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社會組織發展概述

社會組織作為與政府對應的概念，在西方起源，發展成熟。我國最早出現的社會組織是與政府有各種聯系的官辦組織和政府、企事業單位下屬的社會團體，如婦聯等，其不僅借助行政力量成立，而且以行政資源為生存保障，行為行政化。稍后出現的行業協會、商會等不僅“掛靠”政府部門，而且由政府官員擔任組織領導，行政力量強力滲透于該類“自治組織”.2000年以后，隨著政府社會治理理念和方式的轉變，民間社會組織大量出現。2011年，廣東省、廣州市先后取消了業務主管部門的前置審批程序，社會組織大量涌現。由于中國社會組織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政府、公民、社會組織本身對其性質和行為都存在模糊認識，有的以營利為目的，有的直接采用行政方式運作，這些都制約了社會組織的行為和作用的發揮。要想讓社會組織良性發展，就必須對其性質和行為動力加以辨析，將其與其他組織相區別。

“集思公益幸福廣東”啟動于2012年，是國內首個公眾參與、組織化的社會實踐。項目的選擇由公眾通過電話或者網上投票決定，主辦方規定“合法登記的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具有申請資格，寬泛的定義使民辦醫院、職業學校、行業協會、社會工作機構等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都參與到競爭中。根據執行方公布的數據，有約400個社會組織的1000份項目提出申請，每個組織約有2.5個項目，估算參與的公眾達到100萬人。眾多社會組織的參與以及全部由公眾投票選擇項目的模式為研究社會組織分類和行為提供了經典案例。

二、社會組織分類及行為模式

本研究通過對項目中所有社會組織進行分類，結合其在競選期和執行期的行為，探析不同類型社會組織行為的模式，以期為今后社會組織的發展和管理提供新的思路。研究以入選的88個項目為“A組”,同時從691個未入選項目中隨機抽取88個作為“B組”,進行社會組織行為對比分析。在A、B組內，按投票競選和項目執行兩個階段分析四類社會組織的行為變化。第一階段為計劃申請開始到入選名單公布日（2012年12月27日~2013年4月2日），第二階段為公布日到執行的穩定期（2013年4月2日~9月2日）。本研究從社會組織類型和行為兩個方面討論社會組織的行為動力。

（一）社會組織分類

根據發起人和組織性質，結合自發性和行政性兩個要素，將參與項目的社會組織分為以下四類：

1.人民團體，包括政府職能部門、工青婦等發起、領導的社會組織；2.職業團體，包括行業協會、商會、學會等；3.民間組織，包括民間發起的公益組織、社工組織等；4.其他組織，包括民辦學校、醫院、企業等。每類組織對項目運作表現出極大的同質性。

（二）社會組織類型影響社會組織行為模式

通過對A、B兩組組織的對比研究發現，在項目競爭階段，四類組織就已經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模式。在組織和推廣項目中，各類社會組織顯示出完全不同的行為路徑。第一類組織嚴重依賴于行政力量，動員自上而下，僅公開投票必需的基本信息，對項目內容、運作等沒有介紹，互聯網上的信息公開和與公眾的互動有限，在A組中高達80%的人民團體從未在互聯網上發布任何關于項目的信息，而采用行政方式爭取選票。例如：梅州市婦聯發通知要求下屬單位投票，湛江青年志愿者聯合會寫明投票可換取志愿服務小時，廣州婦聯投票換禮品。第三類民間組織在互聯網上與公眾互動，公開項目詳細信息，采取同行支援、上街宣傳、發動社區等多種方式爭取選票。第二類職業社團差異較大，A組中高達82%的職業社團從未在互聯網上發布任何關于項目的信息，僅有少部分職業社團積極公開，與公眾互動頻繁。第四類組織行為被動，極少公開項目信息。

四類社會組織在競爭階段的不同行為不僅彰顯了其組織特性，而且直接影響了項目入選的機會。按照四個類型將A、B兩組組織分類對比投票，結果發現：人民團體比例為32%和38%,明顯下降；民間組織的比例為47%和42%,明顯上升；職業社團為13%和11%,其他組織為8%和9%,比例基本持平。由于集思公益是由公共投票決定項目入選，因此，注重公共參與、公開透明的民間組織（包括社工組織）的行為收到良好的效果，在項目競爭階段得到了大眾的支持和肯定。

（三）社會組織行為模式加速社會組織分化

幾類組織的行為差異從項目競爭階段延續到執行中，且加速了社會組織的分化。在競選階段民間組織進行大量的互聯網宣傳和動員，人民團體和職業社團基本依靠行政力量，而其他組織表現出對項目運作的陌生。進入項目執行階段，社會組織行為進一步分化。通過對四類組織的互聯網行為研究發現，民間組織入選后行為最為活躍和主動，公開的項目信息從競選期間平均1.54條激增至10.05條，公開的信息不僅具有民間視角，而且注重同行交流與支持，重視服務對象的參與和感受。人民團體依然延續了行政行為模式，信息發布雖有所增加，但數量仍明顯少于民間組織，內容為上級對工作的考察、下級對上級的匯報，缺乏項目執行的信息，沒有與被服務對象的交流互動。職業社團由于入選數量較少，平均數和合計數統計都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在項目執行中，有的偏向行政行為模式，有的則具有民間性和主動性。九個入選組織的行為變化預示著不同行為模式將推動這類組織分化，增加部分組織的專業性和民間性。對于其他組織，B組的基本完全被淘汰，A組的為少數非營利培訓機構。入選后七個中的兩個組織互聯網項目信息公開條數增加，五個仍然為零。這類組織基本不具備運作公益項目的能力，雖然項目入選，但在執行中和其他組織有明顯的差距。未來這類組織在此類項目中的比例將會進一步萎縮。

三、結論

雖然政府大力發展社會組織，推動其參與社會治理、自我發展，但長期以來社會組織對政府依賴性強、受政府干預多、自我發展能力弱，現階段社會組織類型及行為的混亂也體現了這一特點。在集思公益項目中，各類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由于項目規則的要求，社會組織行為對入選產生直接影響。

研究發現，四類組織行為差異極大。社會性高、行政性弱的民間組織的行為具有極高的社會性特征，入選項目數量多于偏行政行為、營業性的其他類別社會組織。在執行中，民間類社會組織行為積極，信息公開透明，與公眾互動明顯，同行交流活躍。

顯示社會性不僅是民間組織區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特征，也是該類組織獲取生存資源、良性發展的基礎和動力。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治理的一種重要力量，應當以非營利與社會性作為根本特質，并通過與政府的良性互動與合作，促進公眾有序參與社會生活，促進社會自我治理和發展，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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