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為“臺灣新文學‘成熟期’與‘戰爭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楊逵（楊貴，1905-1985），一生著述活動頗為活躍，其間雖因政治因素而屢遭牢獄之苦并為此耽擱了創作時日，雖也因對政治失望而自 1962 年后作品數量銳減，但始終沒有中止過文學創作活動，即使是在被囚禁 12 年的漫長歲月里，也筆耕不輟。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寫作生涯中，留下了厚重的 12 本文集，無論在小說、散文還是戲劇、詩歌等方面都有所建樹。體裁雖然不一，而強調文學與思想、與社會改造聯系在一起的追求卻呈現出一致性，并貫穿于其創作始末。在《楊逵全集》中《，書信集》是唯一一部收錄了楊逵給家人友人書信的集子。它既記載了綠島十年與妻子兒女的心靈對話，也實錄了獲得自由后與友人的坦誠交流；它既是文壇老兵為經濟所累凄苦生活的剪影，也是”壓不扁的玫瑰花“昂揚向上精神的生動彰顯，同時，也透露出了楊逵的文學觀點，并與其文學創作形成互文現象 .
法國學者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 認為，任何一個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absorption） 和轉化（transformation），由此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概念，即任何一個文本都是在跟現在的或以前的眾多文本的對話中形成?？梢?，文學本身就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合成有機體，任何一個文本的意義都可以在與其它文本 （ 包括歷時的與共時的）的交互指涉中不斷被闡發。英國學者艾略特（ThomasStearns Eliot,1888-1965） 也認為，一個文本的意義可以依據它與整個現存秩序的關系加以評斷。
本文即以楊逵的《書信集》為研究文本，通過對楊逵在 1954-1984 年間給家人友人書信的細致閱讀，尋找反映楊逵文學觀的蛛絲馬跡，并與楊逵其它時期的文學主張進行互文性印證，從而揭示其文學主張的長期一致性與相對系統性?？梢哉f，他力主的”文學的人生反映觀、文學的社會功用觀、文學語言的大眾觀“等三個主張構成了他”三位一體“的文學觀，并成為楊逵文學之路一以貫之的創作追求。
二 、“文學是人生的反映”
論及作品的題材，楊逵多次強調現實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基礎，強調文學的寫實性和觀察社會、認識社會的重要性。這點在他給孩子與友人的信中時有涉及。
1959 年 12 月 19 日的信中說：文藝是現實人生的寫照，不是幻想，對于自己，對于社會，都應有深入的觀察、體會，才能有成就。
1957 年 9 月，在與長子交流時強調：文學是人生的反映，人生又這么復雜，我們不但要在文字上用工夫，更要認識人生社會的奧秘。
1960 年 7 月 22 日，為長子指導寫作時認為：寫些現實觀察，可以促使觀察的深入，也可以把零碎散亂的經驗和知識整理成有條理的。為了加深了解人生，處理人生，也很有益處。與之相應的，對那些脫離現實的作品，楊逵持不以為然甚至是反對的態度。1966 年 2 月 7 日論及武雄的創作：他確有文學之才，但生活偏奇，與現實生活脫節，所表現的很多我們都看不懂。這是否是文學的正路，我很懷疑。
作家通常是屬于時代的，尤其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幾乎沒有一個小說創作者的精神氣度，不受政治環境、文學思潮的影響。當我們回首楊逵的文學創作之路，探索其文學觀形成的原因時，發現”文學是人生的反映“的觀點形成有其一定的社會歷史和文學的必然因素。
1. 社會歷史因素
一個人的人生經驗必定會影響其世界觀的形成，而個人命運又往往與時代風云、民族遭際緊密相連。時代、民族的烙印深深刻在楊逵成長的步履上。楊逵 1905年出生，其時，距離簽訂辱權喪國的《馬關條約》剛剛過去十年。在這一社會歷史環境中成長的楊逵如同其它殖民地人民一樣，在屈辱中成長，也在屈辱中覺醒。尤其是 9歲那年發生的”西來庵事件“--日據時代臺灣漢民族最后一場武裝抗日行動。行動的慘像引發了楊逵強烈的仇恨之情，也形成了他在文學里一以貫之的價值判斷。
在日據時代，楊逵一直不懈地堅持抗日愛國運動，雖先后被捕十次，亦絕不屈服，絕不退縮?！蔽沂堑窖氏伦詈笠豢跉庖嗖幌蛉毡镜男U橫低頭“.強烈的民族意識也促使楊逵在日據時期后三十年的生活和創作自覺地與人民的斗爭緊緊聯系在一起。當一次次的反抗遭到血腥鎮壓，無法實現趕走殖民者的愿望時，一如魯迅尋求的”文學救國“之路，通過文學手段達到啟蒙和宣傳、教育的作用是當時臺灣知識分子們在大陸五四新文學啟發下尋找到的一條民族自救新路。
1924 年楊逵離臺赴日，雖有逃避父母包辦婚姻的原因，也有擴展思想領域的愿望和為尋找民族出路的歷史責任。剛到日本，過的是半工半讀的艱難生活，不僅使楊逵深刻了解了日本底層人民的生活，在同日本進步學生、工人的接觸中，他超越了民族意識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并深受其影響。1927 年，加入臺灣留日學生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希望以此喚醒臺灣留日學生的社會意識。
“文藝是宣傳車”、“文藝是播種機”,利用文藝達到宣揚政治理念是特殊歷史時期必要的宣傳手段。由此，以文藝為手段宣傳群眾、啟蒙群眾，使他們能夠清楚自身受壓迫受奴役的處境，了解被剝削被壓榨的事實真相，抓住人民的想象力，進而激發他們內心的反抗情緒，引導他們走上革命抗爭之路是海峽兩岸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在民族危亡之際達成的共識，因為集體記憶可以依靠這些媒介的增強來更好地發揮效應。因此，堅持現實主義手法”,以民族統一陣線出發的，反日意識高昂“的寫作趨向為臺灣日據時期作家所認同。
與同時代作家相較，楊逵又有其特殊性。他首先是一個社會活動家，然后才成長為一名作家。雖然是因為”對于文學有了深厚的興趣，才赴日專攻文學“的，但也如其所言：到東京”除了學寫文章之外，我還想解決許多人生問題，特別想要解決，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民族問題?！爱斣谏鐣顒又薪鉀Q”特別想要解決“的問題受挫后，文學活動被賦予社會活動般的神圣意義和社會功效”.文學是向人傳達作者的情感的媒介“,基于此，在”1931 年，左傾分子遭大檢舉，社會運動受挫，楊逵以筆代戈，把寫作視為社會運動的另一戰場?！霸谶@”最敏感、最能反映社會生活“的藝術天地里繼續探索、實踐其社會活動之路。
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打上了寫實、抗爭的時代烙印”.他的作品，顯露了他對臺灣土地的溫暖關懷，也表現了他對島嶼上弱者的愛與同情。面對不公不義的事情，他從不保持沉默。他以行動去支持，以文字去抗議，“在社會活動中實踐自己的思想，在文字中闡釋自己的政治信仰，楊逵因之贏得了”臺灣文學的良心“之贊譽。
在被釋后，回到臺灣投入農民運動達 7 年之久，后因社會運動受阻，楊逵選擇了文學，以寫作的方式繼續表達自己的思想與訴求。七年實際的革命活動成為作家面向人生，觀察人生，服務社會的實踐。在具體的社會活動中，他不僅深入體察農民的疾苦，了解了農村中的民族矛盾和階級對立，也積累了一定的斗爭經驗，這為其后來的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而且也促成了他”文學是人生的反映“文學觀念的形成。
2. 文學因素
“面向人生，服務社會”是自五四新文學誕生以來就一直被強調的文學主張。這一主張直接促使現實主義發展成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主流地位的文學思潮，而”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生受到當時世界性的民族自決風潮及中國的五四文化運動的影響?！耙蛑?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觀念自然也影響到臺灣文學的發展。
小學時即閱讀過大量帝俄時代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現實主義作品的楊逵，后來的文學創作取向也受到了這些作品的啟示，啟蒙了他發現社會問題，正視社會問題，進而表現社會問題、最終改造社會的創作思路。留日期間，楊逵又汲取了日本普羅文學”站在勞動農民的意識上，描寫其生活的文學，以打倒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支配的社會為目標“的營養，提出了”文學原本就是作者的心聲或傾訴的具體表現，為了栩栩如生地表達這些心聲和傾訴（主題），才需要結構和描寫?！瓘臍v史的使命來看，普羅文學本來就應該以勞動者、農民、小市民做為讀者而寫“的為大眾服務的觀點。
30 年代以后，臺灣的新文學伴隨著民族民主運動的深入而迅速發展，一批新的作家也應運而生，楊逵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楊逵能夠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恰是受到了被他稱為”是臺灣關心大眾生活的文學元老“賴和（1894-1943）的點撥和提攜。在賴和指導下，楊逵閱讀了大量的臺灣本土文學作品，拉開了文學生涯的序幕。成名作《送報夫》即是經由賴和修改并在其負責的《臺灣新民報》上署以”楊逵“筆名發表的。賴和所承繼的大陸五四新文學的寫實傳統，倡導的”文學就是社會的縮影“”,以民眾為對象“,反映”現社會待解決，頂要緊的問題“的文學主張也影響到楊逵的文學創作。
當社會歷史與文學的幾種因素匯集在一起，已經擁有豐富人生經驗和斗爭經歷的青年楊逵，懷抱把文學活動與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相結合的理想，以”文學是人生的反映“為創作指導思想，投入到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洪流中。1935 年，創辦《臺灣新文學》雜志，在《臺灣文藝》宣告?？那闆r下，獨自支撐起臺灣文學的天空，延續著臺灣文學 20 世紀 30 年代的命脈。臺灣光復后，又積極參加臺灣新文學論爭，并提出建立現實主義和人民大眾的臺灣新文學主張。從書信中，我們看到，綠島時期和重獲自由后仍然一直堅持、推行著”文學是人生的反映“的文學觀念。
3. 創作實踐與文學觀念的互文
在”文學是人生的反映“創作思想指導下，楊逵以創作剖析社會問題，以文學踐行自己的文學觀。他的處女作《送報夫》即是實踐”文學是人生的反映“創作主張的佳作。被譽為寫出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真相并具有文學質量的第一篇小說。
小說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以”我“之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和叔父的來信，從一個側面生動圖解了殖民者瘋狂掠奪殖民地資源的本質，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為發展本國工業，在臺灣窮兇極惡掠奪農民土地發展庶糖種植業的歷史事實。日本殖民者勾結封建勢力，強取豪奪鄉人的土地，導致一出出人間慘劇不斷發生。父親因拒絕出賣土地，被罵為”支那豬“而拖到警所被迫害至死，弟妹也先后死去，最后母親”在 × 月 × 日黎明的時候吊死了“.然而，這種遭遇并非”我“之一家不幸，從母親自殺前留給”我“的信中，”我“看到了臺灣的鄉村在殖民者統治下日益凋亡的事實：鄉里人的悲慘處境，訴說不盡。自你去東京后，跳到池子里淹死的已經有好幾個，也有用繩子吊在梁上死的。最慘的是阿添叔，阿添嬸和他們三個兒子，全家死在火窟里。
在農村農民已經沒有了生路”,我“只好繼續流落日本，希望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工人。然而，一份送報紙的工作，也把”我“逼上了生活的絕路。起早貪黑干了二十多天，只掙了四元多錢，還被扣了五元保證金。小說通過”我“的家庭（臺灣整個農村）和”我（“外出尋找出路的個體）的兩種不同的遭遇暴露了殖民者對臺灣人民殘酷欺壓的事實。
更難得可貴的是，小說從”我“聯合不同國度的窮兄弟，反抗日本老板到最后決定回臺灣尋求道路的抉擇中，體現了楊逵超越民族意識的階級思想。也是楊逵成為”‘具有豐富運動經驗的’文學家“的表現。同為送報夫的日本人田中君的所為，使”我“意識到日本人之間是有差別的：一個是田中，他甚至節省自己的伙食，借給我付飯錢，買足袋，聽到我被趕出派報所了，連還給他的錢他都不拿而推回了……，另一個就是人面獸心的派報所老板，他對走投無路的失業者，竟用‘征募送報夫’的美餌騙走我們的保證金，驅使我們為他工作后，竟一錢不付地趕出來。
伊藤的話更讓”我“明白了階級對立問題：日本的工人也反對日本政府壓迫臺灣人，糟蹋臺灣人。使臺灣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權的人。就像騙了你的保證金之后又把你趕出來的那個派報所老板一樣的人。到臺灣去的日本人，多數就是這一類的人。他們不僅對于你們臺灣人如此，就是在日本內地，也是叫我們吃苦頭的人呢……與《送報夫》相似，創作于 1937 年的《模范村》，以”七·七事變“為背景不僅再現了日本人在臺灣農村建立”模范村“的故事，也揭露了所謂”官民一心，協同建設“”模范村“過程中，臺灣農民在殖民者和封建地主階級雙重夾擊下被欺詐的史實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反映出一部分臺灣人已具有鮮明的階級對立意識和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又如《鵝媽媽出嫁》，童話般的富有戲劇性的標題下講述的卻是殖民地人民生的艱難和掙扎。以一家日本醫院院長對養花賣花者”我“的百般刁難，揭露了日本殖民者貪婪自私、巧取豪奪的本性和臺灣人民在侵略者經濟榨取下苦苦掙扎的生活困境。
由上，楊逵的文學創作自覺承繼了大陸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在”文學是人生的反映“藝術追求下，提倡并力行現實主義，集中表現日據時期臺灣人民所受到的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掠奪和文化上被奴役的苦難及不屈的抗爭，在創作實踐中貫穿著”反躬自省的主體的一些零星的觀感、情緒和見解“,努力使自己作品融入喚醒臺灣人民民族意識和開展民族解放斗爭的時代洪流。
不過，楊逵并不僅僅只是對臺灣人民的苦難人生進行真實描繪，而是始終燃燒著理想的光芒，以濃烈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昂揚起人民追求解放、自由、平等的希望?？梢哉f，他的創作”是揭示歷史道路的文學，是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心上點燃一盞燈的文學?！斑@種藝術效果的獲得源于楊逵對文學社會功能的強調。
三、文學的社會功用觀
因其清醒的現實主義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楊逵被視為充滿昂揚的民族意識和抗爭精神的文學斗士?；凇闭嬲b賞藝術的是大眾，只有少數人理解的不是藝術!真正的藝術是虜獲大眾的感情、撼動他們心魂的作品“的認識，楊逵非常強調文學作品的”精神對大眾的影響力量“,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他堅信”真正的寫實主義是要捕捉真實狀態下人與社會、或人與人之間關系“,堅持以文學反映社會人生，通過文學媒介真實記錄臺灣人民辛酸的現實生活、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殖民者政治的高壓、經濟的壓榨、文化的征服，”重寫臺灣歷史“還歷史以真相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既是楊逵文學作品的主要內容，也是其走向文壇的初衷，是決定他面向人生選取現實主義方法進行創作的必然。如其所言：
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來的抗日事件對我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1. 文學的”控訴“與啟蒙價值
以正視聽，還歷史以真相本乃楊逵踏入文學之路的初衷。以寫實的文學作品，揭示社會生活的真相，使民眾覺悟，真正了解社會、認識自己，進而揭竿而起進行階級斗爭，爭取光明未來，實現文學的啟蒙意義是楊逵文學活動的永恒理想和努力目標。賴和終其一生追求的讓文學成為”民眾的先鋒，社會改造運動的喇叭手“”,忠忠實實地替被壓迫民眾去叫喊“#9的文學理想在楊逵的身上得以承繼。
1948 年《臺灣文學》創刊號上刊出的征文原則中明確表達了重文學社會功利性的傾向：本刊歡迎反映臺灣現實的稿子，尤其歡迎表現臺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動向的創作，報告文學，生活記錄等。歌功頌德，無病呻吟，空洞夢幻的美文不用。這應該說也是楊逵本人文學主張的反映。
文學既然是表現生活的手段，那么臺灣新文學運動應革除”吟風弄月“”、無病呻吟“的文字游戲，致力于文學的”控訴“精神，排除自然主義文學那種綿密的黑暗層面描寫，追尋光明，喚起人們心底深處的”希望“.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是針對吟風弄月、無病呻吟之類的文學游戲而產生的，對文學的第一要求是”吶喊“.
也許題材和技巧會因時間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但它的內容絕不應是無病呻吟。我覺得，文字的游戲和華麗辭藻的堆砌 , 都和文學的本質無關。
因而，在我們同情《送報夫》中深受民族壓迫、階級剝削之苦的農民境遇時，也為楊逵信心滿滿回歸臺灣準備發動工人運動而振奮；從《模范村》中啟蒙者阮新民的出走暗示和陳文治與村中十幾位年輕人共同學習《團結就是力量》等進步書籍看到了社會活動者楊逵文學寫作的目的《。春光關不住》結尾固然有直白說教的意思，但確也彰顯了殖民地人民壓不垮打不壞的堅韌質量。從《種地瓜》中”清輝連頭也沒回地回答著，蹦蹦跳跳地跑向田園“的身影，看到了殖民地人民生的堅強；《萌芽》中花圃里種子由發芽到慢慢生長帶來的快樂與美好希望，分明表達出了殖民地人民樂觀堅毅的生活態度?？卦V現實的壓迫，描寫生活的苦難，在逆境中生出希望的火花，引導人民該以何樣的態度去生活，以何樣的方式去抗爭，從而獲得民族的解放是楊逵改革社會思想在文學作品中的生動演繹。
2. 文學的精神療養與美育功能
除了強調文學有控訴社會黑暗，燃燒起理想之火的社會功能外，在對子女的教育引導中楊逵還提出了文學乃一劑精神療養良藥的觀點，可以使人注意力集中，幫助解除個人精神上病苦。1958 年 1 月 4 日在給長子的信中談到：你每天看到、聽到、做到、學到的事情，詳細寫來給我，你就會把你散漫的精神集中，整理地有條理，要解決便容易了。這是醫治神經衰弱最好的辦法，也是開拓你的出路最堅實的基礎。
當然，文學的美育功能也不容忽視。他認為文藝是美的，善的，可以起到陶冶人的性情，凈化人心靈的作用。1956 年 9 月的信中說：無論從事的是什么職業，看看文藝作品以陶冶心性是很要緊的；練習用文字來充分美滿地表達自己情感與意思，更是必要的。
楊逵一直沒有放棄對孩子的教育，尤其是精神上的引導，也沒有忘記發揮文學利器的作用。從綠島時期的家書中，他對子女諄諄教導：專愛看動情的小說，也許是造成你這樣任性、感情沖動的原因，暫時下苦功夫做一些培養理性的工作，如把翻譯專心貫注做一段時間，對于你也許是有益的。文藝是現實人生的寫照，不是幻想，對于自己，對于社會，都應有深入的觀察、體會，才能有成就。
總之，文藝在楊逵這兒不是脫離人間，不食人間煙火的尤物，而是貼近生活，具有民間性、現實性的精神創造。它既有楊逵的文學理想，也是楊逵創作經驗的外現。日據時期，文藝當是富有控訴力的戰斗書，是點燃勝利信念的星星之火；和平時期，文藝則是修身養性、去除心理疾苦的良藥。
四、文學語言的大眾觀
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對臺灣人民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壓迫、剝削，而且在文化上也推行同化政策。日語的極力推行即是其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
1. 語言的殖民化
通過語言的學習不僅可以控制人們的思想，而且也利于政令的推行，進而達到奴役被征服地人民的目標。1895 年以后，臺灣逐步強化了日語教學的規定?！氨R溝橋事變”后，更是變本加厲推行”皇民化運動“,如廢止漢文書房 （ 私塾 ） 、報刊禁用漢文、禁止使用漢語等。日據時期的大多作家勢不得已地”自然也無奈的傾向日文寫作“,如此顯著的第三世界的漢語言就”處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生死搏斗之中“.因為他們不能像賴和那樣嫻熟地駕馭國語，縱使心有余而往往力不足，他們以異國的語言宣泄本民族的情感：我早期曾以日文著作 !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當然想用自己國家的文字寫作，但我自幼便一直接受日文教育，根本沒有中文的基礎 !
不容否認，楊逵即是那些”自然也無奈的傾向日文寫作“的創作者中的一位，其生活”風格與方法都受了日人很深的影響,“只是”到臺灣光復那一天為至，我一直都是與一部分日人的錯誤觀念斗爭過來的，因而也吃過了十次日人給我備辦的牢飯。
2. 文學創作的國語化。
為了達到宣傳民眾，讓講臺灣話的臺灣民眾能看懂、聽懂作品的內容，明白作品的主題，使文學作品真正走向大眾化，楊逵也曾積極以民族精神挑戰語言，嘗試用閩南話寫作，但終因假借字太多，不得不放棄。對于本民族語言，楊逵一直充滿熱情和敬意。臺灣光復后，年屆四十的他，中止了日文寫作，零基礎學習中文《。我的小先生》一文即生動再現了楊逵夫婦在光復后向次女素絹學習國語的情景：我們的課堂是寫字間、廚房、洗臉室、餐桌旁。上課的時間沒有硬性規定。
從”ㄅㄆㄇ“開始，學到日常用語--如洗臉、洗手、吃飯、上學去……等這一類的日常用語。
付出總有收獲，1948 年刊登在《中華日報》《臺灣文學叢刊》《力行報》《新生報》上面的”民謠詩“即是楊逵嘗試用國語寫作的有力明證。
綠島時期，雖身陷囹圄，但楊逵仍以其一貫的達觀的人生姿態，”不憂、不惑、不懼“地堅持自學國語，并視之為是自己正式學習國語的開始，學習、讀報訓練和寫作實踐齊頭并進”.辛勤學習國語，竟能以通暢的國文寫出了許多心聲，為楊逵文學的后期，做了錦上添花“.
1956 年起始在監獄內的《新生活墻報》《新生月刊》上發表作品。雖然楊逵也承認”我的文章里有些句子帶點兒臺灣調，不夠國語的標準，“但楊逵是努力進取虛心學習的，1957 年 4 月給孩子的信中還說”:我現在寫文章，還時常為了幾個語句要到處去請教人家呢?！岸裔槍W習中出現的問題他也以一向的樂觀和永遠充滿希望的自信說”:時間會解決一切?！熬粗貒Z，熱愛國語，但又不墨守成規。楊逵以一種發展的、開放的語言觀堅信”:國語的標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將來還會變的，它變化的一種方式是，時刻在接受融會外來語與方言，而愈變愈美愈豐富?？梢?，無論是外來語或是方言，只要它是含義正確，含蓄豐富的好語句，我們就應該盡量采用它，才不致貧乏?！?. 文學語言的通俗性。
無論是用日語還是中文寫作，楊逵都一直強調語言的通俗性。這或許與其對普羅文學的認識有關”.從歷史的使命來看，普羅文學本來就應該以勞動者、農民、小市民作為讀者而寫?！盀榇蟊姸鴮懙氖姑袥Q定了楊逵的書寫語言必須選擇群眾性的通俗語言。早在 1934年《評江博士之演講--談白話文與文言文》一文中，針對江亢虎反對白話文的謬論，楊逵反駁道：使用最容易普及，最容易被大眾理解的文字，而且是能夠最完整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白話文，才是達到文學的最高目的之快捷方式。力挺白話文，該與白話文”最容易大眾化“,通俗易懂的特征密不可分。
在堅持文學語言的群眾性、通俗性方面楊逵從來沒有動搖過。臺灣光復后，在論及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時，即曾概括說：在思想上所標榜的是”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學“,在表現上所追求的是淺白的大眾形式。這”淺白“應該不僅指表現手法還應包括語言的通俗易懂，即陳芳明所言的”民間的、群眾的“的特點。
亦如他所言：文學不再是貴族式的專利，要平民化，希望小學生都懂得淺易文字，寫出最深刻的文章，這是我的目標。1957 年他的”常常從無學文盲的農人、老太婆、小娃娃們聽到比書本上得來的語句更美更有含蓄的語句呢!我們豈可以忽視這些在現實生活中創造出來通用的活生生的語言嗎？“的意見依然是這一觀點的體現。1982 年，楊逵仍強調：內容上，第一要言之有物，第二要真實，在表現上，文學應該盡量淺白，技巧固然要研究，但不必要太多的文學花招。
可以說，語言的平民性、大眾性的自覺選擇是其文學社會性、人民性追求在語言上的體現。
不過，文學語言的淺白并不代表文意的一覽無余，所以楊逵在強調文學語言要淺白、通俗易懂時又追求以平實的語言表情達意，他反對以汪洋恣肆的語言遮沒文意的深刻。之所以反對”以情感來淹沒了理智“的做法，是因為認為那太孩子氣。通過理性的沉潛節制蓬勃外溢的沖動的感情，使感情凝練、含蓄，進而產生留白的空間，在增添作品本身韻味的同時引領讀者不經意間的深思，從而提供一種反復把玩、推敲的可能，達到主題深化的效果。
五、結語
通過對楊逵綠島時期家書和 20 世紀 60-80 年代書信的爬梳，聯系 20 世紀 30-40 年代的文藝思想，結合楊逵創作的互文性參證，我們發現，無論是日據時期還是和平年代，”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是綻放著理想主義光芒的現實主義作家楊逵文學觀中最為凸顯也最為基本的內容，文學的社會功利性、語言的淺白通俗等藝術追求建立在”為人生而藝術“的觀念之上，后二者是前者在實踐中的推行，前者是后二者的行動指南。站在本體研究的角度看，文學是人生的反映觀關注的是作品的內容，文學的社會功用觀關注的則是作品的教化效用，而文學語言的大眾觀則關注作品的形式，三者組構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內容、功用、形式“三位一體的楊逵的文學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