計算過去一年農戶家庭各項生計 \\(包括農業生產、打工、個體經營、政府補貼等在內\\) 的收入總額并除以家庭人口規模來測量，分析中進行對數轉換并連同其平方項一起納入回歸方程。

3． 分析策略與方法

首先在描述性分析中借助卡方檢驗，比較新農保的參保情況與老人生存質量的關系，并分析對于不同結構的家庭，新農保與老人生存質量的關系。其次，控制身體健康狀況和個體人口經濟特征變量，采用多元回歸模型，分析新農保、家庭結構對生存質量的影響效應和新農保的調節效應，并檢驗其對于不同性別群體的差異。多元回歸模型如 \\(1\\) 式和 \\(2\\) 式:

Y = f\\(α + β1× Insured + β2× Familystru + πXi+ μ\\) \\(1\\)Y = f\\(α + β1× Insured + β2× Familystru + β3× Insured* Familystru + πXi+ μ\\) \\(2\\)

其中，Y 為因變量，即老人的生存質量。α 為常數，μ 為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擾動項。Insured 代表老人是否參加了新農村養老保險; Familystru 為不同類型的家庭結構; X 為其他人口特征、社會經濟地位及健康狀況的一系列協變量。為檢驗家庭結構對參加新農保與生存質量的調節效應， \\(2\\) 式加入了參加新農保與家庭結構的交叉效應項，并用 β3表示待估計的交叉效應項的系數。公式中，βi\\(i =1，2，3\\) 是我們感興趣的待估系數。

經典線性回歸模型需要滿足殘差項與自變量不相關的假設，否則，整個模型估計將是有偏的。在本研究中，老人是否參加新農保與模型誤差項是相關的，模型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實踐中我們發現，參加新農?？赡芡ㄟ^增加自我養老保障能力，從而提高農村老人的生存質量，但生存質量差的人更傾向于參加新農保，導致參加新農?？赡芡先松尜|量存在逆向因果關系。此外，模型還可能存在遺漏變量，既影響老人是否參與新農保，也影響老人的生存質量。為了避免模型估計結果偏差，有必要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模型估計?？紤]到工具變量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同是否參加新農保顯著相關，二是對生存質量不存在直接影響，本研究決定選取 “社區參加新農保的比例”\\(即在同一個社區的被調查老人中，參加新農保老人所占比例\\) 作為個人是否參加新農保的工具變量。在考慮內生性的情況下，模型修正為兩階段回歸模型:

Insured = f\\(Ziδ + V\\)Y = f\\(α + β1× Insured + β2× Familystru + πXi+ μ\\) \\(3\\)Insured = f\\(Ziδ + V\\)Y = f\\(α + β1× Insured + β2× Familystru + β3× Insured* Familystru + πXi+ μ\\) \\(4\\)

修正后的模型由保險方程和生存質量方程共同組成。其中，Z 表示所有的外生變量和工具變量;隨機擾動項 \\(V，μ\\) 與 Z 獨立，服從二維標準正態分布。

本研究將對生存質量同時進行標準最小二乘估計和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以比較模型估計偏差。為保障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本研究將對是否參加新農保進行內生性檢驗，并在第一階段的回歸分析中采用 F 檢驗法考察弱工具變量問題。所有分析借助 Stata11. 0 統計分析軟件來完成。

四、分析結果

1． 影響效應

如圖 1 所示，無論是在總體樣本還是在分性別的樣本中，參加新農保的老人與沒有參加新農保老人的生存質量都存在顯著差異。在整體上，參加新農保老人的生存質量顯著高于沒有參加新農保的老人，二者差異達到 9 個百分點。而在男性老人中，生存質量在參加新農保與沒有參加新農保老人間的差距更大，達到了 10 個百分點。但在參加新農保和沒有參加新農保的老人中，男性的生存質量都顯著高于女性。

接下來進一步區分不同類型的家庭結構，分析新農保對農村老人生存質量的影響效應。結果如圖 2 所示，在無子女和獨生子女的家庭中，參加新農保的老人比沒有參加新農保的老人擁有更高的生存質量，其差異分別達到 22 個和 21 個百分點。但在純女戶和至少一子的家庭中，對于參加新農保和沒有參加新農保的老人，其生存質量不存在顯著差異，而且在純女戶家庭中，沒有參加新農保老人的生存質量還高于參加新農保的老人。

2． 影響機制

表 2 顯示了新農保和家庭結構對農村老人生存質量影響的模型估計結果。首先給出了不考慮內生性的情況下 OLS 模型的估計結果，證實在控制老人個體特征、社會經濟地位及健康狀況的前提下，新農保顯著改善了農村老人的生存質量，而且對無子女、獨生子女家庭老人的政策保護效果更強。但如前所述，養老保險可能存在某些遺漏變量，或與生存質量存在逆向因果關系，導致估計偏差。因此，本研究以 “社區參加新農保的比例”為工具變量，解決變量的內生性問題。計算結果: 相關系數 ρ = Corr \\(μ，v \\) =7. 84，F \\(1\\) =14. 93，在1%的檢驗水平上顯著，說明解釋變量 “是否參加新農?！贝_實存在內生性。而且弱工具變量檢驗結果也顯示，F \\(16\\) =16. 74，在1%的檢驗水平上達到顯著，說明本研究所選取的工具變量有效。

內生性問題得到修正后，新農保對老人生存質量的保護作用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都大大增加。在家庭結構變量中，相比多孩且至少一子的家庭，來自無子女和獨生子女家庭的老人生存質量顯著降低，且影響系數比模型修正前明顯減小。多孩家庭不管是否有兒子，老人的生存質量都沒有顯著差異，模型修正前后影響系數也無明顯變化。而且模型修正后，模型 2 中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獨生子女戶的主效應和交叉效應保持顯著，且影響系數增大;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無子女戶的交叉效應項則不再顯著。

在控制變量中，已婚老人的生存質量更高。生存質量與老人受教育程度顯著正相關。家庭人均收入在模型修正后也呈現出顯著性，且與老人生存質量存在 “U”型關系，即老人生存質量隨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但在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生存質量增長的拐點到來，其會隨著收入的增長而提升。老人生存質量也與其健康自評程度、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顯著正相關，但與需要一定力氣和耐力的軀體活動自理能力顯著負相關。此外，模型修正后，患慢性病也顯著降低了老人的生存質量。

3． 影響機制的性別差異

已有研究顯示，由于家庭和社會中的性別分工差異，女性老人能為子女提供更多的幫助，這有助于強化家庭的親情紐帶和孝道文化，使其得到更多子女照料和支持，由此可見，傳統的家庭支持存在性別差異。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分析新農保對老人生存質量的促進作用及其影響機制是否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以檢測模型估計結果的穩健性。表 3 顯示了工具變量法對不同性別老人生存質量的模型估計結果。

模型 1 的分性別研究表明，在控制個體特征、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狀況的前提下，是否參加新農保對農村老人生存質量的影響程度并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但家庭結構對老人生存質量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相比多孩且至少一子家庭的老人，純女戶家庭女性老人的生存質量顯著降低，無子女和獨生子女家庭男性老人的生存質量顯著降低。模型 2 顯示，在增加家庭結構與新農保的交叉效應項后，是否參加新農保對兩性老人生存質量的主效應仍然顯著，但對男性老人的促進作用更大; 而家庭結構變量的主效應及其交叉效應對于男性樣本不再顯著，但對于女性樣本中的獨生子女戶仍然顯著。

在控制變量中，已婚狀態顯著保障了男性老人的生存質量，但與女性老人的生存質量無關。教育程度和收入對老人的生存質量有顯著促進作用，但教育對女性老人的生存質量的保障程度更高。無論是健康自評、生活自理能力，還是患慢性病情況，都對男性老人的生存質量有更大的影響。但是否患慢性病對女性老人生存質量則不存在顯著影響。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為應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趨勢，中國目前正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行新農保政策，試圖在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下，以政策普惠與差別待遇實現不同層次的養老保障水平。該政策是否能夠在中國社會 “未富先老”且家庭結構日趨核心化的形勢下，破解農村老人家庭的養老困境難題? 本研究基于陜西省 A 市的 “農村老年人健康與福利”調查，評估了新農保政策對農村老人生存質量的促進效應，及其在家庭結構變遷環境下，對縮小不同類型家庭老人生存質量差異、緩解空巢家庭養老困境的潛在效果。

研究發現，新農保對于老年人的生存質量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相比沒有參加新農保的老人，參加新農保的老人的生存質量提高了 9 個百分點。即使控制了人口、社會經濟和健康等個體特征因素，參加新農保同農村老人的生存質量仍顯著正相關。分性別研究的結果進一步證實，新農保對農村老人生存質量的促進作用極為穩健，并未因樣本的不同而出現政策效應的差異。此外，在考慮了調節效應后，新農保對農村老人生存質量的主效應仍然顯著。這說明該政策目前確實發揮了普惠的政策效果，即通過提高老人的自我保障能力，在一般意義上促進了農村老人的生存質量。因此，廣大中國農村地區應堅定不移地推行該政策，加快試點推廣的覆蓋范圍。

家庭結構也被證實對農村老人的生存質量存在顯著影響。較之多孩且至少有一子家庭的老人，無子女和獨生子女老人的生存質量顯著較低，但純女戶家庭老人的生存質量并沒有顯著差異。分性別研究的結果進一步顯示，家庭結構對農村老人生存質量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相比之下，無子女和獨生子女家庭男性老人的生存質量低于有多孩且至少一子的男性老人; 純女戶家庭女性老人的生存質量顯著低于有多孩且至少一子女性老人的生存質量。這可能是在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下，男性老人缺乏自我照料能力，對家庭有更強的依賴性的結果，這說明空巢狀態對男性老人的生存質量存在更嚴重的負面影響; 而女性老人不僅可以通過為兒子提供生活幫助換取支持，即使空巢也可以實現自我照料。但在傳統的 “養兒防老”和 “生男偏好”規范下，缺少兒子來養老仍威脅著女性老人的生存質量，因此，純女戶家庭老人的養老困境應予以特別關注。由于多年來 “一孩半”生育控制政策的推行，該家庭類型在農村已占據相當的比例。在改變傳統的性別規范，肯定女兒對于家庭養老責任的同時，宜在機構養老建設中優先考慮純女戶老人的養老困境。

研究還關注了新農保對于家庭結構與老人生存質量的調節作用，結果發現，該調節效應非常顯著。新農保對獨生子女家庭老人的生存質量具有更大的促進作用，有助于縮小不同類型家庭結構老人的生存質量差異，但多子女目前仍然是中國老人生存質量的主要保障。新農保無法顯著提高無子女老人的生存質量，可能是因為這些無子女的老人屬于 “五?！惫B的范圍，其生存質量因為國家的財政支持已得到保障。分性別研究的結果顯示，新農保的調節效應主要存在于女性老人樣本中，新農保政策對男性老人生存質量的促進并沒有家庭結構上的差異。這說明目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效用仍停留在基礎養老層次，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家庭類型老人的養老需求差異。建議針對不同的家庭結構實施更加靈活的養老賬戶配置策略，根據兩性養老保障需求強度的差異，合理劃分個人賬戶的繳費檔次，對不同繳費檔次采取不一樣的補貼力度，以切實提高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賬戶的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