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思辨最終總是要同現實的人生發生關系，這是大多數人認同的道理。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 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馬克思認定，理論研究的價值就在于其成果能夠打動人、能夠說服人，讓人按學理指示的方向自覺行動；并認為，能夠打動人、讓人信服的理論也必是貼近現實的理論、貼近大眾的理論。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寫于1844年，這段話因此可以視為馬克思在學術理論領域內起步時的一種宣示，從后來的情形看，這確實成為他畢生的秉持。

無論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規律，還是闡釋巴黎公社起義的意義及呼喚人的審美感覺的提升， 都圍繞著人類解放與社會進步這個主軸，馬克思的學術思辨具有鮮明的務實品格。

中國的治學傳統也以“學以致用”相標榜，宋代理學家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擲地有聲，讓所有以天下為己任、欲有所為的中國學人深受鼓舞，引導他們關心書齋外的世界， 使終日操持的學問，能夠在人們的治、平實踐中發揮作用。 王陽明的心學曉暢明白，絕無半點學究之氣，所謂慎思明辯，重心即在“篤志力行”. 明中葉以后，思想界熱中于空談性理、天命，學術與實際相脫離，有感于此，顧炎武寫下《與友人論學書》，大力闡發“博學明善”之道，極力將學人的視線引回周遭的現實。

改革開放前，中國學術界長期受階級斗爭理論的影響， 對學術與現實的關系做了片面的理解，強調學術研究為政治服務，學術遂淪為詮釋現實政治的工具。 改革開放后，反對工具理性的呼聲很高，對學術作用的認識又出現了另一種偏向，為知識而知識、為藝術而藝術也因此得到一部分學人的肯定，學術研究稍稍逾越知識、藝術的樊籬，便有“意圖倫理”和“工具理性”的嫌疑。

在我看來， 急功近利的學術研究不能為人認同，但人為地阻礙學術向學術外世界的自然溢出、融入歷史發展的合力也一樣存在偏頗。

據此來看，文學學術重塑其務實品格有其必要。 文學與人生的緊密關系是人們所熟知的，創作源于大眾的審美需要，創作應和了大眾的愛憎情感，相應地，文學學術也必須以專業的視野了解大眾的當下關注與困惑。 作為學人，對相關問題進行跟蹤研究，為當下的文學發展提供專業的建議，給予思想者的提示，也是份內的責任。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新問題層出不窮，文學學術應當關注當下的審美實踐，不能將學術狹隘地理解為純思辨的抽象和智力游戲。 雖然純思辨的抽象也是人類認識的需要，但正確把握當下呈現的文學現象，分析其利弊得失，為時代服務、為大眾服務， 對文學的發展既能提出微觀的分析批評、又能貢獻宏觀的規劃與設計，這也是文藝理論家可以有所作為、發揮作用的領地。

歐洲思想界曾經長期被經院哲學所霸持，馬克思恩格斯以極大的理論自覺， 倡導務實學風，反對經院化的學術，他們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思辯終止地方， 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真正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 ”文學研究的對象是與生活關系密切的文學，更應注意觀察與分析社會生活中實際發生的審美實踐，脫離當下繁富的審美活動，對時代的審美實踐不置可否，不愿涉入是非，最終只能淪為少數人的自說自話。 我們不能讓過去那種專以羅織罪名的爆破式、棍子式批評再度猖獗， 但在審美文化頗多失范的當下，研究文學的學術豈能不聞不問？ 文學學人如果意識不到文學藝術研究當下關注的迫切需求，那是麻木不仁，與學術研究需要的思辨敏銳、需要的問題意識是背道而馳的。

學術務實的實質就是要關注相關領域內的問題，目前審美實踐中以下三個方面出現的問題尤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第一，審美意識淡化，文學創作日漸萎縮。 小說、散文、詩歌的傳統領地正在不斷萎縮，出版社出版的文學作品不少成了滯銷書。 正規出版社已將出版文學作品視為危途。 文學出版物碼洋的銳減，反映讀者摒棄了通過正規出版物進行審美閱讀的傳統方式。 懷有審美興趣的讀者寧愿閱讀未經專業檢驗、品位不高、隨意率性的網絡作品，從快餐類的娛樂品中獲得審美的滿足。 我們必須認識到拒絕文學經典，拒絕從審美活動中尋獲有益人生經驗的負面效應。 讀者的流失如此嚴重，文學似乎真的走入了黑格爾命定的那個怪圈，難道這位哲人關于文學藝術消亡的預言，真會在我們這一代變成現實？

第二，低俗作品成泛濫之勢。 舞臺表演是藝術審美的共公空間，參與運作的個人或團體理應自律，遵守相應的規范，但現實情況卻令人憂慮。著名相聲演員姜昆對當下舞臺審美文化的低俗時尚，也表現得憂心忡忡。 可能有人會認為姜昆近期對演藝界的批評炮火針對郭德剛，有同行相殘之嫌，但郭的相聲格調不高，是事實，在圈子外也已引起很大爭議。 張藝謀執導的《金陵十二釵》本是嚴肅的抗日題材， 居然也要以床戲招徠觀眾。 不少嚴肅的影評因此發出了“只以床戲搏眼球，藝術家的道德底線在哪里”的追問。 趙本山的不少小品喜歡拿婚姻關系中的第三者說事，其趣味也不敢恭維。 誠然性關系的復雜化、性關系的混亂是伴隨現代化而來較為普遍的負面現象，藝術家加以關注是理所當然的，渡邊淳一不就是因為對現代人性關系的細致描寫與深度思考而獲得了國際聲譽的嗎？ 但喜劇小品因為它的舞臺局限，很難在它有限的出演時長中進行有深度的透視，予人以正確的剖析，要言之，性關系的復雜化并不是小品最佳的題材。 不寧惟是，為了制造笑料， 此類小品對觀眾低俗的趣味還有較多的迎合，與提倡道德正能量更是南轅北轍。 有人因此悲觀地認為， 當代中國審美文化缺失了希望，無論是情感積累還是文化積累都很稀薄。

第三，文學批評缺失。 在文學審美出現許多問題的當口，文學批評在當下的文學場域中的失語或缺席更值得引起人們的警惕。 批評淪為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的奉承。 多數時候，嚴肅的、富含睿智的批評被低俗的眾語喧嘩所淹沒，因批評低俗作品和表演招致圍攻的情形也屢見不鮮，正直的批評者被人視為不懂人情世故、不食人間煙火的另類。 應當知道，摒棄改革開放前的棍子式、爆破式批評，并不能因此放棄作為專業的批評工作者的道義責任，放任那些庸俗的、充滿低級趣味的作品在當今的文學舞臺上滋長漫延，批評家的良心又在哪里？ 批評聲音的微弱，批評的圈子化，批評蛻變為相互捧場， 逐漸成為今日批評的常態。

文學學術應該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直面文學的當下現實與大眾的審美需要，有所作為。 總的來說，重塑當代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正確框范其價值取向，是新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各個不同學科共同面臨的課題， 在由此形成的歷史合力中，藝術審美是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 因此，怎樣為文學藝術的健康發展創造合適的外部環境，應當是文學學術當下思考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