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學的強大生命力主要表現在能夠隨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而不斷擴展其研究內容。 這種擴容是外在要求和自身動力結合的必然， 亦是西方文論中國化中的趨勢。 目前的特殊性是所擴之容為何？文藝學就其本意來說， 當然是基于文學藝術而產生的理論， 但中國當代文論界、 尤其是在西方文論領域的研究現狀卻并非完全如此。 關于文論研究與文學的關系問題， 周憲先生精辟地指出， 當下文論界存在兩種偏向： 觀念先行， 以文學文本來證明理論的有效性； 理論本身自在自為的運作。 他的主張是：

“文學閱讀所產生的是最具體的文學經驗， 它是任何文學理論賴以存在的根基。 任何談論文學的理論，就必須基于這些鮮活的文學經驗”.[1]時下的文論擴容有兩種： 基于文學經驗的與基于理論自身的。

張江先生在整體把握百年中外文論進程以及精細體味文學意蘊的基礎上， 對基于理論自身的文論擴容， 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辨析， 認為當代西方文論， 是一種運用非文學理論對文學所作出的 “強制闡釋”;而這種思路對中國當代文論的研究格局和思維方式， 恰恰產生了支配性影響， 因而呼吁文論研究要面對文學自身， 也即 “本體闡釋”.①然而， 無論觀念先行還是強制闡釋， 其核心都是離開文學本身。 中國當代文論的發展， 要想保持直面文學的本體闡釋， 在自立型擴容的軌道上前進， 除了以文學經驗為基礎， 在理論上也必須正視文學本體論問題。 因而， 對基本上已經定論的本質主義， 還須進一步探討。

一、 中國當代文論的瓶頸： 本體論滯后。

我國當代文學理論， 建國之初開始全面師從蘇聯模式， 經過多年實踐， 形成了完整的文論體系： 以馬列文論、 中國古代文論、 西方文論為支柱的文學原理， 主要由本質論、 作家論、 作品論、 讀者論、 源流論這五大部分組成； 本質論恒定排在第一位， 其余四者在不同文論教材中的排列順序因編著者而異。

高等院校文藝學專業的教師， 以及社科院系統文學理論室的研究者， 在進行文學研究與課堂教學時， 所遵循的思路基本相同： 首先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是追問文學的本質， 給出 “文學是什么” 的答案。

朱立元先生對這種思維方式的反省， 不僅精辟， 還著意強調自己也曾受其支配： “在文藝理論界，本質主義長期以來成為多數學者 （筆者本人亦不例外） 習慣性的思維方式， 其突出標志是， 認為文學理論的主要任務是尋求文學固定不變的一元本質和定義， 在此基礎上展開其他一系列文學基本問題的論述”.[2]建國以來的文論研究， 確實就是在這種思路的支配下展開的。 只是， 關于文學的那個 “固定不變的一元本質和定義”, 幾十年來都難以推陳出新， 一以貫之地延續下來， 從而成為當代文論研究的本質論瓶頸， 從哲學層面亦可以稱之為本體論瓶頸。

中國當代文論研究的現狀， 除了本體論滯后， 其他各方面做得很好， 并且越來越好， 不亞于西方一流， 但整體上尚有距離。 這個距離就是我們沒有、 而他們卻能不斷推出新的文學本體論， 盡管其中確實存在 “強制闡釋” 的問題。 西方現代文論能對我們產生那么大的影響， 學理根源與此密切相關。

20 世紀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 關于文學 “固定不變的一元本質和定義”, 給出最權威解答的， 莫過于文論教材、 尤其是全國統編文論教材， 基本上都沒有超出反映論、 意識形態論的范圍。 建國之初，在蘇聯專家的直接指導下， 文學本體論得以確立， 經典標志就是畢達可夫 （И .С。 Бидаков）②的 《文藝學引論》，[3]以及畢氏老師季摩菲耶夫 （Л。И。Тимофеев） 的三卷本 《文學原理》。③1954 年春到 1955 年夏， 按照教育部部署， 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文藝理論研究班， 請畢達可夫前來開設 “文藝學引論”, 畢氏講授內容基本上未出其師季摩菲耶夫的體系， 授課講稿后來交付出版社， 是我國當代文論第一代教材范本， 為文學藝術的本體奠定了反映論、 意識形態論的基調。 而研究班的學員則來自全國各高校， 當代文論界人物大多出自該班， 如蔣孔陽、 霍松林等。 其后， 就是影響極大的兩本全國統編教材， 一為蔡儀先生主編的 《文學概論》，[4]一為以群先生主編的 《文學的基本原理》。

前者于1961 年夏成立編寫組，1963 年形成討論稿， 1979 年正式完稿出版； 后者與之同時起步， 于 1963-1964 出版上下冊， 1979 年出修訂本。 兩種教材的內容延續、 豐富了畢氏師徒體系， 但所涉材料轉為以中國文學為主。 20 世紀 80年代以來， 最有代表性的全國統編教材是童慶炳先生主編的 《文學概論》， 該系列教材將文學基本原理的五大塊內容予以系統化、 模式化， 對文學藝術本體的定位進行不斷探索， 比如將本質論改為觀念論。④相對于教材的穩定性， 文論界由個體發出的聲音則活躍得多， 各種論爭熱鬧得多， 一系列重大變化在振聾發聵的同時， 總會將學界的思考引向對本體的探討。 新時期以來， 從破除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論開始， 到方法論熱、 主體性熱， 乃至在短短十余年間將百年西方文論全部引入、 操演一遍后， 與西方文論的最新進展幾乎同步， 這些牽動文論研究全局的聚焦點及其背后的推力， 始終與本體論息息相關。

工具論的要點在于文藝是政治的附庸： 認為文藝就是運用有文采的形式， 表達特定 （政治） 內容；形式為內容服務， 不能獨立存在。 破除工具論的同時， 文論界還產生另一重大突破： 文藝美學學科興起。 1980 年春， 全國首屆美學會議在昆明召開， 胡經之先生在會上提出， 應當開拓和發展文學美學，并于 1981 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招收全國首屆文藝美學碩士研究生， 隨后出版專著 《文藝美學》。

文藝美學的要義， 是肯定文學藝術具有獨立的審美本體， 并非他者的附庸。 80 年代中期方法論熱， 包括老三論和新三論， 其主要目的也是拓展思路， 以便從不同學科、 不同視角確認文學具有自身的獨立本體。

文藝美學的創立有著雙重意義： 不僅從理論上解除了工具論對文學功能的禁錮， 更為突破文論研究的本體論瓶頸開先河。 到了 90 年代， 由于沒有繼續出現具有文藝美學那種本體意義的成果， 而西方文論中的本體論卻時有出新， 曹順慶先生便從話語規則的角度， 提出當代中國文論的 “失語癥”①問題： 中國傳統文論的話語規則， 要義在 “意義的不可言說性”, 并衍生出 “微言大義、 文約而指博” 等言說方式，著述也以注、 疏、 傳、 箋等為主； 然而充斥中國當代文論界的卻是西方話語規則， 如現實主義、 浪漫主義、 表現主義、 唯美主義、 象征、 頹廢、 感傷等等。 至于具體闡釋個案， 比如運用內容與形式范疇來解釋中國古代文論中的 “風骨”, 其結果除了方枘圓鑿， 別無收獲。 曹先生文中雖然沒有明言， 但其中有一種認知邏輯： 當代文論研究中的 “失語癥” 與理論創造力的低下是互為因果的關系。

其實， 中國當代文論界所失之語， 倒不一定是話語規則， 運用西方文論的概念術語來闡釋中國當代文學與文論， 并不是 “失語” 的經典表現。 “歌謠文理， 與世推移”,[7]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 任何一個民族的對內對外交流， 尤其不可能囿于傳統的話語規則。 在信息時代， 運用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范疇來言說文學， 評判優劣， 個別的、 小范圍的應該可以， 要想整體如此， 實在無法做到。 所以， 當代文論的真正失語， 還是 90 年代以來本體論創新局面的停滯。 曹先生用以說明 “失語癥” 的典范事例，即解釋 “風骨” 所用的 “內容與形式” 這一對范疇， 其實是由西方傳統本體論來的， 現在， 特別是后現代思潮對此是否定的， 因為本體論發生了變化。 文論本體論不是孤立的存在， 是由世界本體論所支配的。 這個本體論， 是指世界的最終本源， 或者唯一本源。 從古希臘開始， 人們就一直在尋找這個本源，有人說是水、 有人說是火、 也有人說是數， 再就是著名的理念論了。 傳統的世界本體論， 可稱之為自然本體論， 因為人們所探究到的世界本源， 都在與人相對的外在自然世界。 現象與本質、 內容與形式這樣的根本性二元對立范疇， 就由此而來： 本質、 內容指的是世界本源； 現象、 形式指的是對這本源的表現。 在哲學史上， 本體論的原意可追溯至古希臘巴門尼德的存在論。 “存在” 一詞作為概念， 在英文里的表達方式， 為系動詞 to be （是、 存在）， 本無實際含義。 “存在一詞， 古希臘文原本寫作 on. 作為系動詞 ‘是’、 或英文中的 'be', 它代表生成流變、 萬物運轉。 啟蒙之后的歐洲語言， 將它錯誤限定成了動名詞 （onto 或 being） ---從此刪除了存在（to be） 的活力， 使之淪為僵化的本體論 （ontologie）”.

在我國， 存在論曾有好幾個譯名： “（萬） 有論”、 “在論” 或 “是論”. 隨著英語在我國的流行， 尤其是隨著以英語為主要參照系的現代漢語語法體系的建立與大規模普及， to be 的譯名固化為“是”, 原本表示某物 “存在” 的本體論， 也逐步演變為追問某物是 “什么” 的本質論。 “是” 或 “是不是” 的思維方式， 經由現代漢語的合法途徑得以確立， 融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亦扎根于學術研究領域。 在這種自然本體論的支配之下， 文論研究自然也會追究文學的最終本源是什么， 也就是說， 本質主義是自然本體論在文論研究中的演變和延伸， 反本質主義的最終矛頭， 歸根到底還是指向自然本體論的。

研究文學， 追問一下文學是什么， 這是情理之中的事， 為什么要對這種追問發起一場席卷全球思想界的聲討與批判呢？ 道理很簡單： 如果把文學當作一種存在， 絲毫不會影響文學的豐富與變化； 如果確認文學是什么， 豐富多彩、 變幻無盡的文學就被所 “是” 的這個點限制死了。 而且， 為了完成這個“是”, 必須對文學動大手術， 以削足適履， 本質主義的 “死穴” 或 “命門” 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