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劇是只采用昆腔這一單一聲腔演故事的劇種。一般而言，著重表達戲曲聲腔時用昆山腔，表達樂曲、尤其是脫離舞臺的清唱時用昆曲，而將指表演藝術的戲曲劇種，則稱作昆劇。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昆劇曾經有"昆山腔"（簡稱"昆腔"）、"昆調"、"昆曲"、"南曲"、"南音"、"雅部"等各種不同的名稱。昆劇的產生，不僅是昆腔自身發展的成熟標志，還是中國戲曲發展的成熟標志。本文提供四篇優秀昆劇論文范文供大家欣賞。
蘇州昆劇戲衣的藝術特色與文化內涵
摘要：蘇州昆劇戲衣同昆劇一樣，在中國戲劇服飾史上有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在蘇州昆劇戲衣產生與發展過程中，由于處在蘇州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蘇州昆劇戲衣在走向成熟的同時，也逐步顯現出了它的藝術特色，并表現出它特有的文化內涵。
關鍵詞：昆??；戲衣；藝術特色；文化內涵
昆劇作為“百戲之祖”，有著承前啟后的歷史地位，其戲衣藝術來自生活，但與生活服裝設計又有區別。蘇州昆劇戲衣以明代服裝為主體，在宋元南戲戲衣與元雜劇戲衣的繼承基礎上，結合隋、唐、宋、元、明、清的歷史服裝，并逐步加以藝術化，形成一套不分朝代、不分季節，各劇通用的“戲衣”。
一、蘇州昆劇戲衣的藝術特色
（一）“美如冠玉”———裝飾性
所謂裝飾，是一種審美形式，也就是對自然事物進行修飾以使之美觀。而裝飾物具有這種能夠被美化的裝飾性的特點。裝飾性是昆劇服裝的一個重要藝術特色。而昆劇服裝的裝飾性主要通過裝飾工藝、紋樣、色彩、樣式等手段來體現。
精湛卓越的蘇州刺繡工藝賦予了蘇州昆劇服裝“精致雅潔”的裝飾藝術特色。特別是蘇州刺繡受當時文人的影響，帶有詩情畫意的韻味。其中繪畫藝術對當時蘇州刺繡的影響最為直接。這使蘇州刺繡達到了更高的藝術水平和文化內涵，再加上繡花蘇針“堅而不脆”，針身勻圓，針尖銳利的特點以及蘇州花線可染一百多種色彩，一種色彩又可分許多色階，而且纖維細致透明，抱合好，拉力強，能劈絲分縷，直至一絲一線，都具“光、滑、細、柔”的特點，使繡出的繡品平薄勻，和色無痕，精美細致。長期的經驗積累，使蘇州地區的工藝水平大大超越于其他地區。蘇州刺繡工藝一直經久不衰，尤其在明清時期，被蘇州昆劇服裝運用后，昆劇藝術與蘇州刺繡藝術相互促進，相互發展，從而推進了蘇州昆劇服裝藝術的發展，使蘇州昆劇服裝具有紋飾秀麗、色彩文雅、針刺細密、繡而整潔的藝術特色。
（二）“長袖善舞”———表現性
昆劇服裝的表現性，即主要是可舞性，就是其服裝有助于演員舞蹈。李漁在《閑情偶寄圖說》（上）之《演習部》講道：“填詞之設，專為登場?！雹倮》b也是如此。這里包括了兩層含義：一是就演員而言，舞臺上演員的舞蹈表演需要服裝來配合，才能使表演更加完美；二是就服裝而言，服裝的物質形態包括樣式、質地要與演員的舞蹈動作相適應，不但不能約束演員做動作，而且還能夠為演員表情達意、伸展動作創造條件，從而創造出美的舞臺角色形象。
昆劇服裝的表現性是昆劇對其表演的舞蹈性要求的結果，也是昆劇服裝在適應昆劇舞蹈表演中不斷發展的產物，由此而產生了許多體現了表現性的昆劇服裝，如水袖、靠等等。
水袖是昆劇服裝表現性特征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在昆劇服裝中的蟒、褶子、帔、官衣等都在袖口上縫有一段（約一尺二寸）白綢，通常稱之為“昆劇服裝水袖”。昆劇演員從“服裝可以舞出情感”角度出發，在表演中通過運用水袖甩出各種各樣的動作，以表現戲劇人物角色的儀態、氣勢和思想感情，不但富有美感，而且能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性格更加突出。數百年來經過歷代演員不斷的創造和積累，昆劇水袖動作的表演程式已經十分豐富，為后來各戲劇表演程式之典范。如昆劇《漁家樂·刺梁》中萬家春運用這一耍袖，表現出在高低不平的崎嶇道路上急速奔逃，“似亂蝶兒飛繞”的情景。所以通過水袖舞動，能夠表現出昆劇人物神態、性格和品質，體現了其服裝極強的表現性。
（三）“別開生面”———程式性
昆劇服裝的程式性，就是演員運用昆劇服裝以裝扮劇中人物的基本規則或定例，是昆劇藝術的程式性在服裝穿戴上的具體表現，即演員或腳色扮演舞臺角色時所遵循的穿戴規則。其服裝穿戴程式的形成是演員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積淀、升華而成的，是藝術家進行綜合性藝術創造的重要手段。
昆劇有句行話：“寧穿破、不穿錯”，這不僅表現了演員對穿戴規制的嚴肅態度，同時也體現了昆劇服裝的程式性。具體體現了幾大特點：即同一類型服裝通用于不同朝代、不同地域、不同季節，即不論劇情發生在什么朝代、什么地區、什么季節，其服裝樣式都不變。
這種不考慮每一部戲的具體朝代、地區和季節等特征的通用化特征，體現了程式對于生活對象的高度概括；同一種規格的穿戴在同類型的人物之中是通用的，即不論其人是誰、出現在什么戲里，只要屬于該種類型，就都穿該種服裝；不同類型人物之間的服裝卻不能混淆穿錯，即不同類型的人物角色在穿戴上有種種明確的區別，這種在穿戴規制的區別通常涉及性別、年齡、身份地位、生活境遇、性格品質等因素，可以通過服裝（在這里主要講服裝）的樣式、色彩、紋樣、質料和穿法來體現。還有，昆劇中還有極少數人物有專用的服裝樣式。如三國戲里的諸葛亮一定要穿八卦衣；關羽穿綠袍；《雙官誥·誥圓》中馮仁穿紅布官衣等等。
昆劇服裝的程式性，即穿戴規制，既有其穩定的一面，又有其變化的一面；而穩定是相對的，發展變化則是絕對的。其穩定性主要體現在其服裝與演員之間的關系的恒定上，以及表現在不同歷史時期同類型人物穿戴服飾的相對穩定上。
當然，蘇州昆劇服飾的程式性在穩定中也會有一定的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都會對它產生影響，尤以審美觀念的影響最為顯著。如清孔尚任《桃花扇·余韻》注明：“副凈時服扮皂隸?！钡角逯腥~，其穿戴規制的基本內容相對穩定，但它的具體表現形式及手法一直在變化?？梢?，形成現在相對穩定的昆劇穿戴是古代戲曲服飾不斷發展的結果。
（四）“衣冠寓意”———象征性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服裝的象征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衣冠服飾來分等級、辨貴賤，各種不同的服裝和飾物成為一定身份、地位的標志物，這種象征性在不同的國家都有所體現；二是在服裝的裝飾物或裝飾形式上，以不同的內容表達一定的象征意義，體現出特定的內涵。無論服飾貴賤，都有象征性的內在意義?！雹俣鳛樵从谏畹睦》b，其象征性也體現在以上所提的兩個方面。
比如紋樣在昆劇服裝中，不僅僅是一種裝飾，它往往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從紋樣形狀來看，有適合紋樣和自由紋樣。其中圓形的適合紋樣被大量應用于昆劇服裝，一方面是出于圓形在我國古代具有“天圓地方”的哲學涵義，另一方面基于圓形紋樣具有豐滿、端莊的特色，并被寓以為美滿、吉祥的含義。自由式紋樣具有生動、活潑的特點，同時其紋樣在服裝的突出、醒目的位置，其象征性更加直觀，相對圓形適合紋樣來說，它更具有強烈、鮮明的平民化色彩，以折枝花紋為多。
以花喻人，是中華民族藝術的傳統，昆劇服裝承襲了這種寓意、象征手法，夸張強調折枝花對于表現人物身份、年齡、性格、品格、氣質、外形外貌等綜合特征的重要作用，因而造成了人物外部形象的鮮明、生動。例如《牡丹亭》中柳夢梅著自由紋樣中的枝子花，既與書生秀才的平民身份、年齡、英俊面容相稱，又鮮明體現了性格的文靜、品格的高潔、氣質的風流瀟灑，其象征性十分鮮明。從紋樣本身來看，龍紋圖案象征封建權威和尊嚴，多用于皇家及大臣的服裝；武將的開氅、褶子多用虎、豹等走獸，象征其勇猛；文生的褶子用的“四君子”即梅、蘭、竹、菊，也常同他們的性格、氣質有一定聯系；謀士則用太極圖、八卦來象征智慧和道術；還有其他如蝙蝠紋、壽字紋等用來象征吉祥。
二、蘇州昆劇戲衣的文化內涵
在蘇州昆劇興盛的明清時期，蘇州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城市繁榮。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不僅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也是全國的文化藝術中心。蘇州昆劇服裝在這樣的環境中無疑也深深地打上了蘇州文化的烙印，集中體現了蘇州“高雅、精致”的文化內涵。
明清時期，一大批江南文人參與推動了當地文化藝術的發展，從而對當時蘇州昆劇藝術創作及其服裝發展也起到了積極地推動作用。
（一）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美，體現詩情畫意
蘇州昆劇服裝創作中充滿著詩情畫意，注重意境的表現。所謂“有意味”的形式美，說明是昆劇在表現劇情和人物時，其蘊含的內容是概括又是具體的，是具有個性的，當舞蹈化的程式服裝與唱曲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就創造了無與倫比的“有意味”的美的境界。
蘇州昆劇服裝“有意味”的形式美對于昆劇表演中的舞蹈藝術有著積極意義。這是由于蘇州昆劇及昆劇服裝創作者多為文人畫家，能詩能文又能畫。在他們的設計或參與下，蘇州昆劇及其服裝得到了詩畫般的高度提煉。
如明末清初時期的現實主義劇作家李玉創作的昆劇劇本及服裝能夠結合昆劇舞臺實際，便于戲班的演出，“案頭場上，交稱便利”，同時能夠繼承蘇州文人的優良傳統，重視昆劇的內容意境，運用優美詞藻進行創作。朱素臣、朱佐朝等一大批江南文人投身于昆劇創作，有的文人還親自設計舞臺美術，使昆劇具有很高的文學性，透著“高雅”的氣韻，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內涵。如《牡丹亭·尋夢》里，杜麗娘因劇情和人物感情的表演需要著“粉紅繡花帔、襯皎月花褶子”，一人載歌載舞，要表現出其夢中和夢醒后的情感過程。還有《療妒羹·題曲》中喬小青著“天藍繡花帔，襯皎月花褶子”，手持卷書《牡丹亭》，表現了她哀情婉轉，難以成眠?？梢姰敃r許多蘇州文人運用中國畫原理，通過昆劇服裝這一外在形式來達到“以形傳神”，重在“傳神”，為更好地表現昆劇人物的角色服務。
（二）講究淡雅含蓄的和諧美，表現文人氣質
蘇州昆劇大多為當時文人士大夫所追求，他們精通中國書畫的原理，追求野趣，隱逸情調，講求淡雅，情景交融。在對其服裝要求上，講求藝術哲學中的“內外結合”，最終達到服裝與劇情的完美結合。昆劇詞曲格調高雅，流麗悠遠，這就要求其服裝與之呼應，融入情景中，體現出高雅的藝術風格，才能傳達其人物的情感。如《牡丹亭·寫真》里，著“粉紅對襟如意繡花帔”的杜麗娘，自知不起，在中秋前夕，手持畫筆，目視鏡面，待提筆留下春容。杜麗娘著裝不僅與《寫真》這一折劇情吻合，與場景吻合，也與其人物性格相配，達到了“內外結合，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時在其如意繡花帔上，以梅、蘭、竹、菊等為裝飾物，這都體現了當時文人雅士的審美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