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消費文化語境下新世紀女性文學發展探究
【引言】新世紀以來女性文學與消費文化的關系分析引言
【第一章】都市形態下女性文學的深入挖掘
【第二章】青春形態下女性文學的深層表現
【第三章】網絡形態下女性文學的別樣書寫
【第四章】底層形態下女性文學的沉重聚焦
【結語/參考文獻】消費文化下的女性文學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 4 章 底層形態下的沉重聚焦

1990 年代的女性寫作歷經了從性別建構到身體建構的各個階段，她們在男權社會中要求獨立和個性解放，為女性個性的彰顯創造了際遇。新世紀之后，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曾創造繁榮的女性小說創作群體在聲勢和影響上、在女性資源的開掘上都較之前顯得有所式微。這一方面有來自整個文學外部壞境的原因，如新媒體的迅速崛起對文學生存樣態本身的沖擊，另一方面，女性小說創作者本身的理智發展，使一度甚囂塵上的身體寫作變得沉寂。但是在文學創作影視化、模式化和市場化的大環境下，王安憶、遲子建、鐵凝等女作家并沒有受到消費主義的太多誘惑，而是仍然執著追求著文學的精神，在商業文化氛圍之中獨樹一幟。她們將溫情關照的眼光投向了消費霓虹背面的社會底層，以女性獨特的眼光和感受表現消費社會的復雜和女性的生存處境，塑造了一批具有獨特意識形態特征的女性形象。她們的作品具有獨特的審美風格，力求在多元的價值追求中捍衛一種積極向上的文學精神，堅守著文學的精神家園，她們的創作表現出了在消費主義時代物欲媚俗的喧囂中值得敬佩的理智和清醒。

消費文化的多元化導致了社會現實的復雜性。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之前相對單一的文化狀況被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的復雜生活現場所替代，使得我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明顯、貧富懸殊加劇，出現了許多如"失業下崗"、"農民工"、"弱勢群體"等社會現象。作為時代命題的呈現載體之一的文學，自覺承擔起時代記錄者和自省者的角色，于是底層文學帶著對社會問題的反映和反思應時而生。新世紀以來的女性作家由于大多身居城市，對消費文化下城市女性的訴求有著強烈的愿望，女性寫作注重感官刺激的慣性表達和文學生產的商業化也達到了相當的程度，但仍有一部分女作家如林白、方方、遲子建、孫惠芬等著眼于消費社會進程中鄉村女性的生存困惑和城市底層小人物的現實掙扎，以女性獨特的溫情眼光來表現和凸顯底層女性在這個物欲的時代艱難的生存景象，顯示了女作家們對底層女性的人文關懷。

4.1 底層鄉村女性的迷失與壓抑

孫惠芬《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精細分析了農村中女性的生活在時代潮流沖擊下的嬗變，以及這種變化對女性心靈的微妙影響。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村中的青壯年男子受到城市文明的誘惑和鼓召，紛紛進城務工，留下家中父母和妻兒守在農村的家里。

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鄉村出現了一種重現的母系氏族現象。留滯在鄉村里的媳婦、婆婆們成為鄉村生活的主體。通過女性人物細膩敏感、微妙豐富的心理和心態的變化，孫惠芬巧妙而深刻地揭示出當代農村女性的精神生活面貌。

小說主要講述了兩個新婚不久即獨守空房、承擔繁重勞動任務的農村新媳婦潘桃和李平，因丈夫外出打工后共同的心靈空虛和寂寞心理，她們倆由敵對到認同，小心翼翼地互相走近，逐漸地互相理解、信任，最后成為無所不談的近乎于同性戀的好朋友，并且共同建立起一個隱秘的生活空間，安放未曾實現和已經破滅的理想。在男人缺席或不在場的情況下，這種帶有同性戀色彩的友誼，成了她們的精神支柱，支撐著她們蔑視和反抗世俗的眼光與打擊，滋潤著她們漫長而勞苦的日子。而年末到來，李平丈夫回家后，李平從兩個女人的世界蛻變回現實的"成子媳婦",開始了忙碌而充實的生活。而潘桃因丈夫遲遲未歸，對丈夫的怨氣逐漸演變成了對李平的妒嫉，最終心理失衡，向婆婆透露了李平曾做過三陪的秘密，使李平遭致丈夫的毒打，一段幸福的婚姻被摧毀，潘桃的心靈也釘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兩姐妹之間的情誼破裂。

女主人公之一的潘桃是土生土長的鄉村女孩，受著村里人的寵愛長大，單單純純地談了戀愛嫁了個老實的村里漢子。在某種程度上，她延續了現代文學中的那種未受過城市污染，跟城市仿佛是雙軌平行線，只是處于兩兩相望，相互憧憬階段，對于城市充滿了想象和期待。因而當潘桃第一次看到新娘李平時內心無比的震撼，不是因為李平漂亮，而是因為她"一點也沒有鄉村模樣","太洋氣了，太城市了".

對"城市"這個名詞充滿了無限向往的潘桃，僅在一個婚禮上就感到了城市對自己的沖擊，攪動其潘桃內心對李平和對城市的復雜情緒："它在一些時候有著金屬一樣的分量，砸著你會叫你心口鈍疼；而另一些時候，卻有著煙霧一樣的質地，它繚繞著你，會叫你心口郁悶；還有一些時候，它飛走了，它不知怎的就飛得無影無蹤了。從臘月初八到臘月二十三，整整半個月，潘桃都在這三種情緒里往返徘徊。"而李平則是消費文化影響下的另一種農村婦女的典型。她去過城市，但是又被城市排擠出來。從嫁到歇馬山莊的那一刻起，她就打算拋棄了她原來的城市生活而徹底回歸到鄉村中去。但是實際上，她不但是城市的異鄉者，在浸染了城市的顏色后，她也成為了傳統鄉村的異鄉者，甚至還成為了男權中心社會的異鄉者。19 歲就去城里獨自闖蕩的李平，曾以為自己穿上新潮的衣服、"打扮得酷"就能成為城里人，這表明了以李平為典型的這類農村女性變革自身的愿望和接近文明的渴望。但是她們僅是從形式上接收到了城市文明的表象，意識形態上卻仍只是鄉村欲望的延續和擴大，使她們在城鄉優劣的盲目比較中進入了生活的盲區，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來得到一些廉價的滿足。在那時李平的眼里，城市已經不是真實的城市，而是被闡釋、被想象中的城市。對李平而言，城市使她失去了往日的寧靜，同時還讓她失去了以往擁有的尊嚴，反而多了一塊心病。

年輕的農村女性一方面接受著來自城市的教化和鼓勵，另一方面卻還要忍受傳統文明對女性的壓制和要求，接受著來自婆婆和姑嫂對"怎樣過日子"的教育。在李平，即成子媳婦結婚的第二天，"成子的姑婆婆便進了門，她跟本不看成子媳婦，而是直奔西屋，直奔炕頭，她掀開炕上鋪的潔白的床單，不脫鞋就上了炕，在炕上坐直坐正后，就沖跟進來的成子的媳婦說，'成子媳婦你坐，俺有話跟你講，俺看了，現在的年輕人不行，太飄！你看那潘桃，結了婚，倒像個姑奶奶，泥里水里不下去，還一天一套衣裳的換，跟個仙兒似地，那能過日子么？當然啦，你和潘桃不一樣，俺看了，你過門就換過一套衣裳，還死心塌地的干活兒，不過，光知干活兒不行，得會過日子！什么叫會過日子，得知道節??！節省，也不是就不過了，年還得像年節還得像節，俺是說的有松有緊，不能一馬平川的推……'".故事的最終，潘桃還是回到了婆婆的懷抱，重復著鄉村中祖祖輩輩同樣的生活，還懷上了孩子，暗示著這種生活將繼續延續循環下去。而李平雖然回到了歇馬山莊，但是已經是一個抬不起頭的殘敗女子，永遠無法再與潘桃相提并論，曾經的都市光圈成為她身上無法擺脫的烙印。

同樣，孫惠芬的《民工》以一位女性特有的敏銳透視到了留守在農村的女性的悲苦命運，工地上的民工父親和兒子日夜辛勞，依然在為饑餓困擾，生活和基本生存權利毫無保障，而在農村中守候的妻子則在疾病與寂寞中死去。小說的結構精妙，通過奔喪既書寫了農民工父子的困窘和窮苦，也書寫了那位死去的永遠沉默的女性，她的悲苦，她的疾病，她在丈夫和兒子離開村子討生活后的無助和脆弱。作者通過兩個地點、兩種生活但是同樣苦痛無奈的生活描繪，揭示了消費社會城市化的進程為農村女性的命運帶來的沖擊和改變。

4.2 城市底層女性的生存掙扎

不同于鄉村底層女性面對消費文化浸染時進退維谷的困惑，那些已經置身于城市之中，卻生活在城市霓虹燈背后和喧囂之外的城市邊緣女性群體的生存掙扎和精神困苦，也成為了新世紀女作家對這一階層的關注著力點。

在遲子建于 2005 年發表于《鐘山》上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丈夫的突然去世，讓"我"涌起了離開傷心地的情緒，然而在旅途中因為山體滑坡，而進入一個盛產煤炭和寡婦的小鎮烏塘，正是這樣一次意外的融入，讓"我"得以接觸社會，聽鬼故事、喪歌以及眾多奇聞，目睹苦難、不公和死亡。尤其是在"我"結識了蔣百嫂后，得知世人皆投以同情又鄙視的目光的蔣百嫂，守著一個傷心的秘密：丈夫沒有出走，而是死于礦難，礦主為了不讓事故"升級",用"賠償"強迫蔣百嫂將丈夫的尸體安放在自家的冰柜中，于是蔣百嫂才會怕黑夜，尤其是停電的黑夜。有一天鎮上停電了，"蔣百嫂跺著腳哭叫著，我要電！我要電！這世道還有沒有公平啊，讓我一個女人呆在黑暗中！我要電，我要電??！這世上的夜晚怎么這么黑?。?！蔣百嫂悲痛欲絕，咒罵一個產煤的地方竟然還會經常停電，那些礦工出生入死掘出的煤為什么不讓它們發光，送電的人還有沒有良心啊".卑微的底層女性透過瘋癲之語言說的內心哀痛，在城市背面黑暗世界里低微的嘆息和哭泣都被作者細膩的感知捕捉到了。遲子建在新世紀以來持續關注底層獨特的群落，她關注失業者、農民百姓、小買賣者這些深處底層被忽視的人群，具有寶貴的文學精神和文學自覺："我經歷個人生活變故的那段歲月，中國頻頻發生重大礦難。

看著電視上那一張張悲痛欲絕的寡婦的臉，我在想，她們面對的親人的死亡，比我經歷的要慘痛得多。因為我去過煤礦，知道煤礦的一些黑幕。傷痛確實是有'輕'和'重'的，在那個時刻，我不愿意過分放大自己的痛，我愿意用我的筆去挖掘那些女人心中不能言的'痛'."同樣作為底層女性掙扎在生活邊緣的還有方方《萬箭穿心》中的主人公李寶莉。潑辣豪爽的李寶莉因性格的強勢，在婚姻生活中一直占據上風。丈夫馬學武由結婚前的"有理聽她的，無理也聽她的",變為結婚后對她的忍讓漸漸失去耐心，他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李寶莉不忿馬學武在外邊找女人，在兩人到旅館幽會時向警察報警，馬學武因染上桃色事件而聲名掃地，當他得知那個報案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同時自己也下了崗時，無法面對生活而自殺，臨死未給李寶莉留下只字片言。李寶莉為自己的霸道性格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了贖罪，同時也是為了幾口之家還要繼續生活下去，她堅強的收起眼淚，"我的命不是我一個人的，我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蠻多人需要我。我有責任陪他們一起過日子".為了每天都能拿到工資，李寶莉去漢正街做了女扁擔--靠體力給客商挑貨，從此開始了"疲于奔命的勞累"生活。在兒子小寶需要學費她拿不出時，她甚至賣過幾次血，她的辛苦付出不但得不到公婆的體恤，就連兒子小寶也毫不領情，甚至對她仇恨相向，小寶在獨立之后竟將她掃地出門。十幾年的"做牛做馬",到頭來卻換了個"孤家寡人"的下場。

性格強勢、有強烈控制欲、不修邊幅的李寶莉是對男權文化社會下女性傳統形象的一種顛覆。在家庭中，李寶莉更像家中的"男人",而性格懦弱的丈夫馬學武則卻更像家庭中的"女人".他沒有責任感，面對困難、挫折沒有反抗的勇氣，而是選擇了逃避，直至自殺。而李寶莉對傳統女性形象的顛覆，使她在丈夫去世之后遭到了男權社會秩序的殘酷報復。在小說的后半部分，李寶莉時時遭遇著來自這種報復的折磨，十幾年含辛茹苦卻換來母子關系的斷絕。這種悲劇從側面反映了傳統文化觀念當中的父權觀念已潛移默化地積淀在兒子的意識當中。當小寶看見李寶莉和建建在一起時，他對母親說："我告訴你，如果你在外面找了別的男人，你就跟我們馬家一刀兩斷。我們一分錢都不會要你的，我立馬出去打工，爺爺奶奶由我來養老送終。你莫以為離了你我們就活不成！"兒子馬小寶在無形之中接替了父權社會中"父親"的角色，成為了男權社會倫理道德的繼承人。他對自己父親出軌的事認為理所當然，卻對母親的貞潔提出要求，并對她進行道德上的批判和行動上的裁決，在完成對母親十幾年的壓榨之后毫不留情地將她掃地出門。兩人之間已不是母子關系的較量，而是一個不符合社會規定的女性氣質的女人和強大的男權文化意識之間的博弈。

無論是對底層女性生命韌性的贊揚，還是對她們苦澀情感的呈現，新世紀的女性作家捕捉住了這一獨特群體的生存鏡像，以溫情書寫作為女性寫作特有的表達方式，對底層女性的苦難和悲劇進行描摹，寄予了女作家們對兩性和諧與社會良知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