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偉斌同志一生最重大的研究課題是元稹研究。在研究生畢業之前及以后，他是我家的?？?，談論得最多的自然是元稹研究。三十五年來，吳偉斌同志心無旁騖，專心致力于元稹研究，先后出版了《元稹評傳》、《元稹考論》等專著，學術界反映甚好。我曾經說過:“《元稹考論》與《元稹評傳》兩書互相補充，互為印證:《元稹評傳》全面展示了元稹生平的各個方面，是《元稹考論》論述元稹的堅實基礎。而《元稹考論》解決了元稹的諸多重要問題，是《元稹評傳》闡述元稹一生事跡的有力支撐?！?/p>

而即將出版的《新編元稹集》成果更是豐碩，這是迄今最全、最新、最可信、最權威的元稹詩文整理本。吳偉斌同志從每一篇元稹詩文著手，不放過詩文中的一詞一句，針對千百年來諸多名家、大家否定元稹的不實之辭，提供更多、更實、更具體的證據，繼續顛覆諸多名家的舊說，為飽受冤屈的元稹全面翻案。它既是《元稹考論》、《元稹評傳》的出發點，也是《元稹考論》、《元稹評傳》的繼續與拓展，成為元稹研究更為堅實、更為廣博、更為可信的基礎。

根據《舊唐書·文苑傳》、《新唐書·文藝傳》以及《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的描述，元稹是唐代文苑里的著名詩人與文章家，他與張說、蘇颋、權德輿、李德裕等大家并名文苑，又與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李賀、杜牧、李商隱等名家齊名詩壇，史家有“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的結論。而近一百年來出版的許多“中國文學史”著作，卻對元稹評價甚低，批評遠多于贊譽，這既不符唐代歷史的實際，對元稹來說也極不公平。

而吳偉斌同志正是在研究生學習剛剛開始的時候，就緊緊抓住了這個非常重要的元稹評價問題，將它作為自己的畢業論文內容。作為他的輔導老師之一，我曾親眼目睹了他開始起步時的艱難:當時國內只要涉及元稹的，毫無例外都是批評元稹之為人，貶低元稹之詩文，其中也包括少數名家、大家;而吳偉斌同志對元稹的研究一開始即表明準備為元稹作實事求是的評價，稍有常識的人們都會明白，初出茅廬的學子這樣做將面臨怎樣一種困難的境地，他能夠如愿成功嗎? 我在暗暗鼓勵他幫助他的同時，也不禁為他捏著一把汗。三十五年的歲月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吳偉斌同志卻以他近千萬字的元稹研究成果告慰為他付出汗水的老師們、朋友們。綜觀吳偉斌同志的元稹研究，我有如下體會:學術研究貴在獨立思考，不拾前人牙慧，不炒他人冷飯?，F在學術界有一種不易為人理解的怪現象，就是沒有經過自己艱苦卓絕的鉆研與深入細致的研究，就將前賢今哲的某些研究成果隨手拿來，拼拼揍揍就成了自己的“著作”。更有甚者，有些人采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之后，卻不在自己的著作里面作任何說明，這就更不應該了。吳偉斌同志的元稹研究不是這樣，他從元稹原有的每篇詩文著手，從每篇的字、詞、句開始，從實際出發，根據查詢所得的依據，經過獨立思考，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其與他人結論不同之創新成果，也就水到而渠成。吳偉斌同志對元稹詩文的編年，首先要把每一篇詩文放在元稹三十九年詩文創作實際中加以考察，確定其應該所在的位置;其次是把它與同時代詩人如楊巨源、李德裕、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張籍等人的同一年份作品進行比較，考察他們之間的關系;再次是將有關元稹詩文編年的同類學術著作，如《元稹年譜》、《元稹集編年箋注》、《元稹年譜新編》加以比對，發現異同，采錄其合理的編年，摒棄其錯誤的意見，從而得出自成體系的二千五百六十六篇元稹詩文創作的“路線圖”。如果以《新編元稹集》的編年為參照，《元稹年譜》、《元稹集編年箋注》、《元稹年譜新編》的編年相同率僅僅只有百分之五上下，書后附錄的《＜ 新編元稹集 ＞ 與 ＜ 年譜 ＞ 、＜ 編年箋注 ＞ 、＜ 年譜新編 ＞ 編年對比表》就清清楚楚將四書的異同呈現在讀者面前，讀者一目了然，自可作出判斷。

學術研究貴在不唯多數是從，貴在不唯名家馬首是瞻。吳偉斌同志的元稹研究是以詳實的證據、周密的論證，全面考論元稹事跡，對不符元稹生平的諸多名家的權威結論進行大膽的商榷，因而訂正了《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書中的不少錯誤記載，提出了與傳統說法大不相同的許多新觀點，從而勾勒出元稹的歷史本來面目，破解了中唐歷史上的不少謎團，并解決了學術界關于元稹評價上一直無法自圓其說的諸多問題。這樣的正誤在《新編元稹集》中隨處可見，近期已經發表的《后人對元稹詩文的誤讀誤解》、《論劉本 ＜ 元氏長慶集 ＞ 之貢獻與缺憾》、《關于元稹 ＜ 郭釗等轉勛制 ＞ 的標點與編年》、《＜ 元稹集編年箋注 ＞ 錯誤舉隅》就是其中的一些例證。尤其如更正魯迅先生對《鶯鶯傳》“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的錯誤論斷，改正陳寅恪先生關于《鶯鶯傳》作于貞元二十年的錯誤編年，糾正岑仲勉先生對元稹家族世系的不當敘述以及對元稹詩中“李六”與“李十一”的錯誤判斷，以及《新編元稹集》對諸多名家關于元稹“勾結宦官”、“以張生自寓”等等說法的訂正，尤為用力而珍貴。

學術研究貴在證據，貴在嚴謹，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所謂的“結論”就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不僅經不起時間的檢驗，而且常常要鬧出令人捧腹的笑話。吳偉斌同志的元稹研究，大到《鶯鶯傳》作年的認定、長慶元年科試案真相的揭示、元稹與薛濤男女私情以及唱和關系的否定，小到一詞一句的考實，無不舉出令人信服的證據，然后作出符合實際的結論。如元稹《和樂天贈吳丹》有“傳聞共甲子”之句，《元稹集編年箋注》以為“共甲子即同齡人”，將年齡前后相差三十五歲的元稹、白居易、吳丹三人視為“同齡人”;而吳偉斌同志根據有關文獻如白居易《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并序》、《新歲贈夢得》、劉禹錫《樂天示過敦詩舊宅有感一篇吟之泫然追想昔事因成繼和以寄苦懷》、《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為賀》作為證據，結合《舊唐書》之《白居易傳》、《劉禹錫傳》、《崔群傳》的記載，對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釋:“共甲子:即共有同一個甲子周期?！币嗉础八麄內硕汲錾谕患鬃又芷谥小?“共甲子”不等于“同甲子”，“同甲子”才是“同齡人”，“白居易、劉禹錫、崔群均出生于在大歷七年\\(772\\)，因此劉禹錫、白居易、崔群他們才可以在詩篇中說‘同甲子’”。類如的例子還有很多，如舉出元稹《贈田弘正等母制》“幽魏并揚”之“并”、《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韻》之“崔侍御”以及《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之“延之”等，都是糾前人或時人的誤讀，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學術研究貴在思路嚴密，吳偉斌同志的詩文編年就是這樣:《新編元稹集》采錄詩文二千五百六十六篇，從元稹最先面世的第一組文章《答時務策三道》，到元稹謝世前最后一篇存留的《遭風二十韻》，不問是文章，還是詩歌，也不問是“劉本”《元氏長慶集》內之詩文還是散佚散失在諸多文獻中的詩文，一律都是按元稹寫作時間之先后排序，不僅落實到某年，甚至還精確到季、月、日，雖然不能保證所有排序的詩文全都合理，但由此形成的則是元稹一生詩文創作清清楚楚的“路線圖”，既方便研究者查閱，也方便讀者使用。而隨手翻閱近年出版的幾部元稹研究的同類著作，編年就比較隨意。如元和四年，元稹《除夜》詩之后，《元稹年譜新編》編年詩歌《竹簞》等詩九首，《元稹集編年箋注》編年《燈影》、《行宮》等詩十四篇，《元稹年譜》編年《劉頗詩》等四首，而這顯然是有悖常理的編年。

學術研究貴在追求真相。吳偉斌同志在元稹詩文輯佚的過程中，也曾遇到前賢時哲將一些本來不屬于元稹的詩文歸屬于元稹名下，如《論裴延齡表》、《又論裴延齡表》、《詠鶯》、《桃源行》、《送裴侍御》、《漫酬賈沔州》、《西郊游矚》、《詠徐正字畫青蠅》、《長安道》、《詠瑠璃》、《椶櫚蠅拂歌》、《始聞夏蟬》、《精舍納涼》、《詠露珠》、《南園》、《看花招李兵曹不至》、《紅藤杖》等等詩文 66 篇，均有古代文獻記載，有些研究元稹的著作即將它們都歸屬在元稹名下。但吳偉斌同志根據有關文獻加以嚴肅的甄別，將它們剔除在元稹詩文之外，并附錄在全書最后，列出根據，考出這些詩文的真正作者，辨明真偽，告知讀者。

學術研究貴在還原歷史的真相，探求事物的本來面貌，吳偉斌同志的元稹研究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北宋末年劉麟父子整理編集的《元氏長慶集》原有 978． 5 篇，前人估計“十存其六”，散佚之篇不在少數，散失之篇更多。前人輯佚 304． 5 篇，吳偉斌同志獨家輯佚 1283 篇，共輯佚元稹詩文 1587． 5 篇。

這樣，《新編元稹集》共收錄元稹詩文2566 篇，是今存劉麟父子編集的《元氏長慶集》詩文的2．6 倍，這在我國古代文學的整理中并不多見。雖然還不能說元稹的全部詩文已經毫無遺漏地畢集于《新編元稹集》之中，但與前人相比，與時賢相較，吳偉斌同志可以說是做得最努力的一個。由于他的辛勤勞動與深入研究，元稹詩文創作的篇目得以基本呈現，元稹詩文創作的原貌得以基本還原。根據輯佚元稹詩文1587．5 篇的事實，與劉麟父子編集的《元氏長慶集》原有978．5 篇相比較，前人估計的“十存其六”，應該是“十存其四”。而且更為難得的是，他還對元稹全部詩文逐一編年，落實到年、季、月、日，極少例外，還原一千多年之前元稹逐年逐月走過的創作道路，為讀者認識元稹、了解元稹提供了可貴而又可信的資料。

學術研究貴在堅持。從《元稹評傳》、《元稹考論》、《新編元稹集》可以看出，吳偉斌同志研究元稹既有相當的廣度，更有相當的深度。而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三十五年來始終如一的堅持。開始研究元稹的時候，吳偉斌同志的研究困難重重，但他不輕言放棄，默默地堅持，甘坐“冷板凳”，一直堅持到《元稹評傳》、《元稹考論》出版的 2008 年，人們才開始認識他研究元稹的價值所在。取得一定成績后，他仍然不言放棄，繼續孜孜不倦地埋身在古代文獻之中。天道酬勤，篇幅巨大的《新編元稹集》果然接著面世，為元稹研究作出了新的貢獻。

總而言之，吳偉斌同志的新著《新編元稹集》從最基礎的字詞句做起，注釋并非照搬工具書，而是結合元稹的生平實際，精詳獨到，發他人之未發，令人信服。箋證時見警語，融進其三十五年的研究心得，更見功力。而其編年，糾他人諸多之誤編，更是難得。詩文混合編年，打破傳統習俗，有利后人研讀，實屬不易。甄別采錄，別具新貌，值得關注，應該重視。

元稹研究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遠，希望吳偉斌同志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研究，希望他有更多更好的元稹研究著作問世，使元稹研究開辟新天地，再上一層樓。