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敬可愛的大姐--鄧寶（平時大家尊稱她“鄧老寶”）2004年去世至今已七年了。生前，只有廣州市粵劇行內人知道她的“底細”,她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抗戰前夕參加革命，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一度是婦聯干部，后調到廣州市屬粵劇院團擔任領導，“文化大革命”受到批斗，進過“牛欄”,恢復工作后調回廣州市文化局戲曲工作室任副主任。此外，她還擔任過粵劇專業期刊--《南國紅豆》和《粵劇研究》的前身--《戲劇研究資料》的主編，并以“方欣”、“余明”的筆名撰寫大量有關粵劇的研究文章，恐怕沒有幾人知道了；她解放初期定評干部15級、離休后享受“副局級”待遇，參加工作數十年--包括在粵劇團十六七年、市戲工室和文藝研究室十五六年，從未升過級和出過國或者到港澳去訪問，甚至出省到外地如北京、上海去觀摩戲劇演出亦鮮見。但是，她那黨性堅強，對工作積極、認真和細致負責的態度，對同志、對藝人團結友愛，不擺領導身份和架子，平易近人，尤其對有成就的名藝人更是虛心請教、事事處處尊重，和他們打成一片，做思想政治工作講究方式方法和耐心，生活作風樸素、節儉，不尚浮華，在后期寫作上勤奮筆耕，這些方面，堪稱楷模。

下面，將我與鄧寶共事時所知道和了解的一些情況寫出來，以紀念這位“老寶”大姐。

與粵劇風雨同路鄧寶出生于1919年，廣州人。

1958年4月，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調到廣州市文化局屬下的粵劇演出團體工作。此前，自十七八歲投身革命和參加中國共產黨后，一直以小學教師等身份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宣傳抗日，宣傳統一戰線，發動群眾積極參加到救亡運動中去?？箲鹌陂g的1939年春至1945年秋，曾奉黨的上級指示，參加到由廣州藝協、藍白兩個劇團組成的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藝術宣傳大隊和國民黨第七戰區政治大隊，輾轉于粵北各地，進行演出話劇、唱歌、宣講形勢和慰勞抗日前線將士等活動。從廣州解放進城之日起就在婦聯工作，先在市婦聯，后到區婦聯，最后又回到市婦聯。當聽說要調她到粵劇團去工作，可把她“嚇傻”了，因為她有生以來沒有看過幾次粵劇，對粵劇及其從業人員不但全不了解，而且還有著很深的偏見和成見，以為把自己好像也打成“下九流”,不愿離開婦聯，便向市委組織部請示不要調到粵劇團去。后來經過反復的思想斗爭，想通了，才決定服從組織安排，到廣州市文化局報到。

鄧寶先到中型班冠南華粵劇團任駐團干部。那時除了廣州粵劇工作團和廣東粵劇團之外，還有包括冠南華在內的七個新國營劇團，每個團都有一名市文化局指派的干部具體協助工作。冠南華粵劇團擅長演開打戲，演員包括武生羅劍飛（任團長），文武生盧啟光，小生或小武陳少棠，正印花旦衛少芳，花旦羅麗燕，丑生羅思。1958年11月成立廣州市文化局領導下的廣東粵劇院時，鄧寶在劇院分設五個演出團和一個試驗演出隊的二團擔任黨支部書記。二團團長是靚少佳，副團長是新珠，演員還有盧啟光、朱少秋、衛少芳、楚岫云、小木蘭、陳少棠、呂雁聲、李翠芳、吳粉超等，后來郎筠玉、陳笑風、陳小茶、鄒潔云也在二團待過一段時間。

1960年6月，省市粵劇院團分家，廣東粵劇院的院部和一團、三團、四團劃歸廣東省文化廳領導；二團、三團實驗演出隊和越秀等四個掛鉤的獨立演出團留給廣州市文化局領導，組成廣州市粵劇總團。靚少佳擔任總團長，朱真擔任黨總支書記，鄧寶擔任黨總支副書記和不久接任書記及兼副總團長兼藝術室主任。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多久。

在這期間，鄧寶通過跟隨劇團到廣東城鄉各地去演出，廣泛接觸和了解粵劇、粵劇藝人及粵劇觀眾，改變了過去一直以來認為粵劇藝人是“下九流”,自由職業者，心胸狹窄，有無組織無紀律、浪蕩散漫等習氣的偏見與成見。感覺他們有很強的翻身感，對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新國營劇團也很自豪，從排練到演出都非常認真嚴肅，沒有半點馬虎兒戲。同時對粵劇團的排練演出過程、運作規律、人與人之間狀況、生活安排等都有了深切的掌握。因而她對粵劇工作有了感情。

在這期間，鄧寶與各劇團的負責人及主要演員如羅劍飛、靚少佳、盧啟光、衛少芳、楚岫云、陳笑風、陳少棠、小木蘭、羅麗燕等打成一片，放下自己是共產黨領導干部的架子，與他們談心、交朋友。特別是與總團長和一團團長靚少佳合作共事愉快，對這位數十年來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小武演員更是事事處處尊重，劇團有什么重大藝術業務舉措和人事、行政上的事務都主動與佳叔通報和上門征求他的意見。那時他們兩人每天在戲院見面，打過招呼，就各干各的事，從不互相干擾；有時只要有空，鄧寶就坐到佳叔旁邊（佳叔來看演出大多坐在戲院后排幾行座位上），一邊看戲，一邊請教--這是什么牌子，這是什么小曲，這是什么排場，這個身型、動作表示什么，佳叔也總是不厭其煩地耐心告訴她。著名花旦演員衛少芳也曾對人不止一次說過，鄧寶不“姿整”,卻愛清潔，待人接物很有人情味。劇團演員最高興見到鄧寶和其他領導來看他們演出，場中休息或散場后回到后臺，演員們總是虛心地問她對他們有什么意見，贊揚他們固然高興，指出不足之處，他們也虛心地樂意接受。

在這期間，鄧寶為培養劇團演出接班人，曾帶領青年學員到增城沙村基地辦培訓班數月；為劇團創作反映農村現代生活的劇作，還親自帶領青年編劇人員、演員、音樂舞美等人員組成小分隊到湛江青年運河工地去體驗生活和巡回慰問演出。雖然她自己在抗戰時期曾經上臺演過戲，但那是話劇，從未演出過粵劇，更不會唱粵曲；但當劇團演出需要，鄧寶也親自上臺演出群眾角色或次要人物角色，說三兩句“白欖”或唱幾句“滾花”、“小曲”.如在改編現代劇《朝陽溝》中扮演群眾，抱著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作道具出場和在一個只有三個人物--兒子、女兒、母親的現代短劇中扮演母親（兒子、女兒則由陳少棠、楚岫云分別扮演）。這兩個戲都賣票公演過好幾場。另在一次劇團聯歡演出中，亦在短劇《拾玉鐲》中扮演過劉媒婆。

在這期間，鄧寶對粵劇團的排戲（練）演出的運作過程和各個方面的情況有切實的了解和掌握：比如演員，他們大多工作熱情積極，認真負責，有著許多傳統美德。

如戲開演后，各人有各人的任務，即使家里死了人，也得等自己的任務完成后才離場。又如“救場如救火”,某人有演出任務，但臨時發生意外，不能參加演出，“提場”臨時安排別人頂替，那人便要無條件服從安排。

再如兩人做對手戲，一人唱錯或做錯，對方應盡力設法替他彌補，不能拆臺。各劇團凡下鄉演出，不管如何艱苦，從來沒有人有怨言；工作中發生了缺點錯誤，能用批評與自我批評去解決；劇團之內基本能做到團結友愛，有意見當面提，有缺點自覺改正。

又比如樂隊，是劇團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音樂伴奏，便不成為戲曲。因此，樂隊不僅要伴奏，還要有表現環境、襯托表演、加強氣氛的樂曲的創作和運用，以加強藝術感染力，深化主題，刻劃人物。

音樂員除年輕的早上到戲院集中練功之外，一般都各自分散練功。一個新戲寫出來后，在演員“行位”時，樂隊隊長或指揮便按劇本要求，研究全劇的音樂處理，和進行一些必要的音樂創作，然后讓全隊樂員理解，有些樂曲則要樂隊先行練習。在全劇進入響排后，到整個戲排出來，樂隊都離不開排練場，彩排、公演都和演員在一起。除了正式排練時間之外，一些主要演員還請一些主要音樂員專門為他設計唱腔，并請幾個主要音樂員到家中專門為他伴奏、練唱。

此外，劇團中還專門設有管理舞臺演出業務的“提場”和專門聯系各地演出臺期的行政人員的一套套工作規程等。這些，她從無知到有知，從外行變成內行，了然于腦海。

在這期間，鄧寶通過參加粵劇團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參加省市“四清”工作隊，提高了政治思想覺悟，認識了自己身上存在的缺點錯誤，鍛煉了膽魄。

在“文化大革命”中，鄧寶被作為執行“文藝黑線”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受到不停的批斗。

罪狀是：死心塌地執行“劉少奇文藝黑線”,令粵劇團大量上演“封、資、修毒草”;新會休整，大搞“四大自由”,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實行“資產階級三名三高”政策；維護和推行封建師徒制等。幾年間，先是靠邊站，被貼大字報批判，游斗、陪斗；進“牛欄”,被隔離、被監視；接著被趕到郊區九佛市文化系統“五七”干校接受長時間“審查”,參加各種體力勞動和農業生產，寫思想檢查和交待歷史材料，行動、吃飯、上廁所、洗澡、睡覺都由警衛戰士押著，只能低著頭走路，不準東張西望，更不能跟別人交頭接耳，像個監犯。不過，也得到過許多熟悉她的歷史和為人的“革命群眾”的暗中保護，使她沒有像靚少佳他們那樣受到皮肉之苦。直至1973年秋才從九佛農場回到市粵劇團，是廣州粵劇團最后一個歸隊的人。

回到桂花崗廣州粵劇團，鄧寶放在二劇組，沒有什么職務，只是協助二劇組演員隊長的工作，任務：一是叫人準備排戲，二是看有沒有影響演出的問題，三是多接近青年演員。

此外還有三次出差到北京、天津、唐山和湖南長沙、萍鄉等地去找演出劇本。這樣的工作約有一年零幾個月。

當1974年12月，鄧寶知道自己已“落實政策”擔任市粵劇團二團革委會副主任（此前沒有任何人告訴她）后不久，即奉命調離廣州粵劇團。于是她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離開了風雨同路十六七年的粵劇團，沒有向它告別，也沒有向那里的人說聲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