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肖瓦爾特“女性批評”的建構與踐行
【第一章】女性主義批評的“荒原”與“浮出”
【第二章】雙重標準的拒斥與重構
【第三章】 “女權批判”的修正與困境
【4.1 4.2】 “女性批評”的提出及其經受的雙重攻擊
【4.3】 “女性批評”的踐行
【第五章】肖瓦爾特批評理論的思考
【結論/參考文獻】肖瓦爾特“女性批評”理論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第4章 “女性批評”的建構與踐行
持修正論觀點的“女權批判”雖然認識到女性的屈從地位,但它帶給女性更多的是負面的、否定性的文學經驗。正如肖瓦爾特所言,女權批判存在的問題之一是,它以男性為中心。如果我們研究陳舊的女性形象模式,研究男性批評家的性別歧視行為,研究女性在文學中所扮演的有限角色,那么,我們就很難了解女性的真情實感,而只能了解到經過男人理想化了的女性的思想感情。因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自身完善,需要從尋找女性的主體表達入手,通過分析女作家及其作品并集中研究女性文化,促成女性主義批評的重心從“女權批判”向“女性批評”轉變。
4.1 “女性批評”的提出
“女性批評”理論可以算是肖瓦爾特批評理論的核心,她在多篇論文及演講中也反復提及。1978 年肖瓦爾特在《女性主義與文學》中就提出了“女性批評”這個術語,并用它來指稱關注女性寫作的女性主義研究,包括對“女性文本閱讀和對女性作家(一種女性的文學傳統)之間以及婦女與男人之間的互文本分析”①.她在 1979 年的《走向女權主義詩學》中,做了更為詳細的說明,即“研究作為生產者的婦女,研究作為生產者的婦女,研究婦女創作的文學的歷史、主題、類型和結構。它的課題包括婦女創造性的心理動力學、語言學和婦女語言的有關問題,個別女作家或女作家集團文學生涯的軌跡,文學史,當然也包括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雹诓⑶倚ね郀柼刂赋鏊摹芭耘u”理論是基于這樣的事實構建的:“我們擺脫了男性文學史線性發展的絕對性,不再使婦女去適應男性傳統的發展,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新發現的女性文化天地。這種批評同人種史學者試圖對‘沉默’的半個社會--女性社會的經驗進行描述的努力有共同之處”③.
肖瓦爾特非常注重在歷史、社會的語流中關注女性作家的創作及其作品。她的理論假設所有作品都不可避免的打上性別的烙印,任何完全脫離了或者超越了性的文本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肖瓦爾特看到女性生活的現實是,她們根據自身被限制的場域中確定立場,并根據社會身份的界定來定義自身,這些預先被界定的角色在肖瓦爾特看來是不可能不影響她們的。也就是說,如果一位作家是女性,那么她的性別特征與她的文學創作是不可分割的。
肖瓦爾特的“女性批評”除了關注女性創作及作品外,還試圖研究女性寫作與占據支配地位即男性主導的既定語境的關系,這顯然是具有意義的。女性批評雖然時常呈現出情緒化,但是并非是要喚起女性生理的親歷感,盡管這種情緒本身也是很難剝離開性別差異的符號。肖瓦爾特在《女性主義與文學》中也提到了女性寫作“雙文本”概念,這與后來她在對女性創作與女性文化的研究里阿登那的文化模型理論①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女性作品完成了對男性與女性系統的雙重對話,既對占支配地位的男性之外言說,又在女性主義之內言說。肖瓦爾特不同于阿登那理論之處是她認為這種“雙聲話語”同樣也存在于女性主義批評之中。肖瓦爾特在《荒原中的女權主義批評》就指出,她主張反對父權制之外存在著女性意識的或文化飛地的女性主義幻想,認為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外不可能有寫作或批評。
4.2 “女性批評”經受的雙重攻擊
肖瓦爾特總結了批評領域對女性批評的雙重攻擊。
女性批評受到的第一重攻擊是認為對女性寫作的研究實際上是“分離主義”的思想,也就是說,女性批評實踐著一種相反的性別主義。女性批評家以性別一方即女性冠名意在探討男性主導體系下的女性生存境遇,而分離主義則將此看作是另一種性別主義,即女性主義所指責男性批評家專注于某性的錯誤與女性批評所倡導的女性研究并無本質的差別。肖瓦爾特將這種指控看作“在反女性批評的力量中是最不充分的,也是最不冷靜的”②,因為“沒有人說撰寫美國文學、浪漫詩歌或俄國小說是‘分離主義的',也沒有人認為男人寫作的經典選集應該被確切地冠以’十八世紀的偉大男性詩人‘之名”③.
也就是說“分離主義”的詬病掩蓋了這樣一種批評盲點,即女性批評總在強調的,男性單方面對普遍性提出要求的虛假本質,女性寫作本身也不可能從男性傳統語境中分離出來。女性主義批評家不可能徹底脫離父權制的文本,因為在業已形成的環境中它們已經無處不再。而事實上,當她成為一位女性主義批評家時,她已經閱讀了大量的男性文本,尤其是按照文本和批評標準來說是最權威的文本。她不僅已經內化了男性中心主義的文本,而且內化了男性中心主義的閱讀策略和價值 .
女性批評受到的第二重攻擊是對于其強調 19 世紀現實主義的文本。一些后結構主義者認為,女性主義批評應當拒絕對于“父權制美學”的依賴,并將批評的命題指向現代主義或者后現代主義的先鋒文本。這在肖瓦爾特看來同樣是偏頗的,因為女性批評的文本領域不可能被桎梏在某一時期或者某一領域,而實際上它涵蓋了任何一個時期和任何一種樣式。但同時,對于部分批評家所指出的現實主義文本情況肖瓦爾特也承認它反映出了這樣一種情況,即初期的許多女性主義者的確給予了 19 世紀歐洲的女性作家極大的關注。究其原因,一是 19 世紀是婦女作家被作為典范來接受的唯一時期。二是女性作家普遍使用男性假名,這是文學性意識變化的一個明顯標志,即女性作家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享受男性名稱給予其的社會庇護及男性權威。三是,維多利亞時期有著跨學科的傾向,它異乎尋常的接受了女性主義批評的介入。弗拉瓦·阿萊亞(Flavia Alaya)回顧了兩者的聯系方式:“女性主義批評(和女性主義批評家)正是在維多利亞研究時尚的背后走向成熟的……這些新參與進來的婦女接納了這樣的事實,即引力的中心已經開始從重要的詩人轉向了偉大的社會思想家……而(現在)其中心再次轉向了小說研究”①.然而,正如喬治·勒維安(George Levine)在《現實主義的想象》(The RealisticImagination)一書中富有說服力地論述那樣,維多利亞的敘述現實主義并不是簡單的“經歷”復制圖,也不是無意識的自鳴得意的使用,它是一套高度發展的文學表現規范,包括浪漫的、怪異的、悲劇的和非理性的。同樣,關于先鋒或先鋒文學形式,無論它最初顯得多么別扭和出格,都沒有什么特別的革命性和顛覆性。肖瓦爾特以后現代主義元小說為例,指明它是通過一套文學規范來建構的,是像其他種類的規范一樣易于理解和運用的。但是肖瓦爾特也承認,早期專注于維多利亞婦女文本研究的批評家們沒有對種族和文化的多樣性加以更多的思考,所以后期對黑人女性寫作的關注,既修正了婦女寫作的基本隱喻,同時也增加了黑人婦女寫作經驗的新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