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 2: 40 分，馬來西亞航空公司1 架載有 239 人的波音 777-200 飛機與管制中心失去聯系。該飛機航班號為 MH370，原定由吉隆坡飛往北京，計劃到達北京機場時間為 3 月 8 日 6: 30。飛機失聯后，馬航啟動了相關救援和聯絡機制開始尋找該飛機。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于當日召開新聞發布會稱，目前暫無“失聯”飛機的下落，將擴大搜尋范圍，但并沒有證據表明飛機已經墜毀。這一消息立刻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失聯”一詞頓時登上各大媒體頭條并成為大眾熱議的話題。在國際社會對相關海域進行了為期1 周的搜救之后，仍然未發現有關失聯飛機的任何直接線索。3 月 15 日，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出席記者會稱，失聯飛機呼叫系統被人為關閉，并發生人為改變的航向折返，并確定最后聯絡時間為 3 月 8 日 8 時 11 分。
這一消息立刻把整個航班失聯事件推向了高潮。3 月24 日，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在吉隆坡宣布，馬航失聯航班 MH370 在南印度洋墜毀，機上無一人生還，但仍然沒有找到與之相關的直接證據。截止到本研究調查結束，已有超過 15 個國家和地區近 30 艘艦船在相關海域進行搜救。
在馬航事件中，從政府到媒體，從專家到網友，各個渠道都發出了大量信息，有聲明、有線索、有猜測、有質疑等。但隨著事件的持續發酵，短時間內充斥的大量信息，使民眾心態失衡，對事件的認知判斷變得困難［1 －3］。伴隨著事件進展，一個個新聞話題隨之爆出，引發了大眾或是認可，或是質疑，甚至是憤慨和譴責。
家屬和群眾上街抗議游行、包圍馬來西亞駐華使領館、政府雇傭巫師做法定位飛機等事件頻出。整個社會輿論陷入了一種焦慮、質疑和不安的氛圍。一方面是大眾力求得到真相和結果的強烈期待，一方面是不斷涌現的大量不確定信息的沖擊，在此背景下，大眾情緒和認知判斷是否受到影響? 以往研究發現，在恐怖襲擊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會導致大眾出現心理問題［4］。同時，民眾的認知和行為模式發生顯著變化，而且不同受教育程度民眾的心態變化趨勢不同［5］。
也有研究發現，民眾的認知、行為對事件的關注程度會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進程發生改變［6］。本研究采用自編《馬航 MH370 航班失聯事件大眾調查問卷》對大眾在馬航事件背景下的情緒、認知和期待進行了調查，并探討了事件不同階段的大眾情緒、事件認知和心理期待變化的特點規律。以期了解類似重大公共事件對大眾認知和心理期待的影響，并為有效開展輿論引導和社會心理調控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 1 調查問卷
采用自編《馬航 MH370 航班失聯事件大眾調查問卷》。通過微博、微信、百度貼吧等網絡社交平臺發布并傳播，被試借助手機、電腦等互聯網終端進行在線不記名調查。利用調查派在線數據收集系統進行數據實時在線收集。問卷共分為 2 個部分，共 28 道題。第一部分 8 道題，包括被試基本信息及信息獲取有關問題。第二部分 20 道題，為自行編制馬航事件相關問題，所有問題采用李克特 5 級評分標準［7］，由 1 ～5 代表對相應問題觀點的認可程度，1 代表強烈反對，5 代表非常認可。該部分調查被試在馬航事件背景下認知特點，主要包括 4 個方面:①對客觀事實的認知，包括 2 個題目; ②對事件線索的認知，包括 9 個題目; ③對事件性質的認知，包括 5 個題目; ④對事件的心理期待，包括 4 個題目。
問卷編制程序: ①由 4 名心理學專業教師\\(1 名教授、1 名副教授、1 名講師和 1 名助教\\) 和4 名碩士研究生共 8 人組成問卷編制小組，按照對客觀事實認知、對事件線索認知、對事件性質認知和對事件的心理期待 4 個方面進行編制。②在對《馬航MH370 航班失聯事件大眾調查問卷》初稿進行確定后，對在校醫學心理學專業 46 名本科生進行試測，并隨機抽取其中 20 人進行訪談。根據試測結果和訪談結果進行分析，并根據被試意見和對比結果，進行題目修改和剔除。最終確定 28 道題的《馬航 MH370 航班失聯事件大眾調查問卷》。
1． 2 調查方法
通過“調查派在線調查系統”生成電子問卷及二維碼，在微信、新浪微博、QQ 軟件、百度貼吧、天涯論壇、貓撲論壇等國內主流社交平臺進行發布和傳播，被調查者自愿通過以上平臺采取不記名方式進行在線電子問卷填寫，調查時間從 3 月 13 日10: 00 時至 4 月 9 日 10: 00 時，共持續 27 d。根據社會事件網絡傳播先后經歷潛伏期、膨脹期、高峰期和消退期的一般規律［8］，結合本次航班失聯事件特點，按照馬來西亞政府官方聲明的轉折點將整個事件過程劃分為早期、中期和后期 3 個階段。事件早期從 3 月 8 日 －3 月 15 日，該階段以官方宣布馬航客機失聯、原因未明為特征; 事件中期從 3 月 16 日 －3 月 24 日，該階段以官方重新確認失聯海域和時間、不排除人為因素為特征; 事件后期為 3 月 24 日以后，該階段以政府官方確認客機墜毀、未發現直接證據為特征。
1． 3 調查對象
本研究共收到互聯網不記名有效問卷 810 份。調查被試基本情況見表 1。
1． 4 統計學處理
數據處理利用“調查派在線調查系統”將數據進行編碼導出，通過 SPSS 18． 0 對所得數據進行 χ2檢驗、t 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LSD/T2 法進行兩兩比較。
2 結果
2． 1 基本情況
從不同階段調查對象特點來看，在年齡分布上，＜ 24 歲被試在各階段所占比例最多，均超過 50% \\(早期 128/211，中期213 /369，后期 151 /229\\) ，其余年齡段在不同階段分布見圖 1。
在受教育程度分布上，本科學歷被試在各階段所占比例最多，均超過 60%\\(早期 206/333，中期 75/118，后期 217/359\\) ，其余受教育程度在不同階段分布見圖 2。對被試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在不同階段上所占比例分布情況進行同質性檢驗，結果表明被試年齡和受教育程度在 3 個不同階段分布上差異均不顯著\\(χ2年齡= 7． 054，P年齡= 0． 133; χ2受教育程度= 5． 792，P受教育程度= 0． 447\\) 。
從對馬航事件關注度來看，知道并關注該事件的被調查者占98． 9% \\(801 /810\\) ，其中表示非常關注的占 28． 4% \\(230 /810\\) ，僅有 1． 1%\\(9/810\\) 的被試不知曉該事件。同時，大部分被試針對該事件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擔憂、緊張和焦慮情緒占總數的 74． 3% \\(602/810\\) ，有 25． 7% \\(208/810\\) 被試表示無所謂。
從信息接收渠道來看，有 78． 4% \\(635/810\\) 的被試表示更樂于從網絡社交媒體獲取信息，表示愿意從平面媒體和電視媒體獲取信息的被試分別占 12． 2%\\(99/810\\) 和 9． 4% \\(76/810\\) ，在對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選擇官方發布的占 61．1%\\(495/810\\) ，選擇新興媒體的占 21． 1% \\(171/810\\) ，傳統媒體的僅占 17． 8%\\(144/810\\) 。
2． 2 對客觀事實的認知特點
從不同階段對客觀事實的認可程度來看，差異不顯著\\(F =0． 717，P ＞ 0. 05\\) 。從受教育程度差異來看，被試對客觀事實認可程度有隨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趨勢，但差異不顯著\\(F =2． 390，P ＞ 0. 05，圖 3\\) 。
從性別差異來看，不同性別被試對客觀事實的認可程度差異顯著，男性對客觀事實的認可程度\\(3． 236 ±0． 832\\) 顯著高于女性\\(2． 978 ±0． 767\\) \\(F =4． 582，P ＜0. 01\\) 。
2． 3 對事件線索的認知特點
根據信息來源不同，將反映事件有關的事件線索分為官方發布線索、大眾傳媒線索和謠言 3 類。從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來看，民眾對 3 類事件線索的認可程度是不同的。對官方發布線索的認可程度在事件的早期、中期和后期差異不顯著\\(P ＞0. 05\\) ，對大眾傳媒線索和謠言的認可程度在不同階段差異顯著\\(P ＜0. 01\\) ，對大眾傳媒線索的認可度在事件早期和后期均顯著高于中期\\(P ＜0. 05\\) ，對謠言的認可度在事件中期顯著高于早期\\(P ＜0. 05，表 2\\) 。
從性別差異來看，對官方發布線索的認可程度未發現顯著的性別差異\\(P ＞0. 05\\) ; 對大眾傳媒和謠言的認可程度均差異顯著\\(P ＜0. 05，P ＜0. 01\\) 。對大眾傳媒信息的認可程度，男性顯著高于女性\\(P ＜0. 05\\) ; 對謠言的認可程度，女性顯著高于男性\\(P ＜0. 01，表 3\\) 。
2． 4 對事件性質的認知特點
根據事件性質特點，“可能與飛機存在某種技術缺陷有關”“可能與突發的惡劣天氣有關”“可能與某種未知神秘空間或物質有關”等屬于非人為因素的事件性質判斷在不同階段差異顯著\\(P ＜0. 01\\) ?！翱赡芘c恐怖襲擊有關”“可能與越南政府的軍事行動有關”等屬于人為因素的事件性質判斷在不同階段差異不顯著\\(P ＞0. 05，表 4\\) 。
2． 5 不同階段心理期待的特點
從不同階段社會民眾的心理期待來看，正性期待差異顯著\\(P ＜0. 01\\) ; 在事件后期，正性期待顯著低于事件中期\\(P ＜0. 01\\) 。負性期待不同階段差異不顯著\\(P ＞ 0. 05，表 5\\)。
3 討論
本研究目的是考查大眾對馬航事件的關注程度，以及由此帶來的認知判斷和心理期待的變化。從而找到大眾群體受信息傳播影響的特點規律。
3． 1 認知判斷
從整體上看，被調查民眾在事件進展的不同階段對事件線索和事件性質的認知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
在事件線索認知上，事件早期和后期對大眾傳媒線索的認可程度均顯著高于中期，事件中期對謠言的認可程度顯著高于早期。這可能是由于事件中期發生了較大的出乎意料的轉變，導致民眾對事件的認知判斷發生障礙，對大量的線索信息特別是大眾傳媒的信息在認知上防備心理增強，同時，在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對早期不可能相信的謠言，也相應減少了排斥。由此可以看出，在事件經過重大轉變之后，民眾對非官方渠道發出的不確定信息，會更多的保持謹慎和觀望，既不盲目跟風，也不斷然否定。對官方發布線索在不同階段差異不顯著，始終保持相對穩定的態度，并且在認可程度上均高于非官方發布線索。另一方面，不同性別被試對事件線索的認知差異顯著，對于大眾傳媒線索的認可度男性顯著高于女性。這與社會學領域男女在信息關注偏向上存在差異的發現相一致［9］。對于謠言的認可度女性顯著高于男性。這可能與男性和女性認知加工、情緒加工方式有關，男性更多的依據周圍信息理性分析判斷，女性具有更多的情緒識別優勢，情緒易感性更強，認知加工更容易受主觀情緒影響，采取感性認知［10 －11］。
在事件性質的認知上，隨著調查的深入事件性質會逐步得到確認，從民眾對不同階段的事件性質的態度也會發現如“馬航 MH370 失聯可能與飛機存在某種技術缺陷有關”、“馬航 MH370 失聯可能與突發的惡劣天氣有關”、“馬航 MH370 失聯可能與某種未知神秘空間或物質有關”等非人為因素的性質認定發生了顯著性改變，逐漸被人們拋棄。從民眾的認可程度上看，更多的將事件性質認定指向如“馬航 MH370 失聯可能與恐怖襲擊有關”、“馬航 MH370 失聯可能與越南政府的軍事行動有關”等人為因素造成，并且對該類事件性質的認可度，在不同階段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連貫性。這也從民眾心態變化的角度說明了民眾的主流態度傾向會更隨事件的進展而進展，并且朝著揭示事件原貌的方向發展。
在對基本事實的認知上，不同階段民眾認知差異不大，說明對基本的客觀事實的認知，并沒有受到事件的影響，民眾保持了穩定的客觀事實的認知態度。同時，對于客觀事實的認可度有隨著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趨勢，說明受教育程度對客觀事實的認知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在調查中，這種差異并沒有體現出顯著的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調查對象不同受教育程度比例差異較大有關系，同時也考慮客觀事實在公理性和廣泛性上也存在差異，因此對受教育程度與客觀事實認知能力的關系有待更細致、深入的研究。
3． 2 心理期待
從不同階段民眾的心理期待來看，負性心理期待差異不顯著，說明民眾對事件整體態度悲觀。但正性期待差異顯著，在事件中期最高，后期最低并且顯著低于中期。這一方面反映民眾在大量不確定信息的干擾影響下，對事件發展的期待充滿了矛盾。在整體悲觀的態度下，也有過心理期待上的波動，有朝著積極方面發展的階段。另一方面，也反映在事件發展的中期，民眾對事件的展望最積極樂觀，達到了一個高點。這可能是因為，事件重大轉變，改變了民眾對該事件看作普通空難事故的認知，同時大量不確定信息的影響，使民眾看到了正面的、積極的方向的可能性。但是隨著事件進入到后期，一方面馬來西亞官方宣布客機失事，另一方面，事件歷時過長始終無法發現有利線索，導致民眾僅有的正性期待急劇下降。
總的來看，民眾在整個事件中不同階段的認知是發生改變的，但是這種改變是圍繞著不同階段的大量不確定信息產生的，這種不確定的信息環境，使民眾對未知事件的認知判斷趨向于保守和謹慎，但同時也為民眾心理期待增加了更大的空間。但對于官方線索的發布民眾的認知是穩定一致的，這種穩定一致與民眾對客觀事實的認知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并且與基本情況中收集到的超過 60% 民眾信任官方發布的結果比較一致。民眾在紛繁復雜的大量不確定信息中，始終對官方的信息更加信任，并且這種信任是持久、長期的，不會因為事件發展改變而改變，但是會因為信息發布的渠道而受到影響，例如對傳統媒體的信任程度就在下降，而對新興媒體的信任程度就在上升。這提示我們，在類似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官方應該通過民眾更容易接受的傳播渠道及時發布權威信息，以穩定民眾心態。同時，也要盡可能對社會傳播的大量不確定信息進行肅清、整理和有效管控，以保持民眾穩定健康的心態和情緒，從而對事件進行客觀理性的認知和評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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