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觀念變革呈現出多元探索發展的趨勢，并且逐漸形成影響較大的幾種主要傾向或理論思潮。其中一種是審美主義思潮，在對過去認識論或意識形態論的文學觀念的批判反思中，致力于將文學觀念扭轉到審美的方面上來，著重從審美的視角來理解和闡釋文學的審美本質特性與價值功能，形成了諸如審美意識形態論、審美本性論、審美超越論乃至純審美論等多種理論學說，標志著當代文學本質論觀念嬗變與創新的一種趨向。另一種則是人本主義或者稱為“人學”的思潮，在對社會現實和人的異化的批判反思中，著重從文學與人性、人生、人的主體性和精神自由的視角，來理解和闡釋文學的“人學”本質特性與價值功能，也形成了諸如文學主體論、人生論、心靈情感論、自由精神論等多種理論觀念，標志著當代文學本質論觀念嬗變與創新的另一種向度。審美主義思潮與人本主義或“人學”思潮雖然在內在精神上存在著一些相通之處，但基本的理論觀念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對于從意識形態論到審美論的文學本質論觀念嬗變問題，筆者另著文進行了專題探討，這里擬對當代文學本質論觀念嬗變的“人學”向度問題，進行專題考察。

一、“人學”向度文學理論變革的持續推進。

通常所謂的“人學”,廣義上是對一切研究人的學問的統稱，其范圍非常廣泛，幾乎所有與人有關的學科都可包括在內。而文學界所討論的“文學是人學”的命題中所說的“人學”,實際上是一種特指，主要關涉人生意義價值的哲學，其主旨在于探尋人的本質特性、人生的意義價值及其理想追求，等等。所謂以“人學”為基礎的文學本質論，就是從“文學是人學”的基本觀念出發，以此為視角切入對文學本質特性與價值功能的觀照、理解與闡釋，從而建構以這種文學本質觀為內核的理論系統。

“文學是人學”是一個頗有影響的理論命題，據說是來源于高爾基的文學思想。1957 年錢谷融發表《論“文學是人學”》①一文，對這一命題進行理論闡發，隨即引起廣泛爭論。在“文革”中，這個問題更是被作為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思想受到嚴厲批判。此后，理論界再不敢談論這個話題，文藝作品也再不敢觸及人性描寫和表現人道精神的禁區。

在新時期初思想解放的背景下，錢谷融這篇著名論文重新發表，作者對“文學是人學”的理論觀點再次進行闡發，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和共鳴，隨之也引發了關于人性、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激烈爭論，使這一理論命題得到了比較充分的探討，一時形成了一股“人學”理論探討的熱潮。與此同時，文學創作實踐也爭相突破各種文學觀念、創作題材和寫作方法的禁區，既出現了大批著眼于批判性描寫社會異化與人性扭曲現象的作品，也出現了不少正面表現人的解放和人性復歸主題的作品，這也就反過來促進了文學理論觀念的進一步變革發展。

20 世紀 80 年代中后期，一方面，文學界仍然持續展開關于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人”的意識不斷覺醒和強化； 另一方面，關于文學研究方法論的討論也逐漸形成熱潮，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在此背景下，文學理論觀念變革的“人學”向度，便以“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討論為契機得到更大的推進。劉再復率先提出的“文學主體性”命題，原本主要是針對文學研究的思維方式而言。在提出這個理論命題之前，他曾著文提出“文學研究應當以人為思維中心”,認為過去的文學研究存在很大的弊端，就是過于偏重從文學反映生活的客體因素方面著眼，忽視文學中“人”的主體因素的作用，因而提倡文學研究的重心應當從客體轉向主體，進一步開拓研究的思維空間。

隨后他發表長文進一步論述“文學的主體性”,強調文學研究要以人為中心，加強對文學主體性的研究，包括作為創造主體的作家的主體性，作為文學對象的人物形象的主體性，以及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和批評家的主體性。他認為，這種人的主體性又體現為實踐主體性和精神主體性，文學活動中的主體性更主要是一種精神主體性的實現。

提出文學主體論問題，意在恢復人在文學中失落了的主體地位，目的在于以此反對文學中的“物本主義”和“神本主義”傾向，反映了文學尋求向人本主義復歸的內在要求。文學主體論問題引起理論界的熱烈討論，這實際上已大大超出了文學研究思維方法論的范圍，逐步深入到對文學本質特性的認識，從而帶來文學本質論觀念的深刻變革。

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后，在市場經濟改革不斷推進、消費社會逐漸形成、大眾文化蓬勃興起的背景下，針對文學的大眾化、世俗化、市場化轉型及其文學精神價值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文學界圍繞“人文精神”失落及其重建問題，又引起了一場頗有影響的大討論。與此前關于文學主體論問題“一邊倒”式的趨同性討論不同，關于人文精神問題的討論一開始便形成了主張“終極關懷”與倡導“世俗關懷”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彼此針鋒相對、爭論不休，最終也難以形成結論。雖然爭論雙方對于人文精神的內涵理解各不相同，但是對于文學應當表現人文精神和體現人文關懷的基本立場卻是一致的，而且這種爭論對于從多種維度深化對人文精神內涵的理解，乃至拓展對文學基本特性和精神價值的認識，無疑都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正是在這場討論的基礎上，一些學者進一步提出并闡發了文學的新理性精神、新人文精神等理論命題，將相關問題的探討不斷引向深入，這都可以看作是當代文學觀念朝著“人學”向度嬗變的一種標志。

由此可見，新時期以來，從“人學”角度來理解和研究文學，的確形成了一股值得關注的潮流。從文學的歷史發展來看，這既是對五四時期“人的文學”觀念的歷史回應，也是在改革開放新的時代條件下，寄托著人們對于人性復歸、人的自由解放與全面發展的新期待，以及對文學的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價值取向的新追求。具體到文學理論觀念變革與建構的意義而言，理論界并不只是停留在對某些文學現象的關注和討論，也并不僅僅局限于對某些具體問題的探討，而是力求提升到更高的理論層面，從文學本體論與本質論的層面上，推進文學基本理論的建設。從當代文學觀念嬗變的“人學”向度來看，正如有學者所說，在“文學是人學”問題討論基礎上形成的文學人類學本體論，成為 20 世紀 80 年代文學本質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④這種文學理論觀念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和沉淀之后，逐漸進入一些文學理論教科書，從而成為當代文學本質論嬗變中較為成熟穩定，也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觀念。對這種以“人學”為理論基礎和主要向度的文學本質論觀念，下面再分別加以考察。

二、“人學”向度文學本質論的多維拓展。

在新時期以來以“人學”為向度的文學理論觀念變革與建構的發展進程中，實際上有各種不同的情況。有的一開始并沒有明確以“文學是人學”的命題作為理論基點和核心觀念來進行整體系統性的理論構建，而是選取與“人學”相關的理論命題作為切入點，從特定的視角觀照和闡釋文學的本質特性與價值功能，顯示出文學本質論觀念嬗變的一種“人學”趨向。

首先是“主體論”的文學本質論觀念建構。如前所說，“文學主體性”命題由劉再復率先提出，所貫穿的基本思想觀念就是主張“文學研究應當以人為思維中心”.就他的本意而言，是說作為文學研究者，不能總是去關注和研究文學反映生活的那些客體方面的因素，而應當去關注和研究文學中的“人”,以文學活動中的人為中心，包括作品中的人物、作家和讀者在內。而人作為文學活動中的主體，是具有主體性的，所以文學研究應當關注和研究文學活動中人的主體性?？梢?，他提出問題的出發點，主要是從如何進行文學研究的角度，也就是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思維方式提出來的，還不是一種直接闡釋說明文學本質特性的理論觀念。不過在這一理論命題當中，就已經包含著對文學的人學特性的感悟在內，如果稍加轉換，從文學存在本身的角度來觀照和提出這個問題，那就顯然具有了文學本體論或本質論觀念建構的意義。也正是在劉再復提出文學主體性命題的基礎上，以及在當時圍繞這個命題展開熱烈討論的背景下，文論家暢廣元和他的學生們及時編著了一部讓人耳目一新的論著《主體論文藝學》。這部論著雖然還算不上是一部全面完整的文學理論教科書，但從它所討論的基本問題和內容體例來看，仍然具有文學理論教材的特點，集中論證了文學基本理論中的一些核心問題。毫無疑問，這部論著的獨特之處，就在于直接從“文學主體性”命題切入，并以此為邏輯起點，展開對文學活動及其作家、讀者、作品、文學傳統等各種相關要素、相互關系的探討，形成自成一體比較完整的理論系統。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當然是對文學活動的基本特性的認識和闡釋，即文學本質論觀念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